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从造明堂说到写文件
乙白海
读史有时真替古人着急！比如看《旧唐书·志二·礼仪二》，从隋到初唐，为造一个供皇帝作宗祀、布政之用的明堂，竟扯了八九十年的皮。隋文帝的时候，因“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唐太宗贞观五年、贞观十七年，有过两次辩论，结果都是纸上谈兵。永徽三年，唐高宗亲自在观德殿主持讨论，也因为众说舛驳，拍不了板。十五年后，唐高宗按“务从折中”的方针，拿出了一个方案，最后还是因为“群议未决”，以致“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
古籍记载，明堂之制，起于古圣明王。《孝经》说：“宗祀文王于明堂。”《戴礼》说：“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后来的皇帝造明堂，无非是表示效法先圣的意思。但明堂究竟是什么样？怎么造法？正如唐秘书监颜师古参与讨论时所说：“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加以“战国纵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就是说，可作依据的资料太少，只有靠巨儒硕学们的考据和推断了。于是，从方位、远近、高下、方圆，争论到户牖之多少，阶廷之广狭，各执所见，谁也无法裁断。
说来也难怪，远在文武周公之世，科学技术水平太低，许多脑力劳动的成果，只能很费事地用刀刻在竹简、木片上，记录既不能详尽，数量又极有限，加上后来战争毁失，秦始皇烧书，这就造成了后代人的“依据不足”。由此想到，我们现代人实在是太幸运了，铅印、打字、复印、录音，十分方便。所以，现在办事找“依据”，非常容易。
但有时却又觉得，“依据”太多，办事似乎也未必不难。比如，近年来常常看到有这样一种文件：通篇是中央文件的摘引，当前全党、全国通行的某种口径，上几次重大会议的某些提法，等等，等等，“依据”连着“依据”，罗列详备。可惜，对于所要着重解决的实际问题，却惜墨如金，语焉不详，以致下面执行者摇头犯难！
可见“依据”这东西，应该怎么看，很值得研究。从一个角度说，“依据”，就是办事要有所遵循，特别是涉及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原则、规范等这样一些问题，都得有所“依据”，不能随意乱来。另一方面，“依据”又不可能把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行动规定得详尽无遗，因而人们不应做“依据”的奴隶。一旦做了“依据”的奴隶，在“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会不敢迈步，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在“依据过多”的情况下又会不想迈步，靠“依据”吃饭。怎么办？办法就是从实际出发，真正在实事求是上开动脑筋！
第8版()
专栏：
文明、节奏和生命
延泽民
我到达贝尔格莱德的当天晚上，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秘书波巴同志把国际作家会晤的日程表给我之后，知道第二天是“自由活动”，我便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遛大街”，看看市容。我准备用半天时间，把几条主要繁华大街都看一看，不用说，我的步子要比平常大大加快。
第二天上午，我走出旅馆，溜达了不到5分钟，忽然感到自己和这个城市怪不协调。是服装吗？不尽然。我看见人们的穿着都很适体、整洁、美观、大方。不论什么地方，很少看到两个完全同样色彩、同等式样的穿戴。我的服装虽然显得单调些，但笔挺的中山装，在这五颜六色的服式行列中，满可以独具一格的。我发现，街上的行人，不论青年人或老年人，都迈着快步，来去匆匆，仿佛有什么急事，要奔赴一个什么预定的目标。人们不断地从我的两旁擦身而过。于是我这才恍然大悟：在这大街上，“闲溜达”、“压马路”不仅显得懒散，而且简直是行人的障碍！为了和这种快速的节奏协调，我加快步伐，目不斜视，仿佛也有什么急事要去办理似的，力求同大家的步子合拍。我望着长长的大街，直端向前走去。但是前面的人却止步了，有秩序地站在路旁，因为面前是红灯。实际上，马路上的车辆并不多，不必担什么风险就可以在车辆行驶的间隔中闯过去的，然而不，没有一个人去闯，一直到绿灯放行，才又匆匆而过。
我向商店走去，那高大而明洁的玻璃门，象彬彬有礼的主人一样，当我距离一步远的地方就自动拉开了，等我进了门，又缓缓合拢。商店里的顾客很少，有的商店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而那些仅有的几位顾客，都好象是预定来取货似的，进了商店，径直到所要购货的柜台前，买好东西，即匆匆而去。我一气转了十几个商店。所有的商店都铺着五颜六色的地毯，清洁美观，空气新鲜，货物琳琅满目，陈设整齐。每个售货员都是那样有礼貌，当顾客买好东西离去时，还要向顾客说一声“谢谢！”
在一个儿童公园，只有几个不到学龄的儿童，由家长带着骑木马，坐飞机，有的拿一把面包干坐在小凳上喂鸽子。孩子撒一撮面包渣在地上，鸽子就从树枝上或建筑物上飞来争啄，象不怕人的小鸡雏一样。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抓住它，但没有一个孩子去抓，只是喂它。这时我才明白，在人行道上，在行人脚下窜来窜去的那些鸽子，为什么那样大胆，那样恋人。特别是马路上的鸽子，在这个城市里，可以说是唯一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特殊者”了。有时候，当汽车驶来，鸽子竟然象一个骄傲的公主，扬脖挺胸，旁若无人，慢悠悠地在街心溜达，汽车不得不减速，甚至戛然刹车，给它们让路。
跑了一个上午，我觉得需要休息一下。于是，在林荫道的草坪休息椅上坐下。我发现皮鞋依旧净亮无尘，这才引起我对满街树木、草坪的注意。原来，贝尔格莱德很少有黄土地面，有土必有草，必有树。当然，由于对树叶的清扫不及时，街道显得并不算干净，但因为水车不停地在街上喷水，空气湿润清凉，怪不得有些姑娘穿着雪白的外套而一尘不染！
我一边看着街上的行人、明净的玻璃窗、浓郁的树木、葱绿的草坪、白色的鸽子，一边思索着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思索着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是工作效率吗？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比如这次有几十个国家的作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具体工作的只有波巴同志一个人，外加两位临时请来当翻译、做向导的大学生。然而我经过细细的观察，何止是效率！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心灵美，心灵文明。
我从北京早晨七时起飞，以每小时上千公里的速度追赶太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效率，高速度的效率，但当我到达贝尔格莱德时，太阳已经沉入大西洋，贝尔格莱德早已灯火辉煌了。是啊，地球在一秒不停地运转着，时间、光阴和生命就在这不知不觉的运转中流逝！
中国有句格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还有现代的“分秒必争”等等。我不知道南斯拉夫朋友对于这个概念有什么格言，但它却使我强烈地感觉到那种“分秒必争”的气质、精神。似乎每个人都不愿把光阴、生命，消磨在碌碌无为之中。而这种紧迫的节奏、效率，显然又是和人们的精神面貌、爱好、文明、美德，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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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拾柴集
由重登《初恋》说起
翠枝
偶然翻阅不久前某地区出版的文学刊物，发现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初恋》被分两次刊载在两期上面。《初恋》在我国早已有单行本，不少屠格涅夫作品的选本中也有这篇著作。这一刊物重登这部作品的用意何在呢？是向该地区读者推荐这部作品？还是要初学写作者从中学习写作技巧？如果这样，发表一篇评介分析文章足矣，有什么必要花那么多篇幅将原著重登一遍呢？！合卷一想，觉得“稿不足，名著补”，恐怕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出现了一片兴盛繁荣的景象。被迫搁笔多年的老作家重新提起了笔，不少有才能的新作者涌现了出来。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许多文艺刊物也“应运而生”，并以其充实的内容，新颖的编排，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促进创作繁荣、培养新作者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创办文艺刊物毕竟不是赶时髦的事。不能说你家有了，我家也必得有；彼处办了，此处也必得办。如此这般，愈办愈多，那恐怕也是不行的。试看今日的文艺刊物，就确乎是有点太多了！电影刊物种种；戏剧刊物种种；文学刊物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各种门类的，综合性的；全国性的，省的，市的，地区的，甚至县的……
文艺刊物过多，力量分散，稿源势必会成为一个问题。于是有的本来不够发表水平的文章，也变成了铅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某些刊物上。文艺刊物过多，销售恐怕也会成为一个问题，试问有多少人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去买一本、一本又一本文艺刊物呢！有的文艺刊物，不仅刊登的某些作品质量差，编辑工作也极其粗糙，错别字多且不说，标点符号不正确且不说，有时常常连文句也不通顺！这样的文艺刊物，怎么能给读者以美的启迪和教育呢！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我们国家目前正在调整机构，那么，我们的文艺刊物是否也可以适当地调整一下，少办一点，办得精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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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棘吏”
春树
宋代的文学家、政治家王禹偁写过一篇《待漏院记》，文章的末尾署名“棘寺小吏”，那是因为他在大理寺供职。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古代朝臣之位，树棘为识，“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郑玄解释说：“树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赤心者，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之心也；外刺者，直言不苟、刚正不阿之谓也。古人希望官员们具有棘子的这种优良品格。而独称大理寺为棘寺，是因为大理寺掌刑断狱，“民命之所悬”，所以这里的官员就尤其需要这种品质了。
王禹偁不愧是一位“棘吏”。他不但在文章中要求同僚修德勤政，公正无私，仗义执言，要求把此文写在待漏院的墙壁上，以资共勉，更把这些要求付诸自己的实践。他的一生屡遭打击，三次被黜，都是因为秉公直言，伸张正义。比方妖尼道安诬陷徐铉，依律当治“反坐”之罪，可是皇上“有诏勿治”，王禹偁就敢“抗疏雪铉”，并因此遭贬。但他并不屈服，也不后悔。他写过一篇《三黜赋》，末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真是肝胆照人啊！
要斗争，就可能受挫折，甚至有牺牲。王禹偁之所以百谪不悔，是因为他有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宋史》赞他“以直躬行道为己任”，是很有见解的。当然，王禹偁只能算是封建社会中的开明派，他所行的“道”，也只能是维护宋王朝的统治。但是，他在邪恶面前所表现的坚守正义、忘我斗争的“棘吏”精神，在今天不无现实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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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扫帚精神”
赵曙光
每读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时，总被彭德怀同志当时在西北战场上讲过的一段话所激动、所感召。“我们要象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象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泥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它经不住一扫帚打。扫帚虽然是小物件，躺在房角里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这段话语言通俗、比喻浅显、爱憎分明地讲出了一个大道理，有力地表现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便于阐述问题，我愿称它为“扫帚精神”。
中国需要这样的楷模，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这样的楷模，实现“四化”需要这样的楷模。扫帚现正在发挥着它的伟大作用。千千万万的人在挥动扫帚，扫除垃圾，建立卫生文明的环境。我们也正在挥动无产阶级专政这把铁扫帚，扫除经济领域里的犯罪分子。我们更应该挥动精神的“扫帚”，清扫心灵的垃圾，大力建设精神文明。在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中，提倡和实行这种“扫帚精神”，对励精图治、振兴中华，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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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雨
董耀章
春雨哟，
淅淅沥沥。
一缕缕银线织成透明的轻纱，
亮闪闪，在天幕间飘逸，
复苏了大地，
绽开了桃李。
轻纱中映出了农家小院，
小院里满目生辉春光明丽，
选好的良种播撒在心田，
绿夏金秋在人们心上流去……
春雨哟，
淅淅沥沥。
轻纱中映出了富饶的田野，
到处春意盎然布满生机，
犁儿在飞，耙儿在追，
牛犊撒欢，马驹调皮，
春风在垄沟里追逐嬉闹，
紫燕在蓝天下穿梭逗趣。
点点滴滴注心田，
象灌了几斤槐花蜜，
残雪顿消融，
春光四处溢，
党的政策照人心，
天公随人意。
春雨哟，
淅淅沥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