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生活、创作和艺术规律》序
茅盾遗作
我和杜埃同志为文字之交，开始于香港《立报》副刊《言林》。《立报》是小型报纸，副刊《言林》的地盘，自然很小。《立报》在上海发行时主编《言林》的，是谢六逸。抗日战争爆发，萨空了将《立报》迁移香港出版，邀我编《言林》。谢六逸编《言林》时，使这小小副刊五花八门，生动活泼。我没有编副刊的经验，当时学步六逸，也需要短小精悍的短评等，杜埃同志极力支持，积极投稿，使《言林》生色，至今我犹感谢他的雪中送炭。
现在杜埃同志上起五十年代，下至八十年代第一年所写的评论文章整理出版，要我写一篇《序》，回顾往事，不胜感慨，写《序》之事，义不容辞。
杜埃同志不但写了许多文学评论，也写了不少散文、小说。作家而兼评论家，两者都有令人欢欣鼓舞、启发同辈及后学的成就，在国内颇不多见。现在仅论其数十年的评论文章，其一，谈生活是创作的泉源，到生活中、到群众中去，从而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间发现问题，从而分析问题，透过表象而得其本质，然后形象化而成为小说，这本是杜埃同志自己的经验，故此一辑中的文章极为精采。
其二，评欧阳山的《高干大》，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秦牧的散文集《花城》，陈残云的《珠江岸边》，农民作家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王汶石的小说《黑凤》，农民作家杨干华的小说集《惊蛰雷》的序，海员作家陆俊超的小说、特写，部队作家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电影《春雨潇潇》和《海外赤子》，真是目光四射，百草千花，尽收药囊，读之如暑天得啖冰雪。
其三，谈文学的党性原则，列宁论党的文学原则，鲁迅与青年作家等等，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性问题和青年作家的培养问题。《文艺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则是配合一九五六至五七年的争鸣，而就此一争鸣之偏左发展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归结于必须世界观与文艺规律同时重视。《循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道路前进》一文和谈到文化工作与艺术创作上的几个结合，和在打倒“四人帮”以后论及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和党的其它文艺方针、双百方针的再次强调，带来文艺园地的满园春色。而推倒阴谋文学的所谓理论，必须彻底干脆。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文艺民主问题，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等，都已提上日程。杜埃同志此一评论文集应时问世，实为文艺园地灌水培土，此非我个人私见，盖亦公论也。
1980年5月 北京
〔本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8版()
专栏：
同是老年人
邓惠
人生一世，谁不想能有一个幸福、安适的晚年，谁不愿在衰老之际能获得亲人的关怀、慰藉和社会的照顾、体恤。为了这个，有的老人省吃俭用，攒钱防老，如虫蚁之冬储；有的老人千里迢迢，回国返乡，似倦鸟之归林……。
在报刊上，看到国内外两则关于无子女、无亲属老人晚景的报道，感慨万千。
新华社的一则消息，报道了住在西安市的无儿无女的王曾吾老两口，答应西安市卫生学校600多名姑娘的请求，接受她们做自己的闺女。姑娘们从此主动承担起侍候这对老人的光荣责任，并且表示“要象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两位老人，使他们幸福地度过晚年”。
另一则是西德《万花筒》周刊的报道，居住在汉堡市一座公寓里的姓弗兰克的孤老太太，病死在自己家的过道上将近四年之久，竟然无人知晓。无独有偶，此后不久，人们又发现另一个住所的养老金领取者、七十八岁的库特老人，死在床上已有9个月了。
王曾吾老两口和弗兰克、库特等等同是无儿无女的孤苦老人，前者得到了几乎是全社会的关怀和体贴，愿意作为女儿服侍照顾他们的姑娘已有1，000多人；而后者却生时无人嘘寒问暖，死后无人收尸殡殓。
列宁曾经描绘资本主义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我赚我的钱，其它一切都与我无关。”在那里人和人的关系或是利害相关，或是疏远冷漠，特别是近些年来，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逐渐解体，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有儿有女的老人，老境亦颇堪怜，更何况弗兰克老太太这样的孤老。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家庭亲属之间，有可能建立新型的互助互爱关系。虽然十年动乱使我们的社会风气、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受到严重的损害和扭曲。但是，诸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类我国传统的优良道德观念，并没有在广大中国人的心中泯灭。特别是近些年来，党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互相关怀的好风气重又兴起。王曾吾老两口绝非得天独厚，许多孤老和孤儿都得到了邻居乡里们亲人般的关怀，这是常有所闻的。更可喜的是，这些新事物、新风尚，在十年动乱中受害最深的青年一代中间，不断涌现出来，迸发出耀眼的光彩。西安市卫生学校的姑娘们，不正以自己的行动谱写着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吗！
这种使人的精神变得美好高尚，使社会面貌变得健康、文明的“关系学”，正以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冲激和抗击着那种互相利用、尔虞我诈、腐蚀人的心灵、坑害国家集体的流行“关系学”，使它相形之下，愈加丑恶、庸俗、低劣。坏的风气往往不胫而走，好的风气却要花很大的力量来扶植，因此，愿更多更多的人都来关注、研究、思考、扶植这种新事物，发扬这种真正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使它由星星点点，变成燎原烈火，燃烧掉人们心灵上、社会肌体上那些旧社会遗留下的污秽，创造出一个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干四化的新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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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金的一则“启事”
陈梦熊
巴金同志在上海“孤岛”时期写有一则“启事”。
这则“启事”，全文如下：
巴金启事
香港《南华日报》转载我的文章“公式主义者”，（去年10月在广州为《见闻》半月刊作，这是杂感之四，后载《宇宙风》），并未得我同意。我的论据决非卖国求荣的汉奸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决不是“和平”。在这时候谈“和平”，无异乎任人宰割。
这则“启事”登载在1939年4月17日《文汇报》副刊《世纪风》（柯灵主编）上。文字虽然简短，却包含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则轶话。原来，在“八·一三”沪战发生以后，巴金同志一度离开“孤岛”，避居南方，后返上海，又去西南等地。当时他有感于全面抗战发生以来出现的种种怪论和不良倾向，曾写过一些随笔和杂感。例如《第一次听见那炮声》、《给一个敬爱的友人》，以及《感想》（一）（二）等等。又如题为《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和《和平主义者》等6篇杂感，发表在广州《见闻》等报刊上，部分为上海《宇宙风》所转载。由于这些文章是为提倡“抗战与改革”而作，并且给各色假抗战的鬼脸画像，也就触及当时种种的黑暗现象。然而，某些别有用心的“和平主义者”，从他们的需要出发，没有征得作者同意，竟将《公式主义者》一文，转载于《南华日报》上，企图借巴金的名字，标榜自己，混淆视听，欺骗读者。这当然是巴金同志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撰写了这则严正的“启事”，巧妙地进行斥责。与此同时，巴金同志还将上述的10篇文章集成《感想》一书，交烽火社，作为“烽火”小丛书之八，正式出版。
这一则启事，使我们知道巴金同志在抗战期间，不仅积极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还与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作过短兵相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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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话，孩子。”
张莺歌
“听话，孩子。”小时每逢我淘气，妈妈总是这样对我说。
我爱我的妈妈，妈妈也爱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一天也舍不得离开她。做梦吓醒了，也总是大声叫着妈妈……我上小学时，妈妈告诉我要尊重老师；我下乡插队时，妈妈叮咛我不要想家；如今我快要大学毕业了，妈妈又来信嘱咐我要知足，不要向国家讨价还价……
在许多人的眼里，大学生是时代的骄子，祖国的宠儿。不论我走到哪里，胸前的校徽上常落满羡慕的目光，迎着这些目光，我常常不知不觉地露出得意的神色，妈妈见了，总要叹一口气说：“别这样，这样不好。”随后又加上一句：“听话，孩子。”
是的，和年龄相仿的同伴们比，我可算是“幸运儿”了，是百分之四中的一个。而他们呢？不仅没能入大学深造，有的人还要为工作忧虑。难道这些人都不如我们这些“及第者”吗？我想起了中学时的一位同学。她天资聪慧，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在我前面，那一年，她也准备参加高考，以偿夙愿。可当时大队工作繁重，队里的人们希望她等一年，她放下了书，把个人的愿望藏进了心底。三年过去了，两个农民的孩子经过她热心辅导，都已经考上了大学，而她还在队里。这样的青年有多少啊！在农村、在厂矿、在部队……想想他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向祖国伸手要这求那呢？我们应有的，是加倍报答祖国母亲的心。
每当我接到妈妈寄来的钱时，心中总要翻腾一阵。有一次，我接到了妈妈托别人捎来的十元钱，里面竟有一些零钱。这些钱妈妈是怎样凑够的呀！我流泪了，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报答母亲的苦心！可是，当我听说国家每年要在一个大学生身上花费一千五百元的巨款时，我的心颤抖了。
“听话，孩子。”当我填写毕业志愿时，耳边又响起了小时妈妈常对我说的这句话……
我爱我的妈妈，更爱我的祖国。祖国啊，我听您的！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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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木桥
潘绍良我去时，你挑一担发狂的风雨，摇摇晃晃，巍巍颤颤；我来时，你依旧挑着，却是两岸开笑的瓜豆。木桥呵，你跨夏越冬跋涉多远？还是戴暑披寒在那故道迎候？绿叶的青春何以交给花果？花果的生命何以交给丰收？这里的一切那么惊异、陌生，相识的，只有昨天的潺潺清流。我讨厌柳条儿老是把它拨弄，我并非只来寻觅逝去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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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愿
〔朝鲜族〕金珠玉从冬天和春天的衔接处我穿过瞬间的缝隙托着一朵心愿的花走出新春的晨曦呵——一九八二年的春天呼唤我去奔驰从迎春和玉兰的花道上飞驰出我青春的希冀托着千万朵心愿的花奔向播种和收获的大地呵——正是奋争向上的岁月愿生活到处有鲜花和嫩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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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佛并非福
刘忠信
一位做细木工活的邻居告诉我，有个青年求他给做一尊小佛像。由此，我联想到，自从各地庙宇修复以后，有的“善男信女”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中有的似“秋香”，求一个好伴侣；有的似“莺莺”，祈祷“张生”的功名前程，甚至有个别青年人要学贾宝玉，遁入空门，在黄卷青灯之下“了此残生”。
当然，两千多年的佛教历史，数千卷经论典籍，我们不能一概否认，今天有的大庙复修，便是承认其存在价值之一例。也确实，在我们的国家里，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但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青年，总不该把命运交给泥塑木雕吧，总不该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烟火之上吧！人是要生活在希望当中的，特别是青年人有着种种美好的希望，而最美好的希望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今天，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青春，是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应该具有的精神风貌。
有些青年同志原来也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曾为远大理想奋斗过，可是由于征途中的道路坎坷，由于人生中的不幸遭遇，而信念动摇了。陶铸同志讲过：“我们应该赞美岩石的坚定。我们应该学习岩石的坚定。我们应该对革命有着坚强的信念。在民主革命的战争年代应该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年代更应该如此。”革命先烈，宁肯让敌人砍下自己的头，也不动摇自己的信仰，我们怎能因碰到一些曲折，就改变信仰呢？人生几十年，难免不遭到一些挫折和不幸。诗人郭小川写道：“生活真象这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呵，就不会这样可口！”怎能期望通过烧香拜佛求得好运，念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百恼俱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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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间〔木刻〕 刘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