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揭示矛盾和现实主义
——简评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
郭志刚
一个有着十亿人口的国家，正在经历着急遽
的变革。我们的文艺创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处于变革中的祖国的风貌？它们是以怎样的
目光探索着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让我们通过1981年短篇小说评选获奖的20篇作品，来看看作家们是怎样观察和表现提到我们生活日程上来的那些新矛盾、新问题的吧。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新成就，也出现了新情况，产生了新矛盾。这些新的社会矛盾不同程度地在短篇小说中得到了反映。《内当家》、《卖驴》、《黑娃照相》等，通过几个人物的心灵的历程反映了这种变化。《内当家》在错综纷纭的社会现象中，捕捉到的是这样一个矛盾：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放宽政策以后，应该怎样认识和处理过去属于两个敌对营垒中的人们的关系（特别是小说的主人公接待的，是那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华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到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影响到人民和国家的尊严，甚至还影响到今后农村的发展。《内当家》正是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入手，描写了一场激烈的矛盾冲突。
和《内当家》不同，《山月不知心里事》所揭示的矛盾，似乎更有普遍性，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了，容儿这位青年团支书却感到精神上有些“孤单”，因为自从“各家各户做庄稼”以后，连她们的科研小组都解散了。生活中新的变革，常常会伴随着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强调了个人发展，出现了个人和集体关系问题；强调了经济原则，出现了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如此等等。因此，容儿的苦恼具有一种社会性，也就是说，作者从一位农村姑娘心中发现的秘密，是一种社会矛盾的反映。
青年一代是我们革命事业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是整个社会所瞩目的问题。《飘逝的花头巾》、《本次列车终点》、《飞过蓝天》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青年一代的追求、思索和斗争。透过《飘逝的花头巾》所展示的男女主人公的不同生活道路，人们可以看到，在当前青年一代的生活中，奋起与沉沦，希望与幻灭，曲折与追求，竟是那样矛盾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也是一个需要社会更多关怀的一部分人，作者提供了一个多么发人深省的艺术果实呀。《本次列车终点》，单从题目上看，就寄寓着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主人公陈信乘火车从新疆回到了梦寐以求的上海。但回来以后，他碰到了什么呢？在那个总共不过20多平方米的“狭的笼”里，他碰到的是弟弟醉生梦死般的生活，是兄弟叔嫂对房屋分配权的争吵，是老母为子媳生活的担忧。这里是生活的“终点”吗？他终于怀疑了。十年里，他从上海插队到新疆，又从新疆回到故里，现在他终于又怀念起那绿洲般的新疆的土地。“十年一觉扬州梦”，他醒了。十年里，他绕了一个大圈子，但这是生活中的矛盾按照螺旋形路线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主人公的思想回到了原地。《飞过蓝天》描写了和这大致相似的题材，在处理上却另有一番惨淡经营的匠心。这篇小说主要描写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只是有着人的名字的白鸽——晶晶，真正的主人公是那个叫做“麻雀”的插队知识青年。“麻雀”为了回到城市，把晶晶送给了招工师傅。愿望落空之后，他变得玩世不恭，最后加入了流氓帮。与此同时，晶晶却逃离了受贿者的樊笼，从北国飞过蓝天，千里迢迢、历尽艰险地追逐着它的目标，重新飞回到它所钟情的故乡。但是，有着追求的鸟儿却死于失去了理想的主人之手，“麻雀”用猎枪误杀了它，而晶晶的死启示了它的主人，他终于在沉思中回到了有自己的书本和弯刀的那个地方。人应该有美的追求，应该有崇高的信仰，小说用寓言式的手法，通过鸟儿与人，崇高与卑俗，迷误与清醒的鲜明对比，深刻地说明了这个哲理。
在这次评选获奖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反映工业战线的作品，只有《路障》一篇，描写了城建生活，使读者多少可以嗅到我们的建设事业迎着重重阻力奋然前进的火爆气息。破烂、拥挤的金家沟民房，整齐、安静的市委宿舍大楼；切实可行的改造金家沟的方案，拖沓不前的工作作风……这些对立的因素，使得小说情节在进行过程中特别富有激情，同时构成了一代改革家施展其抱负和魄力的鲜明背景。《金鹿儿》是反映商业部门职工生活的，从一个团委书记的老眼光来观察和描述新型模范售货员金鹿儿的形象，这曾经使金鹿儿的美丽形象受到误解和损害。但事件的发展又是那样富有喜剧性：自动负起“监督”使命的团委书记没有“改造”了金鹿儿，倒是金鹿儿的先进事迹战胜了她身上的习惯势力，改变了她陈旧的思考习惯。此外，象《女炊事班长》、《头像》、《蛾眉》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给读者以启发。
事物总是在对立和对比中显示它的意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只有在深刻揭示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才能爆发出美的闪光。在《内当家》中，向普通农民群众提出挑战的，是共产党内象孙主任那样的人。这类“气象大学毕业”的干部，惯会借执行党的新政策之机呼风唤雨，仿佛他们代表了新的历史潮流，这给人民的生活和心理造成沉重的压力，甚至使锁成老汉那样的基本群众都要担心“变天”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在于：它没有回避描绘这股由县里干部带头发难、袭向普通老百姓的“强大”潮流，而是在和这股潮流的对立中，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当“内当家”李秋兰下令井下石匠师傅放炮，我们听到那“从地下发出”的郁闷而沉重的轰响时，我们觉得这就是人民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当药炮的硝烟和孙主任制造的迷雾一同消散之后，我们看到了农村生活发展的新希望。《山月不知心里事》这个故事里所包含的矛盾具有令人警醒的意义：在农村原有的生产秩序被新的生产秩序代替以后，公与私的矛盾并没有被新的经营方式掩盖起来，而是更加突出了。无论是容儿的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各家各户做庄稼”，还是明全主动承包“没人包的山坡地”，都透露了他们公正无私的心地和对于更高理想目标的热烈追求。由于这种追求是在实行责任制以后产生的，他们的高尚精神就更显得自觉而执着了。容儿、巧巧等青年团干部对实行包产后某些现象的担心是自然的。当她们的忧虑被明全点破：“你们的忧虑，也是当前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上级注意到了。”读者会立刻感到：被束缚的青春的活力即将进一步获得解放，鸟儿就要张开翅膀凌空飞翔了。《飘逝的花头巾》中的女主人公沈萍虽然可悲地沉沦了，但唤起了秦江更深刻的思索。不，读者将会同秦江一起思索：象沈萍所代表的那样一种人的生活，现在该结束了。可见，正是在这些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我国人民，无论是老一代或新一代、这一行或那一行，都在与日俱增地实现着新的进步与觉醒；也正是人民群众这一系列的生活实践，不断丰富着、深化着作家的艺术构思。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深入揭示和认识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作家只有坚持深入群众和深入生活，敢于正视现实和揭示矛盾，才能不断地发现新的表现角度，形成自己创作上的真知灼见。同时，上面的例子还充分说明：正是那些深刻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作品，才切实地提供着新的出路和新的希望，因而很自然地闪耀着新的光芒。《爬满青藤的木屋》所描写的事件是比较独特的，但所揭示的矛盾却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象王木通这样的愚昧、横蛮、狭窄，同我们社会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很明显，作者意图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发出对于建设精神文明的呼喊。有时候，人们常常把揭示矛盾和暴露黑暗看作同义语或近义语，这是误会。我们上面举到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在证明，所谓暴露黑暗与礼赞光明，二者之间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还有一种习惯的看法，认为揭露出矛盾会使人沮丧，某些“伤痕”文学或“暴露”文学作品似乎加强了人们的这种看法。其实，即令这是真的，那也是因为这些作品写得太肤浅的原故。
在艺术上，揭示矛盾，是对现实主义的重要要求；所谓现实主义深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揭示矛盾的深化。一切现实主义的杰作，所以能够开启读者的心扉，千百年来常读常新，也都是它们深刻地揭示了自己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原故。当然，历史上的许多作家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自觉，他们大都是通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和忠实的艺术实践去实现这一现实主义原则的。我们的作家则自觉地认识并实现着这一点，所以称作革命现实主义。总之，在不断地揭示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就孕育着艺术的成功和现实主义的胜利，就孕育着无限的“新”或“美”，而对于读者来说，只有“新”或“美”的东西，才能感动他们，教育他们，从而实现艺术的使命。这个道理，可以说是一条艺术规律吧。当我们的作家、读者和做领导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认识这一规律并促其实现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事业将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从我们前面列举的情况看，这次获奖的短篇小说在反映我们时代的矛盾方面，特别是重大的社会矛盾方面，整个说来还是薄弱的，落后于现实生活的实际发展。在不少生活领域，我们还缺乏比较有力的作品。其次，就上面谈到的一些作品本身来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若干不足。《内当家》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但是，那个孙主任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兴风作浪的力量呢？小说对形成孙主任性格的那些社会因素，似乎揭示得还不够充分，这样，他在“内当家”下令放炮之后狼狈退走的情景，更多地带有戏台上滑稽小丑的味道，而不象生活中的真人。生活中的孙主任，恐怕比这要“难惹”一些。《山月不知心里事》，如果能把引起容儿忧虑的特定背景写得更具体、更明确一些，例如，对实行责任制以后的一般社会心理做更充分的剖视，我想小说的主题思想还可以更深刻一些，人物性格也将更丰满一些。再如《飘逝的花头巾》，对于沈萍走向沦落的原因，也缺乏令人信服的交代。这是因为她仰慕虚荣的结果吗？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她从一个埋头十年之久、很有作为的青年变得这样了呢？小说对于造成她的这一可悲性格的环境，并没有做出足够的交代，以至在小说结束时，读者虽然不免为她面临的不幸感到惆怅，但对捉弄她的“命运之神”，并不十分清楚，当然也就减弱了作品的教育意义。
这20篇作品，在过去一年的短篇小说领域里，大体上代表着作家们向生活开掘的深度。在奔涌、前进的生活潮流面前，文学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有待于开拓和认识的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那些勇于下江涉水的人，将最先探得春的信息和有所发现。真正给文学带来突破的人，将是那些敢于搏风击浪，向生活海洋的深处壮游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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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戊戌喋血记》中谭嗣同的形象塑造
何孔周
任光椿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喋血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成就，就是从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谭嗣同身上，发现和挖掘出了具有强烈魅力的、内涵非常丰富的独特的性格，从而在我国历史小说的人物画廊里，又树立了一个闪烁着思想和艺术光彩的动人形象。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黑格尔）。作者正是从这样的美学见解、美学追求出发，来塑造谭嗣同这一历史人物的性格的。它让谭嗣同处于全书的轴心地位，通过他展示了多种多样的人物关系：他与光绪皇帝的君臣关系，与湖北巡抚谭继洵的父子关系，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战友关系，与唐才常、张立人、秋瑾、王五等人的朋友关系，以及与刚毅、张之洞、袁世凯、文悌等人在特殊条件下所形成的同僚关系，等等。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纠葛中，在各种各样的情感的撞击中，作品生动地挖掘了潜藏在谭嗣同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从而使这一形象具有一种立体感。谭嗣同一方面敢发惊世骇俗之论，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一方面却又在绝命书中“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他一方面与深谙世故、因循守旧的父亲“产生了性格上的对立和感情上的裂痕”，一方面在他即将被捕时，“他一想到自己年近七十的老父也将由于他的获罪而遭到株连，蒙受刑辱时，他的心就颤栗起来了”；他一方面生性耿介，疾恶如仇，最鄙恨狎妓讨妾的文人陋习，一方面却又与养娈童、嫖妓女、性格豪放、挥金如土的花花公子张立人成了莫逆之交；他一方面只身飘零，无儿无女，“几乎从来没有闪现过任何一缕有关男女私情的邪念”，一方面却又把感情的柔波倾注在他当作亲子一般看待的侍童罗英身上……展现在作品中的谭嗣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显露了他的性格的丰富性。
谭嗣同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并不是杂乱的、毫无联系的拼凑，而是有血有肉地凝聚在一个焦点上的。谭嗣同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对振兴中华的生死不渝的追求。这种炽热的爱和执著的追求，渗透到了他的骨髓里，支撑起了他整个的性格。他在事变突起、准备慷慨赴难时，为了使父亲不致株连，终于想出了一条妙策，即写了一封忤逆地痛斥父亲守旧思想的决裂信。他想，这封信让旧党查抄去，荣禄、刚毅之流就会因父亲与自己政见不合，久有龃龉，而赦免他父亲教子不严的罪行。这个情节，固然披露了他性格中埋藏得很深的爱父的一面，但更透露出他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爱国热忱，毕竟超过了他对亲生父亲的父子之情！这就把他性格中对父亲眷恋的特征，和他为了维新事业而卓厉敢死、义无反顾的英雄性格凝聚在一起了。更感人的是他临危时壮怀激烈的献身精神。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曾劝他跟他一起逃走。他却认为当变法受挫，国家、民族处于极其危险之时，参与新政、肩负重任的他竟撒手而逃，临难苟免，是一种懦夫行径，会败坏维新党人在国内外的声誉；但同时他又时时、处处为战友、为大局着想，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党人中难得的人才，让他们逃离虎口，维新事业才有一丝希望。这就把他那种光明磊落、胸怀远大、对战友满怀着信赖和爱护的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跟他那种把生存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的壮烈的献身精神融会在一处。可见，谭嗣同性格基本特征所包含的内容，已经渗透到了他性格的各个方面。
谭嗣同性格的基本特征是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点与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志士是相同的。但由于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性格的多方面性，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气质禀赋、文化修养、社会关系等诸种因素的不同，这种基本性格特征表现在他们身上，也就必然会和他们各自的多方面的性格内容交融在一起，而显示出各自独特的特点。例如，当光绪皇帝接见了谭嗣同，降下手谕赏谭嗣同等四人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之后，谭嗣同为推进新政，恭恭敬敬地向康有为求教，竭诚尽智地为皇上出谋划策，胸怀广阔地为新政延揽人才。而康有为一听到这个消息，尽管他很器重谭嗣同，知道他的学识品格都不在自己之下，却陡然“一股醋意涌上心头。”甚至还借星相迷信来贬低谭嗣同“布衣骤相，暴得大名，也恐为不祥之兆。”可见在百日维新如火如荼的时候，谭嗣同、康有为等人虽然有变法图强的共同信念，但这种共同的品格却渗透在他们各自多方面的性格表现里。小说正是从这种多方面的性格表现中，挖掘出了隐藏在谭嗣同性格深处的唯国事为重，光明磊落、虚怀若谷、言行一致的高尚品德，挖掘出了潜藏在康有为灵魂深处的以“救世主”自居，因而刚愎自用、猜忌贤能、不能容人的思想品质。小说塑造谭嗣同性格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广阔地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作品中，作家只有发现了而且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多方面性，同时又把人物性格的这种多方面性，跟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凝聚在一起，才能塑造出既能概括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又能具有“单个人”个性特征的活生生的性格。
谭嗣同与张立人都是帅门公子，与康有为都是维新志士，但他们的性格却存在着鲜明的差别，这不能只用时代的因素来解答，而要从他们各自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独特生活经历来寻找。小说一开始，就把谭嗣同放在了中国对日本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这种充满着奇耻大辱的历史环境中，但它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对造成谭嗣同独特性格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独特生活经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谭嗣同自幼丧母，只身飘零，从小就跟张立人这些贵公子不一样。在浪迹江湖的生涯中，他结识了三教九流，洞悉民间疾苦，深知社会积弊。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孕育了他的独特性格。而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古籍民主精华的继承，在湖南浏阳推行新政的试验……这一切都丰富了他的独特的性格。唯其具有形成英雄性格所需要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条件，因此当历史在召唤他的时候，历史也就有可能把这个在湖南浏阳倡办新政的一个普通的维新人士，造就成了协助光绪皇帝实行百日维新、终于喋血刑场的一个旷古奇才！小说正是一方面让谭嗣同的性格扎根在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真实的生活土壤里，伸展到历史上太平天国反封建斗争的传统里去，一方面又让谭嗣同的性格集中地展现在协助光绪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维新的过程中。这样，就形象地联结起历史和现实的斗争，把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把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活动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活动，巧妙地联结起来，从而在非常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对谭嗣同性格的塑造。
小说的作者以满腔的热情，在谭嗣同的性格世界里探微索隐，探寻和挖掘了他那火焰一般的爱国热情，新颖奔放的民主思想，洞察时弊的真知灼见，洁白自守的优美情操，和卓厉敢死的献身精神……把一个跳动着感情与思想，交织着单一与复杂，融贯着历史与现实的活生生的性格袒露在人们面前。罗丹说：“美，就是性格和表现。”面对着谭嗣同这个富有审美意义的性格，人们在赞叹、吟味和沉思之中，不能不受到一次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和审美情趣的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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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评彩色故事片《子夜》
边善基
在我国伟大的文学家茅盾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根据他不朽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子夜》公映，这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茅盾同志的长篇小说《子夜》创作于三十年代初，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地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生活和命运的巨著。它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位置。改编者兼导演桑弧同志在原著提供的文学基础上，结合自己对这段生活的再认识，对小说中的事件、人物和情节重新作了取舍、补充和处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影片在不损害和影响原著主题的前提下，大刀阔斧地删去了农村的戏，把吴荪甫舅舅一家全部删去；然后又按照戏的结构，将有的人物和情节予以合并、浓缩，如有关交际花刘玉英的主要情节都合并在徐曼丽身上，删去了刘玉英这个人物。对原著表现黄色工会内讧的情节，也作了适当的删节，只着力写屠维岳一个人物。这样就将原小说出场的九十个人物减少到四十二个。影片的故事情节围绕裕华丝厂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赵伯韬之间的矛盾斗争，以此作为贯穿全片情节的主线，进而从吴荪甫身上设置两条交叉进行的副线，三条线索有主有次，交叉推进，使故事情节的进展，脉络清晰，头绪分明。既通过吴、赵的矛盾冲突，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命运，又从这些人物的关系变化中，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三十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大都市的社会风貌。
影片《子夜》尽管乍看起来节奏比较缓慢了一些，但看完影片，我们还是从吴荪甫这个具有一定概括力的艺术形象描写里，感到它对于生活的反映，主题的揭示，都有其一定的深度。吴荪甫是一个具有一定民族意识而又刚愎自用的工业资本家。他出于对利润的贪婪追求，一面“把主要精力扑在丝厂上”，一面又组织另外两个资本家王和甫、孙吉人办起益中信托公司，收买了八个小厂，企图把生产的商品“畅销到全中国的穷乡僻壤”中去。但事与愿违，正当他要大展宏图，憧憬美好的未来时，在公债市场上遇上了“背后有美国人撑腰”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赵伯韬，吴没有经历几个回合的搏斗，便败下阵来，最后只能带着破产的历史命运，偕同妻子悄悄地去庐山“避暑”了。影片对吴荪甫与赵伯韬的矛盾冲突，是揭示得较有层次的。主要情节，都铺排得当，顺理成章。就戏来说，在吴荪甫的性格刻画上，倒是突出地表现在他收买工贼屠维岳的这场戏的处理。这场戏，不仅从一个侧面，写了吴荪甫的精明、贪婪，而且还由此传神地点出了他当时急不可待地用高价收买工贼，镇压罢工运动的残酷本性。可惜从整部影片来看，象这样浓墨写人的笔触还嫌少了一些。影片在如何大胆地运用电影表现手段，细致入微地刻画好人物独特的性格变化，揭示出吴荪甫复杂的内心世界方面，是做得很不够的。原著对吴荪甫在家里的专横、独断，以及残酷剥削工人，善于施展铁腕手段吞并其他企业，都有着细腻的描写。而现在看来吴荪甫的形象，从外表、风度到内在性格，都显得与原著有差距。
影片对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的塑造有成功的，也有不足的。如冯云卿的颟顸、贪婪、“赔了女儿又折兵”，雷参谋的虚伪、腐化，韩孟翔的反复无常，杜竹斋的唯利是图和最后倒戈的行为，虽然笔触不多，但基本上人各有貌。而相形之下，对赵伯韬的刻画，虽然写了他的专横跋扈、恣肆骄佚，但没有进一步去揭露他对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影片导演对这方面的描写似乎过于吝惜笔墨了（包括适当采用一些空镜头画面来展现旧社会的殖民化和市场的不景气）。同样，另一资本家周仲伟的奸刁油滑，在银幕上虽有所流露，但由于演员表演的过于带有喜剧性的动作夸张，失之戏谑化了。《子夜》的演员阵容是强大的，但这里选择演员的得失，确是可以很好探讨、总结的。
在影片的导演处理上，结尾部分是比较精彩的。江海关的大钟正指着午夜十二点钟。吴荪甫和他的妻子登上去庐山的轮船舷梯，吴荪甫躺在轮船甲板上的一张帆布椅里，凝视夜空，思绪万千。这时江海关的钟声敲响了，导演巧妙地运用蒙太奇技巧，通过十二响钟声，分别表现了十二个画面，把吴荪甫夫妇冷清地在轮船甲板上，赵伯韬等在华懋饭店里纵情欢宴，罢工失败的玛金等人被关在监狱的地下室里，王和甫、孙吉人将出卖小厂的文件递与英商怡昌洋行买办等几个不同场景交叉地组接起来，这样就从原来吴荪甫出走的单一画面的情节里，生发出更多令人深思的东西。它既从钟声和画面的声画结合中，有机地构成了平行的剧情发展，对不同人物的命运、情绪作了强烈的对比和渲染，而且还同影片的开头——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吴老太爷之死相呼应，从而含蓄、隽永地点出了影片的主题：资本主义道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走不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那个社会里也是没有出路的，旧中国非要变革不可。子夜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影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来之不易。这段历史的形象的对比，对今天观众来说，确有着积极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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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争年代的农村风俗画
——读长篇小说《米河流向远方》
顾 骧
女作家露菲的长篇小说《米河流向远方》，是一幅战争年代的农村风俗画。它描绘的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胶东解放区一角的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我国漫长的革命战争历史，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在为数不少的表现革命战争的作品问世之后，如何将这类题材写出新意，委实不易。在我读这部长篇小说之前，确有过担心。可是，它毕竟赢得了读者。我以为，这部作品，在立意、开掘、表现上，都不无新意。
作者自小参加革命队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烟中度过了她的童年与少年。她吸吮革命的乳汁、承受人民的爱抚而长大。流年似水，那逝去的岁月留下的美好的情愫，至今仍在作家心房中萌动。露菲对生活是诚实的，她写她自己所熟悉的、难忘的、铭刻着她感情印记的生活。作品真切地再现了那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局急剧动荡形势下，一个抗日战争后期建立的解放区，成立农民组织，进行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的场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展示了各阶层的人物风貌。露菲用于环境与事件描写的笔墨也是省俭的。天地大体上是一个赵家营村，时间不过是从内战爆发到国民党重点进攻这一年多的日子。她腾出手来写人物。写老雇农陈永清感人的身世，写他如何挣脱旧时代的精神枷锁走向觉醒；写田美母女在党的雨露滋润下的进步；写二流子曹三的转变；写反动地主赵济陵的阴险、歹毒及其妻的刁泼……。特别是，作家倾注心力，精心铸造了韩冬菊的艺术形象。战争岁月是最能锻炼人的。韩冬菊第一次东渡米河进山学习时，还是刚离家门的村妇；待她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回到河西与群众在一起时，在斗争中迅速地成长了。当再一次东渡米河，她已是统率一支群众队伍，指挥若定，比较成熟的区干部了。小说令人信服地写了韩冬菊性格的发展。
韩冬菊性格的光彩，是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展露的。作家构思这部小说，立意更加清晰。这就是：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在人民的河流里，是永远也不会下沉的”。韩冬菊形象之所以亲切、感人，最可贵之处，是她与人民群众那种如鱼得水关系。她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村基层干部，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媳妇。人称她“韩大姐”，脑后留着大鬏。那是她特意留着的，为了“和大嫂子们一样，不脱离群众”，她与田美母女睡一个炕。她到陈永清家里，拿起条帚就扫地，抱起柴火就做饭。她视陈永清如亲大爷。当她还是区妇女主任时，毅然否定区长秦寿福的错误决定，支持群众开大会，斗争反动地主赵济陵一事，是韩冬菊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阶梯。一个温顺的女人，何来如此坚强的意志？县委书记严信明一语中的：“她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她也曾疑虑、困惑和苦恼，但她从陈永清长满老茧的手上和刚毅深沉的话语中，感到力量和勇气。老雇农的有力支持，使她终于横下一条心，把个人一切得失置之度外了。
作家对她描写的生活与人民，有着血肉相关的战斗情感。这情感似米河流水，悠长绵远。这情感被作家倾注在她作品的人物身上。看得出，作家是致力于探索作品中人物的高尚情操与美好情感的。她通过韩冬菊，通过那些普普通通的干部和群众，揭示了具有动人光彩的劳动人民的人情美与人性美。这里有同志间战友情谊，有劳动人民间情逾骨肉的濡沫，也有着青年男女纯洁的爱恋。韩冬菊的形象真实、可亲，也在于作者既写了她对人民、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也揭示了爱情与革命在这个少妇心底引起的微澜。小说用韩冬菊送夫参军、重逢、夜话、路别几个镜头，饶有情趣的写出了年青夫妻的绵绵情意，写得十分熨帖，那么真实，那么符合时代特色，人物身份和民族风习。他们无条件的把爱情服从于民族的和阶级的解放事业，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陈永清与反动地主赵济陵搏斗而以身殉的忠贞情操，陈永清为了成全弟弟的婚姻甘愿牺牲自己幸福而默默操劳一生的手足情谊，陈永清与小栓娘大伯与弟媳之间的纯真爱怜，都写得那么真切而动人。
象小说中生活呈现出的那种泥土气息一样，作品的表现手法也是质朴无华，不加矫饰的。它不作过多的、静止的心理剖析，没有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借助于人物的行动，通过典型的细节，透视人物的心灵。作品反映的是艰苦的斗争生活，然而露菲以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亲切的笔意与委婉、柔和的色调，把它点染得乐观、明亮，激越中蕴藉浓郁情意。
流向远方的米河，翻动着不息的劳动人民人情美的浪花。这浪花，能把我们的心灵冲洗得更加洁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