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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我党北方农运战线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回忆战友郝清玉同志
薄一波 刘澜涛 王丛吾 李运昌 徐彬如
郝清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党北方农运战线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于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河北正定地区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保属特委书记、顺直省委（即北方局）常委兼农委书记等职，并一度主持顺直省委的工作。为了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历尽艰险，足迹踏遍晋、冀、鲁、豫、热、察、绥、陕和平津等省、市，唤起民众，传播革命火种，同敌人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 1931年4月，他在天津被捕。由于敌人的长期摧残，1935年9月他病故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时年32岁。
郝清玉同志1904年生于河北正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时因生活所迫，出外谋生，在北平一家鞋店当制鞋工人。在这期间，他与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结识，接受了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
1924年春，清玉同志回到家乡，和尹玉峰等同志一起，为筹建正定地区我们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瓜分，国内各路军阀争权夺地，矛盾重重。正定为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天灾兵祸，民不聊生。就在这时，正定地区我们党的组织成立了。为解决联络机构和掩护职业问题，尹玉峰同志说：“清玉同志是有名的皮鞋匠，就开个鞋铺吧！”清玉同志四处筹集资金，聘请人员，并为鞋铺取名为“裕华鞋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鞋庄开张营业了，为后来正定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正定党组织几经扩大改组，由特支发展到中心县委、地方委员会，成为领导这一带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清玉同志以他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全身心地投入发动群众、壮大党的组织工作中去。他说：最要紧的事，是到农民中去，讲清楚他们为什么受苦，提高他们的觉悟，再在觉悟的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基础工作搞好了，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了。他不知疲倦地深入田间、地头和贫苦农民的茅屋草舍，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当时农村教员中的一位共产党员，对清玉同志这种艰苦创业精神写过这样的话：“日走阡陌，夜宿草堆，饿食干粮，渴饮冷水”。
1927年旧历五月，清玉同志等成功地领导了正定地区万余农民暴动。当时，奉系军阀为搜刮民脂民膏，巧立名目，增加捐税，预征钱粮，正定地区又下了一场冰雹，更把劳苦大众逼上了绝路。中共正定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农民暴动。五月十七，是正定地区城隍庙会，方圆几十里的群众来到这里，向县公署冲去。清玉同志带领群众冲进县公署大堂，他举起三节鞭，把大堂屏风打了个粉碎。县知事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预征钱粮、讨赤捐等捐税。这次暴动打击了奉军的反动气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28年春，清玉同志调到顺直省委，任省委委员兼农运部长，但他仍然很少坐机关，总是往来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察、热、绥等地区指导工作，每到一处，便向当地干部传授农运工作经验，培训干部，推动这些地区农运工作的蓬勃开展。
1928年7月，顺直省委由于不团结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进行。党中央决定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刘少奇同志参与省委领导，并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顺直省委，清玉同志当选为省委常委。
在这期间，清玉同志坚持党的原则，极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在顺直省委的机关刊物《出路》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既是共产党的信徒，共产党就是我们的终身出路。我们就应当处处恭敬他、亲爱他，使他一时一刻地不要与我们分开。不要总指责省委错误或市委错误或某个人的错误，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固然谁有错误，谁负责任，但党并不是几个人的党，我们应当站在共同的地位上，一天一天的在工作中努力改造党、健全党，使党真正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清玉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光明磊落的品质，我们这些老同志现在回忆起来，仍很敬佩他。
当时，党中央发布了《中央致顺直省委并转全体同志的信》，并派周恩来同志来顺直解决问题。12月，周恩来同志到天津后，与省委常委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对清玉能全面客观地介绍省委存在的问题表示赞赏，对他的胆识、工作魄力和个人品德，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接着，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北方党代表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组织，郝清玉同志仍当选为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这次会议在北方党发展历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清玉同志积极贯彻执行12月会议精神。12月扩大会议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顺直省委的工作出现了从来未有过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清玉同志曾一度主持顺直省委的全面工作，他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直奉军阀混战的间隙，正确地引导已经复兴的群众革命斗争情绪，扩大革命的影响。清玉同志还经常采用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重点深入到冀东和豫北等地，1930年上半年又到直南的磁县、濮阳、大名等县，推动这些地区的工作，使党的各级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30年5月，中央派贺昌担任顺直省委书记，传达贯彻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游击战争，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路线。
7、8月间，清玉同志以省委常委、巡视员的身份，兼任保属特委书记。这时的保定地区党组织，已经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清玉同志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贯彻“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指示，在这一地区条件尚不成熟，制止了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很少实际效果的左倾盲动行动。他指示保属党的各级党组织“要完全进入秘密工作状态，千方百计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真正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争取得到人民的保护，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更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保属特委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改变了过去被动的状况，打开了局面。一次，清玉同志选择在保定市有名的“白云章包子铺”，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地处繁华街道的“白云章包子铺”，居然能利用来召开特委会议。这除说明清玉的胆识、工作魄力和对敌人的准确判断外，还说明，短短几个月保属特委工作已大大改观了。在同志们的配合下，特委会议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的任务。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宣传群众，发展党的组织。这一时期，保属特委的党、团组织，以及各种群众组织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他倾注全力抓了特委及所属各县委、中心县委及市委领导成员的培养教育工作。他关心同志，在熟悉每个成员的出身和阅历、特点之后，便放手使用他们，在使用中培养干部。不少干部觉得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提高快，工作出成绩。清玉同志特别重视对同志们进行气节教育和党纪教育，教育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灵活机动地和敌人作斗争，如被敌人盯上而不能逃脱时，要销毁文件，必要时要吞到肚子里。在清玉同志领导下，特委制定了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和制度，使保属特委的工作得到了稳固的发展。
1930年8、9月间，保属特委决定，在完县“五里岗”和博蠡一带举行武装暴动。特委军委书记张兆丰同志到博蠡指导暴动的准备工作。暴动前夕，特委书记郝清玉向参战的干部、战士做动员，号召大家“勇敢杀敌，为建立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两次暴动，都狠狠打击了敌人，对党以后的武装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缺乏作战经验，“五里岗”暴动遭到了较严重的损失。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清玉等同志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举行这样的暴动是不适宜的。
1930年11月间，清玉同志回天津参加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仍然传达贯彻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路线，清玉同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条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回保定后，他没有向保属党组织传达会议精神，坚决顶住了省委关于撤销党、团组织，成立“特别行动委员会”的指示，保持了这一地区的党、团组织的相对稳定。
清玉同志在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党员和群众同凶恶的敌人作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巧妙地保存自己；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斗争，既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又不伤害同志，不使党的元气受损。
1931年3月，清玉同志调回省委。团省委机关出了叛徒，危险不时向他袭来。他对爱人说：“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他的理想，为了工农民众不再过牛马不如的生活，牺牲自己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931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清玉同志在天津被捕，起初押在天津市警察局，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面前，他丝毫不为所动，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以后，又由于另一个叛徒的当面指供，暴露了他顺直省委领导成员的身份，从此，清玉同志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同年8月，清玉同志被押解到北平“陆海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判刑后，被押送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下的草岚子监狱，对共产党人实行法西斯反省政策，妄图摧垮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他们先是进行残酷的肉体迫害和精神折磨，并辅之以封建法官讲佛经、洋神父说教；后来又宣布对政治犯进行定期“审查”，六个月为一期，凡三次“审查”仍不反省的就枪毙。面对敌人残酷、卑鄙的种种手段，清玉同志叮嘱难友“要经得起考验，要站稳立场”，鼓励大家同敌人进行斗争。为了改善狱中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展开了绝食斗争。清玉同志拖着被敌人折磨的病弱身体，积极参加绝食斗争，绝食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终于迫使敌人接受了绝食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清玉同志这时病得很厉害，敌人乘机向他进攻：“给你手上抹点墨，只要在这上边按个手印，就送你到德国医院去治病，送你出去。否则就送你到天桥（刑场）去！”清玉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们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人民，应该反省。我是抗日革命到底，无过可悔，送天桥、地桥随便吧！”在敌人变本加厉的折磨下，清玉同志的病情急剧恶化。就在生命弥留之际，他仍在关心着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经常向同志们说：“看看今天的报纸，有什么好消息”。当时报纸上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朱、毛率领红军向陕甘方向流窜”。清玉同志听到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们过来就好了。”
1935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儿子郝清玉同志与世长辞了。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子孙后代的幸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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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人民勤奋“作茧”
——记河北省武邑县“忘我工作的好干部”张定荣同志
1981年12月11日上午，寒风凛冽。在河南省确山县城大街上，踉跄地走着一个身材矮瘦、穿着旧工作服的中年人，用手紧紧按着肝区。突然，他身子一晃，一头栽倒在大街上，昏过去了。一位过路的三轮车工人见此情景，忙把他抱上车，飞速地向县医院驰去。
不一会儿，确山县酒厂接到医院的紧急通知：前来协助建厂的河北省武邑县酒厂干部张定荣，因患肝坏死，生命垂危。
这个49岁的中年人昏沉地躺在病床上。当听到要通知他在四川的儿女赶来时，他吃力地摇摇头，颤动着嘴唇说：“不……他们工作都很忙……把这个，留给他们……”他再也说不出话来，眼睛一直盯着床头小桌上的那只手表。
张定荣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而，他唯一值钱的家当——那只手表，却依然嘀嘀嗒嗒地响着，使人们仿佛听到它的主人一生走过的脚步声。
“到那儿都要为人民勤奋作茧”
张定荣原籍四川省涪陵县李渡镇人。1957年他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立志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写道：“党养了我这条蚕，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到那儿做茧都行！”
同年暮秋，张定荣被分配到河北省委党校，担任图书资料员。他整天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分门别类，繁忙地剪贴资料、编写索引，把数以万计的图书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人们称他是图书馆里的“活电脑”。
一年秋天，他爱人刘淑琴背着竹篓，拉着两个孩子，千里迢迢来党校看望他。这天夜里，张定荣为了整理第二天等用的一份资料，一直忙到凌晨三点才回宿舍。灯下，刘淑琴还在缝补丈夫的套衣，她含着眼泪问他：“这回我们留在这里一起生活，行吗？”张定荣知道，这两年爱人身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了。先前她在重庆市总工会幼儿园当保姆，后来因病辞职了，只好给人洗衣服，在街道工厂当临时工。他望着爱人消瘦的面庞，过了好半天，才深情地说：“这几年你吃苦了，我心里很不安。可我刚毕业，还很年轻，学到的东西不够用，需要抓紧时间学习、工作。再过几年好吗？”这个通情达理的妻子心里明白，她丈夫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男子汉。她在党校住了半个多月，又高高兴兴地领着孩子回重庆了。
正当张定荣为人民立志成材，奋发“作茧”的时候，“十年内乱”开始，党校停办了。他和那些“臭老九”们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但他仍然坚持自己专业的学习。有一次，他进城买烟叶，在一条小巷里，发现回收废品的车子上扔着一套《中国通史》。他想买下来，可钱不够，就抱着烟叶紧紧地尾随在车子后边。收废品的老汉很受感动，索性用书换了他的烟叶。张定荣向老汉连鞠了三个躬。
1971年，张定荣被当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黑五类”，下放到武邑县酒厂，当了仓库保管员。有的工人说他干这一行太屈才了。张定荣笑笑说：“党养了我这条蚕，到那儿都要为人民勤奋作茧，真正管好仓库也不容易！”
一分一厘为国家盘算
张定荣在武邑县酒厂当了八年仓库保管员。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拉运酒料的车辆一走，他就拿起笤帚和簸箕把撒在路上和院内的料渣，一点点收起来，送到垛堆上。他保管的麻袋有5万多条，八年来没有一条丢失，没有一条因受潮霉烂。被人们随意丢弃的口袋绳，他也一截截拾起来，保管好。每逢下雨下雪，他扛着铁锨不时地到料堆旁查看，压苫布，清水道，唯恐国家财产受损失。工人们风趣地对他说：“老张，看您把咱酒厂三十亩地的院子都踩低了！”他笑一笑，回答说：“咱们国家还很穷，搞建设就需要勤俭、奋斗，就要当‘吝啬’的管家婆。”
1980年冬天，张定荣调到厂供销科工作，不久被派到湖北省当阳县催调稻皮。由于当阳火车站是个新建站，堆放在车站上的4，000多包稻皮，一时不能发出，需要日夜有人看守。同去的业务员王全营有事回厂，临走时叮嘱他雇个人帮助守护。张定荣想，雇人每天至少需要花三四元，决定自己一人看守。
当阳的冬夜，漆黑的小车站格外空旷阴森。张定荣独自巡守在垛堆旁。他来时只穿一件绒线衣，厂里拍来电报要他买件棉大衣，回厂报销。但他一盘算买件棉大衣要花几十元，又舍不得。他被刺骨的冷风吹着，浑身冻得发抖。他起初绕着垛堆跑步取暖，后来冻得实在顶不住了，就用装满稻皮的麻包垒成个小围子，蜷缩在里边避风防寒。车站附近没有饭店，他每隔几天，就到十几里外的县城买一袋烧饼回来啃着吃。就这样，他拖着长年久病的身子，风餐露宿，一直坚持了40多个日日夜夜。
张定荣一点一滴地为国家节省开支，却没有因为家庭困难，向国家伸过一次手。他家6口人，老母和妻子常年有病，3个孩子没有工作，全家生活主要靠他负担。1980年，在评资升级时，工人们纷纷向厂领导反映：“老张大学毕业后二十三年工资没有动过，干工作一个人顶几个人，这回无论如何也要给他长一级。”张定荣却说：
“这次评资提级是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体现了党对广大干部职工的关怀，应该把这份温暖送给比我贡献更大的同志。”
厂评资小组接连开会，决定给张定荣长一级。第二天，当县工业局副局长董长军来厂了解评资情况时，张定荣闯进办公室，恳切地要求不给自己提级，把名额让给别人。后来，县工业局又调给酒厂一个指标，才解决了问题。
一心一意为工作着想
张定荣和爱人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两地生活。他参加工作二十四年，共休过16次探亲假，和爱人一块生活多说也只有一年的时间。
1978年秋天，张定荣的爱人刘淑琴心脏病加重了。当时两个儿子都上山下乡了，身边的亲人只剩下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刘淑琴了解丈夫，不到万不得已不让丈夫回家。现在，她深知自己的病情沉重，渴望丈夫回来。她一连让女儿发了三封信，不见人回来。她那知道，华北平原正值收秋季节，张定荣正在酒厂紧张地收购制酒原料。一天晚饭时分，张定荣正在忙着收料，突然接到了“爱人病故”的长途电话。张定荣抓起话筒，一个上夜班的工人推门喊着：“老张，车间灯泡坏了，领一个。”听到领灯泡的喊声，张定荣忙把话筒递给旁边的销售科科长袁玉池，支撑着身子，从仓库取来灯泡。当领灯泡的工人知道张定荣爱人已经病故时，扑到张定荣的怀里哭起来。
张定荣料理完爱人的丧事，很快就返回了工厂。快到春节的时候，孩子们给他来信，请爸爸回家过年。厂领导深知张定荣中年丧妻的痛苦，让他回家和刚失去母亲的孩子们过个团圆年。他却说“今年的探亲假为爱人办理丧事已经完了，还是让同志们回家，我留下值班。”这时，车站一下子发来了63车皮制酒原料。拉运料的大车每天从酒厂排出300多米远，过秤、点数、码垛任务非常繁重。张定荣组织几个留厂的工人，一连干了几天。等回家过节的职工回厂后，1，900吨制酒原料已全部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仓库里。
1980年6月30日，张定荣在重庆没过门的儿媳妇刚把几件新做的家具搬进新房，不幸夜间发生火灾，全部家产几乎焚烧一尽。武邑县酒厂党支部收到当地居民委员会的来函后，决定让张定荣立即回家，并根据灾情给予补助。张定荣却回答说：“当地政府会安排好的，就不用补助了。”张定荣回到重庆，只呆了半个月就回厂了。
难道张定荣没有夫妻情分，不懂得儿女情长吗？不！他既是孝子，又是慈父，还是多情的丈夫。爱人去世后，无论到那里出差，他都把爱人的照片带在身上。张定荣殉职后，人们打开他的衣箱，发现里面存放着两叠整齐的汇款收据，除他探亲的月份外，二十年月月都不缺少，还有一叠百余张给老母和爱人买药寄药的单据。在他病危前，还给老母买了16斤白糖和30斤黄豆，还没寄出，他就病故了。
油灯不干天天亮
张定荣身患痔疮、高血压、胃溃疡、肝炎等多种疾病。他怕别人劝他休息，一直瞒着大家。为了不让人知道他患有痔疮，多年来，他都使用酒厂外院的厕所。同宿舍的人说，从没看见老张因病歇过班。
1980年盛夏，酒厂试制的汽酒新产品因装瓶后爆炸，几个业务单位请求迅速派人解决。一天中午，烈日当空，身患高血压的张定荣和司机老朱装满一车汽酒，出发了。汽车在马路上颠簸着，司机室里闷得象蒸笼，张定荣汗流如注，喘不过气来，一头撞到司机的腿上晕过去了。司机要送他去医院，张定荣醒过来之后说：“没事，我是晕车，把车门玻璃放下去，风一吹就好了。”
张定荣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两天跑了雄县、容城、保定三个地方，帮助业务单位妥善解决了问题。在返回的路上，他又连续两次晕倒。他怕老朱回厂后讲出自己的病情，反复叮嘱说：“晕车不算病，这事不要向别人说。”回厂后，老朱向厂党支部汇报了张定荣几次昏倒的情况，并恳求：“今后千万不要让老张出远门了。”
一天深夜，几个工人打着灯笼往酒库倒酒。不慎，酒蒸气触到灯笼里的火焰，失火了！酒库里存放着30多吨白酒，附近厂房、职工宿舍和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张定荣忘记了个人的生命安危，抓起棉褥冲上去，盖住了酒罐口。火苗带着酒气窜进了他的袖子里，他没吭一声，没动一下。当人们赶到现场时，火已全部熄灭，只见张定荣两手还死死地抓着棉褥，压在酒罐上。他昏迷了。
1981年9月，张定荣带领7名技术人员来到了河南省确山县，协助建设汽酒厂。搞规划、建厂房、安装设备，哪里艰苦、困难多，他就出现在那里。由于过度劳累，他的肝区阵阵作疼。为了解决汽酒混浊沉淀的技术难题，他不顾旅途劳累，带上样品专程到长沙，向参加全国烟酒技术交流和定货会的同志虚心求教。回厂后，他又连续几昼夜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刻苦攻关，致使他长期得不到医治的肝病日趋恶化。汽酒厂的党组织决定送他去郑州医院检查治疗。张定荣固执地说：“我什么病都没有。是前些日子吃辣椒多了点，胃受到了刺激，过一段自然就会好的，要检查身体，等到春节休假时，回重庆再说吧。”
12月11日上午，张定荣正帮着工人们在院子里装卸酒料。只见他满头冒着虚汗，不时蹲下用膝盖顶着肝部。工人们知道他的病又发作了，都争着要送他去县医院。他振作精神，笑笑说：“没事，你们要加油干。”说后，他咬紧牙关，故意迈开大步，独自向山坡上的确山县医院走去。但人们都没有想到，刚才的话，竟成了张定荣的临终遗言。
张定荣虽然去世了，但他的高贵品德和光辉事迹，却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中共武邑县委根据张定荣同志的生前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共武邑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授予他“忘我工作的好干部”的荣誉称号。中共衡水地委、行政公署决定，在全区普遍开展向张定荣同志学习的活动。
本报通讯员 郭 戈 吕铁牛
本报记者 侯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