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我所知道的罗瑞卿同志
任白戈
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后，我感到极大的悲痛，曾经写过文章纪念他。传记文学《罗瑞卿》的作者王振贤和许多同志都觉得我和他是同乡、同学、同庚、同志，最了解他的经历，希望我写几句话。我认为这无论对于逝者和生者，都没有理由推却，不能不答应下来，含泪命笔！
罗瑞卿同志是我一生相交最早的第一个挚友。在半个多世纪的共同奋斗中，不管是山海遥隔，还是朝夕与共，我们的友谊始终不渝。
我们是在四川南充中学相识的。1924年，我考入南充中学师范班时，他已先我一年入学。当时校内的学生来自乡村和城市，从衣着、举止上一眼即可区别，互相间颇有些格格不入。罗瑞卿却是例外。他虽来自县城，可对我们这些乡间来的同学十分亲热，这在当时嫌贫爱富的社会风气中显得分外突出。他有一股豪侠之气：扶助弱小，抱打不平，主持公道，常以他熟读的史书和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的行迹做为镜鉴；他有广泛的爱好：长跑、跳高、踢足球，办壁报、演文明戏、组织音乐会。在他的周围，团结着一大批同学。因他身材高大，有长兄之风，同学们很自然地尊称他“罗大哥”。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真正的深交，是由于对中国前途的探讨、对革命真理的追求，特别是一次参加学生运动。
1924年，他作为带头人之一反对军阀何光烈压榨百姓的“佃当捐”，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担任南充中学学生会的工作后，他是我们有力的支柱。无论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和“五卅”运动的“外交后援会”的工作中，无论在校讲演、在外宣传，他都十分积极，分外活跃。
1925年，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由于外祖父的羁绊（为了读完中学，他不得不向供给他上学的外祖父让步，答应不参加任何党派），没能和我们同时加入组织。但是把他称作国民革命的先进分子，则是并不过分的。他对我说：“虽然我先不加入组织，但是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干。我和革命生死同心！”
1925年秋，我引荐他拜访了吴玉章同志（吴老那时以筹建嘉陵高中为名到南充来检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建情况、宣传国民革命），吴玉章同志对他说：“人生在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一出来，人人高兴”。这话对他的影响很大。所以，当1926年南充中学的国家主义派围攻我时，他不顾失学的威胁，挺身而出，怒吼着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由于他平时团结了大批人，在同学中威信高，表面上又无政治色彩，所以他一出面就骇退了国家主义派，解了我的围。但是，可也就暴露了他的政治观点。从此，他索性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兵士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些活动，引起了他外祖父的震怒，终于，他和外祖父决裂，被迫在毕业前夕停学，于1926年6月离开了南充，踏上了艰难的革命道路。
1926年10月间，他从成都沿江而下，到了重庆。当时，正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官学校）在重庆招生。他找到王义林和我（我们已先他来到重庆，我在共青团四川地委工作），说：“国家这么乱糟糟的，我看光靠写写传单、发发宣言是不顶用的。要搞军事，我要当兵。”经我介绍，他考取了军校，并由在南充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任伯芳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出川时，我特去给他送行。与他同行的还有徐彦刚、张锡龙、游曦、赵一曼等同志。
听李鸣柯同志向我介绍，罗瑞卿同志在武汉军校表现很好，在讨伐夏斗寅、杨森围攻武汉的贺胜桥、仙桃镇战斗中勇敢顽强。后来，又听任启愤、何伯庄、王燕荪等人说：军校在赶去参加南昌起义的途中被遣散。罗瑞卿同志回到武昌，病倒在四川会馆，病势垂危。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对革命事业更加忠贞。稍有好转，便拖着虚弱的身体，顶着反革命逆流，四处去找党。
1928年初夏，我到上海，遇见了瑞卿，他大病初愈，衣食无着。这时，他在军校时的同志潘先知、郭仲容等人正劝说他投靠改组派。他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背离共产党。”
历经磨难，他终于找到了党的组织并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白色恐怖的严峻事实，使他更加焦虑中国的前途。面对“飞行集会”中血的教训，他对我说：“蒋介石反革命靠的是枪，我们要革命也必须靠枪。朱德、毛泽东的道路无疑是胜利的道路。”他一面卖了仅有的铺盖营救被捕的徐德同志等，一面积极地向组织请求到苏区去，用枪杆子打天下。
1928年底，他的请求终于得到了批准。我替他准备了铺盖行李。为了庆祝他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为了这次不寻常的别离，我们几个朋友特意凑钱，置办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川菜，举杯劝酒，慷慨悲歌，壮其行色。
1930年，他从汀州用我们约好的暗语写信来说：“已平安抵家，见到了亲人们。”
从此，我们失掉联系达七年之久，我还以为他已经为国捐躯了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从上海奔赴延安。行经荥阳，我怀着侥幸的心情向胡乔木同志打听他的音讯。出我意外，他不仅活着，而且担当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重任。他听到我来的消息，当晚即派人赶着牲口迎接。本来约定第二天见面，但他等不及了，夜半时分，他赶了来，一见面就说：“睡不着觉，今天非见到你不可！”
在失掉联系七年、分别九年之后的重逢之夜，我们互相叙述了别后的情况。第二天一早，他首先介绍我到李富春同志那里报到，建议尽快着手调查，恢复我失掉了的组织关系。过了两天，又带我去参加了有毛主席出席的晚会，还领我见了毛主席，满足了我到延安的第一个愿望。
他十分体贴我的心情，带我参观延安，向我介绍红军，领我结识了许多领导干部和部队将领。他逢人便讲：“这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身居要职的他越发地对人豪爽和热情。
1938年春，我调到抗大工作。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时，他已经担任副校长的职务。
瑞卿按照毛主席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校风，和抗大的广大干部一起，把抗日军政大学办成了一所异常革命化、战斗化的新型学校。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加强政治部的组织领导，在抗大发展了大批的共产党员，为各根据地和抗日战场培养了千千万万的骨干。他关心干部，坚持原则又体贴备至，大家说，他既“铁面无私”，又“暖如春风”。
我深深地感到：站在我面前的罗瑞卿，是一个既熟悉又崭新的形象。九年的分别里，他飞跃了起来。如果说，在南充中学时期，他是一个尚未参加组织的国民革命的先进分子，那么在上海，我们已是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亲密战友；如果说在上海分手时，我们是在一个水平线上，那么此刻，他已经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我深切地认识到，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红军的教育和锻炼，集蓄和保存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杰出人物，瑞卿就是其中的一个。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才得以施展他用枪杆子为人民打天下的宏图大志；而中国革命正是有如此众多的优秀分子，方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1938年，毛主席腾出在凤凰山下自己住处的一眼窑洞，让他在自己身边撰写《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这部篇幅很大的著作。这部书写得生动具体，有理论有事实，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实践证明，这是军队建设上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瑞卿从我的挚友成了我的领导，我由衷地钦佩他，遇事向他请示，平时也有意识地不更多和他接近。但他始终把我视为知己，尽管在异常繁忙中，也总是抽出时间了解我的工作情况，对我真诚地帮助。他常主动找我谈心，有时还推心置腹地向我谈到他的偏差和错误。他恳挚的胸怀，更加使我敬慕。
抗大转移到太行山后，我所负责的政教科的工作与政治部的安排发生了矛盾，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对我有意见。这时，瑞卿已经调离抗大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他下部队检查工作，途经抗大时，听到反映后，特意找我谈话，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谈了许多，指出“你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但是，同张际春这样的同志搞不好关系就是你的错处。”他列举了红军内部解决纠纷的生动事例，说明团结是战斗力的保障，令我心悦诚服。他的话使我认识到遇到问题必须直接向上级请示解决。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向张际春同志做了检讨，一起研究解决了积存的矛盾。从此，我同张际春同志的关系一直很好。瑞卿对我不徇私情的热忱帮助，是使我一直记忆犹新和十分感荷的。
1949年4月，他和十九兵团在胜利地结束平津战役，会同十八、二十兵团攻克太原后，接到调令去北京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临行前，他到各部队向同志们告别，深情地对我说：“我真想随着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到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的各个省市。我不大愿意再做公安保卫工作，可是党让我做，我决心做一辈子人民的好警察”。他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至高无尚的地位，把中央的号令当做奋斗的使命。
建国以后，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保障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他是个异常刚强而又感情丰富的人。1961年，他在百忙中抽时间回到阔别了三十五年的家乡——南充。他非常惦记自己的母校，我告诉他，昔日的南充中学已不复存在，变成了几个互不关联的单位。但是，他依然兴致勃勃地拉我一起去遍访了南充中学的旧址，边走边说：“这里是我们集会的礼堂。”“这是我们办平民夜校的教室。”“这是我们和国家主义派辩论的地方。”……，他一处一处，指点不休。从他滔滔的话语里，我明显地感到，他对这块最初哺育他成长的地方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他一向严守时间，可是此刻，他盘桓在母校的怀抱中，真正的流连忘返了。以至和他同去南充的贺龙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在另一个地方等急了。待我们匆匆赶去时，贺老总大声埋怨他说：“你到哪里去了哟！”
关于罗瑞卿同志一生对革命的功绩，党中央和人民早有高度的评价，无需我在此赘述了。
正因为我是如此熟悉、了解瑞卿，所以我认为王振贤同志的《罗瑞卿》是真实可信、符合事实的，也是富有感染力的。
我认为这部书的作用有以下两点：
首先，《罗瑞卿》的第一卷（青少年时代）对我们新中国的青年后代富有教育意义，它可以唤起青少年的感情，使他们懂得：一个人要发展起来，干一番大事业，不知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
瑞卿一生的坎坷是很多的。他自少年时代就不甘心于庸庸碌碌，立志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了实现宏图大志，他挨过冻，受过饿，体味过衣食无着的苦楚，孤身病倒异乡，差一点送了命。但他在极端困苦中没有沉沦下去，志向依然不变，头脑越来越清晰，步履坚定地向着自己的大目标奔去。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锻炼成为我军一名杰出的高级将领，为党为人民立下了大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今日的青少年，无疑是会起着榜样作用的。这部传记可以激励我们的青年后代奋发图强，为国争光。
其次，由于瑞卿将自己的一生溶进了革命的洪流里，经历了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政治斗争，参加了不少重要的战役，描述他一生的《罗瑞卿》是一部很好的社会教科书，可以作为我们学习革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的参考资料。《罗瑞卿》雄辩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奋斗的成败，不在乎他的出身，也不完全在乎他的环境，而在于他有没有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伟大理想，在于他有没有坚韧不拔的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瑞卿自己出身清苦，父亲又是一个潦倒的人，但是收养他的外祖父是有钱的绅商。外祖父费尽心血要把聪颖机敏的外孙栽培成自己的接班人，但是瑞卿背叛了外祖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诚然，他当时走这条道路，要比外祖父给他铺排的道路困难许多倍，但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人民和历史所肯定的道路。
我极为赞助这部书的问世，不仅为了瑞卿和我的友谊，更是为了党的事业的需要、教育后代的需要。我非常乐意写这篇序，作为我和四川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
（此文为任白戈同志为王振贤同志所写的传记文学《罗瑞卿》一书所写的《序》，本报有删节，标题为本报编者所加。——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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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罗荣桓同志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刘道生
1934年夏天，在江西瑞金，设在森林里的红军大学沸腾了，我们从各部队调来学习的干部就要结业了，焦急地等待重新分配到前线去工作。当时，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已经打了大半年，但仍然没有取得胜利，形势很紧张。这时候，我接到命令，派我到守卫南线的红二十二师担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天，我吃过午饭，步行到军委总政治部领受任务。
总政治部驻在瑞金城西面一家地主的院子里。我走进一间集体办公的大房子，巡视员罗荣桓同志让我在一条木凳上坐下，他自己也坐在一张小木凳上。我多少有点拘束，端端正正地坐着，掏出小记事本，等待他作指示。罗荣桓同志微微地笑了，用他自己喝茶的搪瓷缸，从茶壶里倒了一杯茶，送到我面前，要我歇口气，下下汗。
罗荣桓同志端详了我一会，大概看我年纪很小，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我回答说：“十九岁。”
罗荣桓同志说：“你原来在六军团当过青年部长，好，小青年部长，现在要去干大事了。”
罗荣桓同志原来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红军中是赫赫有名的首长，宁都会议以后，因为他跟随毛泽东同志，被指责为“经验派”而撤职了。没想到他是这样平易近人。
我说：“我从来没做过这么重要的工作，心里发虚，胆怯得很。”
罗荣桓同志鼓励说：“怕什么，青年人要大着胆子去闯嘛。哪个从娘肚子里一出世就会做工作呢，做起来就学会了。你经过‘红大’学习，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中间去，会做好工作的。”
听了他的话，心里觉得踏实了。罗荣桓同志送我出来时，一边走，一边说：“一是做好党的工作，二是做好群众工作，三是做好敌军工作，都不是什么新发明，是我们工农红军打胜仗的好办法，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到了门口，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祝你这个小主任工作胜利！我们会帮助你的。”
三天之后，我来到二十二师师部。部队前一段战斗失利，已经从筠门岭撤下来，在站塘一线构筑新的工事，加强防御。那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实行惩办主义，错误地处理了一批干部，更换了师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师政委受到残酷斗争，被关押了起来。现任师长、政委、参谋长和我，都是新调来的，工作担子很重。
当时，在会昌、平远、吉潭、寻乌、武平、澄江一带，由于土改中执行“左”倾政策，侵犯中农利益，对地主实行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加上还发生了肃反扩大化，敌人又利用苏区奇缺的食盐、布匹来欺骗、笼络群众。一部分群众被反动地主、保、甲长裹胁，参加了反共自卫队、守望团。
我们工农红军缺少群众支援，真好比蛟龙困在浅水滩，怎么办呢？我记起了罗荣桓同志不久前向我的交代：“在群众工作方面，我们过去做错了的，搞过了头的，要向群众承认错误。你到前线后，可以向粤赣省委和军区汇报，向地方党委建议，扭转这种形势，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按照罗荣桓同志的意见，再次提出建议，促使地方党委采取积极措施，改变了过去的错误做法，我们也派出军队的干部、战士帮助开展群众工作，使形势很快有了改变。
不久，罗荣桓同志带了一个检查团来到南线。我们在政治部的一间小屋里，用两条长凳、一扇门板为他搭了一张床，请他休息。可他只略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去看部队。
罗荣桓同志爬上山头，战士们正在改修防御工事。伏天里，山上没有一丝风，战士们浑身上下湿透了，闷头猛劲干，没有平素常见的欢实。由于接连丢失掉盘古隘、筠门岭，大家心里窝着一股火。罗荣桓同志不声不响地和战士们一起干了一阵后，招呼大家到树荫下歇息。
罗荣桓同志挨个儿问了战士们的姓名、籍贯和什么时候当的红军，热情地称赞说：“同志们的工事修得蛮好呀。堡垒不但修得坚固，又能充分发扬火力。堡垒，就要让它发挥骨干作用。”他又说：“你们在盘古隘、筠门岭打得蛮好咧，硬是把敌人打怕了，叫他不敢轻易朝前伸爪子了。”
战士们说：“好么子哟，打来打去，阵地还是丢了。”
罗荣桓同志说：“这不能怪同志们。毛泽东同志都表扬你们打得好咧。”
战士们活跃了。罗荣桓同志又问：“敌人再来进攻，我们顶得住不？”
战士们说开了：“顶得住。”接着，又流露出担心，说：“只是莫按前一阵子老打法了。硬碰硬，要吃亏！”
大家回到政治部，罗荣桓同志问我：“你到部队有些日子了。你看巩固南线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正是我日夜琢磨的问题，便说：“最当紧的是让部队树立坚守南线的信心。”
罗荣桓同志说：“对。首先是抓好党员教育。就象我们今天看到的堡垒一样，党组织要坚强，要能充分发挥威力，带动整个部队坚定信心。同时组织好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把信心落到实处。”
罗荣桓同志在我们师住了下来，帮助我们工作。我请他参加政治部每周一次的部务会。会后，罗荣桓同志找我单独谈话，说：“今天组织部长讲了发展党员的工作，讲了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宣传部长讲了形势教育问题；群众工作部长讲了召开群众大会问题，哪个是当前部队的主要问题呢？”
经他一提醒，我才觉察到那天会前缺乏充分的准备。罗荣桓同志继续说道：“开会以前，你心里首先要有个主题，一次会议只解决一两个问题，而且是当前部队的主要矛盾。不然，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哪个问题要先解决，这就要靠调查研究。你调查好了，先找部长们分别交谈，把你的想法和他们通气，让他们有所准备，然后开会，议题就集中了。这样，既发扬民主又有集中，就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整个政治部的力量在一个时候集中做好一两件事情。会后，大家去落实，最后要检查、总结。”
一个多月里，我跟随罗荣桓同志走遍所有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个战士说：“这次反‘围剿’，碰到的敌人比过去都顽固。”
罗荣桓同志又问：“这是为什么呢？”
有的回答说：“广东军队没挨过红军的厉害打击，不了解红军。”
罗荣桓同志说：“对，应当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好处，号召他们学习二十六路军，举行光荣起义。”
我说：“在红军大学，周恩来副主席讲课时，号召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从内部瓦解他们。”
罗荣桓同志说：“这叫双管齐下，大家来出主意，看哪些口号能打动白军士兵的心。”他当场和战士们一起研究，拟出了一些宣传口号。
罗荣桓同志深入实际，平易近人，从干部到战士都对他无拘无束。他和我们一样吃大锅饭，从来没加过菜。当他快要离开红二十二师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野塘里摸到了几条鱼，用盐和辣椒煮了一盆。罗荣桓和师部同志吃得十分高兴。他开心地说：“好久没打‘牙祭’了，今天是主任请客，让我们也沾了点腥呀。”
在罗荣桓同志要离开红二十二师的前两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叫通讯员通知政治部各部部长在早饭后开会，去不多时，通讯员慌张地跑回来告诉我，特派员把几位领导干部抓起来了，说他们是反革命，是ＡＢ团的。”
那时，有些人虽然口讲不要搞肃反扩大化了，但实际上还在推行“左”倾错误，国家保卫局派有特派员住在部队，可以随便捉人。我知道这几位同志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便向通讯员说：“你去把特派员叫到我这里来。”
特派员被叫来了，我问他：“他们有什么问题，你把他们抓了起来？”
特派员说：“他们是反革命。”
“有什么证据和事实没有？”
“他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搞反革命活动。有人出身不好。”
我生气地说：“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是商量工作还是搞反革命？你要搞清楚。他们参加红军好多年了，有人就是家庭出身不好，也不见得要杀掉呀。”
特派员坚持说：“我警告你这个当主任的，你不要包庇反革命呵！你不要干涉国家保卫局的工作！”
特派员坚持不放，我很着急，便去找罗荣桓同志。他听了也很着急，很为难，在房中间站着，好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他们都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
我说：“这几个同志工作都很积极，忠心耿耿的。据我所知，有的同志是雇农出身；有的同志参加过平江、浏阳暴动，家庭出身是中农。”
罗荣桓同志听了说道：“好，你去同特派员谈。他们不是最讲成份么，你问他，雇农是最革命的阶级，中农也是革命的，随便处理雇农、中农怎么行呢？还有，中央讲了要防止肃反扩大化，要他注意。”
这样我的胆子就大了，于是又找到特派员，再次严肃地提出我的意见。最后，特派员只好把有些同志释放了。全国解放以后，一位当时被抓起来的同志见了我，不胜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早就没命了。”
罗荣桓同志在那种情况下，坚持唯物主义，无所畏惧，指导我们进行适当的斗争，帮助我们发扬政治工作的威力，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