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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端正党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读《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孙长江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多次指出，反对官僚主义是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80年夏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小平同志把“好说空话”作为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其他的多种表现实际上也都和空谈的领导作风有关。正是在我们党把克服官僚主义的任务提到重要位置的时候，重新学习刘少奇同志《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这篇文章，感到格外亲切。
少奇同志指出，在我们党的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要特别虚心地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要肃清空谈主义的现象，因为这是当时工作的主要障碍。这种空谈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的第一个特点是，把中央提出的总任务与总策略，当作佛经上的“阿弥陀佛”，在口头上诚心念它千遍之后，这些任务与策略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所领导的部门与地区和这些总任务与总策略究竟有什么关系，应当怎样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加以贯彻与运用，自己还没有懂得。第二个特点是，对不赞成他们的那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同志进行无理的责骂，
“除开翻来复去地骂这些同志是‘机会主义’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机会主义’骂过了，已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要发生”。少奇同志尖锐指出，这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把活生生的事情，活泼泼的问题，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而更为严重的是，
“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象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试想，如果我们党的事业变成了这种状况，那末，还能谈得上什么战斗的生命力呢？少奇同志是在四十五年前，针对我党北方组织讲这番话的。但是，今天读起来，仍然毫不减少它的真理的光辉。
经验告诉我们，习惯于这种空谈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同志，并不自觉这是在葬送党的事业。如象斯大林说过的，他们多数“可以说是一些爱说废话的老实人”，是一些“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没有能力做组织工作的老实人”。谈到这个问题，人们很容易记起斯大林的那一段非常生动逼真的描写。斯大林说，“当我们把这些爱说废话的人撤职，把他们远远地调离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摊开双手困惑不解地问道：
‘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撤职？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全场大笑）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全场哈哈大笑）”（《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47页）
斯大林的这段生动描述，虽然引起了“全场大笑”，“全场哈哈大笑”，但却不是笑话，而是现实。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我们不是也很熟悉这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吗？千篇一律地召开一个模样的各种积极分子大会，照本宣科地宣布不作任何解释（或者随意作了解释）的口号，照例“一致通过”地选举早已定了的主席团，集中力量撰写辗转相抄的致敬电……这曾是一个时期内一些人颇引以为得意的、也是一些人颇为赞赏的领导艺术！
但是，如果径直把这种空谈的领导作风当作可笑的吹牛习气，当作无能的领导者的愚昧举动，那就过分简单了。这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存在，有其历史的缘由。它不仅反映了一部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而且还曾经是对于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的歪曲的总结。一个时期里，在一些人看来，说空话是颇有好处的。第一，这可以迎合一些爱听空话的上级领导的癖好，他们听惯了并无实际意义的“豪言壮语”，忽然听到另一种调子会不高兴的；第二，这可以压服（实际上当然是压而不服）那些不同意自己作风的下级，给他们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这当然是再简便不过的办法了；第三，这还可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懒惰。这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既不必研究上级指示的精神，也不必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更不必拿出什么贯彻的措施。这样的领导工作还需要什么知识呢？还需要什么辛苦呢？第四，也许这是最重要的，这种空谈的领导方式既省心又安全。既然是空话，就没有什么具体内容。这样，一旦来了什么“运动”，检查起来，就可以很坦然地说道：“我的领导工作，都是照抄照搬的，没有一个字属于我自己，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字需要我负责。”
当然，产生这一切的政治条件，已经过去了。在那种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有时，“说空话”甚至也不失为一种抵制错误路线的特别的方法。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就再也不能容许这种作风来危害我们党的事业了。
历史前进了，条件改变了，但残留在人们头脑里的旧的痕迹并不会一下子消除，即使消除了旧的影响，也还会产生新的空谈的作风。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端正党风、克服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少奇同志说，“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他要求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具体实际入手，认真调查研究，把党的决议运用到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中去，而不是照抄照搬。要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把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真切地研究清楚。少奇同志深刻地分析了，那种满纸拥护新策略并用新策略责骂别人的，实际上并不能证明对于新策略有了真切的了解，往往恰恰是“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少奇同志揭露的这种对付党的决议的态度，的确有必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为了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少奇同志要求领导干部虚心学习，“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要求，在今天的条件下，尤为重要。
我们正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认真学习许多知识。知识并不是由人的地位给予的，要有知识，就得学习，不学习就没有发言权，没有领导权。少奇同志还提议，上级对下级，应该少采取指示与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少责骂下面，多帮助下面，不允许随便给人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少奇同志的这些提议，在今天，不仅依然适用，而且由于我们党已经是执政党，更要引起注意。就是说，在掌握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的时候，更要注意把领导工作建筑在真理的基础上，建筑在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权力的基础上；建筑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家长制的基础上。只有端正领导作风，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只有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能够切实有力地实行他们的监督的权利，空谈的领导作风才能够真正得到肃清。否则，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制度不合理，责任不明确，“肃清空谈”本身也会成为空谈的。
当前我们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改革上层建筑的工作，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保证。人民不能容许空谈的作风把我们的事业变得死气沉沉。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六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恢复和发扬。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更加生气勃勃，兴旺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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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要搞综合财政计划？
金鑫
综合财政计划，不同于财政预算，是以财政预算为中心，包括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项主要资金的运动为对象的一种计划，是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强调搞好综合财政计划呢？主要是基于下面的一些经济情况。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例如财政实行分级管理，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相当的财权。对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尤其是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使不少企业在增加生产和改进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增加了收入。在职工增加工资和社员增加收入的基础上，银行储蓄大量增加。各种存款的增加也就相应地增加放款，进一步发挥了银行通过筹集资金和贷款发展生产的作用。这样，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各单位都有了相当数量的自己可以支配的资金。现在各项预算外资金已经几乎相当于国家预算资金的一半。扩权试点的企业，三年来增加自有资金累计达100多亿元。这样的改革，纠正了过去统收统支、过分集中的倾向，有利于调动各级和各单位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但是整个资金相对地说分散一些，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这就迫切需要通过综合财政计划来加强整个国民经济中各种资金的综合平衡。
第二，现在，资金渠道很多，有财政资金、信贷资金、企业自有资金、各种社会资金以及用不同形式引进的国外资金，数量都相当可观。这些资金的使用，已经造成不少矛盾。例如搞基本建设，既有财政拨款，又有预算外或计划外自筹，还有银行贷款。据不完全统计，各项贷款基金，包括财政的、银行的（其中又有人民银行的、建设银行的、农业银行的、中国银行的）和各部门发放的，总额近200亿元。由于各项贷款分头管理，缺乏统一安排，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这样下去，基本建设规模难以控制，资金使用难以恰到好处。因此，有必要通过综合财政计划，解决这些矛盾，使各种资金的使用各有侧重，各得其所，分工配合，相互补充。
第三，经济领域里的浪费和损失严重。生产中的高消耗、低质量和货不对路，流通中的环节重叠、运输迂回和积压损坏，建设中的项目确定不当和建设周期长、造价过高，比较突出。这些，反映在资金使用上，占用多，周转慢，开支大，成本高。一句话，投入多，产出少，使有限的资金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改变这种状况，提高生产、流通、建设的经济效果，成为当前促使国民经济真正过渡到良性循环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关键。对此，应当从多方面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有力措施。加强综合财政计划工作，提高资金使用的经济效果，也是实现这个要求的重要手段。
第四，过去，片面强调宏观经济的控制，实行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近年来，纠正了上述倾向，把经济搞活，已经取得明显效果。实践又证明，只讲微观经济的搞活，不讲对宏观经济的指导，也有可能失去控制，造成损失浪费。加强综合财政计划工作，就是对各种资金从方针政策上给以引导，使能符合宏观经济的要求。
综合财政计划的作用是什么？有几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通过它来筹集资金，补财政预算之不足，由各级政府用于他们认为是必要的支出。第二种意见是把它作为一种松散的计划，使各级领导机关了解情况和动态。第三种意见是在不改变资金所有权的情况下，通过它做好资金运动的指导、协调、衔接。我赞成第三种意见。综合财政计划不是要把资金集中到财政上来，而是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计划，加强资金的指导、协调和衔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指导——就是从政策上指导各种资金的使用，使能用于当前经济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当前要指导各种资金用于发展消费品生产，促进能源的节约和开发，少搞新建扩建，多搞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防止再搞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对于那些货不对路、耗能多、成本高、质量差和原材料没有保证的行业和产品，一定要严加限制。
协调——就是根据各种资金的不同渠道和特点，组织分工合作，使相互之间协调起来。现在，各种资金的来源很多，其用途有明确的，也有不太明确的；在安排上，有分工，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叉。通过综合财政计划，合理地安排各种资金的总量、分配、构成和比例，就能各得其所，各尽其用。例如财政和信贷，过去前者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后者（包括财政增拨的信贷资金）多用于流动资金；现在，银行也发放中短期固定资产贷款，就要相互配合。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也要合理安排，当前，总的是流动资金占用多，周转慢，但在某些部门也不平衡，必须善于调度，保持协调。在整个积累基金中，同样有个比例关系，当前既有物资积压一面，又有储备不够一面。这个协调工作十分复杂。此外，在财政、信贷和企业资金之间，也要协调。前些时候，发现少数企业自有资金用不了，直属领导部门还在源源地拨款，这也是由于资金安排不平衡即不协调，需要认真纠正。
衔接——就是使资金的运动在各个环节之间衔接起来，尤其是与物资供应衔接起来。综合财政计划不仅要求资金内部的平衡，而且要求在财力物力等方面也臻于平衡。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金的运动和实物的运动互为表里，但是由于分配渠道和形式不同，往往会有矛盾。不论是生产、建设或生活消费，钱物之间衔接不好，出现有钱无物或有物无钱，都只能是事与愿违。因此，要做细致踏实的衔接工作，使两者之间在总量上也在构成上都相适应，顺利地实现自己的补偿和周转，防止有钱用不出去或有物卖不出去的脱节现象。必须看到，当前不论是资金或物资，都有一部分虚假，有的库存很大，其实不适用，有的账面不少，其实有不少是有待报废的无用之物。对于这些现象，要进行具体分析，弄清真实情况，摸着石头过河，才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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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的一篇重要佚文被发现
今年第一期《近代史研究》刊登了周恩来同志的一篇重要佚文：《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发现这篇佚文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涛同志。
1941年1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奉令北移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在茂林地区突被国民党7万多人包围聚歼，项英等人牺牲，叶挺被俘。皖南事变爆发时，周恩来正在重庆领导党的南方局工作。《新华日报》作为南方局的一个重要工作机构和舆论阵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揭露皖南事变真象，动员国内外舆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命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解散新四军。是晚，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办事处召开了有《新华日报》领导人参加的南方局会议。会后，周恩来得知《新华日报》准备的一篇揭露皖南事变真象的文章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检扣，遂愤然提笔写下了著名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除题词外，周恩来在此期间有没有发表过有关揭露皖南事变的其他文字？从《新华日报》版面上看是没有的，学术界和原《新华日报》的同志，也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张涛同志指出，1980年秋，他在重庆市档案馆发现了《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期间散发的大部分秘密传单，其中有一份题目为《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和其他传单一样，这份传单的纸质亦为有光纸。传单系铅印，全文约六千余字，传单无署名。文后指明日期是“民国三十年一月十九日”。从传单中对《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反动报纸的社论的批判这一情况判断，这份传单确系写于1月19日，并不是原来《新华日报》拟于1月18日发表而被新闻检查所检扣的那篇文章。
为了弄清《真象》是否为周恩来亲自所写，张涛曾将《真象》送原《新华日报》编委、党的南方局经济组组长、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鉴定。许涤新在复信中指出：“此文系周恩来同志于1941年在重庆起草的。当时，并经我校对过标点的。”
周恩来这篇重要佚文，主要讲了八个问题：
一、关于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
二、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
三、关于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
四、所谓“藉端要索”问题；
五、究竟谁打谁的问题；
六、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七、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
八、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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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翔实·公允·清新——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
戴逸 文海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这是一部史事翔实、立论公允、格调清新的优秀史学著作，是近年来我国丰富多采的学术园地开放的一枝新卉。
《中华民国史》编写的是从中华民国的兴起直到灭亡的整个一代的历史。此书由集体编写，李新主编。全书计划写三编：第一编包括中华民国创立时期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二编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三编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多卷本著作。编写这样的著作需要深湛的研究和丰厚的资料积累，需要许多同志长期而有计划的通力合作。它既是很艰苦的研究工作，又是很复杂的组织工作。在编写《中华民国史》以前，已经预先编写了《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传》以及各种专题资料数十册。因此，它的出版，既是过去多年大量的辛勤劳动的可喜成果，又是今后大规模编写工程的良好开端。
本书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篇章。它分析了中华民国产生的背景，描述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的出现以及这个革命组织成立后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和推动革命的伟大功绩，展现了那个时代无数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而英勇奋斗的历史面貌。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更迭变换，人民群众的斗争风起云涌，政治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本书通过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细致而深刻的叙述与分析，形成了自己的颇具个性的若干特色。
本书的《序言》中曾经提出：“要实写，不能虚写，虚写容易概念化。”应该说，第一编这一部分是认真贯彻了这个主张的。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书中总是力求具体地、详尽地加以论述，讲清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尽可能地把事情的全貌告诉读者。作者不是先验式地向读者去“灌输”什么现成的历史结论，而是通过对历史本身的翔实的描绘，引导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为了做到史事翔实，本书所征引的资料不仅来源于国内已经公开出版的大量书籍报刊，而且还有许多采自从未发表过的历史档案、手稿、电稿、碑文拓片等。同时，也尽可能地参考和利用了台湾和国外出版的有关论著及资料。对于某些记载歧异的史料，书中作了必要的考订。这些都表明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所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书中得到较好体现的另一优点是实事求是，立论公允。由于近代社会矛盾的极端复杂性和斗争的空前尖锐性，许多历史人物，前期和后期的政治态度和历史作用，常常有很大的变化。对于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了伟大的历史运动，作出过相当的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历史贡献，可是在后来却走向了反面，终于成了历史的罪人的那些昙花一现的人物，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因为他们后来的罪恶而对他们前期的历史活动一笔抹煞，讳莫如深呢？还是对他们的前期活动进行适当的“改铸”，以证明他们后来的坏是有“历史根源”的呢？抑或是对他们的前期功绩和后来的罪恶如实写出，以看出这个人物的发展轨迹及历史全貌呢？本书坚持了最后一种态度，因而也就真正地做到了实事求是，立论公允。如本书在处理汤尔和、汪精卫、吴稚晖、胡汉民等历史人物时，就坚持了这种态度。
对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本书在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并不回避他们的某些局限和缺点。这是尊重历史事实、立论公允的又一个方面。作者对陈天华的论述就是一个例子，既高度评价了陈天华的革命活动，又分析了他身上存在的弱点，这就避免了那种好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的形而上学。
上面提到的这些优点，使得本书在内容上具有一种突破了框框的新特点。但还应该指出，本书在表述形式和文字方面，也给人以一种值得称道的清新之感。历史本身是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历史科学著作也应该避免写得枯燥、干瘪、呆板。为此，本书选择和使用了许多活生生的史实，使得全书丰满充实，情趣盎然，读来引人入胜。
（摘自《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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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习》创刊
《修辞学习》最近创刊。《修辞学习》以中小学语文教师、大中学生和其他语文工作者为主要对象。它的编辑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意从当代语言学理论高度探讨修辞学问题，力求知识性、实用性、学术性兼备，达到普及修辞知识、繁荣修辞科学、推动修辞教学、指导语言运用之目的。
《修辞学习》设有修辞学基本知识、古今名家作品的修辞技巧赏析、修辞学理论研究与学术争鸣等20多个栏目，文章力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本杂志由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主办，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嘉强 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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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基础知识》将出版
蔡尚忠编著的《人口基础知识》，即将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本书全面论述了人口科学的历史、研究对象、方法、各学派思想、各国人口问题和现行政策。编者吸收了我国和各国人口学者的研究成果，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人口状态和人口规划问题。
（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