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怀念张浩同志
王鹤寿 赵毅敏 曹 瑛 杨长春 季诚龙 陈用文
张浩同志于1942年3月6日在延安逝世，到现在整整四十年了。
张浩同志原名林育英，189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林家染铺湾。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部分时间从事职工运动。他为革命奋斗二十年如一日，曾经两次负伤，两次被捕入狱，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身体遭到严重摧残，但是他始终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忠于党，忠于人民，出生入死，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我国工人运动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个伟大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逝世以后，毛泽东同志曾送挽联，称颂他“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当我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努力奋斗的时候，纪念张浩同志，学习他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张浩同志出生于农村手工业者家庭，从小学会了手工织布和染布。他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受到林育南和恽代英同志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五四运动时，林育南在汉口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和恽代英等同志创办了进步社团互助社，一起领导了武汉地区的爱国运动。那年暑假，林育南等革命青年回到家乡宣传革命思想，张浩同志受到他们的影响，开始有了觉悟。他和林育南一起，在乡间奔走，取得同族长辈的支持，兴办了浚新小学、通俗讲演社，开始了社会改革活动。
1921年7月，张浩和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20多个进步知识青年，在浚新小学成立了共存社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不久，共存社的同志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即宣布解散共存社，绝大部分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2月，张浩经恽代英、林育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为了表示革命的决心，他在党内化名为林仲丹。
在入党前，张浩同志等集资在武昌大堤口创办了利群毛巾厂。它和利群书社是共存社改革社会的两个重要据点。他入党后，利群毛巾厂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处和党的联络地点。不少同志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就到毛巾厂来。毛巾厂成为同志们的家。张浩同志对外是毛巾厂的老板，对内是经理，跑堂、扫地、漂染毛巾、推销产品什么都干，以合法身份掩护在党内担任交通的革命工作。
1922年夏天，汉阳钢铁厂工人为抗议军警抄查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资本家开除了7个领头的工人。工人在林育南、许白昊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可是，大化铁炉的工头韩老三被资本家收买，继续开工生火，使全厂的罢工对厂方没有严重的威胁。张浩受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派遣，到汉阳钢铁厂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即向罢工委员会报告。当时的情况是：化铁炉不熄火，罢工要失败，如果把化铁炉毁掉，工人要失业。针对这种情况，在罢委会讨论对策时，他提出：“我们只要贴出一个‘打死工贼韩老三’的标语便够了。这样不独能唤醒已罢工的工友去惩罚他，就是化铁炉的工友也会起来打死他。”他的建议被采纳后，“打死工贼韩老三”的标语在汉阳一贴出来，韩老三就不敢露面了，大化铁炉马上熄了火。这时资本家慌了手脚，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17项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汉阳钢铁厂罢工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湖北、湖南的工人运动。消息传到安源，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于9月发动了安源大罢工，将工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血染上海青云路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进入高潮。张浩结束了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学习，赶回祖国，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他化名林春山。在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当工人，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
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了北京，拥戴直系军阀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直奉军阀互相勾结，对外媚外卖国，对内横征暴敛，压榨人民。1925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军举行首都革命，要求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后因国民军领导背弃与民众合作的诺言，导致革命失败。但是首都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尝试。当时，上海、南京、长沙、汉口等地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首都人民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奉倒段的运动。
12月6日下午在上海闸北区青云路东方大学门前的广场，上海工人、学生、市民万人集会，声援首都革命。突然几百名士兵、警察持枪荷弹，骑着高头大马，包围了会场。群众没有被吓倒，会议如期召开。会后举行了万人游行。张浩率领沪东区的工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冲出了军警的包围。敌人气急败坏下令开枪，群众突然听到枪声猛地后退，不少人被挤，队伍乱了。张浩沉着镇定地指挥工人夺军警的枪支，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和敌人搏斗。他的头顶被敌人的刺刀挑开一个一寸多宽的伤口，血流如注，染红了上衣。胸部被敌人的枪托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同志们见此惨状，一拥而上把他抱下来，抬到后面。张浩见会场秩序大乱，群众有星散之势，忍着疼痛，挣扎着走上主席台，振臂高呼：“冲！冲！冲！……”号召群众坚持斗争，但话未讲完，就晕倒了。群众抬着满面是血的张浩同志向军警冲去，军警们吓得目瞪口呆。游行的队伍终于冲出了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行进在青云路、宝兴路、天通庵路、虬江路，沿途高喊“打倒段祺瑞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等口号。
张浩同志被同志们送到宝山路济生医院抢救脱险。但是由于敌人通缉，不能在医院久住，未能得到良好的治疗，从此落下病根，时常头疼。死亡吓不倒英勇的共产党员，他坚贞不屈，继续战斗。他利用回家养病的机会，动员爱人涂俊明和弟弟、妻弟、堂妹等和他一起到上海，参加了革命工作。张浩不仅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革命，而且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儿女。1928年在汉口坚持地下斗争时，为了救同志，舍弃了刚刚满月的女儿。在他的教育下，他的爱人涂俊明和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二儿子林汉南1947年在黑龙江林口县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党的事业，死，我也得去！”
1928年春天，张浩夫妇躲过敌人的追捕，死里逃生，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此时湖南省委遭到破坏，急需恢复，中央决定派他去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湖南的白色恐怖格外严重，党的机关屡遭破坏，许多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张浩刚到上海，还未休息。同志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多住几天再走。但是，他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告别了妻子，义无反顾地坦然前往。临行时，他对同志们说：“为了党的缘故，死，我也得去！没有死，党是不会凭空成长的。”对革命赤胆忠心，感人肺腑。
张浩到安源后，和贺昌、滕代远一起组建湖南省委，不久当选为省委常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省委十分重视井冈山的斗争，多次开会研究，派人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并发动安源、水口山等地工人支援井冈山的斗争。6月，省委派滕代远同志赴平江担任鄂赣边区特委书记。7月22日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下举行了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给了敌人沉重打击。在这以后，敌人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了，省委多数同志离开了湖南，只留下张浩同志继续在安源负责联络工作。当敌人调遣大批军警在安源地区实行搜查时，张浩曾剃发为僧，躲到庙里坚持斗争。庙中的老和尚觉察到他不是真和尚，但是由于张浩谦逊、和蔼、吃苦耐劳，两人相处很好。老和尚对国民党屠杀政策十分不满，当敌人搜查时，他把张浩藏在瓜棚下，避开了敌人的魔掌。
张浩在庙里住了三个月，由于他的活动渐渐暴露，敌人要进行第二次搜查。张浩自知此地不能久留，不得不在老和尚的掩护下离开安源，逃出虎口。那时他身无分文，只好装扮成苦行僧，沿途化缘乞讨，饥一顿饱一顿，爬山涉水，顶风冒雪，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上海。这时他又黑又瘦，风尘仆仆，成了一个真的苦行僧，同志们在街上都不认识他了。但是张浩同志没有丝毫灰心、叫苦的情绪，他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被派到沪西区任区委书记，立即开始了新的战斗。
铁骨铮铮的狱中硬汉
1930年4月，张浩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在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他得知满洲省委被破坏，中央调他到沈阳的消息后，立刻到沈阳组建临时省委。为了恢复和发展党在群众中的组织和工作，他亲自到抚顺矿、沈阳皇姑屯车站和兵工厂等处开展活动。他讲一口湖北话，在东北很引人注目。为了联系群众和应付敌人，他用煤灰把脸弄黑，和工人一块劳动，群众称赞他是“好样的”。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到8月份，满洲省委领导的党团组织已发展到1，000余人、180多个支部。
1930年底，因叛徒出卖，张浩在抚顺的火车上被捕，关进监狱。同案被捕的共有34人。日本侵略者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对他施行酷刑。数九寒天，敌人强行给他灌凉水，肚子胀鼓鼓，用大皮靴在肚子上又踩又踢，水混着血从鼻子、嘴里往外流。他昏死过去，在难友的护理下才渐渐苏醒。他不顾自己的疼痛，给同案的同志们作工作。他说：敌人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只要我们大家统一口径，决不供出真情，敌人是没有办法的，可以力争无罪释放。他的话温暖着每个战友的心，给大家以希望和信心。
日本侵略者不肯善罢甘休，对张浩改变刑法：灌辣椒面、煤油，张浩再一次昏死过去。他刚刚醒过来，敌人把他衣服扒光，放到冰冷的地下室里，想把他活活冻死。外面是冰天雪地，零下二、三十度，地下室又冷又湿，他躺在冰水里，冻得昏死过去。在酷刑的折磨下，他的内脏和神经受到极大的损伤，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敌人还不甘心，用绳子捆着他的两个手指，吊起来，等到解下来时，两只手肿得象棉手套大，皮撑得很薄，一碰就破，不能端碗吃饭，不能拿杯子喝水。但他从未动摇，严守党的秘密，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且，一醒过来就大骂敌人。
他在狱中很注意学习，非常关心同志，经常和同志们商量问题，互通消息，坚持斗争。他还亲自做叛徒的工作。出卖同志的叛徒并没有得到敌人的信任，也被关在牢里。面对张浩这样的铮铮硬汉，他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张浩利用一切机会做他的工作，义正词严地说：“既然丧失了党员的道德，难道连人的道德都不要了吗？”在他反复工作下，叛徒终于推翻了原来的口供。
在张浩同志的领导下，34个难友团结一致，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29个难友被无罪释放，只有5人被判了刑。张浩是最重的一个，被判了五年徒刑。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收买人心，宣布大赦。党组织抓住时机，积极营救，张浩同志于1932年出狱，回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工作。
肩负重任归国
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当时，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世界形势日益恶化。共产国际在1935年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最危险的敌人。张浩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参与了制订这一策略路线的历史性活动。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共产国际为了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恢复和我党中央的联系，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内蒙古三条路线。当时，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不能走；新疆到内地路途遥远；只有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入境路程较近，但是要穿过荒无人烟的沙漠，一路上要经过多少关卡、检查，一片纸、一封介绍信也不能带在身上，文件都得记在脑子里，万一被捕，宁死不屈，不能泄露一丝一毫的秘密。因此，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还要在党内有一定的威望，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决定派张浩同志回国执行这一任务。张浩同志不顾多病的身体，承担了这个危险而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张浩”这个化名就是这时取的。回国途中，他穿着一件无面的羊皮大衣，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小商人。“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塞外雪虐风饕，人烟稀少。张浩同志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跨越沙漠，不辱重任，于11月到达定边。定边是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张浩同志在那里见到党中央派去接他的同志，由边区赤卫队护送，终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和中央负责同志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见了面。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大家才知道张浩就是当年的林仲丹。
这时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直罗镇指挥作战。12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回到瓦窑堡，由张浩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接着，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张浩同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个人的名利思想，从来没有想过以从共产国际回国的资本向党要地位。他对毛泽东同志说：“我的任务已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的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坦荡胸怀，溢于言表。中央决定他以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有利条件，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
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拒绝服从中央北上的命令，擅自率部南下，成立伪中央，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但四方面军南下后接连失利，处境困难，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张浩同志接受任务后，毫不犹豫地支持党中央，源源不断地打电报给四方面军，批评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要求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和中央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后来又经中央的耐心工作，同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同志领导的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10月在会宁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张浩同志从不居功自傲，对上述事情很少向人提及。
致力于党的职工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浩同志任一二九师政委，和刘伯承师长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地区，执行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在那里，他除了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外，还利用战事空隙做工人的工作，和工人促膝交谈，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当时，他带着健脑器工作。紧张的战争，繁重的工作，使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1938年初，党中央决定调他回延安，做职工运动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接任一二九师政委。
张浩同志回到陕北后，和曹瑛同志一起，奉中央之命在西安西北的泾阳县安吴堡创办了职工大队，吸收平汉、同蒲铁路工人和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产业工人进行训练。后来他回到延安创办了工人学校，担任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工人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各方面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些至今还在各条战线担负着领导职务。
为了培养干部和指导全国工人运动，张浩同志曾经写了大量文章，批判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错误，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工人运动的路线、政策，同时，还亲自查阅资料，编写讲义。他讲课通俗易懂，句句讲到学员们的心里，使他们很快懂得了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根本道理。
张浩同志常常用这两句话来教导学员：“工人不是金字招牌，而是实际行动的模范。”“我们在生活方面，要向下看齐；在政治方面，要向上看齐。”张浩同志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位南方来的同志到陕北高原，衣服单薄，他脱下皮大衣送给这个同志。他常常走几十里路到杨家岭党中央开会，在风雪中只穿一身棉衣。1938年冬，抗大职工大队从延安迁到柳树甸，要趟水过延河。此时河水冰冷砭骨，学员们搬着桌椅板凳站在河边有些迟疑。指导员站在岸边号召向红军学习，趟过河去。张浩从杨家岭回来，走到河对岸看到这个情景，跳下马，二话没说，挽起裤腿，站在刺骨的河水里，招呼学员们把桌椅递过来。榜样就是无声的命令，学员们纷纷跳下水，把桌椅迅速地搬过去了。
在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中，有的工人过不惯严格的军事生活，违反纪律的事时有发生，甚至有人产生了离开延安的念头。张浩同志从不嫌弃他们，亲自找他们谈话：“我们工人到处被人欺负，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的家。现在延安是工人唯一的家，工人在这里谁也不敢欺负。你如果离开自己的家，就永远被人欺负到底了。”同志们听了很感动，想走的人也打消了走的念头。
事隔几十年，当年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的学员，已从年轻小伙子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从进步青年成长为党的干部。当他们欢聚一堂，抚今追昔，都深情地怀念张浩同志对自己的教育、培养和关心，从心底迸发出一句话：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好老师——张浩同志。
延安青山埋忠骨
张浩同志自1939年春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集中精力主持开展抗日战争中的职工运动。他主持创办了《中国工人》杂志，继续训练培养工运干部，关心和支持边区的工业建设，把许多从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产业工人派到边区各个工厂去工作，为边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不顾多病的身躯，长期忘我地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于1940年庆祝五一的大会上，突然脑溢血病发作，引起半身不遂，一病不起。不久发现他的心脏肿大三倍，肝脾肿大，肺水肿，肾脏有病，进而全身水肿，两条腿肿得穿不上鞋袜，腿上的皮一块块往下掉。他睡在病床上，自知病体沉重，难以治愈，但是仍象过去一样关心党的事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新四军数千人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党内有些同志把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这是第二个“四·一二”事件，准备同国民党决裂。张浩得知后，给毛主席写信，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目前的主要矛盾仍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国内的阶级矛盾虽然存在着、发展着，但仍为次要矛盾”。他分析皖南事变不同于“四·一二”事变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力量，即有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有八路军、新四军，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大的抗日民众，有许多的中间分子同情我们等等。”他主张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毛主席在回信中肯定了他的意见，要他好好保养身体，并亲自到医院看望他。
1942年全党整风，清算左倾机会主义的遗毒。他和一起住院的关向应同志经常在一起研究、总结党内斗争，提出为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烈士平反，指出是王明强行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1945年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些同志的历史功劳。
张浩同志在祝贺老海员朱宝庭六十大寿的信中写道：“革命高潮时你是干！低落时更干！当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历届委员时你是努力地干！当你坐牢讨饭时仍是顽强地干！大家拥护你时你干！在个别问题个别时候怀疑你时，你仍然是干！你唯一的信心：就是干到底！”这段话不仅是对朱宝庭一生的颂扬，也表明了张浩同志自己明确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干到底”的无产阶级高贵品质。张浩的言行深深地感染着每个同志，凡是受到他教诲的同志，对他的这种精神都是永志不忘的。当他们受到打击，特别是当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的时候，他们想起张浩同志“干到底”的精神，就有了信心，有了力量。
张浩同志在弥留之际，只是说：我奋斗了二十年，现在看到了曙光却要走了，没有看到胜利，终生遗憾。他要求葬在青年文化沟桃花岭。桃花岭和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杨家岭隔河相望。他敬仰毛主席，忠于党中央，深情地说：“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批准了他的遗愿。毛主席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表示了对张浩同志的敬重。3月9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中央负责同志亲自为张浩同志执绋，抬棺，将烈士葬于桃花岭山顶。
张浩烈士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光荣的历史与英勇奋斗的精神，他对革命坚贞不二的情操，将伴随他的英名永存人间！（附图片）
张浩同志
第5版()
专栏：
来函照登
贵报1982年2月25日五版发表我写的《读一位共产党员的遗嘱》中，任以沛同志遗嘱中的“国家空，一切虚礼须从简”一句，应改为“国家穷，一切虚礼须从简”。这是由于我未辨清原件的字迹，并非排印错误。特此更正，并致歉。钱正英 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