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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指出
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神论
本报讯 今年2月21日，《西藏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神论。
文章说，目前，西藏（特别是在农牧区）有少数共产党员，把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错误地理解为党员可以信仰宗教，因而去参加宗教活动或封建迷信活动；有的对封建迷信活动视若无睹，放弃党的原则，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无神论，怕这怕那，顾虑重重；有的地方的封建迷信活动，直接影响到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批评。
文章明确指出，共产党员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公开申明自己是唯物论者，即无神论者，决不相信有什么神仙、救世主。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去信奉宗教、参加封建迷信活动，那就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党性问题，违犯了党章。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各级党组织必须旗帜鲜明，教育广大党员树立无产阶级的宗教观。在这方面，文章谈了四点意见：
首先，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要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当前，首先要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其次，共产党员必须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西藏是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许多群众有信奉宗教的习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因此，对广大信教群众来说，党和政府将长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共产党员可以信奉宗教和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允许共产党员支持封建迷信活动。
第三，在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共产党员应当明确，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有信这种教的自由，也有信那种教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有责任采取各种方式宣传唯物主义、宣传无神论，这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是矛盾的。同时，共产党员还必须明确，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指的信教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也就是说宗教活动不能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干预政治、文化、教育、婚姻、民事、生产建设和家庭生活。至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破坏民族团结，扰乱社会治安，妨碍生产，装神弄鬼，诈骗群众钱财，奸污妇女，残害群众，等等，早已超出正当的宗教活动范围，触犯了国家的刑律，应当依法给予制裁。
第四，共产党坚决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是必须积极发展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人们的文化和科学卫生知识水平提高了，自然会对宗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封建迷信就会慢慢失去存在的基础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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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洁如玉 光彩照人
——记广西宾阳中学教师杨锦铨精心照顾瘫痪妻子的事迹
一个隆冬的夜晚，香港归来的老人杨信基，带着恳求的口吻对儿子杨锦铨说：“我这次回来，只有一个心愿：带你去香港。”
“孩子！岁月不饶人哪。”老人带着迷惘的神情又劝说道：“我已经七十岁了，孤独一人在香港经营生意，想你去作个帮手，你也好将这笔财产继承下来啊！”
“爸爸的心意我理解，不是我作儿子的不孝，我怎能离开胜南呢？还是请爸爸设法回内地定居吧！”杨锦铨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老人看见儿子的心这样坚贞不移，也很同情，答应可以考虑儿子的请求。他住了三天就走了。
一
广西宾阳中学物理教师杨锦铨和爱人刘胜南是1970年5月1日结婚的。婚后，两口子相亲相爱，互勉互慰。
正当他们对未来寄托着美好希望，家庭充满着情爱和欢乐的时候，不幸的事突然发生了。
1970年10月5日，他们结婚才五个月，正在农村插队的刘胜南，忽然胸痛，四肢动不了，第二胸椎以下全部瘫痪。医生确诊刘胜南为“急性脊髓炎”。杨锦铨把几千元积蓄全部拿出来，先后请了上百名医生医治，都毫无效果。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给杨锦铨造成了极度的痛苦。他想：“今后的生活一定很艰苦了！”但是，他爱胜南，就作了艰苦一辈子的打算。
二
杨锦铨把侍候妻子的全部重担承担起来。十一年来，每天一大早，他从床上爬起来，就问胜南“今天想吃什么菜？”他赶到圩镇上，一一买回来。上课前，他就扶妻子起床，替她穿好衣裳，给她梳头洗脸，又把室内收拾干净。学校课间操的时候，他又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赶回宿舍，给妻子翻翻身子，陪她聊几句。中午，一下课回来，就劈柴煮饭。到了晚上，他又给她洗身、洗脚、换洗衣裤，侍候她安稳睡下。半夜，他还起床几次，给她变换睡卧姿式，让她睡得更舒适些。为了丰富胜南的生活，他还省吃俭用，买了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
三
心地纯洁的刘胜南曾经想，锦铨太辛苦了，把他拖累成这个样子，实在心疼。她考虑再三，决定自己忍受最大的痛苦，离开锦铨。——“锦铨，我们离婚吧！你每月给我一点生活费就行了。”杨锦铨面对这样一颗善良的心，深深受到了感动。他极力劝她打消这个念头。
宾阳中学与杨锦铨共事多年的同志说：“杨老师既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教师！”这些年，无论家务事多么劳累，他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搞好教学。这个学校是广西重点中学，物理教师不够，他就主动多承担课程。一年前，他每周教15节高中毕业班的物理课，最多的时候达到27节，每周批改作业200多本。现在，学校只安排他教两个班的物理，他却主动要求教三个班，每周上课12节，批改作业150多本，还兼任全校物理教研组组长。为了教好课，他常常备课忙到深夜不休息。学生们反映说，杨老师教课重点突出，语言简明生动，好懂、易记。去年，他获得“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发展学生智力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和“全面完成教学任务”三项一等奖。今年初，他又获得全面完成教学任务的甲等奖。
不久前，杨信基老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了，同时，杨锦铨的母亲和在香港的亲友通知杨锦铨去继承遗产。杨锦铨心里难过极了。他已经和妻子胜南商量好：准备把财产处理掉，将母亲接回来。
当记者采访这对夫妇的时候，他们的独生子杨元生回来了。他亲昵的依偎在妈妈的身边，请妈妈辅导学英语。记者问刘胜南何时学的英语？她说：“买了电视机就开始了，锦铨也常常辅导我。我想，路是人走出来的，别人跑步向前，我就爬着向前吧！”杨锦铨也说：“我和胜南，虽然不能徜徉于花前月下，荡舟于绿水湖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让生活过得丰富多采些，更有意义些！”
愿杨锦铨和刘胜南的爱情，象江水一样长流，象松柏一样常青！
本报记者 朱明
（附图片）
杨锦铨和他的妻子 朱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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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发展街道社会福利生产
常州戚墅堰区盲聋哑残人员全部就业
本报讯 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兴办街道福利工厂，安排盲、聋、哑、残人员。现在，全区有一定劳动能力的95名“四残”人员全部得到了安置。
戚墅堰区发展街道福利生产，安置“四残”人员的工作一直做得比较好。早在1963年，他们就根据“生产自救为主，政府救济为辅”的方针，组织生产自救小组，生产技术简单、适合“四残”人员劳动的产品。后来他们逐渐扩大多品种生产，到1980年已发展到能生产劳保用品、小五金、制盒、畜用土霉素、修配等几十种产品。自救小组也增加到15个。
戚墅堰区委和区人民政府十分关心社会福利生产和“四残”人员的就业问题。他们在布置和检查工作时，把发展街道社会福利生产的工作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去年，区里召开八届二次人代会，区政府把支持办好街道福利工厂的问题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区政府还从物质上扶持街道社会福利工厂。如戚墅堰福利工厂厂房拥挤、分散，区政府就将其他工厂调整出来的650平方米厂房安排给他们。先行福利工厂五金组的厂房是借区文化馆的旧房，条件很差。去年市民政局、区和街道就帮助他们修了800平方米新厂房。为了解决工厂“吃不饱”的问题，区和街道的领导亲自到处联系，为福利工厂落实了“产、供、销”计划。在领导的关心下，全区街道福利生产不断发展，1981年产值达95万元，利润10万元。
生产发展了，“四残”人员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现在，这个区街道福利工厂的“四残”人员每月平均收入35元，多的六七十元。许多“四残”人员由过去的“救济户”变为“存款户”。戚墅堰福利工厂44名“四残”人员共有存款10，200多元。盲人金秀英说：“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残废人的关心！” 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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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职权侵占国家和集体资财盖私房
吴国忠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据新华社西安电 陕西省渭南县基建局副局长吴国忠利用职权为自己建筑私房，最近已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吴国忠原来居住的平房是由县房管所管理的。1978年因后墙裂缝下沉，报请拆除，后经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翻修。因吴国忠兼管着房管所的工作，他便趁此机会，不经批准，花了国家6，600多元，为自己新建了一套钢筋水泥结构的平房，使用面积由原来的36平方米，扩大到49平方米。与此同时，他还强占了一家旅店的11平方米地基，为自己修建了鸡窝。
吴国忠又在去年7月骗购庄基一处，重新盖起了一幢162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在建筑这幢楼房中，他进一步利用职权，采取弄虚作假，假公济私等手段，套购国家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并让3个公社的建筑工人和部分民工为他无偿做工400个工日，并利用农民的拖拉机替他运输物资，人家为他干了半个月，他只出了69公斤柴油。
不久前，在陕西省委负责同志的督促下，渭南县委进一步核实了吴国忠的错误事实，责令他搬出这两处住所，开除了他的党籍，并经县人民政府决定，撤销了他的一切行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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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四残”人员就业的主要途径
我国城镇有上百万盲、聋、哑、残人员。怎样把他们当中还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从一个完全的消费者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对社会还能做出一定贡献的劳动者呢？常州市戚墅堰区发展集体所有制的街道福利生产事业，安置“四残”人员的办法，是一条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四残”人员的就业问题。民政部门举办了集中安排“四残”人员的社会福利工厂，劳动部门和其他部门也在一些适合残废人工作的行业，尽力安排他们就业。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四残”人员的就业问题，单靠政府有关部门是不行的。经验证明：依靠基层，依靠群众，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街道福利生产，是解决城镇“四残”人员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各地城镇要因地制宜地积极地发展街道福利生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支持街道福利生产，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如厂房、原料、产品销路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街道福利生产发展起来了，就会使更多的“四残”人员，得到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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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社会的众生相
——《红鼻子》观后感
《红鼻子》这个戏故事情节很简单，只写了一群人于山崩路断之夜，受困于一家旅馆，由此展现了台湾社会的众生相——有小职员夫妻、小工厂的经理和厂长、大老板、音乐家和下层社会里的杂耍班子。从红鼻子的道白看，剧的主题似乎是在探讨人生真正的快乐。但我觉得作者通过这出戏要告诉观众的似乎还要多得多。
作者在戏一开始就点出台湾是一个诸事颠倒的社会。杂耍班子一出场，就唱了个颠倒歌——“西边日出东边雨，满天月亮一颗星……”；红鼻子在戏中象征着理想和善良，但他却走向了死亡；旅馆的伙计羡慕杂耍班子，而杂耍班子班主却羡慕旅馆的伙计；死的又生了（彭董事长的儿子），而生的却死了（红鼻子）。作者似乎是在暗示：这个社会没有是非标准，一切都混沌不定，而人则被笼罩在一层命运之网里。
这命运之网是什么呢？就是金钱的势力，也就是生之恐惧。剧一开始，叶家夫妇出外度假为花钱而争吵，小工厂经理和厂长为资金周转不灵而焦急，杂耍班子为糊口而奔波……。在台湾社会里金钱的势力就象一张网笼罩台湾各个角落。人人为赚钱疲于奔命。事业、名誉、地位的唯一量尺就是金钱。红鼻子出身富家、大学毕业，但不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红鼻子的苦闷实际上是台湾千千万万青年的遭遇。因此红鼻子就只能离家出走去寻求人生的意义，到社会的最下层去寻找安慰。
然而，红鼻子的命运是决定了他必须带上面具，才能在所处的社会里得到自由。红鼻子的面具一旦被摘了下来，就只能到死亡中寻求自由了。大千世界，何处是净土？作者的答复是“死亡”。这是作者对台湾社会现状最深刻、最痛心的批判。红鼻子死前说：“人生真正的快乐就是牺牲”，这话不是作者对人生真谛的总结，而是一种心酸的呐喊，也是对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鞭笞。
我在台湾生活过二十多年，深切体会到台湾青年那种生活缺少目的、意义的痛苦心情。
台湾省籍美国归侨 吴英辅
（附图片）
《红鼻子》剧照 曹西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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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的电影业
巴继
台湾当前约有大小电影公司和制片厂100家左右，平均年产故事片150部到200部。此外，还拍摄一些纪录片、科教片、动画片等。共有电影院400家左右。近来台湾电影业内部竞争激烈，观众锐减，不少电影公司和影院都处于不稳定状态。除几家官营和少数几个私营的大公司外，其他多数是“皮包公司”和“夫妻公司”之类。
据统计，台湾每年进口外国片250部左右，美国片几乎占一半。在台北市，台湾影片绝大多数都卖不上200万元台币，其中最差的《幽女魂》只卖了70，070元台币。但同时期的美国电影，超过500万台币的就有7部。其中《凡夫俗子》竟达1，656万元台币。在美国电影的打击下，台湾电影自然命运悲惨。据报道，台湾“美国电影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从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中上层刮起的“西化之风”造成的。在有些人的眼里，“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美国的电影自然分外吃香。从去年以来，“日本电影热”也在台湾出现。
台湾电影被人们称为“四头片”。一是拳头（武打片）。这种影片的数量最多，约占近年来总拍片量的一半。什么《血肉磨坊》、《飞刀、又飞刀》、《神剑一笑》、《醉侠》、《金粉游龙》、《玩命小子》……，刀飞剑落，骇人听闻。二是枕头（即色情片）。这种影片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了追求“刺激”，不少是裸体半裸体的低级下流货色。三是噱头（即喜闹片）。四是鬼头（即鬼怪、神魔片）。台湾广大观众对这种睁眼武打、闭目色情的电影十分厌恶，对由于这种电影的遗毒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的犯罪，非常担忧。
为了欺骗台湾同胞，台湾官方拍摄了一些所谓“反统战”影片，如《浩劫》、《红唇》、《皇天厚土》等。他们还把所谓“大陆的伤痕文学”搬上银幕。广大观众和不少电影工作者，对这些影片十分反感。
在台湾，电影行业不仅赋税苛重，而且检片制度很严。有的影片被任意剪裁，弄得面目全非。有的还被禁映。近年来，黑社会势力严重地干预电影业，你不为我拍片，我就雇用打手绑架、打黑枪、行刺进行报复。近两年内，台湾影坛就连续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专写武侠小说、电影的古龙，深夜被一伙强人破门而入刺了一刀；台北南山电影院的老板因拒演一部影片，被人往小汽车里扔了一个血淋淋的狗头，造成了轰动全台湾的“狗头案”。还有什么“水蛇案”，“大便案”等等，无奇不有。不仅使电影界人士精神上受到侮辱，而且生命也遭到严重威胁。
台湾电影还向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出口。近年来这些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电影业，对台湾电影进口采取了严格的限进措施。菲律宾规定同时只能上映两部台湾影片，并且限时为两周；印尼对台湾片猛烈杀价，规定每年配额递减10％。由于外销市场的逐年缩小，台湾影片被围困到了越来越狭小的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电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电影界一些献身于电影艺术的人们，却能跳出色情、武打的圈子，在内容和艺术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拍了一些受观众欢迎的影片。随着台湾同胞爱国思乡情绪的高涨，在台湾同胞中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历久不衰的“寻根”热潮。作为这一热潮在电影艺术上反映的《源》、《香火》和《原乡人》几部电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源》片描写三百年前大陆移民吴霖芳一家几代人在台湾前仆后继开发石油的历史故事，歌颂了中华民族先辈们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青年作家吴念真等创作的电影《香火》，别开生面地用几代人几个不同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中华民族开拓台湾的过程。台湾著名电影导演李行导演的《原乡人》，以台湾爱国作家钟理和从台湾到大陆，再由大陆到台湾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为主线展开故事，刻画了一个爱国作家的形象，表现了中华儿女在任何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的进取精神和品质。
台湾的电影艺术家们还拍摄了一些反映台湾中下层人民生活疾苦、揭露台湾时弊的影片。《一个女工的故事》、《养鸭人家》、《小城故事》、《同班同学》等影片为混浊的台湾影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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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
我哥哥姚一苇创作的话剧《红鼻子》，最近在首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式演出。我家虽远在南昌，但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听到了这出戏的实况录音，顿时使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极度兴奋和欢乐之中。
我哥哥自1946年秋从厦门大学毕业，赴台湾银行工作以来，就再也没有跟我们见过面。三十多年来，留在我心里的，除了儿时的音容笑貌和青年时期在案头灯下一同读书的情景之外，剩下的只有深深的怀念。我妈妈今年八十五岁了，白发盈头，念子之心老而弥切。一旦得知哥哥成了剧作家，并能听到他的剧本的上演实况广播，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怎不叫我们悲喜交集，恍如梦寐，心潮起伏！
我们全家衷心感谢青艺的同志们，为上演我哥哥的剧本《红鼻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祝贺他们的演出成功。
听了《红鼻子》的录音，我们还深深地为剧中的主角红鼻子的高尚情操所感动，使我们特别感到兴奋的是：虽然我和哥哥长期隔绝，但是，彼此都仍然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我们的心永远是相通的。
海峡两岸的亲人不能再隔绝下去了。叶委员长在去年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建议通情达理，切实可行。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妈妈能盼到她的儿子含笑归来，回到她老人家的怀抱里。我们和哥哥嫂嫂以及孩子们团聚在一起，共看演出，共诉离情。
我们一家人渴望骨肉团聚的心愿，也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我深信，这个心愿一定会实现。
江西师大副教授 姚公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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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盼与儿孙早团聚
姚一苇是我的大儿子，我有四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三十多年不知道他的消息，一直都很罣念。现在我知道他是台湾的一个剧作家，听到了他写的剧本《红鼻子》的演出录音，心里非常高兴。我代表我的儿子一苇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我今年八十五岁。如果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的统一，能看到一苇和儿媳孙子回到我的身边，全家团圆，我就更加高兴了。
石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