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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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
博野县一批干部自愿回农村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李善奇、记者谢石言报道:中共河北省博野县委批准一批家在本县农村的县社干部自愿回村工作的申请,以改变当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加强基层工作。
去年9月,保定地委第一书记邢崇智同志,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提出了家在农村的脱产干部,可以采取带职带薪自愿回本村工作的设想。博野县杜田庄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顿秀勇同志首先响应,自愿向县委写了回村工作的报告。
顿秀勇的行动,得到了博野县委的大力支持。县委决定:保留他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免去公社主任职务,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变,回村工作两年。
1981年12月1日,顿秀勇同志回到了顿庄,受到大队干部和社员的欢迎。顿庄大队是一个穷队,去年人均口粮才410斤,人均收入才65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顿秀勇和支部的同志、全村社员共同研究制定了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规划。
在顿秀勇同志的带动下,目前,经博野县委批准,又有9名脱产干部自愿回本村工作。
为了使这一工作健康开展,博野县委经多次酝酿讨论,做出了脱产干部回村的几项规定:一、本人完全自愿。作到本人、家属、大队、本机关、县委五同意。二、干部回村后,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变。三、与回村干部签订合同,要求他们在两年内搞好本村的建设。四、干部回村后工作受当地公社党委领导。考核由县委组织部、县政府人事局结合原单位进行,并经常组织回村干部交流经验,关心这些同志的工作、学习、生活。县委还规定不管那级干部、什么职务,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回村工作。回村后,是党员的兼任党支部副书记,非党员干部兼任副大队长。
记者最近访问了博野县,和县委负责同志以及回村的同志们进行了座谈,大家认为,干部带职带薪自愿回村工作有如下好处:
一、有利于改变当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有利于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据调查,“文革”前这个县脱产干部只有300多人,现在却达到了780人。全县11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就有脱产干部19.5人,其中书记、主任就达8、9人之多。这种状况,与当前的四化建设显然是不相适应的。所以,博野县委认为,如果一个大队能有一个脱产干部回村工作,那么,全县128个大队,需要的脱产干部,仅占全县现有脱产干部的七分之一。他们政策水平比较高,见识较广,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对加强基层工作,巩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发展农村大好形势很有好处。
二、有利于推广科学技术和传播先进经验。县畜牧水产局技术员郭泽民,县委批准他回村工作,他精神振奋,很快掌握了全大队畜牧业发展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春节一过,他就到外地采购预防大牲畜疫病的药物。技术员汤立庄回村后,挨家串户传授养猪、养鸡的先进技术。据调查,目前农民发展畜牧业的情绪十分高涨,普遍要求学科学、学技术。
三、干部回到本村,不仅能帮助社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还能帮助家庭种好责任田,搞好家庭副业,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减少国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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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疆通讯

乡村住不烦城里人
——乌鲁木齐居民谈农村变化
“如今乡下光景好,土地能养人,空气也新鲜,实在住不烦人!”记者最近在乌鲁木齐市解放北路一些居民院采访,接触到许多从天山南北农村观光归来的各族居民,他们谈起今日农民的新生活,无不流露出羡慕之情。
居委会治保主任张兰英说:“过去乡下日子紧巴,人往城里跑;才过了两三年就起了大变化:不仅乡下人往城里跑的少了(做买卖的不算),连城里人见农民赶走了穷气、争来了福气,也动了心。去年以来,下乡观光的人可多啦!”
居民们向记者谈了如今自己的忧愁事。其一便是在乡下生活的老人对城市渐渐失去兴趣,有的请都请不来。东文化路居委会干部于秀坤,她有个83岁的妈妈,住在乌鲁木齐郊区农村。于秀坤说,我妈以前挺好说话,那时接她进城住一些日子,她高高兴兴地来了。现在可不,再接她到城里住,磨破嘴皮也不成。去年年底,于秀坤得知妈妈要进城,以为妈这下要在城里住下了,忙着收拾房子。可她妈到家后,连凳子还没暖热,就提出要走。秀坤火了,说:“我这里也没有臭蒺藜烂刺,妈您为啥不肯住下?”
妈说:“我一到乡下心就豁亮。再说,东西也不缺,哪点比城里差?”
秀坤说:“眼下是大冬天,我房子的火墙烧得热,总比乡下暖和!”
妈嘟囔说:“火墙多,烟囱就多。城里一天到晚灰沉沉的,太阳起得太晚。在乡下,太阳早早就起来了!”
对城市受污染这一条,秀坤自知说不过妈。她不再多讲,硬不让妈出门。老人家别扭坏了,只住一夜就走了。
秀坤心里不是个滋味。居委会主任潘秀芳走来说:“现在的老人,就是与农村有缘分!”她讲了三请公公马进祥的事。马进祥今年91岁了,儿子媳妇早就盘算把他接到城里住。头次去请,老人直摇头,说:“我不去!呆在城里吃烟灰,不如留在乡下闻花香!”第二次去请,专门弄了一辆车,并骗老人说:“进城不是让您住,主要是让您洗洗澡,看几台好戏。”老人信以为真,上车了。潘秀芳和另外几门亲戚,对老人招待得可好了,又买水果又割肉,还天天做老人喜欢吃的疙瘩汤。可是留人留不住心。儿子和媳妇见老人不仅没吃胖,还瘦了,赶紧把他送到乡下。第三次去请,潘秀芳想看个究竟。她到公公住的亲戚家详察细问,感到乡下吃的东西丰富,家里三顿饭都不吃粗粮,出门便是粉条厂和豆腐厂,冬天杀一头肥猪挂在外面,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用的东西比较齐全,“三大件”和沙发都有;最惹眼的是六间新房和一个宽敞的大院。潘秀芳说:“这下我理解了老人的心思,城里能住腻人,乡下住不烦人!”
这两年,66岁的退休干部李国林每年都到玛纳斯县农村的亲戚家住上几个月。他说他有病,乡下是疗养的好场所。他打算到今年开春后,带上老伴一同下乡,多住一些日子。李国林说:“乡下风光好,夏天青枝绿叶,秋天瓜果飘香,咋住咋新鲜!”中山路八巷三号院的维吾尔族老人斯拉依,在乌鲁木齐市生活了20多年时间。今年8月,他接到在塔城农村的侄子的信后,高兴地逢人便夸“农村亚克西”。侄子来信告诉他,自留果树已结果,几十只自留羊已养肥,又买了一头奶牛,日子好过了。斯拉依说,我的梦变成了现实,我要到乡下去住。没过多久,他就去侄子家了。
过去农民进城,有的居民不大理睬。现在城里人对农民开始另眼相待了。在乌鲁木齐街头,经常看到居民们围着农民询问乡下情况。有的农民指着一袋袋杏干、桃干、核桃等,津津有味地介绍,在场的人心里痒痒的。城里人下乡观光,这股风越来越强。健康路一道巷六号院,近年来下乡观光的人有好几个。居民王淑英春天下去一次,秋天又下去了。她说:“乡下新鲜事就是多,看不够!”回族妇女马新萍,去年10月陪同妈妈下乡串亲时,差点儿迷了路。本来,她和妈都多年没下乡了。妈说:“不是对乡下的亲戚瞧不起,因为乡下生活有困难,添一个人就多一张嘴。怕增加麻烦,所以就不去了。”这次下乡,还是很久以前的老印象。但转了半天,亲戚家的破土房还是找不到。这时,见一排崭新的瓦房,门前有葡萄架,啤酒花开满房檐。院内砖铺走道,干干净净的。马新萍以为这是机关单位的房子,想进去打听一下自己的亲戚住在哪儿,恰好在院内碰上了亲戚家的女婿马成。“你怎么在这里?”马新萍问。马成说:“这是咱们的家呀!”马新萍不只一次地说:“树茂才有鸟飞。农村好了,城里人就会被吸引来!”
本报记者 顾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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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党和人民的温暖送给他们
——记天津市墙子街热情照顾离休老干部
“我们在温暖的社会大家庭中欢度晚年”,这是居住在天津市王串场工人新村墙子街十名离休老干部的共同心声。
记者在这个街采访时,听到和看到许多关心照顾离休干部的感人事迹。李希文同志是河北省的离休干部,因家属在天津,被安置在这里。他到天津没有几天,粮店、煤店和副食店的同志便来家访,问寒问暖,了解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不便。李希文既感激又不解,心想:“这些素不相识的热心人,怎么知道我离休在家呢?”
原来,为了照顾好离休老干部,河北区墙子街党委专门召开过服务行业负责人会议,学习有关照顾离休干部的文件,并把离休老干部的姓名、住址等印发给有关单位,要求他们了解情况,制订措施,精心照顾。已经离休的原河东区检察院检察长梁广令同志,身患重病。墙子街的商店、医院服务上门,无微不至。梁广令同志对记者说:“粮、煤、副食、医疗和修房‘五上门’,送来了党的温暖、人民的心意,我好象回到了战争年代的‘老乡’家里。”
离休老干部们发自肺腑的语言,反映了墙子街关心照顾离休干部的真实情景,也给人们启示:关心照顾离休老干部,一定要原来所在单位和街道双管齐下,共同操心尽力,缺一不可。象解决离休老干部住房拥挤问题,天津市政府和各区局,今年已为他们筹建住宅十万多平方米,这是街道无能为力的。但是,上级机关和所在单位的关怀,不能代替社会上的热情照顾,很需要象墙子街党委那样,发动各行各业的职工关心照顾好离休老干部。
天津市墙子街关心照顾离休老干部,过去也有过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把照顾离休老干部和“特殊化”混为一谈,甚至认为关心离休干部会助长“特殊化”。各服务行业经过讨论,认为老有所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内容之一。离休老干部年老力衰,照顾他们不是“特殊”,而是大家应尽的责任。墙子街办事处,主动腾出办公室,成立离休干部活动室;房管部门逐家访问,修门窗、补水漏;医院给他们做体检,对有病和行动艰难的开设家庭病房,送医送药上门;副食店对家中无人、行动不便的老同志,送货上门,热情周到。
十名离休老干部面对各行各业的关心照顾,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他们还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街道工作。有的给街道办事处当顾问,有的协助街道干部调解家庭纠纷,有的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本报记者 石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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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党员杨云青一次交党费一百元
本报讯 湖南省邵东县团山公社栗山大队党支部书记杨云青,饮水思源,富不忘党,一次交党费100元。
今年元月13日,杨云青一次向公社粮站交售余粮10,270斤,粮站照价付给他2,054元。老杨手捧着这一叠叠崭新的票子,思绪万千。他想起解放前七岁就跟着母亲讨米的苦难家史,想起解放后翻了身,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甜日子更是象芝麻开花节节高,到去年底家里共积存粮食15,000斤,在银行存款5,000元。今昔对比,天壤之别。老杨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哪有今天的幸福日子呢!饮水要思源,富了不能忘本。老杨决计从卖余粮的款中拿出100元来交党费。他来到公社党委,递上100元钱,恳切地说:“我是一个受党培养教育20多年的党员,个人富了应该首先想到党。”
周叙春 陈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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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芜湖光华玻璃厂一批后进青年变先进
据新华社合肥电 新华社记者田学祥、刘清福报道:安徽芜湖市光华玻璃厂负责人高兴地对记者说,我厂93名被称为“野马”的青年工人,不到一年已有91人变好,成了建设四化的“骏马”。这是党团组织教育的结果。
转变的91人中,有5人加入了共青团,44人被评为全厂的“三好青工”。
近几年,光华玻璃厂新进了一批青年工人。他们当中一些人有的打架斗殴,职工们把他们比作放荡不羁的“野马”。光华玻璃厂的党团组织、街道居民委员会、派出所紧密配合,对“野马”进行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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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寒冬淘井记
内蒙古丰镇县隆盛庄公社一里路大队二道沟生产队地下水位低,“吃水难”是一个老问题。近两年由于降水量较少,村里的两眼井只剩下点浑泥汤。
今年春节刚过,解放军某部九连执行任务来到了二道沟。鉴于水源紧缺的情况,连队党支部做出决定:保证社员群众吃水用水,连队实行“用水紧缩”制度。
没过几天,师副参谋长刘福生、团政委张秉义率工作组来到九连蹲点。他们登门拜访德高望重的老人。老人们告诉他们村里的两眼井已经多年没有淘了,如果好好淘一淘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在刘福生、张秉义的提议下,九连党支部一致通过了淘井的决定。他们抽调八名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了掏井作业队。在20多米深的井底,战士们泡在砭骨的泥浆里,谁也不叫苦。村里的乡亲为战士们烧好了暖身子的姜汤。……经过两天的苦战,战士们终于淘尽了井底淤泥,又向下挖深了两米多。泉眼涌流,井水澄清,二道沟的群众再也不为吃水发愁了。 王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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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余姚县东泰门居委主任王忠花
关心照顾孤寡老人
本报讯 记者林宗平、通讯员茅森成报道:浙江余姚县余姚镇东泰门居委主任王忠花,关心鳏寡孤独老人的生活,受到居民们的称赞。
四十四岁的王忠花,1973年到东泰门居委后,挨家挨户走访了鳏寡孤独老人,看见有的孤寡老人,生病无人照顾,生活上的困难不少。她想:如不照顾好孤寡老人晚年的生活,又怎能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呢?于是,她下决心,要照顾好鳏寡孤独老人的生活。去年10月的一天,七十九岁的“五保户”黄彩娣老婆婆,在河埠洗东西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全身疼痛,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王忠花知道后,把她抬到医院,经医生检查,老婆婆脊髓骨重伤,需要长期治疗。王忠花每天步行2里路,来到老婆婆家,给她梳头,换药,送饭送水,还经常给老婆婆洗衣服,擦身体,剪指甲。十天半月的过去了,王忠花每天坚持这样做,两人有说有笑,路过的人真分不清她们是婆媳还是母女。
七十四岁的邵生法,自1973年生肺病后,躺在床上,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王忠花说:“我是居委会干部,不能看着一个孤寡老人躺在床上不闻不问。”王忠花又主动地挑起了料理老人生活的担子。
有一次,王忠花走进他家,看见地板上有老人吐出的鲜血,就用他家的破布头擦干净。不少同志怕王忠花传染上肺病,关心地劝她说:“老王啊,今后你就不要去服侍邵生法了,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雇一个人服侍他,还怕镇里不付钱?”王忠花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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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家沟大队一年办了四件好事
本报讯 山西省平定县常家沟大队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用集体的资金,给子孙后代造福,去年一年内办了四件好事。
第一、建学校,为后代建造了良好的学习场所。前几年大队学校的教室占用的是民房,孩子们上学不方便。一九八一年大队拨出十万元,修了二千八百五十平方米的一所学校,还添置了一百二十套课桌。入冬后教师、学生已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学校。
第二、建文化室,大队有了文娱活动中心。去年大队修起了一个长三十米、宽二十米的文化室,既能演戏演电影,又能打乒乓球、下象棋等。
第三、建桥修路,方便群众。从常家沟到公路中间隔着南川河,大队在南川河上架起了一座石桥。同时修了一条大马路。
第四、修新窑、帮助群众买电视机。为了不占耕地给社员修房,大队一九八一年修了四十眼新窑洞,卖给群众居住。分配兑现后,大队又帮助社员从交电公司一次买了八十四台电视机。
张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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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某部“大功团”两年植树近10万株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部“大功团”指战员大力支援地方植树造林。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共帮助驻地县社植树99,450余株,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称赞。
两年来,“大功团”党委带领指战员在搞好营区绿化的同时,主动和驻地县社取得联系,派出指战员帮助地方突击植树。去年4月份,部队任务很重,但他们还是抽出500余名指战员帮助驻地县社植树。指战员们奋战两天,为地方植树两万余株。为了提高植树成活率,指战员们拜地方林业技术人员为师,分工包片,认真负责、严格按要求植树。他们给柴沟堡公社龙王堂大队栽的15,000株杨树,成活率达到97%。
计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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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士袁帮成撰写技术读物
本报讯 记者刘东耕、通讯员卢锦才报道:南京部队某炮团二十四岁的汽车驾驶员袁帮成写出了长达十五万字的《汽车实用物理》初稿,受到总后勤部运输部门的重视。天津运输技术学校对他刻苦自学的成果给予赞扬和鼓励,他作为全军的三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全国青年自学经验交流会。
高中毕业的袁帮成于一九七六年入伍以后,先后革新、改装了电喇叭、输油喉管、空气量孔,降低汽车的耗油量,获得了革新奖。他为了写出《汽车实用物理》的技术读物,自学了大专物理教材和上百本技术书籍,摘录了五十多万字的笔记,请教了四十多位同行。在投入写作的一年半中,他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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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我对党风好转有信心了编辑同志:
新春伊始,贵报连续发消息、配评论、加编后语,突出了端正党风、严肃处理经济领域重大犯罪案件的宣传报道,有点讲真理、不讲面子、向歪风邪气“拚搏”的精神。比如,2月5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就有广州、淮北、茌平县三则处理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消息。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既震慑了犯罪分子,又大长了人民志气,使我增强了对端正党风的信心。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实在话,我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对党中央纠正不正之风的决策真诚拥护。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对端正党风是信心不足的,认为党风不正,不仅是“积重难返”,恐怕是“积重不返”了。直到前不久党中央提出要在今年争取党风有个显著的好转,我还将信将疑。现在,党中央把严肃处理经济领域的重大案件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两件事之一,作为关系我们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雷厉风行地抓起来了。处理这类案件显示了几个特点:
一是对那些与负责干部有牵连的现行的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从速依法处理,不管涉及什么大人物、大机关都一律查处。广州市依法逮捕原电信局局长王维经就是一例,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是制裁犯罪分子与表彰廉洁奉公的好人好事好风尚结合起来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贪官污吏受罚,清廉干部受奖,老实人扬眉吐气了。
三是把查处犯罪案件与对党内外进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了,整顿党风与整顿社会风气结合起来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治本。
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事实是最令人信服的,面对当前这些事实,我对党风好转有信心了,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光明前途有信心了。
西安制药厂 彭庆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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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子弟兵

南京空军某医院研制成功治疗慢性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的新药——养金片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纷纷来信、汇款,要求购买此药。医院门诊部团小组主动承担起为群众复信寄药的工作。一年来他们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先后给12,800多名患者复信,为近2,000名患者寄了药,因而受到群众的赞扬,被评为“学雷锋先进团小组”。
新华社记者 李保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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