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志在改革
——访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
本报记者 保育钧 白筠
改革，是当今人们谈论的一个中心议题。然而，改革谈何容易！种种掣肘，重重困难，使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人举步维艰。渐渐地，有的人变得心灰意懒了。可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在困难面前依然表现出一股子韧劲。前两年，他在院里大谈改革；今年2月2日，我们访问他的时候，一接触改革这个主题，他依然兴致勃勃，一口气谈了如下主张：
“改革平均主义，实行课题组长责任制；改革铁饭碗和终身制，实行课题组的科研人员聘任合同、代谢更新制；改革单纯的奉命组合，建立志同道合的课题组。这是改变我院面貌，完成国家下达的攻关任务的基本措施。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平反了冤假错案，评定了技术职称，这些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科研管理体制上的一系列弊病，比如平均主义、大锅饭所造成的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奉命组合的课题组，几十年只进不出、没有代谢更新的‘终身制’，使得科研队伍“内耗”增多，缺乏生气。‘橡皮计划’加奉命组合，其结果就象前些年基本建设战线的‘胡子工程’。这种状况，怎么能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有人说，解决这些问题要做思想工作。我不否认思想工作的威力，无论什么时候放弃思想工作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些弊病丛生的体制不改，思想工作的作用也有限得很。”
讲到这里，季院长掰着手指，向我们列举了三个改革试点的例子：
西苑医院妇科，原来矛盾就很多，加上十年内乱中的派性残余，搅得简直无法工作，一些人闹着要离开那块是非之地。去年，搞了个志同道合的课题组，整理钱伯煊的妇科医案，并解决将医案输入电子计算机的技术问题。由于职权明确，组内齐心协力，不到一年就拿出了成果，达到了鉴定水平。
中药所的剂型室，原来矛盾也很多。去年，他们有两个人自愿结合，接受了研究大蒜液微型胶囊的任务，人数虽少，但两人志同道合，没有“内耗”，不长时间，出了成果，还给院里挣了一万多元的收入。
整理清宫医案，我们让一位同志领头，组织了三个人的志同道合课题组。他们星期天也不休息，去年一年，就搞出150万字，出了第一本书。
季院长强调，志同道合的课题组长责任制，是克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关键一环。它可以调整科研人员之间的关系，把“内耗”减少到最低限度。完成一个阶段的科研任务以后，课题组成员可以有进有出，新陈代谢，促使科研人员相对流动。
我们在中医研究院做了一点调查。情况正如季钟朴介绍的那样。改革与不改革确实大不相同，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精神振奋起来了。有一位五十年代末期的医学院毕业生，原在临床科室工作，由于陷入了人事关系的矛盾之中，二十年来什么论著也没有。近两年在领导的支持下，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一起搞了个课题组，两年之内就发表了5篇论文。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是很难用一根固定的标尺来衡量的。但是，当人们振奋起来之后，出了成果却是外行人能看明白的。
对于季钟朴的改革主张，中医研究院也有少数人不满。这也难怪，几十年的大锅饭吃惯了，本来不想混日子的人也习以为常了，一下子要改，总不那么痛快。但是，当看到改革带来的变化以后，他们也渐渐信服了，愿意了。难办的是极少数业务实在不行而又自以为天生革命的人，这些人就象阿Q生了癞偏怕人说癞一样，最忌讳人家说他不行。现在要组织志同道合的课题组，他们自然是不受人家欢迎的了。对于这些人怎么办呢？
“社会主义制度，总得让他们有饭吃，但工作要调整，或者送他们去进修、提高。”季院长回答。
现在，人们对改革议论多而行动少，难题之一，就是一些人员的调整问题。它使许多有志改革但又想省事的人望而却步。季钟朴，这位193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心理生理专业后即投身革命队伍、长期从事医学教育和科研管理的老行家，当前同样面临着继续改革还是半途而废的考验。
“有人主张等一等，看一看，我不同意！”季院长斩钉截铁地说：“看准了的事，就要动手改，不能等。无非是先走一步困难多些。我们有些干部怕麻烦，怕那些要调整工作的人来找他。不改革，矛盾掩盖着，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起不来，扯皮的事不断，工作上不去，你就那么省心？这几年，国家在调整时期还挤出钱来逐年为我院增拨经费，花了人民那么多血汗钱，你拿不出成果，能心安理得？”讲到这里，这位院长有些激动了。呷了一口茶，他缓和下来继续说道：“其实，我们也不要把改革看得困难得了不得。我们院部有一个维修室，原来十几个人，活儿很少，真要他干事时又找不到人。各方面意见很多，但又不敢动手去整顿、改革。去年下决心精简了一半多，实行企业化，现在只四、五个人，责任心强了，工作干得比原来好。被精简下来的人分配去干别的工作，也没有闹什么事。”
季院长强调，要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人是希望改革的。大锅饭、平均主义、责权不清等弊病的受害者首先是他们。真正想混日子、当南郭先生的是极少数。你改革了，他觉得混不下去了，也可以振奋起来，这对他也有好处。
“不过，话得说回来，我们现在还是沿袭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大锅饭吃了几十年，改革要有一个过程，要未雨绸缪，多做宣传工作。”
这几年，中医研究院围绕着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在下“毛毛雨”。比如，他们在1978年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这在卫生部系统是起步最早的。在科研计划和科研成果的审定上，他们实行同行评议和专家投票。1980年试行了科研合同和预算包干的制度，聘请了客籍研究员等等。这些，都是在季院长倡导和支持下搞起来的，难怪有人说：“季钟朴是一位改革派。”
现在，中医研究院尽管还存在“改革难，难改革”之类的议论，某些部门的中层干部对改革还抱着“走着瞧”的态度，但是，改革的风气，终究是逐步盛起来了。人们向我们介绍了一件小事：
去年，季院长提议，将全院助研（主治医师）以上科研人员发表的论著和译文，包括他自己的，一一登记造表，汇编成册，印发全院，人手一册。这件事虽小，给全院科研和教学人员造成的压力却很大：经过这么一汇总，人们发现全院有57人“榜上无名”。这些人既没有医疗任务，又没有搞行政工作，也没有当编辑，他们有些坐不住了。
“有点压力好。”我们提起这件事，季院长笑了笑说：“国家要我们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用现代科学整理祖国医学，拿出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西医结合新疗法来，这对我们也是压力。有压力，才能前进。”
然而，季院长毕竟是68岁的人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在面临着即将退居二、三线形势的今天，一些同志免不了要考虑自己的退路。季钟朴，这位戎马倥偬中不离医学教学和科研的老同志，现在有何打算？
“我已向卫生部打过多次报告，推荐年轻一些的同志来干，现在还没有批下来。一旦批下，我就研究我的老行当。”他很坦然。
已经写过多次报告，情真意切地要求年轻人接替自己的季钟朴，现在所考虑的仍然是改革问题。他说得好，老同志到了一定年龄就离退，这是干部制度的改革。科研管理方面的弊病也需要改革。二者都要改革，应当结合起来考虑，相辅相成地解决；不能置当前的工作于不顾，先考虑个人的退路。“我感到欣慰的是，三中全会定下来的改革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党委对我的改革主张很支持，卫生部也很支持。我们决定，今年在全院进行全面的改革。不管接替我的是谁，改革的路子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季院长满怀信心地结束了他的谈话。（附图片）
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同志在工作。
本报记者 许 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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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向全体学生 努力打好基础
吉林省白城市第一中学 高枫
回顾几年来办学的经验教训，我们感到办学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要好、中、差学生一齐抓，才能打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
我校被确定为重点中学以后，它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开始我们是不大清楚的。有的以为重点中学就是大学的预备学校，是专门培养“尖子”的，主张一切为高考让路。于是搞教学大突击，只抓一部分“尖子”学生，放松大多数学生。结果不仅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还压抑了学生的聪明才智，学生中不关心政治的现象出现了。事实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不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要培养建设四化的人才，首先必须端正办学思想，把出发点放在全体学生上，把眼光放在及格率上。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进行学习，踏踏实实提高教学质量。
我校招收的新生，虽然是经过择优录取的，但在知识上也有好、中、差之分，录取时的最高分数与最低分数甚至相差146分。对差等生我们不是当包袱甩，而是当重点帮。在每年新生入学编班时，我们都按成绩的优劣均衡搭配，避免了“尖子”学生配“尖子”教师，差的学生配一般教师的两极分化现象，防止了部分学生自卑感的产生。对成绩较差的学生，我们加强个别辅导，作业面批面改，力争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同时教给他们正确的学习方法。如班主任蒋洪达老师在“为四化勤奋学习”的主题班会上，列举了天资与功夫、思考与发问、自学与互助、读书与作业、学习与锻炼、基础知识与难题、课本与资料、课堂与课外复习、数理化和语文政治、勤奋和懒惰等十个关系，然后组织学生围绕这十个关系谈体会，交流经验，增强了差等生的信心，推动了全班学习。有的差等生并不是所有学科的成绩都差，而是偏科。我们就有针对性地向学生讲清各科的用途及其相互关系，帮助学生避免盲目性。通过精心教学，勤于辅导，使学生的成绩逐渐提高。高二年级六个班283名学生，上学期期中统考及格率达96％。
我们认为，强调面向全体学生，并非在教学上要“一刀切”，而是要求关怀全体学生，使他们在原有基础上都得到提高。既要使大多数学生达到应有水平，又要注意培养出类拔萃的“尖子”。我们对“尖子”学生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的。一是加强个别指导，不离大纲和教材，布置一些难度较大、综合性较强的练习题；推荐一些适合“尖子”口味的参考资料；增加物理、化学的实验内容等。二是办好各学科课外活动小组，开扩学生视野。如“小生物学家”小组，在教师指导下，搞“菊花短日照”实验成功，曾获市科技活动成果奖。1980年暑假，他们到大连采集标本；1981年暑假，他们制作的剥皮标本，获得省少年科技展览二等奖。语文课外活动小组通过搞阅读指导，诗歌朗诵、“七一”征文，开办《新苗》习作展和《可爱的中国》读书报告会等活动，促进学习成绩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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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组织多学科协作攻关
京津渤区域环境研究取得新成果
本报讯 198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组织地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新技术等领域的10多个研究所200多名科研人员，对京津渤地区的自然演化与人类活动引起的区域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现已提出的20余篇研究报告，为控制和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0年，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在国家科委、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的支持下，组织多学科协作攻关，分别对京津地区的水质、水量情况，大气、土壤污染情况进行规模较大的调查和研究。在京津地区水质、水量的分析方面，已经写出《京津地区水资源与环境关系的分析研究》和《北京市水资源分析》等研究报告，完成了京津地区河流水文化学、污染特征和水体生物效应的研究，并为保护现有水源，提出划分三级水源保护管理区的建议。为了进一步摸清京津地区大气污染状况，他们在1981年采暖期，进行了为期10天的北京大气野外综合试验，为北京市大气环境标准和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提供科学依据。有关调查报告还指出：目前京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京津二市的公园绿地（包括水面）面积也远少于国外一般大中城市，这是引起京津两市环境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协作组还提出了加强自然保护，控制城市发展规模，调整工业结构和布局以及开展区域规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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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退而不休 多做贡献
——记退休水产专家孙锡麟
春节前后，一向少鱼的壮乡扶绥县有了大批鲜鱼上市。有人举着活蹦乱跳的鲜鱼，高兴地说：“这是孙老给我们送来的！”孙老，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学会副理事长、七十六岁的退休水产专家孙锡麟。
壮族人民聚居的扶绥县，池塘、水库很多，水面广阔。但是，当地壮族群众不懂养鱼技术，历来鱼产量不高。一九七九年初，孙锡麟来到这个县，帮助制订发展养鱼规划，举办了一个养鱼技术训练班，选定了四个科学养鱼试验点。孙老不顾年迈体弱，山路崎岖，多次到这些点上进行考察和传授鱼苗孵化和鱼病防治技术，使扶绥县群众吃上了鲜鱼。
孙锡麟退休后比没退休还忙。每天不是到水产部门去讲课，就是到鱼塘、水库作技术指导。晚上回来还要翻资料、写建议、作文章，天天忙到半夜。三年来，孙老写了十四篇发展养鱼的建议书，寄给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南宁市委负责同志曾三次听取他对发展养鱼的意见，并且一起讨论了南宁市养鱼规划。
南湖鱼场有一千三百多亩水面，是南宁市养鱼基地之一。孙老多次和这个场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研究养鱼的技术难题，使这个鱼场产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市郊区向阳公社葛麻大队、西郊公园、广西大学等许多有水塘的单位和大王滩水库，经常请孙老去指导养鱼，他总是随叫随到，不厌其烦。一年前，孙锡麟不慎摔伤了腿，住进了医院。他把医院的鱼场工人找到病房来，向他们介绍养鱼的技术，使这个医院的鱼塘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一。
本报通讯员 刘德胜 本报记者 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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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测绘战线成果喜人
1981年，我国测绘战线在科学研究、技术革新方面共完成了5项具有重要生产价值的大型科研项目，还首次研制成了用于绘制万分之一摄像地图的数控测图仪。数控测图仪上的测图软件部分在曲线拟合、信息压缩等方面也具有独创之处，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产品。
此外，国家测绘总局所属各生产部门，还绘制各种比例尺地形图13，000多幅，为生产建设提供了必需的技术资料。
黄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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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块钱的科研投资创造八块钱的产值
湖南科研成果效益好
本报讯 湖南省科委对该省111项工业科研成果的投资和受益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一块钱的科研投资获得了八块钱的产值。
经过核实的数据表明，这111项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后一年所得的净收入等于投资的两倍。某些单项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更加可观。柘溪水电站最优化方案调度，只花科研费45万元，而1979年7月到1980年6月的一年中应用最优化方案调度，就比前五年平均发电量增加2．55亿度。仅多发电就增加产值1，600多万元，纯利润达600万元。衡阳酒精厂试制成功的酒精馏用斜孔塔，花试制费7．14万元，而平均每年增加的利润就等于试制费的7．6倍。
林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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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卫生与健康
让更多的聋（哑）人“聋而不哑”
邓元诚 唐惠德
一般人常把聋（哑）人叫做“哑巴”，这是一种颠倒因果的称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发音讲话器官没有毛病，只是因为在他们学会说话之前，失去正常听力，从此再也听不到说话声音，没有学话机会，成了“哑”人。全世界大约有聋（哑）人七千万，我国据1958年普查统计，估算为三百万左右，目前平原及城市地区发生率通常为1—2‰，而山区的某些村庄甚至高达全人口的5—10％。
现今各发达国家普遍对聋（哑）人采取“聋健合一”方针，尽可能让他们广泛参与健全人的社交活动，锻炼他们的会话能力，这在许多国家已取得惊人效果。如1978年夏，欧洲聋人联合访华团来北京，成员中不少的聋（哑）老工人，配戴耳背式助听器或盒式助听器，结合“看话”（一种通过眼睛观察讲话人口唇运动进行交谈的技巧），不仅能用自己的母语（如英语）对话，还可用外语（如德语、法语）交谈，如果事先不知道他们都是聋（哑）人的话，你很可能以为他们是健全人呢。在这些国家的大学、中学和小学里，许多聋人和健全人一起就读。最近我国一个耳科专家小组参观了有60多年历史的东京聋话学校，看到他们为两三岁、甚至小到半岁的聋童施行听觉、语言的特殊教育。这些聋童经过二、三年乃至四、五年后就转入普通中小学，戴上助听器听课，他们的对话有意想不到的进步，最近考进大学的超过20人，十余年来从大学毕业的聋学生已有48人。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任何企图通过纯粹医药手段或寄希望于针灸、疫苗来解救神经性耳聋所致的聋哑，都是不切合实际的。要想使今后我国每年新生的成千上万的聋童，最终在生活、学习、工作上和健全人处于完全平等地位，非走科学的道路不可。我们建议：
1、努力开展听力学和言语障碍矫治学的基础理论及临床实践的研究课题。有条件的医疗科研单位，要尽力查清有听觉障碍的婴幼儿真实听力，只要估测他保留90分贝（国外高达105—110分贝）的残余听力，就应在两岁之前（愈早愈好）配用宽频带、大功率助听器，及早使他接触声音刺激，持之以恒，经过几年或十几年，必然会收到“能听会讲”、“聋而不哑”的奇效。
2、迅速发展助听器工业。据统计，我国的助听器年需要量约为人口总数的0．5～1％。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寿命的延长，老人逐年增多，其需要量还要加大。1981年我国助听器年产量仅约四万个，远远不能满足耳聋患者的需要。至于为严重聋童所需的大功率听觉训练器及各种现代化的视听语言训练器，至今国内尚未生产，而这些现代器具对于有效地帮助聋童发展说话的能力起决定作用，因此应该早日安排研制。
3、尽快在各大城市、人口稠密地区有计划地建立听觉言语康复中心。其中以耳科、听力学、语言矫治专家为主，同时吸收儿科、精神神经科、缺陷心理、特殊教育以及电子工程学、声学和语音学等方面的专家，共同发展这项边缘科学，为一切听力障碍患者和重度聋童提供咨询、诊断、矫治等服务工作。
4、为实现上述三项目标，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关怀聋人，迅速开始在医疗、教育、科技和聋人福利等领域内，培训专门人才。只要我们切实执行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策，加上大批训练有素的解决言语通信障碍专家队伍的形成，深信一二十年后，90％以上的新生聋（哑）儿童都是能说会道的聋而不哑的人，千百年来被人视为哑巴的残废人，定将为祖国四化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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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州建成我国第一套地热制冷装置
本报讯 记者陈振华报道：一套利用温泉热能生产块冰、冷藏食品的“双级氨吸收式”制冷装置，最近经鉴定在福州正式投产运行。这是目前我国已建成的第一个地热制冷装置。这套装置是由福州市地热利用试验站、福州大学和福州冷冻厂联合设计试制的。
这套装置日产块冰6吨，还附有一个100平方米的蔬菜冷藏保鲜库。它利用液氨沸点低，在气化过程中吸热的特性，使用90℃左右的温泉水将氨水溶液加热气化，经过精馏、冷凝，提取较纯的氨液，然后降压使液氨气化吸热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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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木塔之冠——应县木塔重新开放
本报讯 记者池茂花报道：世界木塔之冠——山西省应县木塔，经过五年多时间修缮加固，2月初重新开放。
建于辽代清宁二年的这座木塔，距今已有920多年的历史。塔呈八角形，底层直径为30米，高67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一座木式结构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木塔经过历代战争、强烈地震、日晒雨淋，遭受了严重损坏。国家多次拨出专款，维修和加固这座木塔，这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维修，重修了塔基，加固了塔身，新换了栏杆、楼梯、楼板，装修了损坏的斗拱、隔扇、罗汉等。（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