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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我党北方农运战线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回忆战友郝清玉同志
薄一波 刘澜涛 王丛吾 李运昌 徐彬如
郝清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党北方农运战线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于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河北正定地区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保属特委书记、顺直省委(即北方局)常委兼农委书记等职,并一度主持顺直省委的工作。为了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历尽艰险,足迹踏遍晋、冀、鲁、豫、热、察、绥、陕和平津等省、市,唤起民众,传播革命火种,同敌人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 1931年4月,他在天津被捕。由于敌人的长期摧残,1935年9月他病故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时年32岁。
郝清玉同志1904年生于河北正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时因生活所迫,出外谋生,在北平一家鞋店当制鞋工人。在这期间,他与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结识,接受了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
1924年春,清玉同志回到家乡,和尹玉峰等同志一起,为筹建正定地区我们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瓜分,国内各路军阀争权夺地,矛盾重重。正定为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天灾兵祸,民不聊生。就在这时,正定地区我们党的组织成立了。为解决联络机构和掩护职业问题,尹玉峰同志说:“清玉同志是有名的皮鞋匠,就开个鞋铺吧!”清玉同志四处筹集资金,聘请人员,并为鞋铺取名为“裕华鞋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鞋庄开张营业了,为后来正定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正定党组织几经扩大改组,由特支发展到中心县委、地方委员会,成为领导这一带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清玉同志以他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全身心地投入发动群众、壮大党的组织工作中去。他说:最要紧的事,是到农民中去,讲清楚他们为什么受苦,提高他们的觉悟,再在觉悟的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基础工作搞好了,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了。他不知疲倦地深入田间、地头和贫苦农民的茅屋草舍,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当时农村教员中的一位共产党员,对清玉同志这种艰苦创业精神写过这样的话:“日走阡陌,夜宿草堆,饿食干粮,渴饮冷水”。
1927年旧历五月,清玉同志等成功地领导了正定地区万余农民暴动。当时,奉系军阀为搜刮民脂民膏,巧立名目,增加捐税,预征钱粮,正定地区又下了一场冰雹,更把劳苦大众逼上了绝路。中共正定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农民暴动。五月十七,是正定地区城隍庙会,方圆几十里的群众来到这里,向县公署冲去。清玉同志带领群众冲进县公署大堂,他举起三节鞭,把大堂屏风打了个粉碎。县知事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预征钱粮、讨赤捐等捐税。这次暴动打击了奉军的反动气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28年春,清玉同志调到顺直省委,任省委委员兼农运部长,但他仍然很少坐机关,总是往来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察、热、绥等地区指导工作,每到一处,便向当地干部传授农运工作经验,培训干部,推动这些地区农运工作的蓬勃开展。
1928年7月,顺直省委由于不团结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进行。党中央决定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刘少奇同志参与省委领导,并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顺直省委,清玉同志当选为省委常委。
在这期间,清玉同志坚持党的原则,极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在顺直省委的机关刊物《出路》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既是共产党的信徒,共产党就是我们的终身出路。我们就应当处处恭敬他、亲爱他,使他一时一刻地不要与我们分开。不要总指责省委错误或市委错误或某个人的错误,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固然谁有错误,谁负责任,但党并不是几个人的党,我们应当站在共同的地位上,一天一天的在工作中努力改造党、健全党,使党真正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清玉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光明磊落的品质,我们这些老同志现在回忆起来,仍很敬佩他。
当时,党中央发布了《中央致顺直省委并转全体同志的信》,并派周恩来同志来顺直解决问题。12月,周恩来同志到天津后,与省委常委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对清玉能全面客观地介绍省委存在的问题表示赞赏,对他的胆识、工作魄力和个人品德,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接着,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北方党代表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组织,郝清玉同志仍当选为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这次会议在北方党发展历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清玉同志积极贯彻执行12月会议精神。12月扩大会议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顺直省委的工作出现了从来未有过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清玉同志曾一度主持顺直省委的全面工作,他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直奉军阀混战的间隙,正确地引导已经复兴的群众革命斗争情绪,扩大革命的影响。清玉同志还经常采用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重点深入到冀东和豫北等地,1930年上半年又到直南的磁县、濮阳、大名等县,推动这些地区的工作,使党的各级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30年5月,中央派贺昌担任顺直省委书记,传达贯彻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游击战争,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路线。
7、8月间,清玉同志以省委常委、巡视员的身份,兼任保属特委书记。这时的保定地区党组织,已经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清玉同志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贯彻“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指示,在这一地区条件尚不成熟,制止了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很少实际效果的左倾盲动行动。他指示保属党的各级党组织“要完全进入秘密工作状态,千方百计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真正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争取得到人民的保护,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更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保属特委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改变了过去被动的状况,打开了局面。一次,清玉同志选择在保定市有名的“白云章包子铺”,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地处繁华街道的“白云章包子铺”,居然能利用来召开特委会议。这除说明清玉的胆识、工作魄力和对敌人的准确判断外,还说明,短短几个月保属特委工作已大大改观了。在同志们的配合下,特委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的任务。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宣传群众,发展党的组织。这一时期,保属特委的党、团组织,以及各种群众组织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他倾注全力抓了特委及所属各县委、中心县委及市委领导成员的培养教育工作。他关心同志,在熟悉每个成员的出身和阅历、特点之后,便放手使用他们,在使用中培养干部。不少干部觉得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提高快,工作出成绩。清玉同志特别重视对同志们进行气节教育和党纪教育,教育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灵活机动地和敌人作斗争,如被敌人盯上而不能逃脱时,要销毁文件,必要时要吞到肚子里。在清玉同志领导下,特委制定了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和制度,使保属特委的工作得到了稳固的发展。
1930年8、9月间,保属特委决定,在完县“五里岗”和博蠡一带举行武装暴动。特委军委书记张兆丰同志到博蠡指导暴动的准备工作。暴动前夕,特委书记郝清玉向参战的干部、战士做动员,号召大家“勇敢杀敌,为建立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两次暴动,都狠狠打击了敌人,对党以后的武装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缺乏作战经验,“五里岗”暴动遭到了较严重的损失。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清玉等同志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举行这样的暴动是不适宜的。
1930年11月间,清玉同志回天津参加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仍然传达贯彻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路线,清玉同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条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回保定后,他没有向保属党组织传达会议精神,坚决顶住了省委关于撤销党、团组织,成立“特别行动委员会”的指示,保持了这一地区的党、团组织的相对稳定。
清玉同志在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党员和群众同凶恶的敌人作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巧妙地保存自己;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斗争,既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又不伤害同志,不使党的元气受损。
1931年3月,清玉同志调回省委。团省委机关出了叛徒,危险不时向他袭来。他对爱人说:“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他的理想,为了工农民众不再过牛马不如的生活,牺牲自己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931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清玉同志在天津被捕,起初押在天津市警察局,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面前,他丝毫不为所动,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以后,又由于另一个叛徒的当面指供,暴露了他顺直省委领导成员的身份,从此,清玉同志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同年8月,清玉同志被押解到北平“陆海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判刑后,被押送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下的草岚子监狱,对共产党人实行法西斯反省政策,妄图摧垮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他们先是进行残酷的肉体迫害和精神折磨,并辅之以封建法官讲佛经、洋神父说教;后来又宣布对政治犯进行定期“审查”,六个月为一期,凡三次“审查”仍不反省的就枪毙。面对敌人残酷、卑鄙的种种手段,清玉同志叮嘱难友“要经得起考验,要站稳立场”,鼓励大家同敌人进行斗争。为了改善狱中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展开了绝食斗争。清玉同志拖着被敌人折磨的病弱身体,积极参加绝食斗争,绝食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终于迫使敌人接受了绝食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清玉同志这时病得很厉害,敌人乘机向他进攻:“给你手上抹点墨,只要在这上边按个手印,就送你到德国医院去治病,送你出去。否则就送你到天桥(刑场)去!”清玉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们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人民,应该反省。我是抗日革命到底,无过可悔,送天桥、地桥随便吧!”在敌人变本加厉的折磨下,清玉同志的病情急剧恶化。就在生命弥留之际,他仍在关心着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经常向同志们说:“看看今天的报纸,有什么好消息”。当时报纸上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朱、毛率领红军向陕甘方向流窜”。清玉同志听到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们过来就好了。”
1935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儿子郝清玉同志与世长辞了。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子孙后代的幸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5版()
专栏:

为人民勤奋“作茧”
——记河北省武邑县“忘我工作的好干部”张定荣同志
1981年12月11日上午,寒风凛冽。在河南省确山县城大街上,踉跄地走着一个身材矮瘦、穿着旧工作服的中年人,用手紧紧按着肝区。突然,他身子一晃,一头栽倒在大街上,昏过去了。一位过路的三轮车工人见此情景,忙把他抱上车,飞速地向县医院驰去。
不一会儿,确山县酒厂接到医院的紧急通知:前来协助建厂的河北省武邑县酒厂干部张定荣,因患肝坏死,生命垂危。
这个49岁的中年人昏沉地躺在病床上。当听到要通知他在四川的儿女赶来时,他吃力地摇摇头,颤动着嘴唇说:“不……他们工作都很忙……把这个,留给他们……”他再也说不出话来,眼睛一直盯着床头小桌上的那只手表。
张定荣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而,他唯一值钱的家当——那只手表,却依然嘀嘀嗒嗒地响着,使人们仿佛听到它的主人一生走过的脚步声。
“到那儿都要为人民勤奋作茧”
张定荣原籍四川省涪陵县李渡镇人。1957年他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立志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写道:“党养了我这条蚕,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到那儿做茧都行!”
同年暮秋,张定荣被分配到河北省委党校,担任图书资料员。他整天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分门别类,繁忙地剪贴资料、编写索引,把数以万计的图书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人们称他是图书馆里的“活电脑”。
一年秋天,他爱人刘淑琴背着竹篓,拉着两个孩子,千里迢迢来党校看望他。这天夜里,张定荣为了整理第二天等用的一份资料,一直忙到凌晨三点才回宿舍。灯下,刘淑琴还在缝补丈夫的套衣,她含着眼泪问他:“这回我们留在这里一起生活,行吗?”张定荣知道,这两年爱人身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了。先前她在重庆市总工会幼儿园当保姆,后来因病辞职了,只好给人洗衣服,在街道工厂当临时工。他望着爱人消瘦的面庞,过了好半天,才深情地说:“这几年你吃苦了,我心里很不安。可我刚毕业,还很年轻,学到的东西不够用,需要抓紧时间学习、工作。再过几年好吗?”这个通情达理的妻子心里明白,她丈夫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男子汉。她在党校住了半个多月,又高高兴兴地领着孩子回重庆了。
正当张定荣为人民立志成材,奋发“作茧”的时候,“十年内乱”开始,党校停办了。他和那些“臭老九”们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但他仍然坚持自己专业的学习。有一次,他进城买烟叶,在一条小巷里,发现回收废品的车子上扔着一套《中国通史》。他想买下来,可钱不够,就抱着烟叶紧紧地尾随在车子后边。收废品的老汉很受感动,索性用书换了他的烟叶。张定荣向老汉连鞠了三个躬。
1971年,张定荣被当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黑五类”,下放到武邑县酒厂,当了仓库保管员。有的工人说他干这一行太屈才了。张定荣笑笑说:“党养了我这条蚕,到那儿都要为人民勤奋作茧,真正管好仓库也不容易!”
一分一厘为国家盘算
张定荣在武邑县酒厂当了八年仓库保管员。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拉运酒料的车辆一走,他就拿起笤帚和簸箕把撒在路上和院内的料渣,一点点收起来,送到垛堆上。他保管的麻袋有5万多条,八年来没有一条丢失,没有一条因受潮霉烂。被人们随意丢弃的口袋绳,他也一截截拾起来,保管好。每逢下雨下雪,他扛着铁锨不时地到料堆旁查看,压苫布,清水道,唯恐国家财产受损失。工人们风趣地对他说:“老张,看您把咱酒厂三十亩地的院子都踩低了!”他笑一笑,回答说:“咱们国家还很穷,搞建设就需要勤俭、奋斗,就要当‘吝啬’的管家婆。”
1980年冬天,张定荣调到厂供销科工作,不久被派到湖北省当阳县催调稻皮。由于当阳火车站是个新建站,堆放在车站上的4,000多包稻皮,一时不能发出,需要日夜有人看守。同去的业务员王全营有事回厂,临走时叮嘱他雇个人帮助守护。张定荣想,雇人每天至少需要花三四元,决定自己一人看守。
当阳的冬夜,漆黑的小车站格外空旷阴森。张定荣独自巡守在垛堆旁。他来时只穿一件绒线衣,厂里拍来电报要他买件棉大衣,回厂报销。但他一盘算买件棉大衣要花几十元,又舍不得。他被刺骨的冷风吹着,浑身冻得发抖。他起初绕着垛堆跑步取暖,后来冻得实在顶不住了,就用装满稻皮的麻包垒成个小围子,蜷缩在里边避风防寒。车站附近没有饭店,他每隔几天,就到十几里外的县城买一袋烧饼回来啃着吃。就这样,他拖着长年久病的身子,风餐露宿,一直坚持了40多个日日夜夜。
张定荣一点一滴地为国家节省开支,却没有因为家庭困难,向国家伸过一次手。他家6口人,老母和妻子常年有病,3个孩子没有工作,全家生活主要靠他负担。1980年,在评资升级时,工人们纷纷向厂领导反映:“老张大学毕业后二十三年工资没有动过,干工作一个人顶几个人,这回无论如何也要给他长一级。”张定荣却说:
“这次评资提级是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体现了党对广大干部职工的关怀,应该把这份温暖送给比我贡献更大的同志。”
厂评资小组接连开会,决定给张定荣长一级。第二天,当县工业局副局长董长军来厂了解评资情况时,张定荣闯进办公室,恳切地要求不给自己提级,把名额让给别人。后来,县工业局又调给酒厂一个指标,才解决了问题。
一心一意为工作着想
张定荣和爱人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两地生活。他参加工作二十四年,共休过16次探亲假,和爱人一块生活多说也只有一年的时间。
1978年秋天,张定荣的爱人刘淑琴心脏病加重了。当时两个儿子都上山下乡了,身边的亲人只剩下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刘淑琴了解丈夫,不到万不得已不让丈夫回家。现在,她深知自己的病情沉重,渴望丈夫回来。她一连让女儿发了三封信,不见人回来。她那知道,华北平原正值收秋季节,张定荣正在酒厂紧张地收购制酒原料。一天晚饭时分,张定荣正在忙着收料,突然接到了“爱人病故”的长途电话。张定荣抓起话筒,一个上夜班的工人推门喊着:“老张,车间灯泡坏了,领一个。”听到领灯泡的喊声,张定荣忙把话筒递给旁边的销售科科长袁玉池,支撑着身子,从仓库取来灯泡。当领灯泡的工人知道张定荣爱人已经病故时,扑到张定荣的怀里哭起来。
张定荣料理完爱人的丧事,很快就返回了工厂。快到春节的时候,孩子们给他来信,请爸爸回家过年。厂领导深知张定荣中年丧妻的痛苦,让他回家和刚失去母亲的孩子们过个团圆年。他却说“今年的探亲假为爱人办理丧事已经完了,还是让同志们回家,我留下值班。”这时,车站一下子发来了63车皮制酒原料。拉运料的大车每天从酒厂排出300多米远,过秤、点数、码垛任务非常繁重。张定荣组织几个留厂的工人,一连干了几天。等回家过节的职工回厂后,1,900吨制酒原料已全部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仓库里。
1980年6月30日,张定荣在重庆没过门的儿媳妇刚把几件新做的家具搬进新房,不幸夜间发生火灾,全部家产几乎焚烧一尽。武邑县酒厂党支部收到当地居民委员会的来函后,决定让张定荣立即回家,并根据灾情给予补助。张定荣却回答说:“当地政府会安排好的,就不用补助了。”张定荣回到重庆,只呆了半个月就回厂了。
难道张定荣没有夫妻情分,不懂得儿女情长吗?不!他既是孝子,又是慈父,还是多情的丈夫。爱人去世后,无论到那里出差,他都把爱人的照片带在身上。张定荣殉职后,人们打开他的衣箱,发现里面存放着两叠整齐的汇款收据,除他探亲的月份外,二十年月月都不缺少,还有一叠百余张给老母和爱人买药寄药的单据。在他病危前,还给老母买了16斤白糖和30斤黄豆,还没寄出,他就病故了。
油灯不干天天亮
张定荣身患痔疮、高血压、胃溃疡、肝炎等多种疾病。他怕别人劝他休息,一直瞒着大家。为了不让人知道他患有痔疮,多年来,他都使用酒厂外院的厕所。同宿舍的人说,从没看见老张因病歇过班。
1980年盛夏,酒厂试制的汽酒新产品因装瓶后爆炸,几个业务单位请求迅速派人解决。一天中午,烈日当空,身患高血压的张定荣和司机老朱装满一车汽酒,出发了。汽车在马路上颠簸着,司机室里闷得象蒸笼,张定荣汗流如注,喘不过气来,一头撞到司机的腿上晕过去了。司机要送他去医院,张定荣醒过来之后说:“没事,我是晕车,把车门玻璃放下去,风一吹就好了。”
张定荣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两天跑了雄县、容城、保定三个地方,帮助业务单位妥善解决了问题。在返回的路上,他又连续两次晕倒。他怕老朱回厂后讲出自己的病情,反复叮嘱说:“晕车不算病,这事不要向别人说。”回厂后,老朱向厂党支部汇报了张定荣几次昏倒的情况,并恳求:“今后千万不要让老张出远门了。”
一天深夜,几个工人打着灯笼往酒库倒酒。不慎,酒蒸气触到灯笼里的火焰,失火了!酒库里存放着30多吨白酒,附近厂房、职工宿舍和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张定荣忘记了个人的生命安危,抓起棉褥冲上去,盖住了酒罐口。火苗带着酒气窜进了他的袖子里,他没吭一声,没动一下。当人们赶到现场时,火已全部熄灭,只见张定荣两手还死死地抓着棉褥,压在酒罐上。他昏迷了。
1981年9月,张定荣带领7名技术人员来到了河南省确山县,协助建设汽酒厂。搞规划、建厂房、安装设备,哪里艰苦、困难多,他就出现在那里。由于过度劳累,他的肝区阵阵作疼。为了解决汽酒混浊沉淀的技术难题,他不顾旅途劳累,带上样品专程到长沙,向参加全国烟酒技术交流和定货会的同志虚心求教。回厂后,他又连续几昼夜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刻苦攻关,致使他长期得不到医治的肝病日趋恶化。汽酒厂的党组织决定送他去郑州医院检查治疗。张定荣固执地说:“我什么病都没有。是前些日子吃辣椒多了点,胃受到了刺激,过一段自然就会好的,要检查身体,等到春节休假时,回重庆再说吧。”
12月11日上午,张定荣正帮着工人们在院子里装卸酒料。只见他满头冒着虚汗,不时蹲下用膝盖顶着肝部。工人们知道他的病又发作了,都争着要送他去县医院。他振作精神,笑笑说:“没事,你们要加油干。”说后,他咬紧牙关,故意迈开大步,独自向山坡上的确山县医院走去。但人们都没有想到,刚才的话,竟成了张定荣的临终遗言。
张定荣虽然去世了,但他的高贵品德和光辉事迹,却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中共武邑县委根据张定荣同志的生前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共武邑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授予他“忘我工作的好干部”的荣誉称号。中共衡水地委、行政公署决定,在全区普遍开展向张定荣同志学习的活动。
本报通讯员 郭 戈 吕铁牛
本报记者 侯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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