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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峥嵘岁月 战斗一生
——纪念战友陈正人同志
何长工 杜润生 杨尚奎 张邦英 杨立功
陈正人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这位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为党、为人民、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过贡献。他那光明磊落的品德和刻苦认真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陈正人同志是江西省遂川县人，1907年冬出生。父亲是前清一名秀才，在正人同志8岁时亡故。母亲是一个勤劳朴实、心地善良的贫农女儿，在土地革命时期，为掩护正人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正人同志年青时期就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1925年5月，正人同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五卅”运动爆发时，正人同志正在吉安省立第六中学读书。他以学生代表的名义，积极组织吉安各界的声援活动，参与罢工斗争。不久，他被江西省督办冠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遭到通缉，被学校开除。从此，正人同志转入地下，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正人同志先后在永丰、万安、南昌、遂川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向反动政权开展斗争。他先后担任过党的特别支部委员、书记。
“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党决定正人同志到吉安地区发动农民武装起义，正人同志回到吉安，任中共万安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27年9月，正人同志与曾天宇等同志一道组织发动了著名的万安暴动，他担任游击队的党代表。游击队在遂川、万安一带坚持战斗，曾三次攻克万安县城，还占领过泰和，威震一方。
1927年11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攻克遂川。正人同志被调回遂川，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并担任书记。
1928年春，正人同志随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特委委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特委委员并任副书记。正人同志在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1929年春节前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到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乘机纠集湘粤赣三省三十个团的兵力，分六路向永新、宁冈、遂川、酃县扑来。红军经过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和叛徒出卖，井冈山失守。陈正人等同志在井冈山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经过一段极其艰难困苦的斗争，收容了被打散的部队，恢复了游击队。当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同志，听说正人同志还在井冈山，便派人联系，找到了正人同志。后来又找到了湘赣特委的刘天千、朱昌偕等同志，逐渐恢复了特委工作。在特委领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后来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一翼。
1929年底，正人同志调离特委，任安福中心县委书记。第一次反“围剿”的前夕，当时的中央提出所谓“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总进攻”，“夺取南昌、九江，会师武汉，争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实行全国总暴动”的错误主张。1930年10月23日，在江西新余县的罗坊召开的总前委扩大会议上，集中围绕“打不打南昌、九江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正人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打大城市、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
1931年初，苏区中央局决定成立江西省委，经正人等同志的积极筹备，很快召开了江西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组成了省委，正人同志任书记。
1933年，左倾错误路线代表在中央苏区批判福建省委的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是批判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路线，中央局代表要陈正人同志写检查发声明，遭到他的拒绝。
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中央苏区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正人同志因患严重肺病，留在苏区。1935年4月，苏区中央分局陈毅同志决定陈正人等同志随张凯同志的独立三团行动，相机去白区治病。后因突围未成，他化装成商人，经香港、广州到湖南宜章县彭儒同志的家乡，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一面养病，一面教书，向青年们宣传进步思想。正人同志虽然远离党的组织，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他时时刻刻想着党，想着红军，渴望尽快找到党。
“西安事变”后，正人同志得知党中央已在西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就离开宜章县去找党的组织。他经广州辗转到了南京，在李奇中先生等人的帮助下，又从南京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恩来同志见到正人同志，高兴得热烈拥抱起来，并大笑着说：“太好了！太好了！正人同志，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啊！”正人同志见到了亲人，回到了党的怀抱，激动得落下了热泪。
正人同志到延安后，毛主席十分高兴，要正人同志好好养病，病好了再工作。正人同志急切要求工作，组织上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1938年又调任中央军委总政宣传部长。1940年冬，正人同志到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改为中央西北局），任常委、组织部长，直到抗战胜利。正人同志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发展，特别是在组织工作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人同志被派到东北担任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我东北解放区的日子里，正人同志做了大量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1946年夏，正人同志调任辽吉省委（后改为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正人同志深入广大农村调查研究，及时纠正了所谓“贫雇农说了算”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广泛地开展土改斗争，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和敌伪残余势力，使人民革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得到发展，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1949年5月，党中央决定陈正人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奉召来到北京，聆听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详细指示后，带领南下的干部队伍，回到阔别十五年的故乡。
刚解放的江西，满目疮痍，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部还在勾结地方反动武装到处流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这种情况，正人同志和邵式平等省委领导同志根据中央指示，依靠人民解放军，发动群众，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共消灭土匪40，000余人，基本上完成了全省的剿匪任务。
剿匪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省委决定进一步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正人同志从实际出发，分析了江西省三类不同地区的特点，确定了采取三种不同的斗争策略；注意在运动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动了群众，狠狠打击了首恶分子，收到了好的效果。
1951年秋，江西全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正人同志经常到一些县、区、乡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他写的《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从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土改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受到中南局和党中央的重视，并转发全国，成为土改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完成土改后，正人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紧紧抓住广大群众要求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愿望，提出了“以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为主，重点试办常年互助组”的方针，使江西广大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很大的进展，农业获得了大丰收。
1952年底，正人同志调到中央，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党组书记。他以火一样的热情和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投入了这一新的工作。他和其他部领导同志到基本建设第一线去，拜工程师、专家和工人为师，虚心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初两年里，建工部所承担的基本建设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
1955年上半年，正人同志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对农村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他每年至少有四个月时间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倾听农民的意见。他对我国农业生态平衡问题十分关注，经常向专家们请教，还到黄土高原进行了调查，研究我国水土流失情况和解决的办法。他提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一是要有全面观点，二是要有长远观点；在工作中，必须全面规划，因地制宜，集中治理，连续治理，沟坡兼治，治坡为主，治理与保护并重。他积极主张黄土高原应当先种草以固土，后种树以涵养水源。“大跃进”时期，到处大砍山林，他极不赞成，认为我国森林覆盖面积不能再下降了，这样滥砍下去不得了，把子孙的饭吃掉了。他所到之处，极力宣传不要砍树，要多种树多种草。同时，正人同志对我国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工作，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并总结各地经验，组织编写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书。
1959年成立农业机械部，中央决定正人同志任部长、党组书记。农业机械化，对正人同志来说是陌生的。建部之初，正人同志就立志要变成内行。他曾经说，干三年不懂这一行，就卷铺盖、搬行李。他谦虚好学，学而不倦。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全体干部都学技术、钻研业务，努力使自己由外行变内行，组织全部司局长干部每周上技术课，请大学老师和机关的技术干部讲课。他曾先后在洛阳拖拉机厂、天津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拜工人为师，学习拖拉机的装配、驾驶和排除故障。在制订农机工业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的过程中，正人同志亲自带领干部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在他任职期间，在部党组领导下，建设了一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农机厂和配件厂，成为我国发展农机工业的骨干。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中，正人同志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他仔细地研究了世界上农业机械化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对照我国情况，提出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因地制宜的方针。他强调农业机械化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实现农业的增产增收。他反对一讲农业就是粮食，一讲机械化就是拖拉机的片面观点。他主张大中小型结合，机械化、半机械化和手工工具结合。
1958年到1960年期间，在社会上那股“浮夸风”的影响下，农机产品质量下降。面对这一问题，正人同志和农机部党组的同志一起，经过调查研究，分别几种不同情况，采取了整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坚决措施。在农机工业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工作之后；又及时地提出了提高产品质量的具体要求，明确提出了工厂企业管理和产品的质量，都要贯彻“一丝不苟”的精神。1963年5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一丝不苟》的社论，此后，农机产品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正人同志几十年来，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革命胜利后进城搞建设，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光明磊落，严以律己。他所表现的好作风，正是我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党风的具体体现。
正人同志历来把“认真”二字作为座右铭，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他亲自动手写报告；起草文件，讲话作报告，也从不愿假手他人。他写东西是那样的刻苦认真，改了又改，立论严谨，语言精练。他脱手的稿件，连标点符号也极少有差误。他对自己这样，对别人写文章、起草文件，要求也是严格的。
正人同志勇于自我批评，他到一个新的部门工作时，总要先讲自己的缺点，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
正人同志注意生活上保持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化。1964年秋，正人同志到洛阳拖拉机制造厂蹲点，厂里安排他住宾馆或招待所，他拒绝了，找了厂内的精密铸造车间的生活间作为他的住处，找了装配车间的故障排除工段作为他的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实行“三同”。不到半年工夫，他结交了不少朋友，拜了几名师傅，学会了开拖拉机，了解了平时了解不到的许多真实情况。他写给中央的蹲点报告中说：“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的生活距离如果不认真克服，群众是必然脱离我们的。”
十年内乱，正人同志受到猛烈的冲击，备受折磨和摧残，致使久病的身体愈益虚弱，心脏受到了严重损伤。1972年4月5日，他到医院检查，医生叮嘱说他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应立即住院治疗。可在当时的环境下，正人同志住院竟然成了不能解决的问题。他默默无语，回到家中。就在当天深夜，因心肌梗塞，剧烈绞痛，又未能及时抢救，他于6日凌晨不幸逝世。终年65岁。
陈正人同志几十年来南征北战，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陈正人同志的一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国农业战线和农业机械战线杰出的领导干部。我们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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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求恩大夫挽救了我的腿
李盛财
只要提起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人民共过患难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人们总不免要产生崇敬的心情。作为他救治过的一名伤员，我对他更怀有特殊的感情。
那是发生在1938年的事情。我当时在晋察冀军区骑兵营当连长。8月下旬的一天，我们连担任攻打日伪占据的完县县城的主攻任务。敌人被我们基本解决之后，正当我带领战士追歼残敌时，一个敌人龟缩在一堵断墙后射来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腿，子弹穿透了我右腿膝盖上部的股骨，血流不止，我当即昏倒在地上。
战斗结束后，我被抬到营部卫生队，经检查，右腿股骨断了五分之四。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骨头断到这种程度，是不容易接起来的。为了防止伤口恶化，决定给我做截肢手术。我昏昏沉沉地躺在一张简陋的病床上，一听到要截肢，大声地嚷着：“千万不能锯呀，没有腿我怎么行军打仗哇！”同志们了解我的心情，劝我不要激动，好好安静休息。
第二天清早，我又被抬到军区卫生部。游正华副部长和林景亮科长检查了我的伤势，望着我红肿的伤口，不住地摇着头，诊断的结果还是我最不愿意听的两个字——截肢。
约摸过了一个多钟头，我朦胧之中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我睁开双眼，看到游正华、林景亮等人陪同一位身材魁伟的人走进来。他稀疏而灰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卷着，两眼闪着锐利的目光，显得很有气质。一位同志告诉我，这是白求恩大夫。我又惊又喜，望着这个陌生的外国人。只见他快步走近我身旁，俯身握着我的手，通过翻译问我痛得厉害不厉害，并且告诉我不要着急。此时此刻，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心里又萌起了保腿的念头。
白求恩大夫不顾旅途的疲劳。对我进行了细致的检查，还俯身闻了闻伤口。这时，一位同志向他讲了截肢的建议，白大夫听后摇了摇头，说：“伤得很重，需要马上手术。”
“锯不锯腿？”我急切地问。
“请你放心，骨头连着一点，伤口没有恶化，腿还有保存下来的可能。”
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但是多少总还有点不放心。白大夫明白我的心思，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说：“放心吧，不会偷偷地把你的腿锯掉，我的责任是要治好你的伤，还要送你上前线。”
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心情也变得轻松多了。
根据白大夫的吩咐，马上开始了手术。白大夫只用了40多分钟的时间顺利地为我做了接骨手术。当缠好最后一道胶布绷带后，他风趣地对我说：“手术很好，请你放心，我没有骗你吧？”说完他笑了起来。他让翻译叮嘱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平躺着，不要乱动。这天夜里，我睡了受伤以来的第一个好觉。
第二天，我又被同志们抬着走了一天，随同白大夫一行来到了离军粮城很近的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这里是军区卫生部休养所。白大夫在他住的一个小院内腾出一间小屋，单独安排我住下，并且安排了专门的医生和护士对我进行特别护理。手术后的第三天上午，白大夫来到了我的房间，一进门就说了句中国话：“你好，李连长！”由于咬字不大准确，引得满屋人都笑了起来。接着他打开绷带，仔细地察看伤口，夹出纱布捻子放在鼻尖上闻了闻，满意地点着头，亲手给我换了药。
白求恩大夫亲自为我治伤的消息传到营里、连里，同志们都为我高兴。接连几天，不少同志赶来探望，我从大家的谈话中，了解到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关怀着我的治疗。原来，营卫生队决定要给我截肢的消息被营特派员钟生溢同志知道后，马上报告了聂荣臻同志。聂荣臻同志听说我的腿要锯掉，立即要秘书打电话给卫生部长叶青山，请白求恩大夫亲自治疗。为了赢得救治时间，聂荣臻同志还指示营卫生队抬着我由东往西尽快向军区卫生部所在地方向走，白大夫一行则由西向东迎过来。我听了这段介绍，两眼浸满了感激的泪水。
手术一个星期以后，伤口仍然疼痛。当时条件极端困难，药品十分缺乏，生活也比较艰苦。白大夫每天来看我好多次，问我感觉怎么样，伤口痛不痛，吃没吃东西，连病房的卫生都要检查。他见我体质虚弱，向炊事员交代，再困难也得设法熬点大米稀粥让我喝，并把自己的羊奶和烤馒头干送给我吃。我喝不惯羊奶，他又拿来牛奶，看到我喝下去以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你是我到晋察冀以后第一个接骨的重伤员，我一定要保证你尽快恢复健康。”一天中午，护士坐在小凳子上打瞌睡，被白大夫查房时发现，便大声嚷开了。我连忙叫人把翻译找来，才知道他是在批评护士。我解释说，他实在太累了，是我让他睡的，白大夫听后更不满意，他说：“医生护士的工作就是一切为了伤病员，再累也不能在工作时间打瞌睡。”并且还批评我，不能为护士开脱责任，这不是真正爱护他。说完，他生着气扭头就走了。我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心头一热，心想，这是一位多么严格的大夫，又有一副多么火热的心肠啊。
三个月后，我开始下床活动了。记得那天一大早，白大夫兴致勃勃地来到病房，招呼医生、护士、通信员把我扶下床，我在同志们的簇拥下，架着双拐蹒跚艰难地移动了几步。这几步虽然累得我满头大汗，在场的同志却兴奋得落下了泪花，白大夫乐呵呵地站在一旁说：“行，可以上前线打仗了。李连长，我不骗你吧？”逗得大家都哄笑起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不用拐杖也可以走路了，体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决意要向白大夫提出回部队的想法。一天晚上，我带着同志们送给我的一包白糖、糖果和水果，走进了白大夫的房间。他住的房间内十分简陋，桌子上放着一台外文打字机，床头堆放着许多书，靠墙角的火炉上正烤着几颗土豆。我不由得一阵心酸，一位国际著名的外科医生，不计较名誉待遇，自愿来到这艰苦而又险恶的环境里救死扶伤，过着这么简朴的生活，这是多么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啊！他听见脚步声，连忙招呼我坐下。翻译听见说话的声音，也跟进来了。白大夫见我往桌上放了一包东西，笑着说：“你这个病号怎么还招待我呀？”我笑了笑说：“我的腿现在能走路，多亏您的治疗。您对我们的友谊，是用任何东西也感谢不尽的呀！”他摆了摆手说：“你的腿能恢复到这个样子，一是你年轻，抵抗力好；二是没有感染，有手术治疗条件；三是医生护士护理得周到，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接着，我提出了要回部队的请求，只见他沉思了一会，撩起了我的右腿裤管，看了又看，然后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叮嘱我千万注意，别让这条腿再伤着了。第二天，我带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回到了部队，又走向了战斗的行列。
第二年10月，我再一次地见到了白求恩大夫。他当时率领一个医疗组到晋察冀一分区去执行任务，正好路过我们骑兵营营部所在地北神南村。我那时已经是营长了，我们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着，我怀着欣喜的心情请他们吃了晚饭，挽留他们住下来过夜。饭后，他详细地询问了前线的战斗情况，还问了我伤腿的恢复状况。当我告诉他右腿恢复得很好时，他非常高兴，挥起了一个拳头对我说：“我同你们一样也是在战斗啊！”他告诉我，本来他准备马上回国休假，但听说一分区最近接连打了几仗，伤员较多，决定推迟启程时间。我一听说他要回国，连忙问他还回不回来，他立刻回答说：“回来，一定回来！顶多半年，你们不取得胜利，我是不离开你们的。”我当时被感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内心深深地被他那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感染着。
第二天清早，白大夫一行吃过早饭后又上路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这次见面，竟成了最后的永诀。1939年11月12日，敬爱的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了。当我从晋察冀军区日报上看到这个不幸消息时，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本文作者为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