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作废”可惜
郭宛
报上先后报道了两条有关大学生分配的消息：
其一，贵州省人事局曾经收到“各方面有关领导写来的条子两百多张，要求把他们的子女或亲属、朋友的子女留在城市里，分配到好的单位”。这个局的局长和其它干部当众把这些条子“撕毁作废”或“宣布作废”。
其二，鞍山市卫生局分到51名大专毕业生，这个局的领导和人事科先后收到一百多张条子，要求将子女、亲属分配到好的岗位。该局领导也当众宣布这些条子全部作废。
看了这些消息，自然高兴，并对那些坚持原则、勇于抵制不正之风的同志表示敬意，但对于把那些“条子”宣布作废一举，却感到对于“废物”利用得不够。
照我看，那些要求照顾的条子
（我以为，出于真正的困难，而又按正当的手续，通过一定的组织途径，提出申请和要求的，并不属于“条子”，自然应该例外），本来就应当是一张废纸，因为中纪委早就通报不准干扰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教育部还明确规定毕业生的家长“不走后门，不找熟人，不递条子，不打招呼”。如果说有些地方这种“废纸”还起作用，那是一种病态，不正常的。现在把原本就半文不值的废纸，郑重其事地宣布作废，自然可以称作是还它本来面目；但如果进一步想想，是还可以作更好的利用的。对于分配工作来说，这些条子是废纸一张，但对于检验这些条子的作者的灵魂来说，它却是确凿的见证，而对于清除不正之风来说，它还是难得的反面教材。废品不废，废品可以利用，应该利用。如果把这些条子公布出来，展览一下，岂不是可以使人们大开眼界？而且对条子的作者岂不可以使他们震动一下？如果说公开展览有失忠恕之道，至少也应该转给这些条子作者的所属组织，让这些组织对他们有所了解，并进行必要的批评教育。现在一废了之，不但是个损失，而且对那些无视中纪委通报和教育部规定，继续搞不正之风的人，未免还起了原不想起的掩护作用。
为什么有些人敢于无视中纪委的通报和教育部的规定，大递其条子？为什么《准则》公布已经几年，明知而故犯者仍不乏其人？为什么经常出现令不能行、禁而不止的现象？其原因自然很复杂，但与所谓“下不为例”的做法不无关系（宣布作废，也是“下不为例”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实际上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和明知故犯的勇气。要真正实现令行禁止，使党和政府的决定、条规具有真正的权威性，就得让那些偷鸡的人不但吃不到鸡肉，还要折去一大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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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与信心
张雨生
报纸登出逮捕原广州市电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维经的消息以后，许多读者高兴地说：“就这么着认真抓下去，谁能对党风的根本好转没有信心！”
“认真”与“信心”，确实联系密切。我们认真贯彻有关方针政策有一个过程，群众的信心的增加也有一个过程。开始，不能不教而诛，所以要三令五申，而且先点名警告，着重强调教育。于警告效果不大之后，就进入了“以此为例”，着实处理几件事。领导开始认真，群众开始舒心。风气有了好转，舆论也有了好转。最近进一步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对犯有此类罪行的干部进行彻底追究。特别是对那些过去人们认为摸不得的老虎屁股，现在就是要摸。经济领域的一些大案，一个个被揭露出来，得到了切实处理。如此严肃认真，群众精神也就为之振奋。消极泄气的话也就少了，无人传播了。“来真格的了”，这种充满信心的语调代之而起，遍及街谈巷议。人们看到了党中央的决心是多么坚定。有些行为不轨而又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曾以为一阵小风，只能吹落几片叶子，对于根深干粗的大树动摇不了。但现在，这些人的心也不能不紧缩。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党中央力排干扰，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丝毫没有因其难而不了了之的样子。中央决心之大，各地工作步步深入，党风正在好转，这是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看得到的。大多数群众就是从这里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
当然，信心不那么足，对党风是否能够好转有所怀疑的人，还是有的。这需要加强教育，做好思想工作。但治本之道，还是靠各级领导人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拿出让群众看得见的实际行动来。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不管是什么人，谁有不正之风就坚决批评谁，谁违法乱纪就坚决处理谁。只讲真理，不讲面子，一律严肃处理，群众就没有信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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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说《文心》
——献给圣老
唐弢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出版以后，承圣老签名送我一部，全书六辑，上下两册，长长短短一百多篇文章。其中四分之三，我在发表当时已经陆续读过，有的还读得很仔细。这回开卷重温，翻然憬悟：原来几十年来，在我用以改进与补充自己语文修养的全部知识中，有不少出自圣老教诲，正是他的经验和心血哩。
我因此想起另一部书——圣老和夏丐尊先生合写的《文心》。
《文心》用故事体裁写成，人物贯串全书，通过同学、教师、家长、亲朋的活动，写了语文方面很多知识：正确的，加以肯定，错误的，提出批评；既谈理论，也讲方法，实际上都是基础知识。青少年读了这部书，等于听讲一个故事，却在不知不觉中领受好处。因此出版当时深受欢迎，几乎成为中学生人手一册的畅销书。
书是1933年出版的。稍后我在一个初级中学里教语文，劝同学课余读《文心》，上课的时候由我举例发挥一下，效果很好。例如因《秋夜》里“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引起对重复法的讨论，从文章形式谈到作者感情，相当深入，相当热烈。夏丐尊先生翻译《爱的教育》问世后，不久又出版了王志成的《爱的教育实施记》，我很赞成这办法，那时梦想从语文教学入手，写一本《〈文心〉教学手记》，结果没有写成，却应散文家陆蠡之约，另写了一本同一性质的《文章修养》。关于《文心》的事，倘不是这回提起，自己也早已忘却了。
我这样说，并不认为《文心》好到极点，但圣老的精神值得佩服，值得学习。当年朱佩弦先生已经慨乎言之：大凡深入浅出的书，配写的人都不肯写，以为这将自贬声价；肯写的人又往往写不好，他还缺乏专业知识。弄得青少年因此无书可读，学术著作也显出譾陋和荒芜。鲁迅先生写《大家降一级试试看》，正是同样的意思。《文心》就近取譬，通俗易懂，两位作者都有中学语文教师的长期经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说来恰到好处。它在语文教学上确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至于对错误明白指出，如《“文章病院”》一节里的举例，直言不讳，即使在今天，也该是十分难得的呵。
《文心》写了一个前后贯串、比较完整的故事，摘录难免割裂，大概这就是《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未加选收的原因。当初，这本书写到三分之二，圣老和丐翁做了儿女亲家，他们决定将《文心》送给孩子们做礼物。现在，圣老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年了，感谢他为后一代做了那么多值得纪念的工作，我在这里重提此书，聊举一例，或者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1982年2月28日夜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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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拾柴集
顺便放一个“马后炮”
倪荣根
现在正在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我想顺风放一个“马后炮”：
参加结婚宴会送贺礼：20元以上
未来女婿给岳父母的见面礼：30～50元
小辈探望长辈、徒弟探望师傅送礼：5～15元
长辈给小辈“压岁钱”：10元左右……
这是今年上海春节期间“随礼”的行情。据我所知，这种“随礼”年年看“涨”，与三年前相比已上涨了一倍以上。在上海，只要与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之间稍有些“礼尚往来”的家庭，每年这种“随礼”支出便在百元以上，已成为人们一笔不可轻视的经济负担。
礼尚往来，本是人之常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礼品逐年送得好一些，这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上述“随礼”“单价”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否则，新婚贺礼非20元以上者便被人讥为“小气鬼”，女婿拜见丈母娘无大蛋糕、名牌酒要被人视作“土包子”（也不管丈母娘们爱不爱吃）。问题还在于这种“阔气”、“洋气”之风不仅上海存在，其他地方也竞相效仿：农村学城镇，小城镇学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学大城市。如笔者所在的杭州市，由于上海风行大蛋糕，杭州也时兴起来。春节期间，小青年们为买到一个“洋”蛋糕而冒严寒露宿街头之类事时有所闻。
自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有所提高，但比起工业先进国家来，我们还很穷，还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国家摆不得“阔气”、“洋气”，个人也摆不得“阔气”、“洋气”，否则长此以往就要“捉襟见肘”了。现在，春节早已过去了，办婚事、走亲戚也由“旺季”转为“淡季”，对移风易俗的宣传似乎也暂时偃旗息鼓了。然而，春节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五一节、中秋节、国庆节、下一个春节……，对于人们来说，旧习不破，烦恼不断。如果让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继续蔓延、盛行，党在新时期的政策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就有丧失的危险。为此，本文放一放“马后炮”，重提春节“随礼”问题，以造成社会舆论，破除旧风俗，提倡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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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采的花束
王耀东
山区新景
水泥刷面儿，
竟铺进了山凹，
左边一根，右边一根，
象劲抽的树条；
红瓦房儿，明净闪耀，
多么象咕嘟嘴的花苞；
谁说山区秋后无景致，
我却从山野采来新花一抱；
还有日夜围绕它歌唱的，
心灵那只小鸟。
称藕
月牙儿贴着柳梢头，
钓下一弯银丝钩；
——要帮会计来过秤，
称完山塘这新挖的藕？
胖乎乎的藕瓜心眼真多，
赶忙伸出白嫩嫩的手！
干干净净的山村
谁说山村石房
终年不爱洗脸，
任疙疙瘩瘩的泥巴沾在上边；
我说，不对了，
那一家不把山泉捧到眼前，
又刮胡子，又梳辫；
看，那新垒的院墙多象扎上的
围腰，
精神抖擞象一位漂亮的青年。
小胡同里的趣话
曾经是一刀裁开的两道门楼，
今天却象对襟大氅紧紧相扣；
瓜蔓儿在半空穿针引线，
吊瓜、菜豆隔着胡同交上了朋
友，
东邻的葡萄伸过双手，
西邻的葫芦爬过来亲热不够；
金丝瓜拉长藤挂起的电话：
“喂，朋友，俺家又添新凤凰！”
秋茄儿在叶后忙忙摆手：
“别嚷，别嚷，俺家新房里
正喝交杯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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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碑·文学馆·文友会
——日本文坛轶事
李德纯
大海的千重浪花，
在千棵松树间荡漾。
少年时代
我每天咀嚼一片浪花，
茁壮成长。
井上靖是在东京西南的沼津，度过他的中学时代的。那时，他几乎每天徜徉于滴翠成荫的千棵松林之间，有时引吭高歌，有时把石子掷向水波粼粼的骏河湾，排遣他多愁善感的青春岁月。1963年，这里立起了镌刻上面诗句的文学碑。
在作家旧居或代表作中描绘过的地方，竖起一块文学碑，刻上他脍炙人口的诗篇或文章片断，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迪，美学的享受，并为当地争光，在日本遍地皆是。周恩来、鲁迅、郭沫若在日本的诗碑，吸引了大批前来凭吊的游客。
从沼津搭车到三岛，井上靖文学馆掩映在万绿丛中。这是一座纯日本式的二层钢筋水泥建筑物，西望富士山，近在咫尺；北临骏河湾，万顷碧波。文学馆内收藏着井上靖的草稿、定稿和创作笔记，井上靖小说的外文译本，陈列在一楼展览厅的玻璃橱内。
日本有许多以一个作家为中心的文学馆，但生前就建立了文学馆的只有井上靖和芹泽光治良。芹泽文学馆还陈列着老舍和巴金赠送他的礼品。
为了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井上和芹泽的文学作品，这两所文学馆分别建立了文友会，会员遍及全国各地。文友会除编辑出版会刊，分送会员外，每月举办一次读书会，讨论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交流心得体会。每年一次的例行活动有：井上、芹泽分别到自己的文学馆作报告，密切同会员的联系；到他们作品中展开故事情节的风景区春游或旅行；组织电影、话剧晚会，参观画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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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亦喜亦忧
杨良志
镀铬的拉杆天线闪着银光，显示工作正常的红色指示灯眨着眼睛——顺着主席台的外沿，错落地摆着的数十部型号各异的录音机，正在一字不漏地记录着主讲人的发言——这是在一个规模挺大的报告会上看见的景象，我的心头涌满了喜悦：好啊，有那“现代化”的玩意儿来记录，比起手边的“笔头子”，真是又快当，又省事啦！
会议中间我去接电话，路经休息室，却见里面烟圈缭绕，十数个人仨一群，俩一伙，显然正在聊闲天。“怎么没听啊？”碰到熟人了，我便随口问道。“你看，”他用下巴指了指隔窗可见的主席台，“老陆正听呢！”在周围几个人的笑声中，他伸手比划着一个方匣子的样子。……噢！原来他那“老陆”是指录音机呀！回到座位上，我的心头不禁漾起了一丝忧虑：这种让“老录”代“坐”会场的办法，恐怕未必高明吧！
开会听报告，或者须上传下达，或者于自己学习有用。上传下达，你总是先掌握报告要点才好，把电键一摁说“大伙听啊！”这应该认为是你失职。自己学习，则丢弃了现场听报告的机会，这至少要耽搁加倍的时间。古人主张读书要“眼到，耳到，手到，心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看四十年前我党延安整风报告的历史性照片，从白发苍苍的老干部，到初学文化的红小鬼，无不在认真地做着记录。今天，我们有了现代化的先进工具，如果再加上那股“认真”的劲头，我们工作的效率就一定会提高，我们工作的效果就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