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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丰饶的“水上牧场”
本报评论员
我国淡水渔业结束了近二十年的下降、徘徊局面，连续三年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产，1981年全国淡水鱼总产量137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三成。多年的实践证明，凡是淡水养鱼发展快的地方，都和那里党政领导的思想重视分不开，和那里的主要负责同志决心改变群众吃鱼难的状况分不开。这几年，各地对渔业的领导确实是大大加强了，这是三年来淡水渔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水面和土地、山林一样，都是宝贵的国土资源。我国是世界上淡水面积较多的国家之一，总水面在3亿亩以上，其中可以养鱼的有7，500万亩。可是，在较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只把眼睛盯在耕地上，形成了“荒田一亩追责任，荒水万亩无人问”的不正常现象。现在，充分利用水面养鱼的好处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小小一口塘，赛过小银行”，“有鱼吃，有钱花，提着活鱼回娘家”，发展淡水渔业是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从大农业的观点看，渔业是农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处理好渔业和粮食种植业的关系，有利于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促进整个农业的全面发展。从提高经济效益看，养鱼可以使水得到立体利用，鱼自身消耗能量少，长一斤肉，要比养畜养禽节省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饲料；鱼是市场上十分紧缺的食品，不愁销路问题。把一亩塘堰水面经营好了，可以相当两三亩甚至好几亩粮田收入；一个养鱼劳力创造的收益比从事种植业的同等劳力高好几倍。养鱼是一项投资少、收益大、见效快的生产门路。
我国的淡水渔业生产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从上到下真正当作重要事业来抓，还是刚刚开始。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件事：
象落实粮棉生产责任制一样落实渔业生产责任制。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水面的使用权没有明确归属，有的长期争执不下，谁也不能利用，这是水面利用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尽快由有关各方协商解决。有的地方在水面经营权划定以后，发了水面使用证，对促进水面的利用起了很好的作用。各种形式的渔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已经建立的，只要有利于生产发展，群众满意，就应该稳定下来，进一步充实完善。目前还没有建立的，要多做工作，逐步落实。养鱼技术要求较高，生产连续性较强，要尽可能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一批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一时不具备条件的，也应做到承包人员相对稳定，合同期相对长一些。
象普及养猪养鸡技术一样普及养鱼技术。我国的淡水养鱼有丰富的传统经验，解放后，由于广大群众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探索，又有了不少新发展，塘堰亩产几百斤，湖、库亩产几十斤的主要生产技术已经解决，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普及和推广。对于广大农村社员来说，养鱼远没有养猪养鸡那样熟悉。各地应大力开展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活动，抓好一批示范队、示范户、示范塘，逐步形成养鱼技术推广体系。
象抓好农田基本建设一样抓好渔业基本建设。小水面面广量大，宜于精养夺取高产，是近期养殖发展的重点。“水深养大鱼，水肥出高产”，农村的塘堰多半应加以改造，这样既有利于养鱼，又有利于农田排灌。湖泊、水库养鱼场要搞好配套。养鱼要大发展，苗种供应不足，特别是大规格鱼种不足，是一个突出问题。为了提高苗种质量，一般应以县为单位，定点孵苗，划片供应。有条件的生产单位可以自行培育鱼种。水面较多，目前尚无孵化点的县，要抓紧建设。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计划地建设一批原种、良种场。饲料是养鱼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养鱼生产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要广辟饲料来源，大力推广渔牧结合、渔农结合、以青代精等行之有效的经验。要积极研制各种配合颗粒饲料，建设一批小型饲料加工厂。
发展淡水渔业，是一项造福人民的事业。全国淡水渔业会议提出：争取在八十年代末，把可以利用的水面都利用起来，淡水鱼年产量增加两倍，达到四、五百万吨。这个目标是令人鼓舞的。实现这个目标，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也是十分艰巨的，需要我们振奋革命精神，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局面，把大大小小的水面建设成丰饶的“水上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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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登县对虾养殖业发展快
去年全县养虾面积比一九七七年增加十三倍多
本报讯 通讯员徐英杰报道：山东省文登县积极发展对虾养殖事业，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果。1981年养虾面积比1977年增加13倍多，产量达到604吨，成为全国养虾产量最高的一个县。
文登县海岸线全长180里，有滩涂10万余亩，其中可利用养虾的就有5万多亩。1978年县委成立了人工养虾领导小组，组织30多名干部，对全县8个公社、42个临海大队的沿海滩涂进行了全面调查，摸清了可利用的滩涂资源，制定了近几年虾池建设计划。1980年成立了县水产养殖公司，负责人工养虾的组织、管理、技术指导工作。
三年多来，全县新建虾池27，160亩，拦海筑坝110条，全长19万多米，为全县人工养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苗种是对虾养殖的关键技术，过去养虾大部分依靠捕捞自然虾苗，不但远远满足不了生产需要，而且纳苗时间晚，不稳定，虾苗不纯，大小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80年开始，在山东海洋学院等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经过反复摸索，终于攻克了人工育苗技术难题，基本上满足了养殖生产的需要。另外还抓了水质、饵料、工程建造等技术问题，出现了一批单产高、盈利大的先进单位。
在养虾生产过程中，这个县加强技术指导，注意培训技术骨干，狠抓技术关键，三年来，通过举办技术训练班，召开技术座谈会，为社队培训了一批养虾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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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省林区防火成绩显著
本报讯 记者李安达报道：我国木材重点产区之一的吉林省，去年林区防火取得显著成绩。全省森林起火次数、烧林面积、林木损失三项指标都比1980年下降60％多。
护林防火年年讲、年年订措施。去年一开始，省政府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制订出护林防火的具体措施，发动林区干部群众开展无森林火灾、无乱砍滥伐、无毁林开荒、无毁林搞副业、无牲畜毁坏幼林、无毁坏四旁树木、无违章狩猎的竞赛活动。
吉林省抓林区防火工作，十分重视抓关键时期和危险火源，如历年的清明节上坟烧纸、“五一”前后的农民生产用火、小秋收时节的野外用火，都是发生森林火灾的危险火源。各地区的护林员、每个林场都做好防火、灭火准备工作。
搞好林区防火，还要抓好护林专业队伍建设。吉林省现有森林警察1，000多名，国营护林员4，000多名，社队护林员5万多名。全省还在重点林区新修和整修了1，400多公里的防火线和75个防火瞭望台，各扑火队都配备了护林防火车和报话机，增强了防火灭火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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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桃江县桃谷山公社69岁的护林员莫光普，从1956年起就为集体护林，不管刮风下雨，都坚持上山巡视，为保护集体竹林作出了贡献。图为莫光普（前）正在和区林业站的同志一起检查竹林。 新华社记者 龙启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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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北高原一路春
——延安地区采访散记
本报记者 王得温 本报通讯员 赵志祥
农历大年初四，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杜鹏程对记者说，《人民日报》在年前报道陕北连续三年全面丰收的喜讯，使很多在陕北奋战过的老同志看了很高兴。他说“现在还在陕北工作的老同志，希望记者把这类好消息转告曾经战斗在陕北的同志们，请他们放心，请他们回延安看看！”“但是，真正能够回延安去看看的老同志总是少数，还是烦劳你们记者去走走，向大家比较具体地介绍一下那里的可喜景象吧！”
从西安到延安，坐飞机只需40多分钟。掠过渭北高原，进入陕北高原，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梢林，披着高原寒夜的凝霜，疑似银花怒放。我手头带的一份剪贴材料中写道，三中全会以来，陕北高原每年人工造林、种草以300多万亩的速度向前推进，三年新造林面积593万亩，新增草地面积405万亩。阳光催育着万物的生长，陕北高原开始显露初春的明媚。
枣 园 一 日
进入枣园川道，联想起1947年春，内战的战火即将烧到延安，党中央领导同志撤离时的情景，心情自然不平静。如今，展现在眼前高大挺拔的洋槐，二连山（因当年住过中央机关警卫连而取名）上青翠的古柏，龙王庙山上成片的园林，把毛主席的旧居，点缀得美丽壮观。当年，枣园只有20来户农民，现在上了百户，500多人。枣园大队社员在旧居背面傍山兴建的成排崭新的窑洞，象层层的楼房。
1943年，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跟枣园附近机关的干部、战士、学生、农民一起，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修了一条10里长的水渠，取名“幸福渠”。那时只灌地1，200亩，1978年到1979年，经过扩建整修，灌地面积扩大到4，000多亩，枣园大队的全部川地变成了水浇地。
座落在山坡上的几十户社员，过去吃水只靠4眼山泉，每天爬坡走?挑水吃，一遇天旱，常为吃水发愁。去年秋后，延安市政府拿出6，000多元，加上队里自筹，花了1．2万多元，利用一眼8米深的水井，修了自来水工程，沿山设了10个供水点，家家户户吃上了自来水。
过去的土窑洞变成了石窑或砖窑。刚刚迁入新居的李生友，一家5口人住了3孔砖窑，另外一孔土窑也砌了砖面子。主人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住过的旧居不过是两间石窑，四壁简陋，没有什么陈设。现在我们住上了砖窑，陈设俱全，比起那时他老人家住的，不知阔气多少倍。
现在，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在枣园已不希罕，时兴的还是电视机。枣园已有6户社员买了电视机。枣园的“电视之家”成了队里聚会的场所。支部书记说，他年前刚买回电视机，大年三十晚上，中央电视台就播放了枣园落实生产责任制，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生活改善的实况，社员们看了高兴极了。大家说，枣园人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春节期间，每天天不亮，很多人争着到延安城里去掏粪，力争今年向国家多贡献粮食。
南泥湾的深情
一到延安，我们很想领略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的风貌。陪我们去南泥湾的正好是延安市粮食局的一位同志，前不久，他还在南泥湾山区的金盆湾粮站工作。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使南泥湾恢复了新的生机。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南泥湾人民，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去年延安全市售万斤粮的户有14户，南泥湾就占了10户。
我们走访了户售万斤粮的常浩枝家。他一家11口人，春节给儿子办婚事要用粮花钱，当时集市粮价比国家牌价高，他宁肯卖给国家，不到集市上出售。我们问他能不能在新的一年继续保持荣誉时，他满有信心地说：“有党的好政策，有我们劳动的双手，生活一年一层楼，贡献也要一年一大步。”其实，他的想法早已付诸行动。大年三十给儿子办了喜事，大年初二，全家5个劳力就开始往地里送肥了。
王 家 湾 的 故 事
安塞县的王家湾，是当年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一共住了58天。
王家湾公社座落在一条大沟的半山坡上，坡底下是大理河，对面是座石山，火一样红的岩石崖，巍然挺立，象一个威武不屈的战士。
王家湾公社有100来户社员，境内有6条大沟，两千多个山峁，3，000多条支毛沟岔。
公社党委书记高富山、公社副主任高克敬介绍情况时说，过去这里的群众有“四难”：吃饭、吃水、行路、烧柴难。经过这几年减轻负担，休养生息，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社员养了毛驴，不再爬山涉沟背水吃；社队修通了公路，加上自养的八、九百头毛驴，行路也不难了；划了自留柴山，集体个人一齐上，光柠条种了6，000多亩，已有三分之一的社员烧柴基本自给了。
毛主席在王家湾时，刚落脚，就组织干部、战士深入群众，调查访问，了解群众生产怎样、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当时，正是群众大闹春耕的时候，主席出外散步时，见老汉锄地就帮着锄，见老婆婆滚碾就帮着推。看到群众有什么困难，听到群众有什么意见，马上帮助解决。
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至今在人们心头跳动，感染和教育着王家湾公社的同志。
那时，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机关、部队用粮一律自己背，烧柴一律自己砍。现在王家湾公社的干部中，有不少人仍然保持和发扬着这种可贵的传统。这几年，全公社大种柠条解决水土保持和群众烧柴问题，先后栽了几十万株树苗，用了数万斤柠条种子，这些都是公社领导带领干部，从本县、邻县一车一车，亲自跟车装卸拉运来的。
七十年代以来，这里先后派过3位书记，群众对他们的评价是：第一任，沟沟岔岔都打坝；第二任，公路修得四通八达；第三任，拧条种在坡坡洼洼。
志 丹 县 的 回 顾
我们进入志丹县，沿途看到满山遍野浓郁的梢林，每过一个村庄，都可以看到成群的羊只。路过双河公社一个纯山岭区的同山大队，那里封山封沟育草的情况，更令人兴奋：7条大沟、6个山峁上封育的大片丛草、灌木，把沟壑山坡装扮得严严实实，去年退耕还牧播种的大片草苜蓿、沙打旺、紫穗槐，经过一个严冬还披着繁茂的枝叶。1至4月为封山封沟的开放期，我们看到满山遍野的牛羊，个个吃得膘肥体壮。党支部书记兴冲冲地说，实行封山封沟育草仅仅两年，效果出人意外：植被覆盖率由30％提高到80％，亩产青草由240斤提高到1，600斤。
十年动乱中，这个县一些领导干部搞强迫命令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78年，党中央曾为此发出文件，告诫全党引以为戒。那么，现在他们的工作作风是否象农业经济那样发生很大变化呢？
在志丹县问题处理之前，曾经任过县委副书记的周万龙，在纠正强迫命令的错误之后，一直在离县城60里外的全县最贫困的杏河公社工作。听说那里连续两年人均产粮上千斤，基本作到了“耕三余一”，成为全县实行生产责任制和科学种田的样板。
来到这个公社，在周万龙的一间窑洞式的办公室里，我们被一种异乎寻常的景象吸引住了：窑洞四壁，挂满了粗长的玉米棒子，狼尾巴似的糜、谷穗子，连一份挂历也没有，小小斗室简直成了农作物标本的金宫玉殿。
经过一番了解，才知道这些光彩夺目的作物良种，全是社队干部和社员一起出力流汗，辛勤耕耘的结晶。这些年，干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不仅以身作则学习并推广农业科技，而且发扬了苦干实干的精神。去年，干部因地制宜，按照试验、示范、推广的步骤，用事实引导，良种推广很顺利。现在全公社的主要作物基本实现了良种化。去年春播当中，为了推广水平沟种植，干部和社员一起拉着绳子丈量种植面积。运化肥时，干部跟着汽车，和大家一起背包装卸，把化肥送到田头地边。去年公社提出全社户均挖烟筒灰和炕土1，000斤的号召后，公社领导成员首先带头清除烟筒积灰。这样全社很快挖炕土、烟灰700万斤，追施水平沟谷子6，000多亩。
两鬓斑白的老社员刘德金，谈到对干部转变作风的感受时说：那时，看到干部下乡就躲着走；如今，我们在山峁上一见干部进了村，急忙往回跑，好象见了当年的老红军。
“稳跟鞋”和报春燕子
在陕北，结婚风俗有不少革新，但新娘给新郎送“稳跟鞋”，这类事儿还兴。
我问一位新娘：“把‘稳跟鞋’让我们看看。”
新娘有些不好意思。她的舅舅从一个大红箱里拿了出来。是一双皮鞋，延安皮革厂出的，同一般皮鞋没有什么异样，可里面垫的两双袜底，上面有丝线绣的“春燕剪柳”、“喜鹊闹梅”之类的绣花。
在谢子长烈士家乡子长县李家岔公社走访中，就遇到送“稳跟鞋”的事。
李家岔公社的孙家河大队，是子长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十年浩劫中受灾很重。1970年到1978年，共吃返销粮13万多斤，83户社员有34户外流。队穷，年轻人找对象也困难。两年前27岁到30岁的光棍就有8个。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情况大变。消息传开，外流户相继返回，到今年过春节，所有光棍都找上了对象，穿上了“稳跟鞋”。我们和一些干部社员议论：送“稳跟鞋”本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在边区时代，农民丰衣足食，合作化时期，生产蒸蒸日上，送“稳跟鞋”名副其实。但后来大家都吃“大锅饭”，越吃越穷，有的社员哪里还娶得起什么亲；如今，有了党的好政策，实行了责任制，穷队改变了面貌，小伙子们穿“稳跟鞋”的日子又回来了。
李家岔公社是延安地区最穷的36个公社之一。在这些长期贫困的山区，出嫁的新娘不正成了“报春的燕子”？
但是，我们后来转了许多地方，从地区到县、社，几乎都碰上召开先进生产者代表会，数以百计的先进集体、个人，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的先进经验和事迹被广为传播。这不又是给陕北高原千山万壑报春的燕子吗？
受到县上表彰奖励的坪庄大队社员井好明，是一位“养羊迷”。他家住在一座海拔1，500多米的大山峁上，养着40只山羊和细毛羊。我们去访问时，正碰上落春羔，忙坏了主人，也乐坏了主人。他一边侍弄着让羊羔吃奶，一边同我们拉呱：
“大年三十刚给儿子办了亲事，初二羊就落了头羔，眼下还有13只母羊要落羔，看来这新年要忙到头了。”
这位主人爱羊如命，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一下养了9只，三年就翻到40多。养了这么多羊，自己得了实惠，还拿到上面发的奖状，奖励的收音机。谈到如今的光景，井好明黝黑的脸上泛出春光。（附图片）
枣园大队的社员都用上了自来水。
常浩枝一家去年户售万斤根，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这是他家往地里送肥。
“养羊迷”井好明在牧羊。
本文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 安克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