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矛盾冲突和新人塑造
杨荫隆 韩志君
当前，有这样一种议论，说强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会使文艺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粉饰生活、掩盖矛盾的道路上去，会妨碍人物的多样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同深刻地表现社会矛盾和人物多样化是并行不悖的。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因此，我们塑造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主导趋向的社会主义新人，就不能不去表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不能不去表现各种矛盾冲突当中那“许多单个的意志”，也不能不去表现各种人物的“特殊的生活条件”，表现他们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即性格和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塑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应当正确地认识和揭示社会矛盾，将新人放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去描写和表现，让他们生活在真实可感的各种矛盾、冲突和斗争中，从而强烈地显示新人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这样既可防止脱离现实，“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又可避免只拘泥于现实微末的东西，而忽视“历史的必然要求”。应当说，努力揭示社会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描写新人，这是近年来我们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少好的作品，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它们的深度和力度。中篇小说《开拓者》通过一场关于四化前途的激烈争论，反映了改革与反改革的尖锐矛盾。车篷宽对面站着的不是战争年代的敌人、叛徒，而是那些顽固的习惯势力、思想僵化的同志和战友。他明知大船难拐弯，偏要把弯拐过来，最后几乎要被“挤”走。这种迎着时代要求而敢于开创新局面的新人特质，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闪耀着时代的亮色。当然，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新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并不一定只能在这种拚搏式的矛盾冲突中才能得到表现。小说《内当家》写了一个过去被地主刘金贵欺压的李秋兰，今天又以主人翁姿态接待这个以爱国华侨身份来访的客人。通过这件貌似平凡而又很不平凡的小事，深刻地揭示了李秋兰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思想矛盾，生动而巧妙地将历史和现实生活联在一起，从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在我们当前的实际社会生活当中，一些青年贪图享受，欣赏资产阶级那一套生活方式，但《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郑志桐，却以立志追求真理、献身边防的行动，显示了这一代青年中的另一种精神力量。在他和李倩的爱情纠葛中，在如何对待苦与乐的问题上，他坚韧不拔，把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些作品，善于运用新时期所特有的生活素材，在现实的社会矛盾中塑造新人，让他们在破坏旧的、追求新的道路上前进。从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生活本身处在不断破坏和不断建设之中。当我们割断生活中的旧联系而建立新联系的时候，当我们破坏走惯了的道路而铺设没有走惯的新路的时候，新旧势力始终呈现着不断冲突和变化的状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矛盾的特点。社会主义新人之所以成为新人，就在于他们置身于社会矛盾的漩涡之中，为探索和追求新目标，解决新课题而行动，因而在性格的主要之点上他们是强者，精神世界是崇高的，即使失败了，甚至被毁灭了，但他们身上蕴藏的正义力量和美好品质，也会告诉人们新的正在生长的前进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我们强调在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包含了塑造多种多样的新人这一层意思在内。因为现实的矛盾冲突具有无比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活动于其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尽管目标是一致的，但生活道路和性格特点等等又是千差万别的。特别是他们在解决不同的社会矛盾冲突当中，必然表现出不同的风采。我们在描写这些社会主义新人的时候，既可以写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又可以写他们的将来；既可以写他们的工作和斗争，又可以写他们美好的生活和爱情；既可以把他们放到重大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去，写他们对光明的追求和向往，以及对黑暗的憎恶和冲击，又可以从日常平凡的事件中反映他们的不同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的对立和变化，从中透射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火光。电影《喜盈门》以小桥流水般的格调，细致地展示了一个农家小院中的思想矛盾。薛水莲那种尊老爱幼的优美情操，在生活中是很平凡的，但是把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伟大的四化事业溶解在一起，就给人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而《卖蟹》中的小姑娘所从事的则是纯粹的个体劳动，但她同样具有纯洁善良的心灵和分辨美丑的眼力，在她身上同样折射出了时代赋予她的动人的精神光彩。这就说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路子是很广阔的，它同粉饰生活、掩盖矛盾和影响人物多样化，没有必然联系。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强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容易导致人物的公式化、概念化。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在描写新人、英雄问题上，确实有一些教训。但能否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在于是否熟悉生活、深刻地认识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在于是否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并不断探索、大胆创新。这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注意描写新人独特的命运，即他们在社会生活激流和漩涡中特殊的经历和际遇，揭示出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性，让人们从中去思索社会生活的复杂内容，悟出某种真理，意识到自己应尽的历史责任。我们认为，表现人物不寻常的命运和揭示他们丰富的感情世界，这是近年来塑造新人形象方面的一个成功经验。
命运是人们在自己生活历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斗争，由此产生的欢乐和苦闷、成功与失败，有它阶级的和时代的烙印。生活中的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的命运，不能将命运看成是不可捉摸的、甚至是“宿命论”的东西。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的不同命运中，可以照见阶级的盛衰、时代风云的投影。所以，凡是能够正确地写出人物命运的形象，不仅会强烈地反映出时代精神，而且会活生生地显示出性格的血肉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在当前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新人也必然有新的命运。他们在与阴暗、丑恶、困难的斗争中，可能是胜利者，也可能是受到挫折、遭到毁灭的悲剧人物。这是因为，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生活是波浪式前进的，即使是社会主义这样伟大的、进步的事业也不能一帆风顺，它有时甚至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2页）为这个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人，不可能只是高歌猛进，而没有辛苦遭逢。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看，无论是乔光朴式的，李铜钟式的，还是陆文婷式的，刘毛妹式的，他们都经过坎坷与曲折，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惟其如此，才以自己独特的命运，深深刻印在读者的心中。这说明描写不寻常的命运和揭示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对于塑造好有血有肉的新人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描写新人命运时，应当防止两种偏向：一是不敢大胆地写命运，因而看不到人物行为的轨迹和性格发展的历史，造成人物形象的简单化、概念化，缺乏血肉；二是把人物命运写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编造离奇情节，让人物在逆境中不能自拔。写命运不是目的，命运只是人物性格的历史。写命运必须有助于刻画人物的性格，而且只有将人物独特的命运和时代发展的曲折、变化联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深刻地表现出历史内容，充分反映出时代精神。
由于我国经历过十年动乱的苦难，因而描写新人命运时，有时不可避免地会联系到这段历史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伤痕，以此表现人物坎坷的命运。只要正确表现时代精神，这当然是允许的。但有的同志把伤痕看成是当代新人的特征，因而提出，要写出新人的伤痕，要描写有伤痕的新人。这种看法未免有失于偏颇。写新人，要不要写伤痕，这要从实际生活中的人物出发，也要从作品中规定的具体情境考虑，需要写就写，不需要写就不写，而且在写伤痕的时候也不应当仅仅沉湎于过去的苦痛，而应当写他们今天的斗争和对于明天的憧憬。刘毛妹心灵上受过“重伤”，可是，作者并没有为了写他的“新”而回避“重伤”，写他的内心深处的“重伤”反而揭示了他所以为革命献身的内在依据，将他的“重伤”和为国捐躯的精神非常合情合理地统一起来了，从而显示了他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素质。对于金东水、李铜钟、许灵均、陆文婷、冯晴岚、罗小山等人物形象，作者也都大胆地写了他们悲剧性的命运，写了他们内心深处所受到的戕害。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悲剧命运中，并没有呼天抢地，或者抱足叹息，而是表现了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优美的情操。他们受到的挫折和失败，往往比顺境里更能磨砺出新思想、新品质的精神火花。
从总体上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支持和保护新生的、先进的力量的，但是，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局部，也会存在着悲剧环境和造成悲剧的因素。悲是美学上的重要范畴，有各种各样的悲。我们需要的是崇高的悲，在艺术上起扬举作用的悲，从而给人一种激发斗志、感人肺腑的精神力量。描写这样的悲剧命运，首先应该深入人物灵魂深处的剖析，注意展示新人在逆境中的崇高品质和美好心灵，显示出他们所坚持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趋势，让人们从他们坎坷的命运中看出历史的曲折，对他们的不幸正确地作出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同时，还应当准确地描写出造成新人悲剧的特殊的历史环境，注意将社会总的发展趋势和暂时遇到的曲折、反复区别开来；将个人的不幸甚至毁灭和整个革命事业必然成功区别开来，让人们看到暂时的反复阻挡不了历史的进程，个人的毁灭正是为了整个事业的胜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的文艺家有一个比较高的观察点，居高临下地去观察和认识生活，“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马恩全集》第九卷第37页），从而在曲折的道路上看到光明的前途，表现出社会主义新人为实现这个光明的前途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和抗争。
全国四次文代会后，虽然我们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时代的要求还是不相称的。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塑造出众多的性格迥异的闪耀着时代光彩的新人，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的光辉形象，以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为改变党风和社会风气，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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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
戈宝权
2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发表了罗大冈同志翻译和诠释的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文字。这为我们研究罗曼·罗兰和鲁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史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
罗大冈同志在诠释中提到：“罗曼·罗兰和鲁迅有可能通过信”，“《欧罗巴》在哪一年哪一期上刊登《阿Q正传》，有待进一步考查”；还有罗曼·罗兰信中提到敬隐渔“会供给出版一部中国当代小说集或故事集的材料”等问题，我近年来都作过研究，现特写出来供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参考。
一、从罗曼·罗兰夫人最近的来信谈起
1977年我为《南开大学学报》第6期写了《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1978年又为《鲁迅研究集刊（一）》写了《谈鲁迅生前〈阿Q正传〉的外文译本》，其中对敬隐渔的法文译本和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等问题作了详细的介绍。想不到我写的文字，竟然引起了法国鲁迅研究者和鲁迅著作翻译者米歇尔·鲁阿夫人的注意。她写信给我，说罗曼·罗兰夫人和《欧罗巴》杂志主编皮埃尔·加马拉对我的研究都很感兴趣；罗曼·罗兰夫人还表示要协助我，查找在罗曼·罗兰日记和书信中提到的有关鲁迅和《阿Q正传》的文字。从那时起，围绕着罗曼·罗兰和鲁迅的关系的问题，我同罗曼·罗兰夫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她在去年12月17日写给我的信中说：
亲爱的先生：
现随信附上罗曼·罗兰写给莱昂·巴查尔什特的一封信的副本；我猜想这个文件会使你感到非常高兴。我还一并附上为敬隐渔治过病的那位医生的一封信的副本。
我将重新阅读罗曼·罗兰1925年和1926年初的日记，如果找到一点点表明罗曼·罗兰对鲁迅显然感兴趣的迹象，不言而喻，我会把副本寄给你的。
但是罗曼·罗兰并不是逐日写日记；而且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些重要的事他在日记里都没有提到！我个人一点也记不得他提过鲁迅的名字，然而这是我为罗曼·罗兰的日记作抄写工作的。不过，由于我当时不知道鲁迅是谁，也可能罗曼·罗兰在日记中提到了他，而我没有注意。
因此，除了罗曼·罗兰夫人这次寄来的评《阿Q正传》的信以外，如能在罗曼·罗兰当年写的日记中发现有关鲁迅的记载或是提到《阿Q正传》的文字，那就更为有意义了。二、罗曼·罗兰和鲁迅有可能通过信吗？
鲁迅本人在1933年12月19日写给姚克的信中提到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据鲁迅生前的老友许寿裳在1947年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也说：“鲁迅的著作，国际间早已闻名了。……他又告诉我：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说道，‘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因之罗氏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并没收到。”鲁迅的信中说的是有关评语的一封信寄给创造社，许寿裳又转说成罗曼·罗兰有一封信托创造社转给鲁迅，因此多年来就引起一场争论。郭沫若也曾就此事写了《一封信的问题》，对许寿裳的文章作了解释和辨正。
根据我近年来的研究，还没有发现罗曼·罗兰直接写过信给鲁迅的史料，但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发现一封敬隐渔在1926年1月24日写给鲁迅的信，敬隐渔这样说：
鲁迅先生：
我不揣冒昧，把尊著《阿Q正传》译成法文寄与罗曼·罗兰先生了。他很称赞。他说：“……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原文寄与创造社了）。罗曼·罗兰先生说要拿去登他和他的朋友们办的杂志：《欧罗巴》。我译时未求同意，恕罪！幸而还未失格，反替我们同胞得了光采，这是应告诉而感谢你的。我想你也喜欢添了这样一位海外知音。
我在1976年还专为此事向当年和敬隐渔同在法国里昂留学的林如稷同志请教，据他复信说：
关于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问题，我记得敬隐渔曾把罗曼·罗兰的回信给我看过，罗曼·罗兰在信中除说决定把《阿Q正传》介绍给《欧罗巴》登载外，还有几句短短的评语：“这是一篇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的杰作。阿Q的形象将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Q的农民。……”据敬隐渔那时说，他已为此事写了一篇短文寄与上海创造社，内中主要是谈他译《阿Q正传》和罗曼·罗兰信中对他的译稿的评语。后来敬隐渔因此文未见登出，到巴黎后见着我时也发过牢骚。……
看来，鲁迅所指的评语的信，也就是敬隐渔的信中和林如稷的回忆中提到的事。从现在新发现的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我们可以看出，罗曼·罗兰在1926年1月12日的信中把敬隐渔译的《阿Q正传》介绍给《欧罗巴》杂志；敬隐渔在同月26日写信把这件事告诉鲁迅，可说是前后相关联的。可惜当年敬隐渔寄给创造社的信已无从查考，如有可能在罗曼·罗兰的书信中发现他写给敬隐渔的信的底稿，那将会是一个更重要的史料，但直到目前为止，在我和罗曼·罗兰夫人通信的过程中，还没有听说发现这样的史料。
三、《阿Q正传》发表在《欧罗巴》杂志的哪一年哪一期上？
鲁迅1926年12月3日在厦门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的一文中曾说：“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法文的登在8月份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为了查明这个问题，1976年我曾向法国国家图书馆查询，承他们寄来了《欧罗巴》的影印件，我们才知道《阿Q正传》的译文，并不象鲁迅所说的发表在1926年8月份的《欧罗巴》上，而是分两次发表在5月份（5月15日出版的第41期）和6月份（6月15日出版的第42期）的刊物上，译文每期各为一半。可能由于《阿Q正传》的第一章《序》比较难译，而且也不易为外国读者所了解，因此译者就把这一章删掉了。
四、敬隐渔编译过中国短篇小说集么？
敬隐渔继《阿Q正传》之后，还用法文编译了一本《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敬隐渔选译了鲁迅、茅盾、郁达夫、冰心、落华生等人的作品共九篇，鲁迅的作品除《阿Q正传》之外，还又新译了《孔乙己》和《故乡》。这本小说集于1929年由出版《欧罗巴》杂志的里埃德尔书局出版，看来这同巴查尔什特也是有关的。后来这本小说集又被米尔斯译成英文，改名为《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于1930年和1931年在英美两国先后出版，从此鲁迅的作品就流传于欧美各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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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简谈茅盾晚年的诗词
林焕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茅盾被迫搁笔。1977年夏，他送过一张小照给我，是手持拐杖，在天安门前照的，照片很瘦弱。他在信里说，你看了我这张照片，可见我已如何的老态龙钟了。由此也足见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和心境了。尽管如此，他在心中的革命烈火还是在燃烧的。茅盾生平很少写旧诗词，他的《茅盾诗词》（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诗词104首，解放前所写的仅15首，“文化大革命”之前写的40首，其余都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写的，占全诗集的差不多一半。
茅盾对旧诗词格律是很熟悉的，但是他很少写律诗，写词也只用几个词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那种爱国忧民的革命烈火，不能用别的形式写出来，就只有用诗词这种甚为含蓄的形式来写了。
1973年夏作《读〈稼轩集〉》有云：“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这里写的虽然是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和爱国诗人陆游，岂非亦是自况？但是茅盾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虽感慨万端，但决不悲观。1974年10月28日写《菩萨蛮·奉答圣陶尊兄》结尾说：“云散日当空，山川一脉红”。乌云毕竟是暂时的，灿烂的太阳终归要普照大地的。革命的坚定性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在“文化大革命”形势最险恶的时候，1974年冬，他写的《读〈临川集〉》有云：“万般阻力如山岳，公自夷然终个屈。天下哗传拗相公，相公十载心力竭。”当时万恶的“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实质上是借古讽今，攻击总理。茅盾在这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写的是王安石，难道只是写王安石？明眼人一看就会领悟作者意之所指。既写《读〈稼轩集〉》于前，又写《读〈临川集〉》于后，这岂是徒然的感慨吗？
1976年1月，他含泪写《敬爱的周总理挽词》：“万众号咷哲人萎，竞传举世颂功勋。灵前恸极神思乱，挥泪难成哀挽文。”“衣冠剑佩今何在？伟绩丰功万古存。锦绣江山添异采，骨灰撒处见忠魂。”这是歌颂和哀挽周总理的最好的诗词之一。读了这首挽词，再看上引的《读〈临川集〉》，其意义便一目了然。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倒，他立即写《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大声欢呼：“霎时喜讯传全国，兆民歌颂党中央。长安街上喧锣鼓，欢呼日月又重光！”这种欣喜雀跃，情不自禁的思想感情，象山洪暴发一样倾泻出来。
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作品都视为“封、资、修”，全盘否定。打倒“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茅盾虽已少写评论文章，但他偶有用旧诗词来表现关于文艺的方针政策的见解。例如，1979年9月，他赠我一张条幅，写的是他8月所作的《西江月》，全词如下：
形象思维谁好
典型塑造孰优
黄钟瓦釜待搜求
不宜强分先后
泰岱兼容杯土
海洋不择细流
而今借鉴不避修
安得划牢自囿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今天应当遵循的政策。而且在党的领导下，文艺界也正是逐步这样做了。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忙于国务活动，搁下了创作的巨笔，使他的长篇小说未能完成，是一件憾事，值得深思，那么，在晚年，他写了好多首诗词，反映了这个时代，却是难能可贵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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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优美的乡土文学作品
——沈从文《散文选》、《小说选》简介
沈从文是有自己特色的老作家，几十年来，他创作了大量优美的乡土文学作品，用多采之笔再现了多民族聚居的湘西山区丰富多姿的社会生活，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编辑出版了《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两种。
沈从文的经历是不平凡的。他自小好奇心炽烈，求知欲旺盛。稍长即漂泊江湖，曾在沅水流域十三个县流浪过。他当过文书、税收员、办事员，也作过无业游民。他熟悉“三教九流”中的各种人物，他见到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人和事，体味到了许多难以获得的人生经验。正因为有了这种丰富而又深刻的生活体验，后来他才有如此优美动人的乡土文学作品。
《沈从文散文选》收入记叙他二十岁前生活经历的《从文自传》，描述沅水流域广阔的社会生活与自然风物的《湘行散记》和《湘西》，记录一对追求艺术的男女青年的浪漫遇合与坎坷命运的《一个传奇的故事》，还有记述解放后旧地重游印象的《新湘行记》。文字单句单句看去，似乎平实，串起来读，就有一种熠熠放光的美，显得那么素净，那么自然。
《沈从文小说选》收入中篇《边城》、长篇《长河》以及十九个短篇。在这些篇章里，作者刻画了性格各殊的众多人物：陶醉在片刻欢娱里的可怜的水手，情深似海的苗家姑娘，命运惨苦的女子，单纯得透明的兵士，憨厚朴实的农民，……作者以其特有的抒情笔调，将湘西社会的人生世相展现在读者面前，读后令人遐想。
（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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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诗情画意 泥土芳香
——看评剧《银河湾》
王蕴明
看了中国评剧院演出的以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银河湾》，我不由得想起了人们评论唐代诗人王维的一句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银河湾》便是一出充满着诗情画意、泥土芳香的抒情喜剧，它抒发了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青年一代的理想、道德和情操，用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清新甜美、富有时代精神的音乐唱腔和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剪纸风格的布景，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农村的山光水色、各类人物的音容笑貌呈现在观众面前。
《银河湾》这种诗情画意、泥土芳香的艺术风格，表现为流利隽永的抒情性和幽默自然的喜剧性。戏的中心事件是复员军人石春海坚决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的经济政策，立志把家乡的“贫穷面貌改”，“靠双手创造一个新时代”，即使是遭到自己的母亲、未婚妻和岳丈的激烈反对，也决不愿“愧对乡亲洒泪去”，“坐享其成去富村”。作者在选取农村生活中这一新鲜题材进行创作时，努力从生活中捕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开掘富有积极性的主题思想，提炼新颖别致的戏剧情节，以朴实明快的笔触和通俗活泼的个性化语言，描述当前农村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这里有母子、兄妹之爱，父老乡亲之谊，更有情侣间的缱绻与嗔怪。剧中周月梅“访探”石大娘和石春海“求援”周月梅两场戏，细腻地展示和抒发了人物的性格和情怀，朴实、自然、深挚、风趣，如春风，似细雨，吹拂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全剧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普普通通的村庄，平平常常的人。但正是这些平常的人在普通的村庄，却做着平凡而伟大的事业，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创着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着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观看《银河湾》，无不为那幽默诙谐的喜剧风格发出由衷的笑声。“花炮王”嘎子，是一个有突出个性的喜剧人物，他的喜怒哀乐发自于心，形之于色，真实、亲切、可爱。石春海的岳丈周老耿，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心胸有些偏狭的老一代的农民形象，这个“穷怕了”的长辈，因担心女儿受苦硬要把他们的恩爱姻缘拆散，作者让他在现实生活的笑声中受到教育。“光棍民兵排”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喜剧情节，它通过具体的形象，幽默的场景，尖锐地讽刺了极左路线影响下产生的怪现象，并通过嘎子戳穿假象宣告了极左路线的破产。新颖别致的“抓豆选举法”，则通过本来是光荣的职责变成了倒霉的差使的喜剧场面，有力地控诉了极左路线所造成的美、丑颠倒的恶果。剧中清楚地告诉人们：银河湾“姑娘往外跑，光棍娶妻难”，人们的哀愁辛酸，都是因为穷闹的，而穷的根源在于“又割尾巴又掐尖”的极左路线。一旦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兑现了，“银河湾一年变富，众光棍喜结姻缘”，人们“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
以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的艺术风格和生动的演唱技艺赢得了首都观众喜爱的评剧现代戏《银河湾》，既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佳肴美味”，又为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营养”，应当受到称赞。编剧张宝申、刘成林是两位青年，在艺术技巧上还不够成熟，戏剧情节的安排也难免有欠妥之处，然而被扎实的农村生活所熏陶出的浓郁的泥土芳香和剧中人物洋溢着的青春的活力，却是他们剧作的所长。我们相信，这种植根于人民生活土壤中、充满着深厚活力的新芽，在阳光、雨露的照耀、滋润下，能够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