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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主观推测与历史考证
阮铭
纪念鲁迅百周年诞辰以来，对鲁迅生平史实的考证多起来了。其中有的采取回忆或者转述故人回忆的形式，似乎写的是实有的历史，其实却是猜测的创作。我想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种文风。历史的考证，要求严格地尊重客观历史事实，不能以主观的推断来猜测历史，更不能以任意的虚构来创作历史。这里举一篇不久前《书林》发表的《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从内容看，多半不是周作人回忆的实录，而是作者自己的创作。然而不少报章竞相摘载，作为鲁迅研究中的新发现来宣传，实在有辨明一下的必要。
第一，文中说周作人对毛泽东会见鲁迅的往事，“一直如在眼前”，只因为解放以后看到冯雪峰的文章说鲁迅没有和毛主席见过面，就“不便置一辞”了。这是不符合周作人的实际情况的。我查了一下，从1936年到逝世，周作人写的回忆鲁迅的文字，不下数十万言，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反反复复地写过多遍，并不顾忌别人。象《热风》里的好几篇《随感录》，历来以为鲁迅写的，他也提出来是他写的。如果真有毛泽东与鲁迅会见那样无需忌讳，又“如在眼前”之事，既不写，又不同常来常往的老朋友提，却又要向某一位调查者叙述得如此活龙活现，让这位调查者在自己死后作为独家新闻刊出，这就太不可思议了。我虽未见过周作人，但询问过与周作人来往的老朋友。那日记中的“毛泽东君来访”，周作人是向老朋友们谈过的，但只是说：“翻旧日记，见有毛泽东君来访字样，可是一点印象都记不起了。可见伟大人物的深沉。”这当然是周作人后来的话。从当时情况看，周作人是大教授，毛主席是小职员，周作人不大注意这类来访，年久遗忘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文中描写的这次会见的安排，完全是“现代”方式：“李守常要我告知鲁迅：毛泽东准备在1920年4月的7、8两日内到八道湾来。4月7日下午，教育部本来有例会，鲁迅上午在家等候访者未来，他匆匆吃了午饭，说是要去教育部‘应一下卯’……，回来时，毛泽东已来，于是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地畅谈了半天……。”我想毛泽东同志即使当了主席，也绝无让李大钊通知鲁迅在家等候两天之理，何况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都是毛泽东的师长呢！
第三，文章唯一的证据，是周作人日记中的“毛泽东君来访”。这条只能用来证明“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周作人”的证据，作者却说同鲁迅日记中的“七日晴。午后会议”“相符”，断定这就是鲁迅匆匆吃了午饭去应一下卯即回来会见毛泽东。这两条日记怎么能“相符”呢？
第四，文章还说“果然不出沈老所料，毛泽东会见鲁迅这一事实确为一些老同志所深知”。于是独家新闻变为公认的历史事实了。然而沈雁冰究竟料了什么？（文中也只不过提到沈老讲“孤证不立”，何尝料过什么？）一些老同志是哪些？他们又深知些什么？都没有说明。只举出“深知其事的一人”，“她爱人听到毛泽东同志亲自谈了会见鲁迅的情况”。
我看这篇“实录”的唯一证据周作人日记，只能进一步证实毛泽东同志自己讲的，他在北京时见过胡适、周作人，没有见过鲁迅的面；丝毫也不能推翻同鲁迅和毛泽东都有较深接触的冯雪峰关于这两位巨人相互关系的忠实纪录。也许有人会感到这有点杀风景，但终究历史是不能随意创作的，主观推测是考证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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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人物新的气象
——读何士光的短篇集《故乡事》
蹇先艾
何士光同志的短篇小说《乡场上》，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继此之后，短短的一年间，他在国内各地报刊上又发表了十几篇作品。他正在稳步成长，我们都为他高兴。
士光最近把他从1979年到1981年三年来写的小说选了二十篇，编成了一个集子，叫《故乡事》，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他是贵州的作者，我对他有所了解，这里想借《故乡事》的出版谈谈我对士光作品的看法。
首先，我还是要肯定《乡场上》。它通过梨花屯发生的一场小小的纠纷，真实地反映了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强大威力，使忠厚老实的冯幺爸觉醒过来，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对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宗法势力进行了斗争。作者刻画了一个典型的老农民形象，也涉及了一个大家关心的社会问题。评论界有人说，士光对冯幺爸的描写不大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且小说也没有写出除冯幺爸外梨花屯其他人物因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发生的精神上的变化。这两点意见，乍看起来，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并不一定要有性格的发展，只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有生活的依据就行了。《乡场上》抓住了一个富有典型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来揭示一个问题，全文仅7，000字，怎么能够写得面面俱到呢？
士光的短篇小说，得力于契诃夫，题材大半属于日常生活，小人小事，小说的情节都不复杂，事件的环境却描写得很鲜明，并且又能根据实际生活来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他的作品，特别注意情节的集中、紧凑，文字的简洁、凝练，这与当前流行的某些追求曲折的故事情节，篇幅伤于冗长的短篇小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一个乡村教师，长期生活在农村，他不仅看清了农村的大好形势，更重要的是熟悉农民的思想感情、风习人情和语言，加上他对世态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写起东西来，自然就头头是道，得心应手。
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离不开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据我所知，士光是很注意研究各项政策的，但他并不象有些作者那样干巴巴地图解政策，而是把政策与他所熟悉的农村中的人和事结合起来，因此，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便显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他也没有停止在农村一些新的表面现象上的描写，而是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农民性格，内心世界，喜怒哀乐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象《秋雨》、《山林恋》、《乡场上》、《喜悦》、《故乡事》这几篇佳作，都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他惯于从光明面落笔来透视阴暗面，并不把黑暗往事摆在正面叙述的地位。这种探索是值得称道的，这正是作者创作个性或独特风格的表现。他果然也就写出了生活本质的真实，发掘了某些人物身上的高尚、美好的东西，如《赶场记事》和《心》等等。
士光的短篇小说，最初着眼于情致、情趣，类似抒情的散文，略带哲理，叙述多于描写，每篇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从《山林恋》开始，士光作品的思想艺术有了较大的转变，从主观抒情走向了客观的描写，低沉、压抑的气氛消逝了，喜悦之情代替了它。作者说过：“这种喜悦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我们乡场上的老乡亲们所共有的，是今天的现实生活给大家带来的。”例如他的《喜悦》，故事非常简单，仅仅描写了婆婆打发儿媳妇回娘家探亲这样一个场面，却反映了农村经济改革影响下，婆媳思想的深刻变化，一老一少都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读者读了以后，肯定也会感到由衷的喜悦的。
士光用《故乡事》来作他的短篇小说集的名字，我觉得很恰切。这个书名概括了他以梨花屯和杉树沟为背景的全部短篇小说。《故乡事》这篇小说，是《乡场上》的姊妹篇，也是士光的代表作之一。这篇作品写的是农村放宽政策，划分地段耕种以后，在春耕生产大忙的前夕，来贵嫂与邻居吴兴福两家为了小方丘（来贵家土改时分下的老业）发生了争执，几乎影响生产，后来公社副书记出面给他们解决了这场纠纷。这是农民内部的矛盾，也是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作者在作品里写了三个作风不同的基层领导干部（宋书记、罗副书记和曹支书），从他们的外貌到内心活动，都描绘得细致入微；既写了这几个人过去的经历，也写了他们目前的生活、思想情况以及他们的关系、存在的矛盾，开掘是比较深的。士光颂扬了一个很正派的、土生土长的公社副书记罗长云。他任劳任怨，忍辱负重，非常关心社员的生产与生活。这个人很有典型性。这篇小说的收场，不落窠臼，罗副书记用今昔对比的方法，提出要对得起党和国家的关心，耐心地开导吴兴福，使这位勤恳规矩的庄稼人深受感动，终于把小方丘换给了来贵嫂（小说对她那方面，似应交代几句，前后才能呼应）。梨花屯很快就出现了春光融融、牛叫人欢的新气象。这个结尾，发人深思。
我想，士光同志今后一定会更加扩大视野，多方面地来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塑造出更多有社会主义觉悟，敢于抵制歪风邪气，品德高尚，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新人，来教育和鼓舞人民，促进四化建设的发展。
（本文系作者为《故乡事》
写的序，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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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谈“《漫与》”
——与严秀同志商榷
李文兵
严秀同志在《关于“〈漫与〉”》一文（见198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中，对新版《鲁迅全集》第四卷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漫与》，认为是搞错了，应作《漫兴》才是。这个问题过去也有人提出过，可见怀有疑问的，颇不乏人。
严秀等同志查了一些鲁迅著作的版本，发现自1938年版《鲁迅全集》以后的几个全集本和《南腔北调集》单行本，这篇文章的题目都作“漫与”；而在1934年3月上海“同文书店”印行的《南腔北调集》初版中，目录上作“漫與”，正文题目则作“漫興”，出现歧异；进而又查了最初发表该文的《申报月刊》1933年10月号，发现正文题目与目录都作“漫興”。据此，严秀同志断定“漫兴”正确，“漫与”错误，并以为这是38年版《全集》编者未“仔细推敲”而致误的。
我的看法却正相反：38年版《全集》编者将初版《南腔北调集》正文题目“漫興”改为“漫与”，以与目录一致，是正确的。因为还有一个有力的根据，就是鲁迅为这本书所写的《题记》中，也谈到“漫与”这个题目，现抄录如下：
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这段话是据“同文书店”印行的初版本抄录的，其中说到的题目，明明白白是“漫與”，而不是“漫興”，与他所写的目录一致。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严秀同志估计，鲁迅生前已经看到单行本目录错“興”为“與”，但书已印成，他也无法了。但我却有另一种估计：鲁迅这篇文章的题目原作“漫與”，《申报月刊》误排“漫興”，鲁迅在编集时把剪下的文章发排，一时忽略，未及改正；而在写目录和作《题记》时，则写了准确的题目。一般总是在书编定后，作者才写目录和作《题记》的。而两处都写错或排错，不大可能。特别是鲁迅先生，他是非常认真的，自己出书或帮朋友出书，都要亲自校对。两种“估计”，显然后一种“估计”似较合理。再说，鲁迅在《题记》中讲到自己“不足为训的”配对习惯，“漫与”正好与“偶成”为对，如果鲁迅用的是“漫兴”，那么同它对偶的，恐怕就要用“偶感”才比较贴切了。我们还查了鲁迅对“与”字的习惯写法，从1933年6月到1934年5月这一年的书信手稿中，有115处是写简体“与”，写繁体“與”的只有4处，很可能给《申报月刊》的文章题目，写的是繁体“與”，因而误排成“興”，而文集的目录和《题记》则写的是简体“与”，因而没有排错。既然作者在编集时已订正了《申报月刊》的误排，就没有理由再沿袭《申报月刊》的错误。可见，38年版《全集》编者把题目统一为“漫与”，是经过“仔细推敲”的。
严秀同志认为“漫与”错了的理由之一，是“漫与”不能作为单独的词或短语使用。对于“漫与”的词源，我所见最早的也是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與，春来花鸟莫深愁。”依律诗的句式，第二联一般是讲求对偶的，从它的用字看来，“漫與”似可以看作一个词或短语，“浑”是附加字。即以严秀同志文章提到的王安石诗：“金坡巨然山数堵，粉墨空多真漫與”，以及苏东坡诗：“袖手焚笔砚，清篇真漫與”来说，其中的“真”与杜诗的“浑”一样，是附加字，“漫與”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单位。还可以从古典诗词中举出不少连“真”、“浑”等附加字都不用的“漫與”来，如王安石的《欣会亭》：“移床随漫與，操箧取幽寻”；姜夔的《齐天乐》词：“幽诗漫與，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等等。这些都是把“漫與”作为单独的词语使用的。
严秀同志的理由之二，是在辞书中查不到“漫与”这个“辞”或成语。但是，就在他提到了的清代张玉书等人编的《佩文韵府》卷三十六语韵中，就立有“漫與”条目。近人著作中也有把“漫與”作为独立词语来列条并解释的，如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就列有“漫與”条，并释曰：“漫與云者，言即景即事漫然对付也。”可见鲁迅用“漫与”作篇名，既非有意要“以震其艰深”，也不是从38年版《鲁迅全集》开始才“一直‘与’下来”的，而是老早就有人这样“与”了。所以，现行的我国辞书中不收“漫与”条目，我倒以为是一个疏漏。
严秀同志文章引用清人仇兆鳌和浦起龙对杜诗的考辨，说明杜诗中作“漫與”是，作“漫興”非，这是不错的，但他认为这“对否定‘漫与’之说有帮助”，我却又以为相反。这里也不妨引一下清人杭世骏《订讹类编》中对杜甫这首诗的“漫與”与“漫興”的考辨。鲁迅对此书很熟，不但购置了，而且曾在文章中引用过。杭世骏在该书卷三中引证诸说，力辨“與”是“興”非，在“漫與”条下说：“（王士祯《池北偶谈》）又云，竹垞（朱彝尊）云，杜诗‘老去诗篇浑漫與’，考旧刻皆作‘興’字，赵云，耽佳句而语惊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为诗则漫與而已，无复着意于惊人也。刘后村集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亦云，信笔漫與云云。虞山钱本仍作‘興’字，略无辨证。愚案鹤本、赵本作‘與’，宋元本皆然，不犯三去叠用之病。”末了又说：“愚案‘漫與’作‘漫興’，自杨廉夫始，今人诗集中每多‘春日漫興’、‘秋日漫興’等题，皆非也。”旧日文人用得滥而又滥的“漫興”这个名目，是否就因为把杜诗的“漫與”误作“漫興”而来，不得而知；但他不满于陈陈相因地滥用这个名目，倒是有点意思的。我想，鲁迅在1933年时的处境和心情，恐怕也未必有雅致仿效旧时文人墨客来“漫兴”一番的罢？杭世骏还引用了朱彝尊对“漫與”的解释：“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这个“率意而作”，也比较接近鲁迅使用“漫与”作篇名的用意。因此，我觉得这对于否定“漫兴”之说颇有帮助。
但更重要的，还是应该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因为文章的题目是集中反映文章的内容的。鲁迅这篇文章诚如严秀同志所说，是对国民党当时搞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掷出的一支小小的投枪。鲁迅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曾经写过长篇论文予以痛烈的抨击（见《二心集》），“漫与”则是给那些叭儿文人装腔作势的“秋日漫兴”之类随手一刺的意思，也正是“即景即事漫然对付也”。严秀同志本来注意到了文章的内容，但他却不从内容去考虑题目，而固执于“漫与”不能独立使用的先入之见，因而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不过由于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引起我们去进一步把它弄清楚，这倒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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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爱情为什么遗忘了这个角落？
李子云
第一次读到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已经是整整两年以前的事了。然而当时在感情上和思想上所经受到的冲击，却至今未忘。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虽然写的都是爱情，而且几乎都是带有悲剧性质的爱情遭遇，但是，它决不是那种以轻浮的爱情故事赚取读者的廉价的眼泪的作品。它是通过母女两代人的爱情上的命运，让人看到我们某些闭塞、落后的农村的现状，一种令人心痛的现状，这种状况逼迫着人们不能不去思考，去追究其原因。为什么到了萌发爱情年龄的存妮和小豹子不敢正大光明地去争取理应属于他们的爱情？为什么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荒妹再度面对妈妈多年前曾经挣脱过的包办婚姻、甚至买卖婚姻？而且动员她的却又是曾经从这条道路闯出来的菱花？为什么曾被爱情照耀过的角落，现在又被爱情遗忘了呢？这是在读过小说之后曾在我心中激荡翻腾不已的问题。
这次在银幕上再次看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虽然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与基本情节早已熟悉，但是影片不仅又一次引起我的激动与沉思，同时让我经历了一次对它再认识的过程。
电影较之小说，无论是在人物上还是在情节上，都有一些变动。从一种艺术样式转换到另一种艺术样式，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从短篇小说改成电影，则更需要在情节、内容上有所铺衍、予以丰富。电影剧本改动较大的地方是改变了存妮与小豹子的爱情性质和在三个爱情事件之外，增添了英娣的封建买卖婚姻的悲剧。英娣的悲剧，不过用以启示荒妹走这条道路导致的悲惨不幸，无妨整个作品的立意（我则认为，如果采用其他办法“点化”荒妹，则可以无需增加这个枝蔓，若将笔墨集中于主要线索可能效果更好），而存妮爱情性质的改变则使作品的主题相应有所变化。小说着重表现的是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存妮与小豹子都是纯朴、可爱的年轻人，但是，沉重的体力劳动、贫困的生活使得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真正的爱情，由于偶然的机会，他们在原始感情的驱使下，做下了蠢事。电影则将他们的关系改变为朦胧的、刚刚觉醒的、却又还没有认识到如何争取它的合法权利的爱情。电影增加了一系列动人的细节：水库工地上“比武”，存妮扔给小豹子半块饼；粮仓小楼上，小豹子对存妮做了粗暴的动作后，先是存妮打他，然后是小豹子自己打自己，再是存妮去拉小豹子痛打自己的手……。这都是爱情的表示。他们之间已经脱离了小说原来的那种野蛮的、带有某种本能性质的冲动，化为纯真的刚刚觉醒的爱情，这一更动就使作品的主题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很难说小说与电影哪一种表现更好，我认为两种处理方式各自具有不同的深刻意义。对于电影来说，这个更动可以避免一些镜头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电影所显示的则是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变为失去爱情权利的角落。
电影使我感到需要对它重新认识，在于存妮与小豹子的纯洁的爱情为什么会被扼杀？不仅爱情被扼杀，连他们本人的性命也被断送？是经济上的落后与贫穷？是，但也不完全是。存妮的妈妈在二十年前挣脱封建枷锁奔向自己选择的爱情生活的时候，经济上并不比现在富裕，因此似乎不能完全归结于经济上的原因。不过，经济方面的原因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当年充满信心地跟随“满身是劲”的山旺开创自己生活的菱花，不是由于生活走上绝境，才哀求荒妹为家庭做出牺牲，劝她接受彩礼走“回头路”？（小说中特别突出了母亲出自对荒妹生活保障的考虑，电影则削弱了这一点，我认为是很可惜的。）三十年来，一些农村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与提高，这是根本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还有教育文化水平的低下，封建思想没有得到根本铲除，等等。
菱花、存妮的命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这“反思”我认为决不应仅限于被爱情遗忘或被剥夺了爱情的权利这个问题上，而应该广泛得多。通过它应该使我们想起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付出过重大代价，今天又负担着全国人民吃饭穿衣，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大量资金的农民，应该使我们正视那些付出了很多而要求却很有限的八亿农民三十年来的生活状况。
荒妹总算有幸，婚事拖到了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现代史上这一重大的转折，正改变着我国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就连偏僻山村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新的政策将使农民恢复和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当然，这还需要时间，无论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农村面貌的改变，还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不应设想在短短的期间内就能出现花团锦簇、富裕繁荣的景象。电影在这里表现得很有分寸感，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个转机，这样反而能够更切实地鼓舞起这个角落和其它与之相似的角落的农民的信心。荒妹与荣树的恋爱虽然表现得还嫌平淡单薄了些，但这也可原谅，因为这毕竟是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新事物，何况存妮的悲惨遭遇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实在太强烈了，从而难免使得荒妹的形象在存妮面前显得逊色。
当然，这部电影也有不足。我以为它的主要缺点在于导演没有掌握好整体构思。细节的真实感、环境的真实性，导演都处理得令人赞叹，但通体说来，场面偏于琐碎，全剧缺少一些那种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关键时刻予以充分展开的场面。有些扣动人们心弦的地方往往浅尝辄止，没有把它深入下去，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使人感到不够满足。另外，导演在处理场面的衔接转换等等方面也还不够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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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西安地区部分评论工作者
最近开会讨论贾平凹的近作
西安地区《笔耕》文学研究组最近召开了贾平凹近作讨论会。西安、宝鸡部分评论工作者应邀出席了会议。
大家认为，贾平凹是个勤奋的青年作家，是个有自己声音的作家。他的作品随着他生活阅历、思想感情和阅读范围的变化在不断发展变化，他在这个发展变化中有意识地进行探索，这是可贵的。
有种意见认为，贾平凹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以前，以《山地笔记》为代表的作品，主要写农村各行各业、特别是男女青年的心灵美。他能在平常的生活中发现美，在污浊的环境中托出人物的美，把这种美阐发到诗意的境界。虽然不够深，也有将生活简单化的地方，但作品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1980年以后，贾平凹开始在作品中向社会生活中的丑恶开战了。他勇敢、但脆弱，有时反而被世俗的丑恶吓倒。他的作品由喜转悲，由热转冷，由写新人新事新景转到写怪人怪事怪景。
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以前，是少年人的单纯，对生活的复杂性表现不够，却充满生机。1979到1980年，力图突破，由生活表层深入生活内部，作品大多数较好，也有失误。1980年以后，作者还是想对生活挖得更深的，但把握不准，有些问题，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
如何认识贾平凹创作的变化？
一种意见认为，贾平凹近作出现了迷乱，表现在：第一，选材有所偏颇。以前多写生活的幸运儿，现在则多写生活的不幸者、畸零儿，这势必影响作品的情调。第二，对人生流露出一些思想认识的偏颇。有的作品把现实人生写成骗局，社会成了戏台，成了权欲名利的竞技场。第三，创作方法上，似乎对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有些偏离。写了一些没有年代的故事，时代特点、党和群众的活动不明显，有“超时空”的味道，注意生活的真实不够。有的同志通过对《生活》、《年关夜景》、《沙地》、《好了歌》、《“夏屋婆”悼文》五篇小说的具体分析，认为：这些作品虽然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有的在艺术上很不错，但在回答什么是生活，以什么态度对待生活，生活发展的归宿是什么这三个问题上，比较消极。作者曾表示对生活的认识要达到“彻悟”。把“彻悟”理解为深刻、透彻地把握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是对的，把“彻悟”和佛家的“顿悟”、“空遁”混淆，就容易将作者由现实引渡到虚无，以致宣扬出世思想。
另一种意见，同意说贾平凹某些近作流露出对生活消极的看法，但感到这是比较复杂的现象。对一位有急切生活探求的青年作者，是很难避免的，要作细致、贴切的分析。他们认为，贾平凹近作的复杂性表现在：揭露了丑，也憎恶丑，却不追寻丑恶产生的历史根源；歌颂美善的心灵，却看不到美善力量发展的生活趋势，有些消极、感伤。一定意义上说，贾平凹这位青年作家，有一代青年在探索人生中的苦闷，要慎重对待。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贾平凹的近作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总的看，却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了。他突破了原来只看生活的表象，写一景一画、好人好事的水平，开始触及生活内部的矛盾，探讨社会问题。同时，作者对人物的思考和开掘也趋于深化。他由最早写人的言行剖面，到在人物形象中寄寓哲理，再到以人的命运来感染人，由单面而多层次，由色调类似到斑斓驳杂，这是进步。他说的“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的写法，如果理解为从矛盾对立中写人物，何尝不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也分析了他近期作品的不足，如对生活中美丑比例的把握分寸感不够，对生活的前进、以及在前进中人民的喜悦表现不足，对人生的思考在作品中有些抽象化，等等。
讨论会上，不少人谈到了贾平凹同志生活、思想、艺术三方面的不平衡。一方面，是艺术上的早熟和生活、思想准备的不足，生活底子薄，思想消化能力又有限，容易被第一次创作冲动迷惑，写出一些平庸、肤浅的作品。另一方面，作者还年轻，艺术上又还不够成熟，近年有了一定的城市生活，接触了各方面的思潮和知识。在马列主义思想修养还不深的情况下，难免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在自己的作品中落下灰尘。当作者在生活、艺术准备不足而急于要表达这些思想意念的时候，又写出了一些思想大于形象的作品。
不论哪种情况，都向作者提出了深入实际生活、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急切任务。
贾平凹同志在会上介绍了他的创作情况，虚心地、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他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到生活中去；要好好学习。创作中，要使自己的思想感受更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
（西安《笔耕》文学研究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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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杂谈
求“全”而难“全”
胡德培
长文的一个大敌是求“全”。
就文学论文来说，论作家，则从他出生直到现在，想一无遗漏地搜罗净尽，以不盖棺而欲论定；论作品，则要将其思想和艺术的全部特色囊括于内，以表示高度的概括性和全面性；论某类题材、体裁、形式或风格，则将其不同门类逐一罗列，大搞烦琐哲学，……
其实，求“全”是永远不可能“全”的。因为，时间在推移，事物在发展，人的认识也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和前进。新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已经出版，但近日上海又有人发现了新的佚文；一部《红楼梦》问世已二百多年，至今人们对其中奥秘还在探求不尽……。任何时代的文学现象同社会现象一样，纵横交错，无比的复杂而丰富，某个人亦难全部掌握和摸清，一篇论文怎能概括无遗？！
不求“全”，并不一定就是片面或简单的同义语。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抓住某一问题，某一特色，某一创作思想，某一艺术规律，进行较为深入的、细致的开掘和剖析，往往更容易获得某种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论证方法，新的艺术见解，论文亦将更为深刻而独具特色。长此下去，对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对文学事业的发展，都将是大有好处的。这样的学术论文，自然也常常会写得言简而意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