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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华亭县新安公社实行包干到户后
社员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建立协作组
协作组由生产队统一领导。每组由群众民主推选义务组长。任务是：组织群众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贯彻生产队下达的任务和要求；向生产队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组织开展生产互助协作；开展“五好户”活动，调解社员之间的矛盾纠纷。
据新华社兰州2月24日电 甘肃省华亭县新安公社在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后，普遍建立一种新的群众互助组织——协作小组，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开展生产互助等方面发挥了很好作用。
新安公社是一个居住分散、回汉族杂居、生产条件差的山区公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公社党委在看到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高涨、生产面貌发生可喜变化的同时，也认真对待包干到户后出现的新问题。一是各家各户埋头搞生产，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社员开会学习困难较多，思想政治工作有落空的危险；二是各家各户生产水平相差较大，特别是一些劳弱畜少的户和遇到天灾人祸的人家，搞好生产有一定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公社党委决定倡导建立协作小组。很短时间内，全社50个生产队共建立起253个协作小组。
协作小组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社员群众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建立起来进行自我教育和开展生产互助的组织。每组少则三、四户，多则七、八户，一般五、六户。每组由群众民主推选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有一定生产经验的社员担任义务组长（不享受补贴）。协作小组的任务是：组织群众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贯彻生产队下达的各项任务和要求；向生产队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开展生产互助协作；开展“五好户”活动，调解社员之间的矛盾纠纷。
从这段时间的实践情况看，大多数协作小组都尽职尽责，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开展生产互助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协作小组建立后，生产队除有重大问题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外，其余事情和经常性的学习都放到协作小组内进行。由于协作小组户数不多，居住相对集中，以协作小组为单位开展各种活动，灵活方便，社员乐于参加。社员普遍反映说：“过去以队作业，大小事情要开社员会，点灯熬油误瞌睡；包产到户，学习开会队长跑断腿，社员不到会；建立了协作组，学习开会到得齐，解决问题又具体。”许多队干部也说，前一段，开个社员会，叫人满庄转，等人多半天，话难说，事难办，现在有事给各组组长一讲，组长端上饭，走东串西，一袋烟功夫就说到了。协作小组建立后的另一个变化，是生产上的互助协作广泛开展起来了。平常，组内社员经常凑在一起学文化、学技术，分析农事活动，彼此取长补短，能者为师。农忙时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变工互助，种子调剂，耕畜合理搭配使用。一户有难，众人相帮。去年秋播小麦，全社任务完成得既快又好，没有一户困难户被拉下。
新安公社由于普遍建立了协作小组，发挥党团员模范带头作用等活动，使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落到了实处，促进了好的社会风气和生产秩序的形成。全社民事纠纷由过去每月20多起下降到七、八起，而且大多数就地得到解决。团结互助和爱国家、爱集体之风吹遍全社。去年农业遭灾，公社曾担心国家征购、集体提留任务完不成。但到秋后，社员都积极主动交售公购粮，除5个生产队因灾重上级同意免交外，其余45个队全都如数完成了粮食入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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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政举行学雷锋学英模树新风报告会
号召广大指战员学习李俊甲，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标兵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今天举行“学雷锋，学英模，树新风”报告大会，号召广大指战员向“雷锋式干部”李俊甲学习，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兵。
李俊甲是北京部队某部一营教导员。他自觉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显著成绩，成为我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好榜样。李俊甲所在师的政治部主任郭为燊在会上介绍了李俊甲的模范事迹。他说，李俊甲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树立远大革命理想；他热爱部队，热爱基层，在各个岗位上都积极努力工作；他关心同志，爱护群众，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他入伍十二年，曾三次立三等功，一次立一等功，多次被评为“模范团员”、“优秀党员”，还被北京部队评为“雷锋式干部”。李俊甲的先进事迹，使参加大会的驻京部队3，000多名指战员受到很大的教育。
李俊甲在讲话中说，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热情帮助的结果。我一定要以雷锋为榜样，更加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振奋革命精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努力走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的前列，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在讲话中指出，全军在过去的一年中建设精神文明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涌现出许多学雷锋、树新风的先进单位和一大批雷锋式的先进人物。李俊甲就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进典型。全军指战员要向李俊甲学习。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创造建设精神文明的先进连队和先进个人的群众性活动，做“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军人，使全军在有理想、讲道德、守纪律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等方面有新的重大进步，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进一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
韦国清、梁必业、颜金生、史进前、迟浩田、白相国出席了大会，并在会前会见了李俊甲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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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乔森潘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来北京同西哈努克亲王会晤并顺道访问中国后，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北京回国。
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的成员总理府部长吉春、新闻部国务秘书屠林、总理府办公室主任孙西坤等也同机回国。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到机场送行。
西哈努克亲王派他的代表英丹、夏加朋到机场送行。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也到机场送行。
昨天晚上，乔森潘到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的住所向西哈努克亲王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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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结束对我国的正式访问
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离沪回国
新华社上海2月28日电 摩洛哥王国政府首相马蒂·布阿比德一行，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访问，今天晚上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布阿比德离沪前对记者说，在这次访问中，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中国领导人对世界上发生的问题的分析是现实的，看法是有远见的。同时我也接触了中国人民，这加深了我的印象，中国人民是有纪律的，勇敢的，有战斗精神的。他强调说，有这样的领导人和人民，中国的前途一定会是繁荣富强的。
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副市长杨恺，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以及摩洛哥驻中国大使哈尔凯特到机场送行。
摩洛哥贵宾是2月27日乘专机从西安到达上海的。今天在上海时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乘船游览了黄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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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个国家和地区的桥牌队将参加杭州国际桥牌邀请赛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据从中国桥牌协会获悉，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23个桥牌队将参加3月21日到28日在杭州举行的1982年杭州国际桥牌邀请赛。
参加这次邀请赛的桥牌队是：香港三个队，日本四个队，马来西亚二个队，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组成的一个联队，菲律宾一个队，新加坡二个队，美国五个队，中国五个队。
中国参加的五个队是北京队、上海队、广州队、天津队和杭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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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一氓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李一氓今晚会见并宴请日本社会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押田三郎一行。押田三郎一行是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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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福井县青年访华团抵京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由50多名日本福井县青年组成的访华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朱善卿举行的欢迎宴会。二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为日中友好工作的辻一彦先生担任访华团的顾问，访华团团长是长谷川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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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米勒武官举行招待会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建军二十六周年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米勒上校和夫人今天上午在大使馆举行酒会，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建军二十六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各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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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代表团参加“新德里磋商”后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由外交部副部长浦寿昌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发展中国家就南北关系和南南合作举行的“新德里磋商”（南南会议）后于今天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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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英签订一九八二年标准化合作议定书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由英国标准学会主席弗莱彻率领的代表团，同我方签订了中英1982年标准化合作议定书后，今天离开北京回国。在北京期间，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会见了英国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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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
赵元任教授在美国逝世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美籍华人赵元任教授，因心脏病于1982年2月2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赵元任原籍江苏省武进县，1892年出生于天津。他早年留学美国，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曾任清华大学、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教授，并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和美国东方学会会长。
赵元任教授曾于1973年、1981年两次访问中国，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会见了他。
赵元任在语言学上有很高造诣。他对于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深的研究，发表过很多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他的重要著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瑶歌记音》、《钟祥方言记》、《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国语字典》、《中国社会语言学论文集》、《语言问题》等。
赵元任早年还致力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当时叫国语运动），在哲学、物理学和音乐方面也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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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汽车大王”覆灭记
真是一件奇闻：河南安阳出了个“汽车大王”！
这个“汽车大王”名叫陈希海，原是一名两次被逮捕法办过的犯罪分子。他和另一个犯罪分子曹振山互相勾结，从1979年底到1981年初，用行贿、欺骗的手段，订购到“东风”、“跃进”、“解放”等牌号大汽车和北京吉普车、上海小轿车以及日本丰田车共1，300多辆。他们先后倒卖各种汽车758辆、摩托车72辆、拖拉机29台，牟取暴利130多万元，陈、曹等从中贪污、挥霍48万多元。陈犯为倒卖汽车，流窜各地，犯罪行为涉及15个省、市、自治区，把一大批干部拉下水。这个罪犯发了横财，臭名远扬，因而得了个“汽车大王”的诨号。
非法开设“物资站”
主犯陈希海，原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厂警，因犯贪污罪和道德败坏，两次被逮捕法办，开除公职。1973年他被释放回安阳老家，乘十年动乱之机，搞投机倒把活动，多次倒卖汽车、拖拉机。后来，他混入安阳县铁厂和县物资局当临时采购员，继续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得到县里少数领导干部的赏识，被视为“能人”。
1979年12月，陈希海找到原安阳市郊区党委副书记李富林、原安阳郊区革委会工交办公室负责人赵守忠等人，花言巧语，自吹自擂，说搞汽车能赚大钱，他有“关系户”，只要办个物资站，就可以干汽车买卖。当时，有的同志提出陈希海是坏人，不能用。但李富林等人与陈希海勾结，狼狈为奸，坚持开办物资站，让陈当了采购员，叫他全权办事，还可以在物资站多拿奖金。陈希海说，前几年出门送礼，用花生、香油，现在得用电视机、录音机等，居然无人反对，使陈犯得以大量行贿。
这时，长期同陈希海勾结的曹振山也在安阳县高庄公社副主任朱金荣支持下挂起了“物资站”的招牌。曹振山原在高庄公社当采购员，是一个不务正业、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办的这两个“物资站”，都是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私刻图章，非法营业的单位。他们曾声称：只要能赚钱，“除了飞机大炮，什么东西都可以经营！”
内外勾结挖社会主义墙脚
这两个“物资站”一开张，就千方百计结识一机部汽车总局的某些干部，伺机行贿，寻找搞汽车的门路。陈犯到北京搞汽车，一机部汽车总局计划处副处长闯家庆让陈犯“代买”收录机，陈犯立即坐飞机去广州，第三天飞回北京，把一部价值600元的收录机当面交给闯，只收300元。曹犯对汽车总局副科长芦耀宽行贿的办法更多，不但多次请吃请喝，“代买”便宜东西，甚至把芦耀宽的母亲、岳父和外甥的医药费也拿到他们的“物资站”报销。闯、芦等人受贿以后，积极为陈、曹奔走效劳，帮他们在汽车行业建立“关系网”，为他们倒卖汽车指门引路，搭桥牵线。陈、曹等犯找到这个门路，马上施展出资产阶级买空卖空的恶劣手法。
1981年2月，陈、曹二犯用“来料加工”的名义，向第二汽车制造厂订购东风牌汽车150辆。协议规定，陈希海给该厂提供钢材2，250吨，制造轮胎用的帘子布10吨。其实，陈犯手无寸钢寸布，只因给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的供应处长杨维玉、配套处长张清恒等人价值两万多元的贿赂，杨与张就合谋伪造证明，谎称钢材已经收到。接着，由汽车总局芦耀宽出面说合，帘子布一寸也不要了。“来料加工”变成“无料加工”，陈、曹二犯空手从“二汽”搞走150辆汽车。这一笔交易，使国家受到很大损失，陈、曹等犯却坐地牟取暴利近30万元。
此后，他们又用类似办法行贿，犯罪活动涉及15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个单位。现已查明，在他们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的15个月内，用于行贿、送礼的电视机多达114部、收录机52部、照相机2部、缝纫机5部、手表12块、自行车17辆、电扇17台，以及人参、天麻、阿胶、牛鞭等贵重药材，价值共22万元。这些罪犯把许多人拉下水，有95名国家干部，78名共产党员，在此案中触犯党纪国法。
陈、曹行贿起家，头脑恶性膨胀，公然在门上贴出对联：“世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军”。这副对联活画出这一小撮冒险家的丑恶灵魂。有时为了攻下一个重点“关系户”，赵守忠、朱金荣亲自出面，指使他们行贿。他们弄到“汽车合同”后，倒卖的手法一是不提货，卖合同，坐收所谓“管理费”、“手续费”等，平均每辆汽车赚钱两千元左右。二是提出汽车，任意哄抬车价，甚至比原价高出40％以上。但对某些领导机关和“关系户”，则是平价和赔钱卖车，以达到“下小本，得大利”的目的。他们以平价卖给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安阳市委各5辆小汽车，卖给第二汽车制造厂的3辆日本工具车共赔钱4．8万元。
罪犯的经济支柱和政治庇护人
陈、曹等犯的两个“物资站”为什么能搞成这样大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关键是他们背后有庇护者和经济支柱。1939年参加革命的农业银行河南分行副行长耿振华就是庇护和支持陈希海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他自始至终，从上到下，极力为陈犯搞投机倒把奔走拉线。几年前，陈犯与耿振华的儿子一同坐牢，在狱中结识，陈出狱后成了耿振华的座上客，两人吃喝不分，亲密无间。耿明知陈犯是一个犯过罪的人，还要为其“平反”、提级奔走。郑州国棉六厂保卫科长毕洪潮，接受贿赂，在耿振华指使下，为陈犯的“平反”、提级伪造证明。陈、曹二犯的不法行为早有人揭发，但是李富林、赵守忠和安阳县委副书记韩文恭、李诚忠以及高庄公社党委书记周存礼等人，有的不予处理，有的给予庇护。耿振华还写信、批条子，利用借款、贷款和预付货款等手段为陈犯弄钱。陈犯先后在河南省农业银行和安阳市农业银行获得资金201万元，其中安阳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康福林一人就批给115万元。
正是这几个人，一手把国家提供给农民发展生产的宝贵资金，随心所欲地交给投机倒把分子，成为他们的经济支柱和政治庇护人。河南省机械局机电公司负责人违反国家规定，为曹犯预付资金达108万元，至今还有23万元没有收回，他们还美其名曰“正常业务”。安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张树彬一次批给陈犯10万元无息借款，至今也没有收回。耿振华还把陈犯介绍给郑州市友谊宾馆经理陈俊毅，陈俊毅接受贿赂后，不但为陈犯垫付资金，提供银行帐户，还拨宾馆的高级房间作为“陈办”，使这里成为陈犯投机倒把的“指挥部”、“联络部”、“后勤部”。
陈、曹二犯大量贪污。现已查明，陈犯贪污达4万多元，曹犯一次私分现款1．7万元。他们盖起阔气的新房，购置高级家具，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陈犯每月工资只有50元，平均每天的花销却高达60元。他曾冒充“县计委干部”、“河南代表”，先后7次混入全国性的汽车等重要物资订货会议活动。他们出则汽车、飞机、软卧，住则高级宾馆，经常设豪华宴会招待“关系户”，有时还带着不三不四的女人到处鬼混，一年多时间共挥霍、贪污、私分现金48万多元，其中陈犯一人就达10万多元。
伸张党纪国法群众拍手称快
这个案件是1980年底河南省进行物价大检查时发现的。在对此案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曾遇到重重阻力。一些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和领导干部，有的拒不交代问题；有的制造假帐，想蒙混过关；有的官僚主义严重，继续不闻不问；个别领导干部还硬说“这两个物资站没有问题”。直到去年11月间，一机部汽车总局还给河南省的调查组写证明信，说该局干部闯家庆、芦耀宽等人与陈、曹二犯之间“目前看不出有什么特殊关系，分析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大部分是利用业务之便，代买东西，并发生了一些私人间的经济问题”。到今年1月初，汽车总局才派人进一步调查闯家庆等人的问题。
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分重视这个案件，多次听取汇报，作了重要指示。河南省有关部门及安阳、郑州等地、市领导机关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排除干扰，冲破重重阻力，5次派人调查，决心查个水落石出。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同心协力，积极支持调查工作。安阳地区工商局局长张德林等同志多次向领导机关提供情况。上海衡山宾馆工作人员和黄浦区公安分局先后来信来函揭发陈犯在上海的罪行。北京、天津、湖北、江苏、新疆等地的干部和采购员，提供了陈犯在各地的罪证。署名“郑义群”、“小包公”的群众来信，历数陈希海、赵守忠等人的种种罪行。安阳的群众早就把那两个“物资站”称为“投机倒把站”，纷纷向调查组提供情况。调查组每到一处，人们热烈欢迎，积极协助。陈、曹等犯被依法逮捕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现在，对犯罪分子的审理工作正积极进行，不久，罪犯们将被押上人民的法庭。
本报记者 黄少良 马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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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财贸系统领导同志，在王府井大街设立征求意见台，听取群众意见。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