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让革命事业永远年轻”
崔永生
年轻时候，常读莎士比亚歌颂纯真的友谊与爱情的诗。记得其中有一首是说美丽的青春与纯洁的爱情相结合，可使青春长在，即使老了，也会在后代身上看到自己的青春的。最近，读了通讯《让革命事业永远年轻》（见《人民日报》3月18日第四版），杨植霖同志关于“人总是要老的，我们这些人老了，但不能让革命事业也衰老下去。要让革命事业永远年轻，就应该让年轻同志担负起领导工作”一段话，更觉得历史已远远地把前者抛在后面了。
心底无私天地宽。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是不可能想到“要让革命事业永远年轻”，并为之竭尽全力的。“杨老汉一不要官，二不要利，三不经营自己的小家庭，老是想着人民”，所以他想到了不能让革命事业同我们的年龄一起“衰老下去”，并以自己的实践“让革命事业永远年轻”，使之更加兴旺发达。反之，若为“私”字障目，不知有革命事业的“泰山”，由“三不”换成“三要”，“老是”想着自己，不要说做，恐怕连“革命事业”四字也不容于脑海的。
有一首歌曲叫做《革命人永远是年青》。这对真正的革命者的精神面貌来说，的确是这样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经纶功不朽，跋涉体何如？”毕竟岁月如流，精力渐竭，精神面貌不能代替青春的活力。不断地另选千里驹去完成未竟之业，是自然规律，也是革命事业发展的规律。
“不知老之将至”固然不明智，但单“让”位，也达不到“让革命事业永远年轻”的目的。中央要求在任的老同志把选拔和培养接班人作为第一任务，这其中，除选出来的人要“学”外，还有一个老同志“教”的问题。教的内容很多，首先是教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且要求教授者要去私为公，言行一致，才能教出好的接班人来。教的方法也很多，但以自己的模范行为进行身教又是特别重要的。杨植霖同志先国后家，公而忘私，把农民生活还没有真正好起来作为自己的“一块心病”，不顾垂暮之年，多病之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献计献策，堪称老同志的表率。
“让革命事业永远年轻”，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世世代代人去努力。要把国家工作人员“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牢固的观念，并使之制度化。万事起头难。现在，包括杨植霖同志在内的老同志，带了向终身制决裂的一个好头，给人希望和力量，堪称表率。在此一赞，一则是表达一个普通群众的敬意，另外也有希望使之发扬光大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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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她和他
丰收
他又回到这小小的山乡来放电影了。
青年男女一对对，明里是来看电影，暗里是来说悄悄话。
眼睛看着那一对对人影，银幕上演的是啥，珍儿全然没理会，心里不禁总想到他……
那天，也是这样的夜晚，月亮也是这么大。他兴奋地告诉她：公社派他去县里学放电影！
“还回来不？”她不好意思地问。
“当然！小时候……”他又提起小时候：那时，山乡一年也不准演一场电影。每次，他们都是手拉着手，迈动着有劲的小腿，走上十几里山路，去看那场电影。偏僻的山乡不知怎的，每次都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人，就象山里缺水的禾苗，挤在一起抢水喝。银幕上演的是啥？未必还能看仔细；说的是啥？未必还能听真切。但就这样，他们仍是那么兴奋、激动！因为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是大海、草原，什么叫骏马、征帆！自然，也认识到了自己家乡的贫穷和落后。
珍儿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被人挤哭了，他把小拳头一挥：“别哭，赶明儿俺也学放电影！专给你一人看！”可他的豪言壮语马上也变为哇哇大哭，因为他的一只鞋被人挤丢了。
大了，他们还把这当作互相取笑的话柄，但回味起来却感到无比甜蜜。
不过，也正因为大了，银幕上那随风摇曳的芦苇，才更使他们动情，引起了对未来的畅想；那美丽的荷花不过是为了抚育藕莲，才开放的缘由，才更促使他们去思索生命的意义。
正是大了，银幕上的那每一场景，才更使他们感到：山乡，也需要有歌声、爱情和精神的食粮！
想不到他真的要去学放电影了。想不到山区也要有自己的电影机，自己的放映员了！
临走那天，他又象小时候一样，把拳头一挥，对珍儿说：“等着！俺回来给你们放电影！”
他学得勤奋、刻苦，技术超过了那些平原去的同伴。正是这样，珍儿听说县电影院要把他留下。这消息深深地刺痛了珍儿的心。再次相会，珍儿痛苦但也有点轻蔑地问：“你，是要被留下？不再回来了？”
“是准备留下俺，但俺要回来！山区需要俺，俺要在这山路上走一辈子！”
珍儿脸红了，幸福的微笑绽开在唇边。
他真的回来了，但却不象珍儿想的那么好，那么美。因为白天珍儿要劳动，晚上他要去各村放电影，十天半月才能回来一趟。回来又忙着放电影。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
就说今天吧，是元宵节，可他们也没说上几句话，虽然他就在后边放电影……此刻，望着那依偎在一起，亲亲热热的青年情侣，珍儿能不羡慕吗！
突然，场上一阵喧哗。怎么啦？珍儿四下一望，原来电影已经散场。怎么这么早？对了，今儿个是正月十五，也该早点收场……或许，他还想到她……想到要伴她在这幽静、美妙的山间夜路上走一走，和她叙叙以往的期待，谈谈将来的向往……自然，也有甜甜蜜蜜，使人感到羞涩，但更感到幸福的悄悄话。
珍儿这样一想，心中那淡淡的惆怅消散了，不好意思地笑了。她站在那里静静地等他。
他正和同伴们收拾器具，猛然发现了黑暗中的她，走过来笑眯眯地说：“珍儿，是等我吗？今儿个是元宵节，我们还要去给张庄放映一场……”
珍儿怔住了。他抱歉地对珍儿笑了笑。
珍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想：有什么办法呢？他要在这山路上跑一辈子呀！还是准备……准备和他吃一辈子苦吧！
珍儿抬起头，轻轻地说：
“明天……要能回来，上俺家来吃饺子。今晚的饺子，俺给你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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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脸春秋
峻骧
九、十年生死一袭戏衣
裘盛戎教戏，就象大夫“治病”，细诊慢切，总要找出学生的虚实阴阳，对症下药，辨证施治，扶正祛邪。走身段时，学生头、身、脚步不合，他就让学生戴顶破草帽，反复讲解示范身随腰走，以膀带身的诀窍儿；吊嗓子时，他又总把一杯盛满水的茶碗放在弟子头顶上，一来防止他唱时摇头晃脑，二来让他体会用丹田脑后音的方法。盛戎收徒时还很年轻，演出任务又重，但他却想方设法教诲学生，有时他去前辈艺人家作客，也带着学生，王正屏就跟着裘师拜望谭鑫培（谭小培之父），听老人们谈论前辈大师们如何演戏，得到了不少教益。这就是盛戎的“熏”育之法。盛戎还反复告诫学生要懂戏理，讲戏德，他常说：“你看这个‘人’字，只有两个笔画，一撇一捺，但先辈造字，就想到这一撇一捺要互相依靠，分离了就不是‘人’了。做人、演戏同理，不能只想自己，一定要和配角、乐队、后台工作人员互助互爱、紧密团结。”裘盛戎一生也是这样实践的，成立北京京剧团之前他本已是挑班的主演了，但与马、谭、张合作时，甘居末位，至今张君秋同志谈起来仍赞不绝口。拍摄艺术影片《铡美案》时，为了使戏更集中，盛戎主动把他演的包拯见皇姑和见国太的两场戏合并为一场。他本人的戏少了，但是整体艺术却精练了。这正是他高尚的艺术品格的表现。裘盛戎与朋友与弟子始终保持着诚笃的深情厚谊。方荣翔是1941年正式拜裘为师的。六十年代初方已是山东京剧团副团长了，每次他来北京汇报演出时，裘先生除了自己有演出外，几乎是场场必到，他亲为荣翔勾脸、扮戏，还常在侧幕后边为方“把场”。有时弟子到老师家里，老师还要为他操琴吊嗓。有一次唱《赤桑镇》的“二黄快三眼”：“自幼儿蒙嫂娘教训哺养”，一个“养”字，裘师反复示范，直到荣翔唱得象老师那样深沉、柔和、细腻地表现了包公和嫂娘亲如母子的感情才罢。
那一年裘还把自己最喜爱的戏衣，让心爱的弟子穿用。他见荣翔穿上自己精心设计的戏衣高兴地说：“你穿上我这几身‘行头’非常合适，等我制了新的就把这份‘行头’送给你用吧。”想不到这份心意裘盛戎生前却未能实现。十年后临危，他仍耿耿于怀。1971年盛戎病重住院，方荣翔夜以继日守在老师病榻前。裘先生百感交集，颤声含泪道：“你我师徒相处三十年啦，看我病情，恐怕咱爷俩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有一件事，我总存在心里：就是十年前你演《除三害》那晚，我谈到准备送你那几身‘蟒’和‘靠’的事，看来难以如愿啦，这是我平生一大憾事……传统戏还能不能演？难讲了，但功夫你可不能丢，决不能让传统的艺术精华失传啊……”身遭摧残的老艺术家弥留之际仍不忘十年前一句承诺。数年之后，他的夫人终于实践了他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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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副刊文选
江东子弟今犹在
林放
一个直接参与迫害彭德怀同志的“头头”名叫刘汉如，最近被查出来了。他在干了这些罪恶勾当之后，居然还能一帆风顺，混进党内，并且被选拔到一个厂的科研所副所长的岗位上去，这是多么危险啊。让我们听一听他当年辱骂彭总时的嚎叫吧：
“对你这样的就得武斗！”
“你要翻案我马上就敲打死你！”
“你老实点，别说你，刘少奇、邓小平不老实我照样可以揍他！”
“老混蛋，你活着有什么用？要活埋你！”
就是这个刘汉如，他杀气腾腾地一边嚎叫，一边殴打我们的开国元勋。那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啊！“英雄有泪不轻弹”，彭总是不会轻易落泪的，但是我们读到这节新闻时，却禁不住为彭总流泪了。
我们当然要向前看，对一般受骗上当的同志不宜算细帐。但是象刘汉如这样的造反派头头，能说他是一般的上当受骗的无辜者？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的：“这类人物在‘文革’中学得一套善于窥测政治风向、玩弄手段、伪装进步的本领，有被某些同志选拔为接班人的可能。”危险就在这里。这种摇身一变，混进党内，藏龙卧虎，伺机重来的难道只有刘汉如一个人吗？让我们记住他那些辱骂彭总的恶言毒语，好教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记得前一阵子，报刊上竞相刊登杜牧和王安石的《乌江亭》诗。杜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王说不然：“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两种说法是相反的，但是两人都肯定江东子弟如今犹在，而且还多“才俊”，这一点是相同的。至于会不会卷土重来，那就不能说得太死。问题在于我们清醒不清醒。如果我们糊里糊涂地把一批江东子弟提拔为接班人，那末十年之后不就是一个卷土重来的局面吗？要是这种事能引起我们的警惕，有预防措施，那才能保证他们不至于卷土重来啊。
（选自1982年3月29日《新民晚报》）
第8版()
专栏：拾柴集
冒名二则
叶至诚
说到文艺文化界冒名的现象，想起我父亲两件旧事。
1928年8月号的《妇女杂志》上登着一篇小说，题目叫《惨离离云际穿窗月》，作者署名秉丞。秉丞是我父亲当时常用的笔名之一，商金林同志编写的《叶圣陶年谱》把这篇小说收了进去。去年下半年，哥哥和我为父亲整理旧稿，觉得这篇小说的题目就不象我父亲的。拿给我父亲一看，他说：“这是《妇女杂志》的征文，我记得当时没有投过稿。”这篇小说不是我父亲写的，可以肯定了。至于作者是不是有意冒用“秉丞”这个署名，编者是不是因为看到“秉丞”这个署名才录取了这篇征文，却无从查考。总之，此“秉丞”并非我父亲，这是1981年下半年才弄清楚的。
另一件事跟井上靖在《一个冒名画家的一生》里写的情形相仿，那位冒名者并非低能，而且冒名之前还跟我父亲打过招呼。1935年，有位先生写了本《作文概论》的稿子，谋求出版无门，又急需用钱，后来征得我父亲的同意，借用了叶绍钧的名字，方才换得了一笔稿费。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些冒名者之所以冒名是有其苦衷的，象井上靖写的画家，象这位先生。今天，造成这类苦衷的因素有没有完全消除？在揭露批评种种冒名现象的同时，很值得各个编辑部、各位编辑同志反躬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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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鄂温克猎歌（两首）
王笠耘绿色的兴安岭，我的家乡大兴安岭绿葱葱，染绿了云彩染绿了风；鄂温克人的驯鹿铃儿响，震落了原始森林绿色的梦。牵着驯鹿背着枪，绿色的兴安岭啊，我的家乡！红松樟松落叶松，无边的林海无边的风；鄂温克人踏遍了兴安岭，哪有熊狍野狼哪就有枪声。牵着驯鹿背着枪，绿色的兴安岭啊，我的家乡！落下了太阳出满了星，舞影儿扇得篝火红；姑娘的歌声老人的笑，一代代的青春献给兴安岭。牵着驯鹿背着枪，绿色的兴安岭啊，我的家乡！敖鲁古雅河，你在说什么？敖鲁古雅河啊，你在说什么？你日日夜夜从大兴安岭的密林中流过，你看到昨天风雪撕毁了仙人柱，饥饿追赶着流浪的鄂温克，一串串叹息铺满河！敖鲁古雅河啊，你在说什么？你年年月月从大兴安岭的密林中流过，你看到今天红砖红瓦蓝窗棂，笑声陪伴着定居的鄂温克，一阵阵歌儿铺满河！敖鲁古雅河啊，你在说什么？你世世代代从大兴安岭的密林中流过，你看到深山里一个民族把苦难挣脱，驯鹿长上了翅膀驮起鄂温克，社会主义阳光铺满河！敖鲁古雅河啊，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