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何其芳文集》序
周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何其芳文集》即将出版，我很乐于写几句话，以表示我对他的纪念、友情和敬意。
我同何其芳同志相识和共事，是在抗日战争烽火燃遍中国的年代，在全国人心向往的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当沙汀同志第一次把何其芳和卞之琳同志介绍给我的时候，他们已各以其诗歌和散文的成就而蜚声文坛了。他们到延安不久，先后和沙汀同志等去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凭自己的新鲜感觉和革命热忱向广大读者描述了一个他们原来陌生的令人惊异的新的世界和新的人民。后来，我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职期间，何其芳同志担任了文学系主任。以他的文学素养和负责精神，证明他是一个十分适当而又称职的人选。
其芳同志自己曾说，他的来到延安，是“一个平常的故事”。当然，这是一个“平常的故事”，但其中也有着不平常的意义。这个《画梦录》的作者，他以刻意追求形式、意境的美妙，表现青春易逝的哀愁和带点颓伤的飘渺的幽思见长；他和现实生活似乎离得相当遥远，他怎么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了呢？一个作家对黑暗现实社会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经过一度的徘徊和孤独，或者是终于沉沦、堕落，为黑暗社会所吞没；或者冲破黑暗，走向光明。其芳同志不甘沉落，富于进取心，很自然地就走上了这条追求光明的道路。其芳同志说他少年时代追求“三个思想（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只沉醉于艺术形式美的追求，他还要探索人生的更多的意义。他热爱人生，他对人生不是消极的、悲观的，他有理想，是个朦胧的理想主义者。他感到他所生活的世界是狭窄的，极力想突破它。他在《画梦录》中就说过：“当我们只想念自己时，世界就狭小了”，正是在这个思想支点上，他从个人主义走向了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其芳同志是一个严肃地思考问题的诗人，他走向共产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他痛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丑恶现实，只要有一种力量能够改变这个现状，他就会奔向它。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激起了其芳同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承担起一个爱国公民所应负的责任，投身于神圣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开始从艺术的“象牙之塔”中走了出来。他逐渐从现实中认准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的思想和文风也都为之一变。他在《关于〈还乡杂记〉》中说：“从前我象一个衰落时期的王国，它的版图日趋缩小。现在我又渐渐地阔大起来。因为现在我不只是关心着自己。因为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何其芳同志经过“太长太寂寞的道路”，终于跨上了新的战斗的现实的途程。
其芳同志到解放区以后，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突变，一个飞跃。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认定“一个今天的艺术工作者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正确而且坚强的人”，努力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与提高着自己。他的诗文这时有了崭新的面貌。诗集《夜歌》反映了一个走到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有唯美倾向的诗人的思想感情转变的历程。他唱道：“我是如此快活地爱好我自己，而又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夜歌》（一））他一面歌颂光明，强调快乐，热烈地迎接着“明天的早晨”，“在为未来而叫喊”；一面又不免有一些悲痛地怀念往昔，流露了知识分子和过去告别的复杂的心情。其芳同志喜欢歌唱自己，尽管对新事物的了解还不深，但仍然满腔热情地毫不虚饰地表白自己对革命的一片忠诚。他到解放区以后，首先歌唱的是延安的“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他欢快地唱道：“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对美国惠特曼的诗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但他的诗文歌颂的不是个人主义的美国式的民主，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新的民主，这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最热情最真挚的声音，是欢呼我国历史上一个崭新时代来临的声音。这个声音是震撼人心的，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号角。
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求。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不止一次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是他的志愿，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努力目标。每个国家的文艺作品都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和特点，每个国家的文艺理论也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有在自己民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就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但要和我国当前文艺运动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要和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其芳同志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其芳同志说过：“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我准备打一辈子的仗。”“我想我是在攻打着一座城堡，我想我是在黑夜里放哨，我想我不应该有片刻的松懈，因为在我们的队伍中一个兵士有一个兵士的重要。”其芳同志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就把个人溶化在集体的事业中，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地攻打着一个个的“城堡”。他不止是一个普通士兵，而又是士兵，又是将军。他数十年如一日，完成了一个光荣战士的应有职责。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不论是进行文艺创作、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还是从事教学工作和行政领导工作，以及党所分配给他的任何其他工作，他都是那样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在“鲁艺”期间，他为学员看稿、改稿，有时一首小诗，他也会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评语；学员办墙报字写的不好，他就亲自动手帮他们抄写。五十年代，他服从党的分配，领导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他就亲自深入地去熟悉材料，占有材料，从《诗经》、《楚辞》一本本从头学起。他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文艺创作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毛泽东同志称赞其芳同志做事“认真”。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这就是其芳同志的工作作风。凡是和其芳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感到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之可贵，之值得钦佩。毛泽东同志用“认真”二字来称赞何其芳同志，这个评价是多么贴切、多么正确，又多么崇高。“认真”是不容易做到的。共产党人就是世界上最认真的人。我们要无负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就得做一个真正认真的人。在这点上，何其芳同志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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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力促进曲艺的发展
陶钝
十年动乱，曲艺受了严重的摧残，但曲艺工作者并没有屈服。曲艺团体被解散了，他们中大多数转入了个体活动；被迫转业的曲艺工作者，他们在业余还是演唱和写作；取缔了城市的曲艺场所，曲艺在农村更流行了。虽然有一部分老艺人精神抑郁，生活困难，挣扎于疾病死亡的处境；有一部分曲艺青年被迫放弃或荒废了业务，但是积愤愈深，反抗力愈大，在粉碎“四人帮”后，曲艺又站起来了。相声以它长于讽刺、利于战斗的特点，写出了不少好作品，如《帽子工厂》、《如此照像》、《假大空》等等，给予“四人帮”及其遗留的不正之风以沉重的打击。
曲艺在农村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基础，由于它简单轻便，为农民所热爱和使用；曲艺艺人被赶回农村，给农民送来了一点文化娱乐。尤其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民的生活大大地改观，要求文化娱乐更为迫切。河北省徐水县春节期间会书，到了一百多名曲艺演员。河南省宝丰县马街镇正月十三日赶传统的山会，聚集了五、六百名曲艺艺人，大队请他们去说书3天6场。各个省的农村曲艺艺人都数以千计，并非估计过高。
曲艺的创作、出版也有较快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前，曲艺的创作不能满足演唱的要求。专门发表曲艺作品的刊物，只有中国曲艺家协会出刊的《曲艺》。全国只出版了一些短篇曲艺选集，中长篇书很少。现在发表曲艺作品的省一级的刊物有39种，每期发表曲艺一两篇至十余篇，有的全部发表曲艺。许多地区及县的文艺报刊，每期都有曲艺作品，数量是难以统计的。各省、市出版了一批现代内容的中长篇新书，还出版了一些传统的中长篇曲艺作品。这些传统书都经过了或多或少的整理，去掉了诲淫诲盗、封建迷信的内容，有的还比较纯净。这些新书都是熟悉曲艺形式的文艺工作者或曲艺艺人自己写的，便于上口。
少数民族也开始了曲艺活动。少数民族以说唱传播他们的民族历史和民族风俗习惯。可是建国三十多年来，翻译成汉语的很少。现在新疆、西藏等自治区都成立了曲协分会，许多曲艺演员说唱他们民族的传统曲艺，受到了群众欢迎，他们准备译成汉文以广流传。另一方面汉文的评书评话、相声、快书等曲种，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很流行。
从各地的情况看，偏重于说的曲种，如评书评话、快书板话和相声等已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农村的说书要求有连续故事、突出人物的中长篇书，短段书活动不开；由于曲艺老艺人随着自然规律减少，曲艺出现了新陈不接的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应当有所安排。
首先，今后曲艺工作应当面向八亿农民，对农村的曲艺活动，不能熟视无睹。在农村需要中长篇书，现在所说的书多半是未经整理的，糟粕与精华不分，有的甚至还说一些诲淫诲盗的坏书。建议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管起来，考核他们说什么书，艺术水平怎样？引导艺人说好书，提倡说新书和好的传统书。
其次，建议各文艺创作研究出版单位，认真地组织创作和整理工作，多出好书、新书。书刊发行部门也应把好书新书发行到农村，送到农民手里。最好多出既可作说书脚本，又可作阅读的书。
第三，建议创办曲艺学校，培育曲艺接班人。全国性的曲艺学校，培育流行全国的曲种的演员；省市曲艺学校或训练班培育自己地区最流行、群众欢迎的曲种的演员，各省、市、自治区分期训练现在活动在农村的曲艺艺人，帮助他们提高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反对说有损人民的，特别是有损青年心身健康的书。
在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村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富裕，迫切要求文化娱乐。现在党和政府号召满足农民的文娱要求，文艺团体纷纷下乡，号称文艺界的尖兵轻骑队的曲艺应当走在前头。形势变了，工作就要随着变，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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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刻意求工 别具一格
——读吴伯箫的散文
鲍霁
吴伯箫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堪称一家。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凡论述散文，几乎都要提到吴伯箫。
吴伯箫从1925年开始在《京报副刊》发表作品，迄今创作生涯已五十七年。在如此长久的创作实践中，他始终专攻散文，而且兢兢业业，刻意求工，但总共发表的作品不过二百篇，先后不过出版了《羽书》、《潞安风物》、《黑红点》、《出发集》、《北极星》和《烟尘集》（《羽书》、《潞安风物》、《黑红点》部分作品合集）几种。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在于作者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宁少不滥。唯其如此，吴伯箫散文虽少而精，在近二百篇作品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就有《马》、《我还没见过长城》、《羽书》、《记乱离》、《沁州行》、《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一坛血》、《黑红点》、《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难老泉》、《“早”》、《“天涯”》等十余篇之多。它们被收入各种现代散文的选集，被定为大学和中学的语文教材，对一个散文作家来说，能有这么多篇作品历经时空浪涛的淘洗，艺术魅力盎然不衰，这数量又该算是相当可观的了。
吴伯箫散文还有一个十分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不断地焕发出新鲜的气息，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活力。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吴伯箫的散文（后多收入《羽书》集），与何其芳、李广田的散文尽管在风格上有所不同，却又有某些相近之处：他们都很注意语言的琢磨；他们不满旧社会的黑暗和自己的处境，忧虑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凌的祖国的命运；他们企望奋发有为，却还是徘徊在一个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小天地里……。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吴伯箫的散文（后来多收在《潞安风物》集）风格骤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那些作品展示的生活画面，不再是回忆幼年纵马、提灯一类潇洒、怡和的乡间生活，也不是北京、青岛等地的风土人情，或关于古代、外国名人的轶事、典故，而是正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晋东南地区人民动人的生活情景和在那里浴血奋战的共产党、八路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这些作品中仍然有作者内心感受的抒写，但不再是从那临海山屋或乡间师范校园发出的慨叹和联想，而是在行军马上或采访途中耳闻目睹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和由此激起的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信赖，对人民群众的无比热爱。这些作品的语言，似乎也来不及仔细的琢磨，但是，在那烽火连天的日子里，谁还顾得上去对此揣摩玩味呢？它们自有另一种粗犷、敦实、爽朗的美。及至延安整风后，我们在《解放日报》上读到吴伯箫的散文（后来多收在《黑红点》集）时，又有新鲜的感觉。那些描写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作品，固然使大后方读者产生一种发现新大陆似的心情，惊喜地看到延安军民是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获得丰衣足食，又怎样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那些有关敌后抗日军民英雄事迹的作品，也反映得更加集中、凝练、深挚，具有一种从容、深沉的气度。六十年代初期，吴伯箫的散文（大多收在《北极星》里）又有一种味道。无论是回忆和歌颂延安精神的那组作品，还是歌颂新中国风貌的那些篇什，大都是精粹的散文小品。现在，吴伯箫虽已年逾古稀，仍勤于写作，从他新发表的二十来篇作品（将多收入《忘年》集）里，我们又见到了一些过去所没有的新鲜因素。
吴伯箫散文产生的年代，跨过了两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下绵延半个多世纪。吴伯箫就是在这样奔腾澎湃的时代浪涛推涌下走向人民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努力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一个壮怀激烈、青春永驻的革命作家。他的散文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最悲壮、最光荣、最辉煌一页的某些动人片断，并且清晰地刻印上自己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为党的事业不断追求、进取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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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波儿童诗的艺术特色
樊发稼
诗人金波为孩子们用心血浇灌儿童诗这枝花，已有二十几年的历史。通过不懈的追求、探索和刻苦的艺术实践，金波的儿童诗创作已经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最近，我阅读了金波先后出版的儿童诗集《回声》、《林中的鸟声》、《会飞的花朵》、《果园儿歌》、《小妞妞》，随着诗页的掀动，我不知不觉地步入到诗人创造的富有儿童情趣的美的境界之中：那亮晶晶的春雨、林中各种鸟儿的啼啭，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湖光山色，那在花丛中快乐地歌唱的红领巾……这一切色彩、馨香、音响、形象，犹如一泓澄澈的清泉，从我的心上潺潺流过。
美，我以为是金波儿童诗最鲜明的艺术特色。金波的儿童诗，清丽而蕴藉，具有构思的新颖美，形象的鲜丽美。儿童诗的美应当是为儿童所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而且更多地是诉诸于可观、可感、可触的形象的。因此，儿童诗的美，特别要求用美的艺术形象来体现。金波说：“儿童诗的美是具体的。它依附于艺术形象之中。正如‘红’依附于朝霞、苹果、花朵；‘绿’依附于春草、翠柳；‘蓝’依附于大海、晴空。儿童诗不应有抽象的美。”他的《林荫道》一诗，把林荫道两旁的树拟人化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的“热情的小伙伴”、“好客的小姑娘”，“撑着一把把绿伞”，“举着一只只花篮”；“它们洒下芳香的花露，落满行人的衣衫；它们铺开凉爽的绿荫，让行人凉干额上的热汗。”“它们引来小黄莺、小画眉，在林荫道里从早晨唱到夜晚，多么好的林荫道啊，就象一根绿色的琴弦。……”另一首《第一行诗》：“如果你要寻找春讯，你就仰望我们的蓝天，天象洗过一样透明，那里飞过一行大雁。大雁飞过江南的田野，那里织满了花的地毯；大雁飞过北国的群山，翠绿的层林象一幅幅锦缎。”“大雁扇动着金色的翅膀，把春讯传遍山野和果园，雁阵——春天的第一行诗，写在祖国明丽的蓝天！”象这样晶莹透明的诗句，这样色彩绚丽的形象，在金波的儿童诗里随时可以见到。是的，金波很会以少年儿童的心灵感受周围的事物，捕捉各种动人的形象，用以艺术地表现大自然的美、生活的美以及儿童的灵魂美。
金波在《林中的鸟声》一书的《后记》中说：“一首短小的诗词要想使孩子们喜欢读、喜欢唱，就要注意符合儿童的思想感情，符合儿童的思维特点，引起他们的兴趣。这就是不可缺少的儿童情趣。”浓郁的儿童情趣，正是金波儿童诗的另一个特色。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儿童诗”，立意是无可非议的，文句也明白顺畅，但读来总觉生硬呆板，枯燥乏味。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于作品缺乏应有的儿童情趣。金波的儿童诗就不是这样，读着诗人的那些精心之作，我们感到从字里行间沁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机智而又轻松的儿童情趣，犹如春风拂面，花香扑鼻。《春的消息》一诗抒写了孩子们对于“春天已经来到”的喜悦、欢乐的情状：
看到第一只蝴蝶飞，它牵引着我的双脚；
我高兴地捕捉住它，又爱怜地把它放掉。
看到第一朵雏菊开放，我会禁不住欣喜地雀跃，
小花朵，你还认得我吗？你看我又长高了多少？
走累了，我就躺在田野上，头顶有明丽的太阳照耀。
是谁搔痒了我的面颊？啊，身边又钻出了嫩绿的小草……
捉住了春天的“第一只蝴蝶”，“又爱怜地把它放掉”这样一个动作所显露的情趣，反映出孩子的善良；对“第一朵雏菊”的发问所显露的情趣，反映出孩子的天真可爱；“嫩绿的小草”“搔痒了我的面颊”所显露的情趣，则反映出孩子感觉的敏锐和联想的新奇。读到这样的诗篇，小读者会引起心灵的共鸣，发出会心的微笑。在《红的树叶，黄的树叶》里，诗人通过孩子的眼睛，把片片秋叶比作“红色的花瓣”、“黄色的蝴蝶”，这既是诗人的、又是孩子的新巧奇特的想象的结晶。诗篇接着把秋叶喻为秋天向孩子们发出的“一张张彩色的请帖”，请他们到果园去，到田野去……诗篇里那种美丽的想象和比喻，不也浸透着浓郁的、睿智的儿童情趣吗？
金波诗里的儿童情趣，是少年儿童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的艺术的折光，它是明亮的，健康的，高尚的，极富美感和诗意的，因而是能感染人，能使小读者心灵的琴弦颤动的。
善于用明丽的、跃动的画面，来显示诗的意境，这是金波儿童诗的又一特色。金波十分强调儿童诗、特别是儿童抒情诗应当努力创造意境。他说：“儿童诗缺乏优美的意境，犹如夜空里没有星光，土地上没有花朵，树林中没有鸟声。”金波在儿童诗创作实践中，往往用绚丽的色彩，细致的笔触，以别具匠心的构图，为孩子们勾勒出各种动人的大自然景色和生活画面，并以这种图景揭示出一种隽永的意境，使小读者为诗中动人的情景所感染和陶醉。《花的梦》一诗（《巨人》1981年第1期），描写一个孩子“从植物园归来”，做了一个“彩色缤纷的梦”：“好象一年四季的花朵，忽然在这一夜开放，又象天上的彩虹，纷扬着落在我们的土地上……”形象瑰丽，图景壮观。当孩子从这奇幻的梦中醒来，“又编织起另一个梦境：我要象领着小弟弟、小妹妹那样，领着这些花朵开始春天的旅行”，“去给山岗披一件花的衣衫，去给小河镶两行彩色的花边，再给养蜂场周围的田野，铺上无边的鲜花的地毯。”诗中图景的描画，由实到虚，由虚到实，虚实相映，引人入胜，最后落笔于抒发孩子的一种天真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整首诗形象绮丽，感情真切，意境深远，读来颇有兴味。诗人另一首题为《浪花》的诗，写浪花“象一队队手拉手的娃娃”，“透明的水雾，是它们纱的衣服”，浪花“调皮地摸一下我们的光脚，就又跑回了大海的怀抱”，沙滩上“贝壳正眨着亮眼睛在笑”……通过这一幅幅富有动感的图画，少先队员们在海滨夏令营生活的欢乐雀跃的情景，获得了艺术的再现，使小读者领略到诗的深邃意境，如观其景，如闻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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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杂谈
在深入生活中提高电影音乐质量
黄准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对此，我感触很深。深入生活，不仅对于编、导、演等艺术创作部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我们电影音乐创作中同样有着优良的传统。回顾我从事电影工作以来，生活所给予我的东西真是太多了。记得在四十年代里，我为了创作《留下他打老蒋》的电影音乐，曾在东北农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为了创作《苗家儿女》的电影音乐，我曾一个人走了七八十里路，爬上大苗山，和苗族人民共同生活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熟悉了他们的风俗人情和音乐。为给电影《红色娘子军》作曲，我曾三次到海南岛，深入到五指山区的原始森林，并和当年的娘子军连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这些生动的生活和那些别具风格的音乐素材，使我产生了饱满的创作激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为《北斗》作曲，虽然我有八年的延安生活，在抗战时期就和延安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曾记录过许多陕北民歌。但我还是再次和摄制组一起到延安等地深入生活。旧地重游，引起了我许多历史的回忆和联想，激起了强烈的创作热情，陕北人民的苦难与欢乐，陕北地区粗犷而纯朴的音乐，始终在我脑子里回荡，写作时几乎象流水一样地倾泻出来。如果没有这段生活的基础，要写出那样的曲子，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重视生活，不仅在整个文艺界，在我们电影音乐创作队伍中的例子是很多的，特别是一些老一辈的作曲家，如雷振邦同志为写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音乐，曾到祖国的边疆——新疆地区，爬冰山去采访塔吉克族人民，王云阶同志为写电影《六号门》，曾自己背着背包去到大连和搬运工人们共同生活……等等，等等。
然而近几年来这种精神差了，对这个优良传统的重视程度正在逐渐减弱。我们下去的机会已越来越少。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前年我创作《爱情啊，你姓什么？》的电影音乐，仅随旅游车出去一天，想用一天的时间去了解今天青年的思想、情趣当然是不可能的。去年我接受了创作《楚天风云》的作曲任务，也仅仅随摄制组到武汉等外景地去了几天。几天的时间要想找到能够比较准确地（更谈不上深刻地）表现一个革命领袖的音乐形象，那当然是难以做到的。三十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只有当我对电影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以及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等等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之后，也就是当自己的感情和剧中人物产生了共鸣，或者说是当你把自己的感情和他们完全溶合在一起了之后，才能写出和影片相吻合的音乐。也只有在剧中人物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自己，你的创作才能打动别人。如果今天我们对生活逐渐地不加重视，就意味着我们正在逐渐脱离人民。艺术创作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好似鱼儿离开了水，艺术的生命将日趋衰竭。
然而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当前居然还出现了一些歪理来否定生活的重要性。
一谓“八十年代特殊”。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今天的作家和观众都生活在八十年代，因而在创作时，不论什么题材，不论是写过去或是写现在，都可以用当代最流行的音乐手法来表现，而不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特点去进行创作。如果有人这样做了，反倒被讥为保守、落后、不合时代的潮流。而所谓的“当代音乐”，实际上就是当前国外风靡的流行音乐。这种音乐之所以如此风行，是有它一定的原因的：除了它比较通俗外，主要是具有现代国外青年们所要寻找的那种“刺激性”。然而把这种音乐不加批判地传播到反映我国四化建设的题材中已经就不合适了，更不应该把这种资产阶级的音乐引进我们反映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去。
二谓“间接生活”。
在时间和其他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依靠过去的生活积累，或参考一些间接的生活和音乐资料来进行加工创作，那当然是完全可以的。但生活是那么丰富多采，时代在不断前进，面对这生活的汪洋大海，恐怕不可能有人说我的生活已经够了！即使是过去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环境和人物的精神状态也必然有着许多变化。因此，我感到以这种观点来否定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对创作是极为不利的。
三谓“南腔北调”。这种观点否定电影音乐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我们祖国有着丰富多采的民间音乐，这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民间音乐。它们反映了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特定的风貌，也是我们音乐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如果我们看到的电影画面形象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少数民族的特点，而听到的音乐却是南一句北一句，甚至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大杂烩，那就必然与画面形象相游离，使听觉与视觉产生一种极不协调的感觉，当然更难起到帮助烘托剧情的效果。只有在艺术作品中充分地体现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气魄，人民才会承认它，喜爱它，也才能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目前，在我国电影拥有最广大的观众，拍摄一部好电影，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能鼓舞人民，振奋人心，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相反也可能使人精神颓废，甚至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我们每个电影工作者都应该加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要给予人民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作为一个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我感到担子很重，也感到很惭愧，近几年来没有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今后一定要振作精神，学习女排的拚搏精神，尽可能多地深入生活，认真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水平，“更上一层楼”，争取创作出能够深入几亿人民心灵的好的电影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