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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
张乔啬
今年4月2日，是张澜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张澜先生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实行家，经过几十年艰苦复杂的斗争，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唯一政党，终于走上了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早期的革命活动
张澜先生出身于佃农家庭，他的青年时期，正当列强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国家濒于危急存亡之秋，更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1911年，他参加领导四川的保路运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民主革命的一生。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师北伐，张澜先生即在家乡南充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宣布独立，响应蔡锷护国讨袁，加速了“洪宪”王朝的覆灭。
五四运动时期，张澜先生适在北京。在他的好友吴玉章的帮助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他任北京《晨报》社董事，曾在《晨报》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受到朝野的责难。他支持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吴玉章在北京开展的勤工俭学运动。他是四川省省长，来北京述职，便以省长名义，向交通部商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交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二百余名四川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中的许多人如赵世炎、陈毅、刘伯坚、杨伯恺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革命家。
1920年冬，张澜先生返南充原籍，开办地方自治讲习所，聘请吴玉章主讲人民权利的理论，并在县中试行自治。他任南充中学校长，充分信任思想进步、后来成为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的张秀熟、袁诗尧等，全权主持南充中学校务。他早在清末即在南充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朱德、罗瑞卿、于江震、陈同生等共产主义战士，曾先后是他的学生，深受他的教益。
大力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1925年，张澜先生创办成都大学，任校长。他对赖鸣珂、杨伯恺、刘绍禹等共产党员教授极为倚重。他提倡民主精神，实行“兼容并蓄”，学生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校中虽有各党各派的组织和活动，但他特别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并以自己的薪俸资助该社出版《野火》、《定性分析》、《科学思想》等刊物，使该社在校内发展最快，影响最大。
1926年，四川万县发生英国军舰炮轰居民的“九·五惨案”，川军驻防万县的宪兵司令、地下共产党员于邦齐英勇击退英军舰。张澜先生发动成都大学师生积极声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等在成都创办《九五日报》，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请张澜先生赞助，他慨允出任该报“言论委员会”主任，以掩护该报。1927年，四川军阀王陵基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杨闇公、冉钧、漆南薰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他严词抗议，并要刘湘取消对脱险同志们的通缉。
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叫嚣“一个主义”之时，张澜先生公开号召“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国民党骂张澜先生“宣传赤化”，派兵搜查他的住宅，他泰然处之。翌年2月16日，四川军阀向传义在成都逮捕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以及包括成大学生六人在内的14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当天即予杀害。张澜先生营救不及，愤而辞职。经成大师生挽留和各方面敦促后，他始复职，仍继续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在重庆被捕，他竭力营救。1930年，共产党员曹荻秋等在四川广汉发动兵变，成大学生参加者甚众。国民党迁怒于他，对他横加压力，强行将成大并入国民党所控制的四川大学，迫使他离职。
1932年秋，于江震、李泛山等领导四川南部县升钟寺暴动，遭到失败，转移至南充、阆中各地，得到张澜先生的掩护。1933年春节前后，红四方面军进抵川北，张澜先生发动南充人民准备欢迎。他又劝说曾被红军击败过的川军军长田颂尧与红军联系，双方避免冲突，使红军利用时间巩固川北根据地。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蒋介石不御外侮，积极反共，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1933年3月，张澜先生出川考察，借机结识爱国志士，联系地方势力，为反蒋抗日作准备。是年夏，他考察归来，刚到南充，惊悉军阀杨森阴谋诱歼红军于蓬安县境内，他立即派人星夜奔赴仪陇县马鞍场红军指挥部送信，使红军有所戒备。
1935年春，在上海的党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张曙时到四川，经张澜先生介绍给刘湘，借以开展对刘湘的统战工作，促成刘湘派代表去桂林签订“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壮大反蒋抗日力量。随后，他又促成刘湘派王干青去陕北与党中央联系；党中央亦派李一氓为代表，到成都与川、康军政首脑联系。他受刘湘委托，同鲜英、钟体乾代表川、康方面与李一氓会谈，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协定；并由刘湘资助一笔现金，购买食盐、布匹、西药等大宗物资，运回陕北。
“七·七”事变前后，党中央派于江震、廖志高等自陕北回四川，开展党的工作。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张澜先生的帮助和掩护下，很快恢复并发展了党在川北的地下组织。于江震恢复的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就设置在张澜先生的老家附近的小学校内，长期受到妥善的掩护。贾子群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张澜先生负校长名义，校务由贾子群等共产党员主持，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王干青在张澜先生主持的慈善团体——成都慈惠堂任总干事，共产党员肖华清、周烈三、吴恩灼、袁观等均在慈惠堂担任重要职务，使该处成为地下党在成都的重要据点之一。周恩来副主席还介绍杨伯恺从上海回成都，协助张澜先生开展文化教育界的统战工作。
积极支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7月，张澜先生去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得与周恩来副主席和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会晤，对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更加了解和拥护。当时，抗日形势险恶，投降危机严重，周副主席以张澜先生在西南地区的声望很高，殷切期望他能协助党的工作，联络西南的军政、文教、实业各界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群策群力，挽救危局。周副主席还指定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怡和在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同张澜密切联系。张澜不负周副主席的期望，促成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西南军政首脑在政治上向进步方面转化，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西南地区的民主运动得以开展，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湖南“平江惨案”，屠杀共产党人，张澜先生在重庆特园邀请董必武同志向各界民主人士报告“平江惨案”的经过，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消息，激发了广大人民的义愤。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重演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故伎，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借此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康特委做军事工作的车耀先等。董老派潘梓年从重庆专程到成都请张澜先生营救；只因蒋介石蓄谋屠杀共产党人，并向地方势力施加压力，他营救无效，罗、车等同志后来壮烈牺牲。当张澜先生识破“抢米事件”的阴谋时，力劝邓锡侯、潘文华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他为此阴谋事件写信给蒋介石，警告蒋不要破坏团结，动摇后方，危害国本，特务的暴行才暂时有所收敛。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坏的危险。国、共以外的各党各派为团结民主力量，有利于调解国、共之间的摩擦，制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坚持团结抗日而斗争，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先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民盟，经各政团的推举，于危难之际，出任民盟主席。在共产党和周副主席的帮助下，他领导民盟与党配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同年11月，张澜先生在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向国民党提出结束训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等十项主张，获得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蒋介石见此提案将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拍案大骂，下令对他进行监视。特务头子戴笠立即强租与他所寄居的特园相毗邻的康庄，布置特务，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但他毫不惧退，照常在特园召开民盟的会议，并经常在此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代表党中央的领导人商谈国家大事。特园也就被董老誉为“民主之家”。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先后派华岗、张友渔到成都工作，张澜先生尽力协助他们，使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在西南地区进一步扩大。
献身于党所领导的解放大业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张澜先生到机场迎接。谈判期间，毛主席多次同他会见和恳谈。他深感毛主席的伟大，共产党的大公无私；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对共产党竭诚拥护。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召开，张澜先生是民盟的首席代表。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即同他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调，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在政协开会期间，张澜先生坚持同周副主席商定的原则立场，朝夕与中共代表共商大计，使政协会议终于取得五项决议案的胜利。
不久，蒋介石推翻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张澜先生为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统治，坚守政协的决议，坚定不移地与中共代表保持一致步调，再度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特务攻击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导演诬蔑他的游行丑剧，张贴反动标语，叫嚣“法办张澜！”“打死张澜！”1946年7月，特务在昆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他在成都主持追悼会。散会时，他遭到特务的袭击，头部受伤。周副主席、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驰电慰问。8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李闻惨案与成都暴行》的社论，赞扬他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
1946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逼迫民盟提交参加伪国大的代表名单。在此关键时刻，周副主席于11月12日晨，亲临南京民盟总部，向民盟各领导人建议：对于民盟是否参加伪国大这样的关键问题，应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当时张澜先生因病在重庆休养，民盟总部当即与他通电话。他在电话中坚决地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当天下午和晚上，他又接连打电话给南京民盟总部，再三强调民盟的立场。民盟总部当天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伪国大。这就使国民党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产，民盟也保持了它在政治上的纯洁性。
1947年2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强迫中共代表团从南京、上海、重庆撤退。同年11月，国民党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其解散。张澜先生发表《呼吁书》，严正声明：“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而且公开号召民盟盟员，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继续奋斗。当时，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即迁居到张澜先生的住所，同他朝夕相处，共商大计。接着，沈老赴香港，主持恢复民盟总部的工作，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告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张澜先生在上海处于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之中，坚决支持民盟三中全会的路线，以他的实际行动，资助去香港同志的路费，积极募集经费，支援香港民盟总部的活动。
1949年初，蒋家王朝面临末日，李宗仁代理总统，要求和谈以拖延时间，妄图挽回败局。李宗仁派张群、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先生出面调停。张澜先生强调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作调人。”特务随即将他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并拟加以杀害。上海解放前夕，幸经地下党的大力营救，他才得以安全脱险。他获解放的次日，陈毅司令员于百忙中亲去向他亲切慰问。他衷心感谢党对他的营救，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祝贺解放上海的伟大胜利。
1949年6月，党中央邀请张澜先生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与全国人民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亲聆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一生的宿愿终于得偿！
1954年，张澜先生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虽年老多病，仍尽力参与国家大事。1955年2月9日，他因病逝世。党和国家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悼词中盛赞“张澜先生不朽”。
1980年春节，胡耀邦同志在民盟中央迎春茶话会上谈到张澜先生时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是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这两大优点对许多人，对我自己，印象是很深的，勉励是很大的。”（附图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和张澜先生（左四）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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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永远向着党
——记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的彭镜秋同志
一位身材瘦小、满头银丝，但是精神矍铄的老妈妈的形象，经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她八十多岁了，患有多种疾病，可她总乐呵呵的，每天看书看报、接待来访，撰写历史资料、参加有关会议。她，就是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的彭镜秋同志。
彭大姐很谦虚，不愿意谈她自己。在我再三恳求下，她才简单叙述了她怎样从一个贫穷的小学教员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讲了她被捕入狱后和战友们一起同敌人英勇斗争的片断。
不平坦的路
彭大姐出身在一个穷秀才家庭。从湖南女三师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五四运动后，她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同志的启发教育下，和进步人士一起组织了反日会，并组织学生查日货。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冲击着这位爱国青年，1926年她又和一些积极分子组织了宜章县妇女协会，她任会长，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积极解决妇女问题。
后来，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宜章县一片白色恐怖。彭大姐毅然离别故乡，考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后在广州教导团工作，后随广州起义部队向海陆丰根据地进发。彭大姐等二十几位女同志紧紧跟着部队，一路上为伤员包扎、护理，整整走了一个多月。到达海陆丰后，部队经过整编，她到第四师第十团团部搞军需。
当时，部队不断出击，伤亡很大。不少同志生龙活虎地从她那里领走了物资和钱，却不见再回来，为革命英勇牺牲了！说到这里，彭大姐声音哽咽了，眼里噙着泪花。她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告诉我：“我就是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下定献身革命的决心，于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党组织派他们几人经香港转至上海去做党的地下工作。
在上海，彭大姐担任过文书、交通员、保管，甚至和地下党的同志扮成假夫妻。为了工作方便，她身边带着儿子，把小女儿奶了出去。不久，女儿染上麻疹，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可怜的小女儿很快死去了。彭大姐平静地说，当时那样紧张的环境，也顾不得想孩子，想的更多的是怎样保护同志的安全，坚持地下斗争。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破坏我地下组织的事件接踵而来，前后两个假丈夫陆续被捕，她失掉了党的关系。为了找党，她带着孩子给人烧饭、缝洗衣服、卖报纸……，受尽人世艰辛，想尽各种办法，几次接上了党的关系，几次又丢掉，结果于1934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新的考验
彭大姐被捕后，不论被押解到那里，她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做裁缝、当娘姨的，敌人找不到线索，无理判她五年徒刑。
1935年1月，彭大姐被解至南京模范监狱。第二天早上，大家出去放风，同志们见她带着孩子，亲切地问长问短。她一眼看见钱瑛大姐，心里激动极了！她万万没想到这位曾经和她同住一间大屋的可敬战友，却在这里和她重逢了，她恨不得立即跑上去和钱瑛握手问好，可是身处囹圄，只好装着不认识。
一天，钱瑛碰见她问：“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她说没有承认。钱瑛鼓励她说：“我们在第一线同敌人战斗，就要站稳立场。”几天后，钱瑛托人捎给她一床棉被，并嘱咐不要说是钱瑛送的，否则敌人会认为是搞共产主义活动，问题就严重了。但没几天，查房的看守还是发现了，便把她带到看守长那里追问，问不出结果，敌人又气急败坏地把她带到科上打手板，打十下手板问一次，不说再打十板，再追问。打完左手打右手，直打了四十五板，手掌被打得又红又肿，她忍着钻心的疼痛，还是不说一句话。敌人没办法，只好下令把她的手铐起来带回号子去。钱瑛知道了，冒着风险找到那凶恶的二科长，理直气壮地说：棉被是我送的，这么冷的天气，她带着孩子，谁没有恻隐之心？！二科长无言答对，竟恼羞成怒把钱瑛的两手也铐起来了。这样，激起了小号子全体女政治犯的怒火，立即宣布绝食。敌人被迫让步，第二天去掉钱瑛的手铐，彭大姐的手铐也取下来了。
绝食斗争
狱中政治犯的伙食本来很差，加上狱吏的层层盘剥，吃的是发霉的黄米，还掺了不少砂子、稗子。菜汤里夹着泥砂、虫子和草纸。后来，监狱对政治犯的虐待越来越厉害了，放风的时间缩短了，饭里砂子、稗子更多了，外边送东西也有了很多限制。有增无减的虐待，激起了同志们越来越大的愤怒。钱瑛、帅孟奇、夏之栩三位大姐集中了大家意见，决定进行绝食斗争。一天，在统一的时间里，监狱小号子的女政治犯都躺下了，不但不吃饭和一切食物，还绝了水。绝水是前几次绝食没有的前例。绝食绝水后，头一两天，人一起来就头昏欲倒。第三四天，彭大姐清晰地听到了隔壁耿建华、帅孟奇两位大姐的呕吐声。但是大家很乐观，几个号子互相隔墙问候和鼓励。到了五六天，同志们起不来了，说话也没有力气了。她们躺在床上想着黄励、帅孟奇大姐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暗暗鼓励自己，就是饿死也不向敌人屈服。
由于大家团结一致，绝食斗争坚持下来了。监狱当局害怕出了问题，不好交代，第七天一早，典狱长前来和钱瑛等接谈，表示答应同志们提出的要求，这次绝食斗争终于胜利了。
光明在望
1936年，彭大姐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反省院是国民党妄图从思想上感化、征服共产党员的地方。彭大姐来了不久，钱瑛、帅孟奇等也都来了。反省院将大约四十名女政治犯编成甲乙丙三个班，还有一个研究班。大家把课堂当做阵地，同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有一次，敌人在丙班出了个什么叫民生的试题，彭大姐顺手写了“民者民也，生者生也，民生者民生也！”气得敌人脸红脖子粗。一次，她乘敌人不备跑到乙班门口，听见钱瑛提出质问：“你说三民主义好，马列主义不好，可以把马列主义的书拿出来比较比较嘛！”弄得敌人无言答对。
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看望反省院同志们。1937年8月15日早饭后，大家来到礼堂，不一会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走进了会场，顿时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周恩来同志让大家安静下来，做了振奋人心的讲话，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述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象一盏明灯照亮了同志们的心，解除了大家的种种疑虑。讲完后，周恩来等同志走到同志们面前，深情地端详着大家，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个同志的心里。彭大姐激动地说：“当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眼里滚出泪珠。为了找亲爱的党，我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今天终于见到党的领导同志。我有多少话要向党倾诉呵！是党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光明，我们就要跳出牢笼，展翅飞翔到那神圣的抗日战场去了……。”
反省院虽然口头上承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仍不放弃迫害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号子门刚打开几天，又关起来了。一天，彭大姐被叫去，让她填写自首书，当即遭到拒绝。彭大姐咬定她不是共产党员，不存在什么自首问题。把纸上的“自首书”三个字涂掉，改写为“抗日书”，然后写了这样几句话：“常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前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之际，我要同中华民族不愿当亡国奴的男女老幼团结起来，为把日寇赶出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你们赶快把我们放出去，让我们到抗日前线杀敌。”几天后，在日寇飞机轰炸最厉害的9月25日，彭大姐等一行十三人，在钱瑛等人的领导下，终于跳出了反省院火坑，回到了党的怀抱——南京办事处。不久之后，她又到达抗日革命圣地延安，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杜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