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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曼·罗兰评《阿Ｑ正传》
罗大冈
（一）译件
1926年1月12日，罗曼·罗兰从他在瑞士侨居的寓所，维尔纳芙的奥尔珈别墅，写信给巴黎《欧罗巴》月刊的编者巴查尔什特，向后者推荐由敬隐渔译成法文的鲁迅杰作《阿Ｑ正传》，建议在《欧罗巴》上发表。原信全文翻译如下。
亲爱的朋友：
我手中有一篇不长的故事（较长的短篇小说）的稿子，是当前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写的，由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青年中国译者敬隐渔译成法语。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人一半是流浪汉，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并且十分自豪（因为一个人既然扎根于生活之中，就不得不有点值得自豪的理由！）。最后，他被枪毙了，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不知道为什么。使他郁郁不乐的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人们叫他在供词下边画一个圆圈时（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圈圈画不圆。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你愿意读一读这篇不长的稿件吗？如果不，我只好另作处理。可是，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罢！我预先告诉你，敬隐渔如果受到鼓励，会供给出版一部中国当代小说集或故事集的材料。我相信，巴黎的任何刊物或出版社都没有接触过当代中国文学。我再加上一句：敬隐渔的法语知识是罕见的，在他的译稿中，只有很少几个错误。
我热情地和你握手。我从阿尔科那里得悉，你为了罗曼·罗兰这个可厌的老家伙费尽力气，这使我深感不安，一个人能活到60岁，这有什么了不起吗？那么我父亲呢？再过几个月，他就90岁了！前两天，他提起一个和我年龄相同的刚刚去世的女人时，非常天真地说：“这个年轻轻的小妇人！……”我们在演《布尔格拉弗》。
你的忠实友人罗曼·罗兰
（二）诠释
1981年11月我访问法国，在巴黎拜访罗曼·罗兰夫人时，请求她在整理罗兰遗稿和文札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关于中国的材料，尤其是有关中国作家鲁迅的材料（罗曼·罗兰和鲁迅有可能通过信），当时罗兰夫人接受了我的建议。可是没有想到，我归返北京刚刚过了三个星期，就收到她从巴黎寄来的航空信。这位八、九十岁的老太太言而有信，办事一丝不苟，随函寄给我两份有关中国的材料，一份是关于敬隐渔在法国因精神病住院治疗的事；另一份是罗曼·罗兰评论《阿Ｑ正传》的信。尤其是后者，是相当难得和相当重要的材料，它可能正好解决我国研究鲁迅的专家们希望澄清的问题，那就是罗曼·罗兰在什么地方评论过《阿Ｑ正传》？怎样评论？
如上文所述，这封关于《阿Ｑ正传》的信是罗曼·罗兰写给巴查尔什特的。罗兰夫人在她写给我的信中明确地说：“雷洪·巴查尔什特那时在《欧罗巴》编辑工作”。罗曼·罗兰信中说：“我从阿尔科那里得悉，你为了罗曼·罗兰这个可厌的老家伙费尽力气……”这是指1926年1月号的《欧罗巴》为了庆贺罗兰60岁寿辰而给他出了一个专号，因为罗兰出生于1866年1月29日。正因为巴查尔什特是《欧罗巴》的编辑，而且很可能是主编，所以他为了《欧罗巴》出罗曼·罗兰专号而大费力气。也正因为他是《欧罗巴》主编，所以罗兰建议在该刊发表敬隐渔译的《阿Ｑ正传》，有必要直接写信给巴查尔什特而不是写给别人。《欧罗巴》月刊后来确实发表了敬隐渔译的《阿Ｑ正传》，这一点是肯定的。至于巴查尔什特究竟是不是当时《欧罗巴》的主编，《欧罗巴》在哪一年哪一期上刊登《阿Ｑ正传》，有待进一步考查。其实也不难查核，只要翻阅一下1926年的《欧罗巴》就行，那是第一手材料，比有的同志提出苏联材料如何如何，应当说是更可靠些。我已写信托人到巴黎去查1926年的《欧罗巴》，如有结果，当另行奉告读者。
勒内·阿尔科是法国记者兼作家，比罗曼·罗兰年轻14岁，是罗兰的亲密朋友，他常常去罗兰家作客。所谓“罗曼·罗兰这个可厌的老家伙”，是罗兰面对他的亲密友人们自谦自嘲之辞。
罗曼·罗兰的父亲埃弥尔·罗兰卒于1931年6月，时年94岁。
由于上文介绍的材料是罗曼·罗兰原信（根据罗兰夫人的打字抄件）一字不差的全文汉译，信中最末一句话：“我们在演《布尔格拉弗》”需加说明。按《布尔格拉弗》是雨果的剧本，1843年初次上演。“布尔格拉弗”一词本为古代日耳曼贵族称号，剧本着重写古代来茵河地区贵族的暴虐和人民的反抗，与罗曼·罗兰这封信的主要内容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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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符罗飞画集》
林默涵
杰出的人民画家符罗飞同志，受到“四人帮”的长期迫害，在1971年12月1日含冤死于穗城。那时我正被关在北国的一间寒冷的囚室中。他的死亡，我是在几年之后才知道的。我痛感我们的党失去了一个好战士，画坛失去了一位艺术家，美术教育战线失去了一位好老师。这个损失是无可弥补的。
符罗飞同志逝世，不觉已有十个年头，“四人帮”的覆灭也已时过五载。现在，他的爱女从所能收集到的符罗飞同志的遗作中，选编了一册画集，准备印出来献给画家生前深沉地爱着并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祖国和人民，这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符罗飞的生活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他出生于南国琼岛一个贫穷的渔家，青年时期当过海员、铁匠；抱着富国强兵的梦想，他东渡日本去学陆军；梦想破灭后，他削发为僧；但是，寺庙里也有压迫和剥削，使他认识到人间并无“避世桃源”，遂脱离寺院，自觉地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符罗飞是“四·一二”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先在上海美专半工半读学绘画，同时在工人夜校中，用图画教工人看图识字，并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后来辗转到了意大利，就读于那不勒斯皇家美术学院。他的画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西欧许多国家举行了画展，出版了《符罗飞油画集》。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别亲人，只身回国，以自己的被称为“罕见的心灵的艺术”参加了抗日、反蒋、解放祖国的伟大斗争。解放后，他一面创作，一面从事美术教育，历任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建筑艺术教授，又是广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符罗飞的艺术创作道路却是一直沿着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方向前进的。艰苦的生活，残酷的斗争，没有使他退却，去寻求宁静的境界，而是使他更坚定地投进火热的熔炉，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钢铁般的战士。我们看看他在解放前作的《自画像》吧：一双眼睛闪着愤怒的光焰，这是射向敌人的带血的利箭；它不仅仅表现了画家自己，而且凝结了人间地狱里无产者的阶级精神，表现了对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彻底摧毁这个制度的决心。符罗飞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是融为一体、不能分开的。他表现人民的苦难、饥饿、流离、死亡，为他们发出呼号，提出抗议，号召斗争。他的记录湖南灾区悲惨景象的画集《饥饿的人民》，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民以逞的血淋淋的罪证。这些画是画家含着眼泪、怀着怒火急速地写在当时所能找到的随便什么纸片上的，因此曾被一些人讥为艺术的“堕落”。是的，这是在饥饿线上挣扎和反抗的人们的艺术，它的爱憎是这样分明，这样斩截，跟吃得太饱的老爷太太们用来帮助消化、装饰沙龙的“高雅”的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是截然异样的，它之受到一些人的憎恶和攻击也就毫不奇怪了。
然而，画家终于迎接到了祖国的春天。解放后，符罗飞的画风为之一变，题材不再是血泪斑斑的景象，而是人民的愉快的劳动，幸福的生活，色调显然明朗起来了。画家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从此他可以以无限喜悦的心情来“只研朱墨作春山”了。谁知突然卷起一阵狂风，“四人帮”不但折断了他的画笔，而且夺走了他的生命。这是画家的大不幸，也是人民的大不幸。
符罗飞的一生是充实的，也是光荣的。他自始至终和人民一同愁苦，一同欢笑；一起战斗，一起胜利；自然，也一起尝过失败的苦酒。他的作品渗透着人民的血泪，正因为他的血管里流动着人民的血液。他和他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因而人民也决不会忘记他和他的艺术。——这就是在《符罗飞画集》出版时我要说的话。（附图片）
符罗飞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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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的色彩 爱的燃烧
——读王群生的中短篇集《彩色的夜》
宁 干
王群生同志是建国后在部队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五十年代，他就以长篇叙事诗《红缨》初露诗坛。七十年代末转业。从1980年起，他“改行”写起小说来，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创作了三、四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还有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蓝宝石花》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中短篇颇受读者的欢迎，其中《彩色的夜》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最近，他的中短篇集《彩色的夜》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群生的小说以优美抒情见长，故事曲折动人，富有传奇色彩。这些作品，都是取材于建国三十年来的斗争生活的，从朝鲜战场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从十年动乱到拨乱反正向四化进军，举凡工农兵学各种生活的侧面，他都有所涉猎。作者立足今天，回顾过去，围绕着人物的命运，把往事和当前现实生活衔接起来，努力发掘我们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道德，美好的心灵，因此，他的小说不仅能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而且能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启迪和力量。
我很喜欢他的《彩色的夜》。这个短篇写的是朝鲜战场钢铁运输线上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是：在敌机频繁轰炸的一个山口险窄公路上，志愿军某部汽车连副连长的一辆装着炮弹的卡车抛了锚，致使山口两端公路上几百辆车不能通行，情况危急万分。路经此地的兵团司令员下令把这辆车推下山去，副连长割舍不得，这是前线急需的炮弹，这是人民的财产啊！当人们奉司令员之命前来推车时，他竟失去自制对空鸣枪制止。事实证明他错了。因为卡车被推下山谷后，停在山口两端的几百台车刚走完，敌机就飞临山口上空进行夜袭。……生活给这位副连长上了严峻的一课。面对这难忘的一夜，他无限悔愧，认识到由于自己的狭隘和冲动，险些铸成大错。他主动请求处分，并接受了司令员交给他的一个“特殊任务”：每天伫立在山口，顶着风雪，现身说法，向来往的驾驶员一遍又一遍地宣讲自己的错误。……
这个故事写得很动人。朝鲜战场上那雪光、星光、弹光交织成的彩色的夜是美的，而更美的是副连长和兵团司令员对祖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心灵的色彩”。作者通过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质。这里，作者没有孤立地叙述这个故事，而是立足今天，从川藏公路上一个彩色的夜写起，回顾朝鲜战场上那难忘的一夜。现在，那个缺乏全局观念的副连长，已经是一个沉着稳重、胸怀全局的交通局副局长了。他正在以朝鲜战场兵团司令员对他的态度，教育着青年一代的司机……通过这位副连长的经历，我们看到祖国社会主义交通运输线上一段历史生活的侧面，这就增加了小说的生活厚度和现实意义。
集子里的其他作品，如描写藏族活佛的《奇妙的旅程》，描写日本姑娘的《借一双眼睛来看你》，描写工人生活的《丽丽大姐》，描写爱情的《小“小提琴”与小“小号”》和《爱之淬》等作品，都是立足今天，回顾过去，从不同的角度，围绕人物的命运，把往事和现实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来发掘、赞颂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生活的美。
从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作者是忠于生活，实事求是的。他没有粉饰生活，没有搞假大空唱高调，也没有回避生活中的阴暗面或搞什么光明的尾巴。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不论是《彩色的夜》中的副连长、兵团司令员，《诗的发现》中的老工人李水金和他离而未合的妻子刘秀花，也不论是《爱之淬》中的工人刘琛，抑或是《荒诞的回忆》中的年秘书，他们都是富有理想，情操高尚，忠于祖国，忠于党的事业，推动生活前进的人。他们都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血肉之躯，受着时代生活的制约，各有各的成长过程，因此他们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可爱可亲，可敬可攀。他笔下的反面人物如《荒诞的回忆》中那个集全省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林彪死党孙政委，《爱之淬》中的工厂党委书记张某等等，也没有脸谱化。作者总是把美和丑作比较，用他们的丑，来衬托生活的美；用正面人物的美，来鞭笞他们的丑。因此，作者虽然写生活中的阴暗面，并不使人感到阴沉、压抑，相反使人感到我们社会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前进的，是明丽多彩的，是值得热爱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王群生的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手法写的，而且他的第一人称都是真实的姓氏，真实的身份（文工团员、诗人、作家），没有一个假托。他不只是把一切写成“我”的所见所闻，而且把“我”摆进去，成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物。把王群生这本集子里的作品连起来看，很象是他个人经历的纪事文学。这就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也是使我们感到作者热情地投入生活的原因之一。这也许可以说是他的独特风格吧。第一人称这种写法，便于抒情，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感。当然，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编织成故事，使人看起来合情合理，天衣无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相当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力。王群生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出色的，但也应当指出，有些情节安排牵强一些，有的作品里“我”的抒情多了些，致使作品的节奏进展有缓慢之感。然而，瑕不掩瑜，愿王群生同志沿着这条创作道路走下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小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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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自出新意的京剧《梁红玉》
张 真
京剧《梁红玉》，顾名思义，以为是一出传统戏，其实是一出新编历史剧。作者根据史实，进行了一些细节的虚构，展现了一幅新的历史画卷。
宋朝这一朝代，国势日衰，外患日深，百姓流离。然而苦难的时代，却锻炼了英雄，助长了志气，出了不少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英雄人物，象韩世忠，不止他自己是当时名将，连他的夫人梁红玉，也是留名青史的一代女杰。
金山之役是一次重大的战役。据宋史说，金山一战，韩世忠的八千人破金兵十万，挽救了危急局势，振奋了人心。
北京部队战友京剧团演出的京剧《梁红玉》（翟迎春、陈纵骑编剧，郑亦秋导演），就是选择了这个历史事件编写而成的。这个题材过去有不少人写过，老本叫《双烈记》传奇，梅兰芳、欧阳予倩也都编演过这个题材。但翟、陈此剧，却依据史实，自出新意。他们没有去重复老本的韩世忠雪夜巡更，梁红玉慧眼识英雄等颇有戏剧性的情节，而是腾出大段篇幅，别出心裁，写了一场她的大义凛然的“辕门斩子”。
剧中写道，由于韩世忠、梁红玉忠心耿耿，屡破金兵，奸臣魏良臣、孙浩曾进谗言，使他们几乎被杀，此时孙浩带领援兵来到前线，梁红玉命儿子韩彦直去支援，彦直不高兴，看到孙浩拒绝回师，陷于金兵，他哈哈大笑，不料回来就被爹爹绑在辕门要执行军法。这一场很感人，写出了韩世忠的军纪严明，写出了韩世忠为了共同对敌，不念旧恶的政治风度。这时那个老奸巨猾的魏良臣，却捧着圣旨来了，以韩世忠不救孙浩（其实这家伙已经投降金人了）为名，要他交印，韩世忠无可回答，已经捧印要交了，幕后却突然站出了梁红玉：“若接印须问我巾帼之戎！”在危急时刻，她挺身而出，保住了军队的指挥大权。这时魏良臣勾结金邦的密信已经落入梁红玉之手，她又以此强迫魏良臣另写一密信，引金兵来攻，并且设下陷阱，把金兀术杀得大败，退入了死胡同黄天荡。
这一个戏，作者经过新的设计，运用巧思，把这一场历史有名的大战，写得既有麾兵决战的紧张激昂，又有斗智的巧妙策划，也有韩彦直化装渔民深入虎穴，暗探敌情，把战争写得形势变幻多姿，一场胜利，得来非易。
我国历史悠久，英雄人物辈出，应该很好为他们作传，以资激励人心。如今爱情题材，不论在电影或是戏剧中，似乎都有些饱和了（虽然其中爱情这种高尚感情描写的质量并不高），实在应该多搞一些奋发蹈励的故事。梁红玉这题材如从头写起，何尝不是个现成爱情戏，可是作者偏偏略于彼而详于此，人物写得气概轩昂，情操高尚，我以为，这是颇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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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庚子风云》的艺术特色
夏康达 史立人
鲍昌同志以义和团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现在刚出版第一部，但它显示的一些艺术特色，已经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创作历史小说，作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矛盾。倘若泛泛而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似也并不深奥，即尊重史实，适当虚构。但是，作者从不同的创作方法出发，在创作实践中，常常会有悬殊的差异。《庚子风云》
“一半真实，一半虚构”，作者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处理这两个“一半”的关系的。
小说中刻画的人物，大致也是真假参半。统治阶级中从西太后到捕获朱红灯的副将马金叙，义和团的主要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张德成、林黑儿、王成德、曹福田、李来中等，都是实有其人的。作品刻画他们的形象时，笔墨严谨，除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不免要借助于想象，人物的主要经历、性格特点，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小说又以虚构人物李大海一家的悲欢离合为情节线索，巧妙地把这些活动在天南地北的历史人物罗织在一起。作品描写虚构人物，则纵笔驰骋，充分展开艺术想象，情节跌宕多姿，人物个性鲜明。然而，虚构人物的活动虽贯串全篇，却处处为刻画历史人物引线让路，决不喧宾夺主。从《庚子风云》第一部来看，作品的主要人物似乎是虚构的李大海及其兄弟，实际上，作者落笔于虚构人物时也着眼于历史人物。他们之间不是衬托与被衬托的关系，而是从整个社会人物的有机联系中，给两者以并重的表现，同时服从历史小说的特定任务，也即通过历史人物与普通群众的联系来表现历史人物。这样就可以不在历史人物身上过多地虚拟故事以构成情节，而以虚构一些比较主要的人物来扩大作品反映的社会面和增强小说情节的丰富性，使之既不违反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艺术的生动性。这种构思，是《庚子风云》成功的探索。
在刻画人物时，作品又十分注重典型环境的描写。即使是虚构的人物，写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乃至有关的生活环境、风土习俗，不仅真实准确，而且具体形象。作品对宫廷、衙门、官邸、使馆、洋行、码头、教会、拳坛、城镇、乡村如此广阔社会环境的典章文物、风土人情的描绘，真切翔实，渊博宏达。这就不仅需要查阅大量史料，更需要实地调查寻觅口碑，而后者可以说是更艰苦、更有意义的工作。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它不必也不可能具有那样的规律性和系统性，然而，小说艺术的具体逼真的描写，完全有可能使读者了解许多在一般的史书中所读不到的内容。这就是小说所具有的区别于历史的特殊的认识价值。在这一点上，《庚子风云》是有独到的建树的。但由此而带来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环境描绘较多，情节的推进显得慢了些，作品有时给人以不够紧凑之感。其间的得失，我们认为首先要考虑到对历史小说不应与一般小说等同要求，因而，在这方面应该舍得多花一点笔墨，何况《庚子风云》也没有明显地游离于情节而刻板地描写环境的败笔。因此，就总体来说，《庚子风云》对社会环境的如实描绘是必要的。当然其结构决非无懈可击，松散之感确实是有一些的。例如曹福田算卦一节，虽也是刻画人物的必要一笔，但篇幅达七页之多，有点枝蔓了，若在剪裁上再下些功夫，当可精益求精。
《庚子风云》以义和团运动为题材，如题目所示，作者显然有意要探求与表现激发了义和团运动的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从而表现庚子年间乃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没落的大清帝国的整个社会风云。第一部结束时，刚刚进入1900年元旦，世界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旧历还尚未踏进庚子，但清王朝黑云压城之态，山雨欲来之势，已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了。
历史小说因受史实的制约，在刻画人物时，要塑造个性化的典型人物，就更困难。在第一部中，作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只是“尽力地把众多的人物引上舞台，一一介绍给读者”，除了朱红灯、本明和尚，在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中，通过劫枪、就义两个情节，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其他重要人物，确实只是“介绍给读者”，有的不过刚露了一下面。纵然如此，我们还是觉察到了作品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某些特点。
作品显然无意突出地描写某个主要人物。读完第一部五十万字，几乎难以断定谁是小说的主人公。即使对义和团历史毫无所知的读者，也已经预感到张德成、王成德、林黑儿等人，以后将是义和团的风云人物。但是，作品并不采用众星拱月的方法，对他们巧妙地突出或笨拙地拔高。作品的情节也不是围着几个主要人物转，而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让人物自然登场，又自然退场。这种人物出场的方式，颇有点象《水浒》，写若干回便推出一个人物；又不象《水浒》那样集中若干回基本上把一个人物的故事讲完，而是时隐时现，隐时埋下伏笔，现时前后呼应。如林黑儿这个将来要在红灯照大显身手的女将，第二章登场中只用了二百多字来描写她，连姓名也没有交代，着重写了她“一双象草棵里露珠一样晶莹的眼睛”。第十八章大海第二次与她邂逅，正是“这一双象草棵里的露水一样闪亮的、黑黑的眼睛”唤起了大海和读者的记忆。及至第二十章林黑儿第三次出场，用弹弓打落野鸭，读者对她的性格已经有了比较鲜明的印象。而前后三处有关这个人物的文字，总共不到一万字。另外一些主要人物，也有用几个章节比较集中地加以刻画的，但都时起时伏，未曾有人始终居于作品的主要地位。这些人物之间，有时使人觉得毫无联系，忽然一个契机又前后呼应起来了。这样的结构方法，又有点象所谓“处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松而不散。这种不着意突出某个人物的写法，就比较容易避免对人物的神化，也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作者如此构思，或许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的吧？
作品在刻画人物时，不写则已，写则必求出奇制胜的独特笔触。所谓“出奇”，决非追求故事的离奇。恰恰相反，作者毫无以情节曲折来吸引读者之意。我们是说作者善于选择典型的事件和细节，或极为寻常，或出人意料，但稍加勾勒，人物的性格顿时印入读者的脑际。如写大海到子牙镇当了一回送丧的吹鼓手，没曾想还要下跪，他宁可不要那四百文钱，甩手去了；在天津卫没有找到亲人，临走时把田稼的一封书信送到买办田墀处，田墀拿出两吊钱打发他时，大海脖颈一挺，几句响丁当的话，直把田墀噎得目瞪口呆。事情不大，把人物的骨气写出来了。再如平原县知县蒋楷被革职后向山东巡抚毓贤辞行，两人唇枪舌剑，勾心斗角，蒋楷回到客店，却收到毓贤差人送去的三百两银票，“略奉程仪，以壮行色”。毓贤的老谋深算，既奸诈又要显示其气度，蒋楷的刁钻和贪婪，以及他们的不同身份，在这个细节中都体现出来了。总之，作者放手纵缆，敢于取舍，写劳动人民的心灵美，笔墨细腻，委婉动人，如大海与刘老栓一家的深情厚谊、兰子对大海的隐蔽而又真挚的爱恋；写英雄人物，气魄浩大，壮怀激烈，如朱红灯、本明和尚的壮烈牺牲；写反面人物，剖析深刻，有其共同的本质而不失各人的个性，决不用简单的丑化办法。不过比较起来，作品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不如正面人物，尤其是描写外国人的形象，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如法国神甫邓维廉、美国流氓洛克凯特等人的形象，还多少有点概念化。
这里要顺便提一笔，《庚子风云》往往用笔不多就能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是与大量社会生活场景的描写分不开的。有些作品，不注重典型环境的描写，孤立地刻画人物，就可能在编造情节上找出路，容易流于虚假。把典型环境表现得真实充分了，加以点睛之笔，人物形象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如果要说“铺垫”的话，不应让一些人物作另一些人物的“铺垫”，而应该用典型环境来“铺垫”人物。
《庚子风云》的语言很见功力，笔能尽意。
语言表达的第一个特点是状物写人，叙事议论，按描写对象的不同而随时应变。写宫廷生活，文字华美绮丽，写市井生活用俚俗之言，写农村生活颇多乡音，而写洋人生活，则见欧化句法。第二个特点是人物的口语切合其身份性格，十分得体。上至慈禧太后，下至百姓草民，中间各式人等，有王公大臣、衙狱吏、江湖相士、市井无赖、地主恶霸、洋奴买办、神甫修女、外交官员以至中外流氓（所谓“土混混”与“冒险家”），如此等等，在小说中均有刻画，而其言谈，无不因人而异，闻其声则如见其人。第三个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小说的语言散发着海河下游一带农村城镇的乡土气息，用这样的语言来描绘当时当地的种种风土人情，宛如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
《庚子风云》词汇量的丰富，在近来的历史小说创作中，也是比较突出的。作品将民间的方言俗语和典雅的文学语言熔于一炉，将我国古朴的传统语言与带点欧化色彩的现代语言掺杂使用，调动了多种格调的语言，不拘一格，挥洒自如，从而形成作品独有的语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