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达尔文进化论是怎样吸引着我的？
——早年学科学追忆
周建人
我在解放前长期从事生物学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也介绍过达尔文的学说和写些科普读物。所以近来有些同志总想让我谈谈当时学科学的情况。
我家弟兄3人，因为老大老二都到外面念书去了，我只好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但是，学习却是我的强烈愿望，没有机会读大学，只好自己学习。那时鲁迅在日本，鼓励我自学植物学。因为他说，学习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他先后寄给我4本书：一本是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他寄给我的是英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著者名字已忘了）写的《野花时节》，是一本精装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还寄给我一架解剖显微镜。从此，我就开始学习起植物学来。后来自己也买了若干本书读起来，越读越感到有兴趣。记得《植物学》书上开卷不远有一个图，印着6种细菌，有圆形的，有长形的。注明是人口腔中常有的细菌，但不是病菌，是没有害处的。我于是就用清水漱口刷牙，然后用牙签从牙缝中刮了点东西放在玻璃片上，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发现有同样的6种细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德国人口腔中有的细菌，中国人口腔中也会有，于是更引起我学习生物学的兴趣。
以后，我又读达尔文的著作，看到他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小时候，他的老师和父亲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平庸的孩子，远在普通的智力水平以下。但是他说，他有强烈的和多样的兴趣，非常热爱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且喜欢去理解任何复杂问题和事物。也就是说，他的智力并不出众，但他有自己的爱好，并且有毅力。他小时候就喜欢生物，收集标本。有一次，他剥开一块老树皮，发现了两只罕见的甲虫。他一只手捉住一个，正在这时候忽然又发现了第三只新种类的甲虫。他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把右手里的那只砰的一下放入嘴中。但那只甲虫排出了一种极辛辣的液体，烧痛了他的舌头，他不得不把甲虫吐出来，第三只甲虫也没有来得及捉到。他大学毕业以后，也就是在他22岁时，就参加了贝格尔号舰的环球航行。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周游了世界各洲，收集了许多化石标本，为他以后许多科学论文和名著《物种起源》准备了充足的材料。为了研究和写作，他离开了繁华的伦敦，搬到一个叫唐恩的乡村居住，直到他逝世。他在自传最后写道：“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我的成功，不管有多大，我认为是决定于我的复杂的和种种不同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状态的。关于这些智力，最主要的是：爱科学——在长期思索任何问题上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凭着这点平庸的能力，我竟会在某些重要之点上相当地影响了科学家们的信仰。”达尔文死于1882年4月19日，终年73岁。他在临终的前夜，似乎看到了死期的来临，他对子女说：“我一点也不怕死”。他觉得把一生献给了科学，能做的事都做了，死无憾事。
达尔文对科学的伟大贡献，他的学说和他谦虚朴实的自传，都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就是我早年为什么学起生物学来的一个原因。
学习科学是为了揭开自然界的奥秘，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达尔文的进化论曾经是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十九世纪科学的发展。马克思高度评价达尔文的学说，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上指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包含我们的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出版以后，曾寄给达尔文一部。达尔文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这部书我一定要读，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同，但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记得大意如此，可惜手头没有找到原文）
有些青年人问我：“你搞自然科学的，你在解放前怎么还翻译了马列主义的著作？”上面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搞自然科学和搞马列主义目的是相同的。
在当时的社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就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可是，社会本身有许多病症，总觉得还没有找出来。因此，我就想，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得关心社会科学。1919年我到北京来，就曾经到北大去旁听哲学和社会学，听胡适讲欧洲哲学史，讲杜威。听了一学期，总觉得离中国问题很远，就不想再听下去了。但并非对哲学、社会学没有兴趣了，相反，我的兴趣更浓了。后来到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当一名生物学编辑。在那里，我认识了沈雁冰、杨贤江等共产党人，以后不久又认识了瞿秋白、侯绍裘等革命同志。和他们的接触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特别是秋白，学识渊博，他常对我说，要看马列的书。于是我就读起马列的书来，并且从中找到了可以造福于人类的革命真理。这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信仰马列主义的过程。
今年我已经94岁了，记忆力已不好。过去事情的细节已记不很清楚。总的轮廓就是上面说的那些，把它告诉青年们。并且应当说，我的能力很薄弱，工作做得很少，但我已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使命。今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仍将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但所能做的工作更少了。今后的使命落在现在青年的身上。希望青年们能象达尔文从事科学那样，富有探究真理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状态。这样，不管各人的能力有大小，总会做出造福于人类的成绩来。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青年前途是光明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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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
叶笃庄
伟大的英国科学家查理·达尔文生于1809年2月12日，死于1882年4月19日，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是科学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不仅为近代生物科学开辟了宽阔的道路，而且对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球上生活着形形色色的生物，有植物，有动物，还有微生物。这些生物是怎样来的？它们之间有怎样关系？为什么它们都能适应一定的生活环境？为什么它们都有相同的生命现象——生长、发育、繁殖和死亡？自古以来，不少人思索过这些问题，也有人提出过进化的观点，但由于各种条件还不具备，始终不能对此做出完整的科学结论。在达尔文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是特创论（亦名神造论），物种不变论，目的论。按照这种观点来说，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出多少种生物，现在就有多少种生物；它们从来没有变化，因而物种是不变的。上帝创造万物都是按照预定的目的进行的，他一共工作了六天，每天都有不同的创造，第六天创造了牲畜、昆虫、野兽以及男人和女人。第七天，他累了，就休息了。他有目的地安排了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譬如说，他创造猫的目的乃是为了吃老鼠，而创造老鼠的目的则是为了给猫吃。年青的达尔文一度也是信奉这种荒谬观点的。
通过不断的自学、实践和研究，达尔文从特创论转变到了进化论，这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英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产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已基本完成，达尔文就是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向上发展的这一阶段，这是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时代。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要求向外扩大市场，寻找原料基地，这时英国经常组织一些探险队到世界各地进行考察，达尔文本人就曾在1831——1836年参加过这种环球航行，进行植物、动物和地质的调查。当时英国的著名科学家赫胥黎、胡克以及其他人都曾参加过这样的航海科学考察，积累了有关自然界的大量事实和知识。同时，生产的发展要求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生物学领域内的胚胎学、细胞学、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都有了长足进步，这也为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准备了科学前提。
由此可见，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是历史的产物，但这一历史任务由达尔文来完成则是同他的主观努力分不开的。他的自学不倦、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坚强毅力，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方法，深深受到当代和后世人们的仰慕。
（一）
达尔文从7岁起就热衷于搜集植物和昆虫标本，逐渐养成了观察自然、独立思考的能力。19岁时，按照他父亲的意愿，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学习，准备毕业后作牧师。可这时的达尔文对博物学的爱好更加浓厚，他经常采集动植物标本，课外跟随其他学院的博物学教授作野外修学旅行和地质调查。他在这所大自然的“学校”里学习研究，在神学院快要毕业时已经是一个知识非常丰富的博物学者了。
1831年他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后，本应去做牧师，可是他却以博物学者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舰的探险。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次探险航行决定了他的“整个事业”。他是带着《圣经》上船的，那时他还是特创论、物种不变论、目的论的信仰者，这五年的环球实际调查，使他逐渐认识到物种是有变异性和承续性的。物种是怎样变化和形成的呢？物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性是怎样形成的呢？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一时还弄不清楚。
1836年10月达尔文由海外返归英国。1837年7月他开始搜集有关“物种起源”的事实，写出了第一本笔记。同时他从动物和植物的选种或育种实践中搜集材料，以发现新类型形成的规律。不久他发现人类育成新品种的关键在于选择，在于对家养的动植物变异的选择，他名之为“人工选择”。根据
“人工选择”的原理，从生物在自然界里进行生存斗争这一事实出发，1838年他创立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自然选择”是达尔文学说的核心，即：生物在生存斗争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保存下来并传留后代，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被淘汰而归于绝灭，从而导致新物种的产生。这也叫作“适者生存”。
他在1842年用铅笔写出了一份35页有关“物种起源”的草稿；1844年又扩充为230页。但他没有立即发表，而是继续搜集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来验证他的理论。又经过十五年，即在1859年他50岁时，震撼世界的《物种起源》这部巨著才问世。同年，马克思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
（二）
早在“贝格尔号”试航时，年仅22岁的达尔文就得了心悸和心痛的毛病，但他没有去医院治疗，因为他预料到医生会作出他不宜于航海的诊断，那时他“已决心拚上一切去参加这次航海了”。长达五年的科学考察的艰苦生活，使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从海外回到英国不久，在他29岁时出现了航海后遗的病兆；尔后，病魔一直折磨了他十多年。写作《物种起源》时，他常常工作20分钟左右，就被头痛、头晕或痉挛所打断。干上两个小时，就得躺一会儿，然后起来再干。他这样顽强地工作了四十多年，一直到死，留下了二十多部科学著作，上百篇论文，为人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除了疾病之外，他还得克服另一种压力，也可以说是一种诱惑，那就是他父亲给他留下的十万多英镑遗产。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足可用此安逸地享受一生；而安逸生活对于一个病弱的人特别具有吸引力。但对真理的追求使他坚决地克服了这种诱惑。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与世长辞了。当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点也不怕死”，“我难过的只是，我已经没有气力把我的研究继续下去了”。
是什么力量使他如此坚韧不拔地奋斗一生？1879年他在《自传》里补写的几句话或可回答这个问题：“我曾不断地追随科学，并且把我的一生献给了科学，我相信我这样做对了。我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的罪，所以我不会感到悔恨；但使我时常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使人类得到更直接的利益。”
（三）
达尔文谦虚谨慎，听到别人的批评，总是认真考虑，凡是正确的意见，无不虚心接受。他认为在寻求隐蔽的真理时，“两个头脑总比一个头脑好”。
他一生平易近人，对所有人的来信都一一作复，有时一天要花三个小时来做这种事情。而他对于权贵却不屑一顾。在他去世前不久，维多利亚女王要封他为爵士，遭到了他的拒绝。对于有些眼睛向上的所谓学者，他非常憎恶。另一方面，他对当时饱受压迫的黑人奴隶寄予同情，他对当时的奴隶制度深恶痛绝，在他的通信、著作、日记以及行动中都明确地表达了这种高尚的正义感。
当时在英国流行一种骗人的“神眼术”，说具有“神眼术”的人可以洞察人体的内脏，给人治病。达尔文嘲笑有些医生竟然会相信这种骗术。那时在英国还盛行降神会，降神者在幽暗的光线下能使椅子、笛子、铃铛、蜡烛等跳来跳去，达尔文和赫胥黎都各自参加过这种降神会，还专为此事彼此通过信，达尔文断言“这是纯粹的哄骗”。
（四）
《物种起源》发表之后，遭到了不断的攻击，宗教势力甚至一些富有名望的科学家群起而攻之。1860年6月28日，“英国科学协会”与教会串通一气，在牛津大学举行了三天会议，企图一举而“粉碎达尔文”。达尔文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赫胥黎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长篇演说，义正辞严地驳斥了牛津大主教的胡言乱语。1877年在德国，著名科学家海克尔在“第十五届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代表大会”上同细胞学权威微尔和展开了面对面的论争；会后，海克尔发表了著名的小册子《科学的自由和讲授的自由》，痛斥微尔和所提出的禁止在学校里讲授进化论的建议。拥护进化论和反对进化论的斗争连绵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着。甚至去年，美国的宗教势力又喧嚣起来，要求凡是在讲授进化论的学校里必须同时讲授《圣经》里的《创世记》，企图借此抵消进化论的影响，宣传上帝造人的迷信。看来，这一斗争今后还要反复进行下去。
另一方面，达尔文学说一问世，恩格斯和马克思就对它做出了高度评价。恩格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指出达尔文学说“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他们对达尔文一向尊重，1873年6月16日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赠给达尔文，并在他的亲笔签名前写着“你真诚的钦慕者”。同年10月1日达尔文致函马克思道谢，其中写道：“……尽管我们的研究领域如此不同，但我相信，我们二人都热诚期望扩大知识领域，而这无疑将造福于人类”。
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我国较晚，第一个正式介绍进化论的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思想家严复，他在清朝末年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该译本出版之后不胫而走，在推动当时的维新思潮上起了积极作用。此后，鲁迅以及其他人都热烈宣传过进化论。
达尔文死后，进化论还在不断向前发展着。近代细胞遗传学建立后，学者们应用实验和数学分析的方法，把进化论从描述科学提高到数量分析水平，因而生物进化的知识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又使进化论得到了进一步了解。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巴克最近在发掘出许多化石新物种时说：“达尔文学说年年受到考验，也年年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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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社会学与社会统计分析方法
高树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电子计算机的推广与应用，社会学领域的统计方法得到充分发展。数学统计方法从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向社会科学方面渗透，各门科学普遍处在数学化的过程之中，这是一个总的趋势。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的社会学当然也不例外。当代在社会测量、社会预测等方面所以产生重大突破，都是同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分不开的。
过去我们一向重视应用思辨方式，即“定性研究”方法，而对应用统计方法做社会现象的“定量分析”是很生疏的。调查研究与统计是两码事，调查研究不但不能代替统计，而且必须应用统计。
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是一定的质与量的统一体。人们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注重掌握事物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在质与量的结合中进行。而量又通过一定的数表现出来。社会统计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对事物量的分析来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就曾广泛地使用了统计。他所著的《资本论》就是个典型。他和恩格斯还曾设想过用函数曲线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在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充满了经过精密审查过的统计资料。列宁称统计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的条件”，他不但在经济研究中应用统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时常应用统计。他们对统计的重视是值得学习的。
在调查研究中应用社会统计方法，会使调查结论建立在对社会问题及发展趋势的精确分析和科学预测上，而不是大致的分析与估计，因而可以提出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所采取的具体方法与最佳方案。要实行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这是不可缺少的。有一种看法，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社会调查，并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可以提供精确的数据。这是一种误解。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应用统计方法都可以得出精确的数据结论。我们常说办事情要胸中有数，但这个“数”可能是准确的数，也可能是很含糊的数。应用统计方法所提供的“数”，则是精确的“数”。
从客观意义上说，社会统计分析方法对于扭转先入为主的调查方法是个有效工具。经验告诉我们，调查常见的错误是先入为主。调查者在调查前先有个框子，调查则按这个框子找例子，合者取，不合者弃，结果是选取个别事例证明全体。社会统计分析方法是从不依据个别事例或个别的现象做结论的，而是对所观察的问题，首先是从有关联的各种事实的总和中，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去做结论的。当年列宁曾指出，调查如果不“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那么，怎样克服这个弊病呢？他认为必须从统计工作方面着手。显然，列宁把统计看作是克服以个别事例证明全体这种先入为主错误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知道，由于统计技术的发展，社会调查的方法也逐渐地丰富起来。有比较法、历史法、实验法、区位法、抽样法、系统工程法等等。应用社会统计方法，便于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从而使调查更有效。比方说，我们的调查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典型调查方法，但不能不管什么条件都一律采用典型调查方法。在现代，除了需要进行典型调查外，还要进行社会预测等，而这种预测靠典型调查所提供的信息是不能完成的。比如对一种社会现象做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根据这些结论制定措施、计划、办法，都不能限于典型调查，而需要进行普遍调查和统计分析。过去，党在农村的土地调查等等，未搞普遍调查，那是由于条件限制。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有条件而且特别需要进行普遍调查。
抽样，是实行普遍调查的主要方法。抽样以统计方法作为工具，以假定的逻辑结构模式作为典型来测定现实的事例，通过电子计算机运算处理可变因素的动态关系，并以此从已知推断未知，从局部推论全体，其调查范围可包括宏大机构、群体、组织、制度、社区以至整个国家。调查对象可包括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居民消费水平、政治生活、社会改革以及家庭、教育、职业等等方面。可见，应用社会统计可以更加丰富我们的调查经验。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是数理统计在社会调查中的具体应用。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应用统计方法，其前景是无限广阔的
（摘自《未来与发展》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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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与人口普查
张文贤
列宁十分重视人口普查工作。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红军还在从苏维埃领土上驱逐外国干涉者和白党匪徒的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就决定组织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列宁直接领导了这次普查。根据列宁的提议，建立了人口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权向所有机关索取调查所需的一切必要材料。所有工厂和机关都必须毫不迟疑地满足该委员会的要求。为了做好人口普查的物质准备，按照列宁的意见，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解决充分供应调查用纸问题。（参见《列宁文稿》第八卷第一一七页）。
一九二○年五月，列宁在给各省执委会主席关于准备一九二○年人口调查的电文中写道：“这次调查对建设苏维埃共和国是有很大意义的，它的成就完全取决于省统计局工作的计划是否周密，准备是否充分；是否有足够的义务调查工作人员；能否组织起工作人员和调查用品在你省内迅速而及时地移动；是否有足够的适当住所、灯光、食粮和金钱以及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其他各种援助。”列宁对人口调查的各项组织工作，考虑得极其细致，极其周密。他在电文中还强调指出：“调查工作，并不是某一机关的工作，而是全共和国的工作，是苏维埃所有机关的工作。无论谁，如果对这一工作不尽力援助，不关心，敷衍塞责，那么，他将要受到革命时期的严格惩罚，如同在其职务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样受到惩罚”。（转引自萨乌琴《论人口调查》第十七页）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列宁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一丝不苟地填写他个人的《全俄人口调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