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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看历史剧《明镜记》有感
宋振庭
近来，偶尔看到一些水平不高的戏，总要想想病根在哪里？我看在于有些作者不大重视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一原理，不大尊重生活的真实。
关于新编历史剧，十年动乱前曾讨论过。我记得有一点是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原有的传统剧目可少作整理剪裁，甚至有的仍存其旧；至于新编的历史剧，则要尽可能符合历史的真实。可见，对今人，胡编滥造不得；对古人，也得力求大体真实。当然，如果把写真实强调得过分，不承认艺术作品允许入情入理的虚构，对于作者提炼素材进行艺术创作也是一种束缚，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得恰当。
李世民及其“贞观之治”，史学家们简直象对《三字经》、《百家姓》一样熟悉。六十年代初，党中央领导人还曾把魏征的谏唐太宗《十思疏》发给全党作为学习材料，可见这段历史有其可借鉴之处。
马少波同志的历史剧《明镜记》写的是贞观五年时李世民和魏征的一段故事，我看就好。好在哪里？我想：第一、它大体符合历史事实；第二、它对当前社会风气来说，很对景，现在提倡一下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说真话，不说假话，提倡讲真理，不讲面子，掉脑袋也不出卖良心，对党风、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很有好处；第三、它告诉人们，要学学李世民，即使不能从谏如流，起码也该有点羞恶之心。剧中长孙皇后说得好：“求谏易，纳谏不易，说到做到更不易，进谏，就更难了”。她唱道：“妾与陛下结发夫妇义重情笃，每进言候颜色，尚不敢轻启齿、多唐突，况在臣下礼隔情疏”。要象李世民那样，经过几个反复，发现自己的失误，终于感到魏征不但不讨厌，反而显得“妩媚可爱”，那可不容易。当然，你也别太死心眼。李世民说这话和“殷鉴不远”很有关系。就是隋大帝国失败得那么悲惨，是他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不然，他也不会那样虚怀纳谏，把原本是对头的魏征当作心腹，也根本谈不到“唐宗三鉴”。
但《明镜记》就完全拘泥于史实么？就没有必要的艺术虚构吗？也有。比如，九成宫宫人过?川县，和大将李靖争住官舍，李世民怒责李靖、王珪的事，史书上虽有简略记载，但剧中赐笛、断笛、审笛等戏剧性情节就是作者的创造。魏征获罪于李世民，圣命见召，不敢望生还，离家之时，妻儿牵衣涕泣，襟袖尽湿。李世民知此情深为感动，史书上并无记载。作者却在这里着力刻画，写了50句的大唱段，情真意挚，使观众为之动容。李世民在贞观十几年以后，近酒色，信神仙，崇佛道，远贤臣，当然程度比历代皇帝都轻得多。这戏写的是贞观五年的事，情况还没发展到这么严重，还能听几句逆鳞的话，我看可以这么写。至于长孙后采桑养蚕这些细节，不一定要求有史料根据。岂止养蚕呢，长孙后还曾命宫人把衣裳下部去一截以崇尚节俭呢！清朝道光皇帝还曾提倡大官僚穿得破破烂烂象叫花子才好呢！这些事，第一，可能是事实；第二，可能修史立传时有点溢美；第三，即使如此，也无关大体。
越调，我过去未听过，一听，很好听，高亢有气势。申凤梅演得老练、从容。她演王帽戏功力深，不象有些人的王帽戏，蹦蹦跳跳，没有章法。
我想说什么呢？一句老话：干文艺就得老老实实，投机取巧或以次充好不行。文艺的生命力在于合情合理、真实感人。艺术虚构是必要的，但不能随心所欲，胡编一通。我看《明镜记》是出好戏，好就好在它力求符合历史真实，对今天有教育意义，又能使人得到美的欣赏的满足。（附图片）
《明镜记》剧照：李世民（申凤梅饰）欲斩魏征，长孙皇后竭力劝阻。
王长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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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连夜抢修
韩学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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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何需电报投稿和长途电话催稿？
梁易思
最近，我听北京某报编辑部一同志讲，2月上旬，他们编辑部连续遇到这样几件事：
2月5日，他们收到某省某县委宣传部某某某发来的一篇电报稿，长达300字，编辑以为是急稿，急忙阅读。细看内容，原来是报道该县演出一个“传统节目”的消息。隔了3天，他们又收到同一作者在同一天发来的两份内容一般的电报稿。据查，此同志在这之前，经常个人署名，向该报拍发电报稿件。
还是2月5日，该报编辑部又收到某省委宣传部一干部挂来的长途电话。在电话中，该同志告诉编辑，他三四天前给编辑部投寄了几份他自己写的书法稿。第二天，此同志又挂直拨长途电话给编辑部，催问他的稿件的处理情况。编辑告诉他，稿子已于当天上午退还给他了。又过了四天，此同志第三次挂直拨长途电话给编辑部，问退稿怎么还没有收到。据了解，此同志经常在稿件寄出后不几天，接二连三地挂长途电话催问。
听了此事，我忍不住替那两位作者算了算账。那三篇电报稿，以每字3分5计算，光电报费就要24元5角；那三次长途电话，以每次4元计，电话费至少要12元。即使是直拨长途电话，从该地到北京，每分钟也要9角钱。只不过是由长途电话局统一计时间，向使用单位统一算钱，而不直接向挂电话者收款罢了。
现在，做什么工作都提倡讲经济核算，我不知道，这两位作者在拍电报之前，在挂长途电话之前，是否仔细作过经济核算。那样做，是否划得来？一篇内容并不十分重要，时间性又并不紧急的稿件，何必费昂贵的代价用电报投稿？又何必接二连三地挂长途电话催稿？
恕我冒昧，向二位作者发一点质疑：也许，那都是你们借自己的职权之便，丝毫用不着你们自己掏腰包的吧？
再说，你为自己的一篇并不紧急的稿件，几次三番地占据长途电话线路，使别人等很长时间，妨碍了别的真正紧急的长途电话的使用，也是不应该的。
我由此想到，我们每一个干部，在做每一件关乎国家和自己经济利益的事情的时候，不仅要想一想自己的腰包，也要想一想国家的腰包。个人的腰包，经不起穷折腾；国家的腰包，也是经不起众人的瞎折腾的。我们应该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来办一切事情。不仅自己不做，还要抵制别人做种种假公济私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多为国家着想，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我们的事业，才有兴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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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在生活中陶铸艺术
艾中信
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文艺家谈论过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指出体验人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他们的说法或有不同，但集中到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一句话：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这是在各类文艺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最近看了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作品展览，更加深了我的认识。
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中，生活高于一切，生活是第一性的，而艺术是第二性的。关于这一点，连毕加索也承认，他说：“不能与自然背道而驰，它比我们中任何强者都强。”所以他还说要对生活和自然作顽强的探索。从他二十年代以前的不少作品中，如《苦艾酒》这样的画，我们可以看出，这形象确实是在生活中酿出来的苦酒。
艺术固然是供欣赏的，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更加热爱生活，进而改进生活。艺术的真、善、美功能是三位一体的。本世纪初叶，美国有位现实主义大画家肯特说得好，他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所爱的不是艺术本身，而是生活。”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做木匠，当渔民，同时写书，作画。他把爱斯基摩人比较落后的生活，画得很有生气，情调是积极的。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坚持不懈地体验生活，而且要用挚情来对待生活，炽热的感情使生活发出火花，多情善感是沟通生活和艺术的渠道。创造一件艺术品，除了正确的认识，还必须要有明辨是非的强烈爱憎。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延安时期的许多优秀木刻，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多少年来，四川的版画创作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现在又看到四川美术学院的不少油画作品，也有这个特色，大家很称赞，因为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有深度的真正反映了生活的美，这些画幅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使人感到亲切。
从这个展览会可以看出，他们在挖掘生活的深度和开拓生活的广度方面，都很有成绩，而其中的不少优秀作品是学生创作的。四川美术学院在创作教学中贯彻社会主义文艺方针路线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庆贺的。美术学校不仅要引导学生正确地对待民族传统和外来的艺术，更重要的还要引导学生热爱生活，正确地认识生活，注重美术创作积极的社会功能。到生活中去熔炼出作品，到生活中去陶铸出人材，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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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是宣传，还是乞讨？
万少运
前不久，某市花鼓戏剧团演出传统戏《蓝寄子打砖》，当演到蓝寄子到边关寻兄未遇，又身无半文，便求助于路人，扮演者一边袒胸露膀，用砖头击打自己的胸部，一边面向观众苦苦乞讨。这时，台下有些观众给演员投去硬币乃至精装香烟等。扮演者见钱，便愈加来劲头，重复唱乞讨时的唱词。
我认为，此种现象不好。这不是宣传精神文明，而是乞讨钱物。我们的剧团是社会主义团体，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要做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事，而不应当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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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玳璋舞剧舞蹈晚会
隆荫培
最近，中国歌剧舞剧院为新中国第一代舞蹈演员孙玳璋举办了舞剧舞蹈晚会。看着她所塑造的白娘子、祥林嫂、虞姬和古代仕女们绚丽的舞蹈形象，使我想起了五十年代初，她和秦肖玉合演的双人《剑舞》中塑造的具有独特光彩的巾帼英雄的形象；在《荷花舞》中所塑造的纯洁、美丽的白荷花的舞蹈形象。
孙玳璋在小型民族舞剧《盗仙草》中精心创造了白娘子，随后又陆续在《雷峰塔》、《八女颂》、《刚果河在怒吼》等大型舞剧以及朝鲜舞剧《红旗》中担任了主要角色，创造了一系列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形成了她富有民族舞蹈韵律美和独特的细腻纯朴的表演艺术风格。
粉碎“四人帮”后，孙玳璋开始步入了舞蹈编导的行列。这次晚会中，除了《盗仙草》以外，其它3个节目，都是她或是她和别的同志共同创作的。如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小型舞剧《祝福》，既简洁、凝练，又概括、深沉，虽然只有3个角色，却较好地体现出原作精神和时代风貌。孙玳璋和山东省歌舞团优秀青年舞蹈演员于健，认真体验了角色的内心世界，使演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孙玳璋三十年来为中国的民族舞剧事业贡献了她的青春，愿她的舞蹈艺术青春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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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种邮票《中国古代钱币（第二组）》发行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造发行了大量货币，有贝币、布币、刀币、圆钱等，不少还铸有地名、币值等古文字，这些货币在世界货币史上占有首创、独特的地位。继《中国古代钱币（第一组）》特种邮票发行之后，邮电部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发行《中国古代钱币（第二组）》特种邮票一套，共八枚。这套邮票所选用的古钱币均属秦统一全国以前的货币。邮票设计者：卢天骄，雕刻者：孙鸿年、赵顺义、姜伟杰、阎炳武、李庆发、呼振源。（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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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首都舞台
厉慧良来京演出并传艺
我国著名京剧演员厉慧良，应中国戏曲学院实验京剧团邀请，由天津来北京演出他擅长的两个传统剧目：《长坂坡·汉津口》（前饰赵云、后饰关羽）和《艳阳楼》（饰高登）。连日来，他和实验京剧团青年演员同台演出，借此向青年演员作武生表演艺术示范。他在北京演出的几场中，有一场是专为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募集基金的，另有一场是慰问首都为四化作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的。
厉慧良武功扎实、成熟，他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在《长坂坡》一剧中，向有“活赵云”之称。他虽已年近花甲，扮演赵云、关羽，依然雄姿英发，唱、做、念、打均极传神。《艳阳楼》中高登同花逢春等人的醉打，由于他的精心设计，动作难度虽大，却打出了人物的性格。这两个传统剧目的演出，博得了观众热烈的喝彩。
在同青年演员合作过程中，厉慧良说戏、排练都十分耐心，表现了他对帮、带青年演员的热情。有的青年演员说：“厉慧良老师在台上的表演使我们醉了，在台下给我们说戏使我们服了。”
（雨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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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叔叔、阿姨们，我们要看戏”
“叔叔、阿姨们，我们要看戏……”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十二个月》剧组，结束中南地区的巡回演出已经一个月了，可是，孩子们天真、热切的要求仍然在他们耳边回荡。
童话剧《十二个月》是苏联儿童文学家马尔夏克根据民间传说改写成的世界名剧。去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特约张奇虹同志导演，经过艰苦的再创造，终于把它搬上首都舞台。10月，他们又带着这出歌颂真、善、美的童话剧前往南国。短短三个月内，行程几千里，辗转数省市，演出了101场，这在儿艺的演出史上是空前的。在武汉还出现了演出场次一加再加、临时座位一添再添的盛况。到了长沙，连聋哑学校的学生也来看戏。这些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听不见仙笛般的音乐和银铃般的歌声，但是，他们一个个看得瞪圆了双眼，咧开了大嘴、淌出了热泪。在广州，观看北京来的童话剧成了孩子们的盛大节日。越秀区最后一批小学生也被批准入队了，该如何庆祝这件喜事呢？孩子们郑重其事地推选了1，000名代表，前去观看《十二个月》的演出，在开演之前举行给新队员授红领巾的仪式。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深圳的演出。深圳与香港近在咫尺。临去之前，有的同志担心，环境不同、语言不通，童话剧会不会有观众。结果，深圳的学生看入了迷，辅导员、老师赞不绝口，有的青年工人连看三遍，还徘徊在剧院周围不愿离去，连香港、澳门的同胞也闻风竞相观看。一天，戏演到中途，后台撞进一位陌生的老人，他眼眶里噙着泪花，声音里伴着忧伤，恳挚地说：我是个退休的香港中学教员，请原谅我戏没看完就来打扰你们，有些心里话实在憋不住，香港的孩子太可怜了，看不到这样的好戏，您们一定要去香港演出……。这一呼喊，很发人深思！
对下一代持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民族、国家兴衰的标志之一。我们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下一代。儿艺的同志们生活在党中央身边，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参加《十二个月》剧组的大多是老演员，象方掬芬、连德枝、覃琨、李若君等早就是孩子的妈妈了。可她们，在台上就象稚态可掬的孩童，又唱又跳，常常汗透衣衫。在台下又充当搬运工、洗衣工，参加拆台、运景、洗服装。由于儿童票价低廉，为了减少亏损，剧组的同志宁可挨冻，不肯使用暖气；宁可挤在后台睡统铺，不肯搬进旅店。
美妙的演出、可爱的队伍，唤起了多少人对儿童戏剧事业的憧憬。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同志观看演出后，即兴赋诗一首：“善恶欢忧动万家，冬来春意满长沙，童颜不老心灵美，儿艺高擎祖国花。”并决定把部分稿费捐赠给儿童艺术事业。武汉市话剧团儿艺队排除重重困难，上演了儿童剧《小侦察》，受到小观众们的欢迎。如今，他们更是信心倍增，准备再接再厉。广东省话剧团决定排演新编的儿童剧《小红军和大俘虏》。几个省市的负责同志亲自看戏，接见演员，并且纷纷表示要做儿童艺术事业的促进派。但愿儿艺《十二个月》剧组这朵鲜花，能引来南国土地上儿童艺术事业的百花吐艳。
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未来是人类社会的无价之宝。每一个愿意为未来创造幸福的人，都应该听听孩子们的呼声：“叔叔、阿姨们，我们要看戏……”
本报记者 解 波（附图片）
儿艺演员方掬芬、覃琨同小观众在一起。 侯亚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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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知识
漫话火葬
杨存田
说到火葬，人们往往认为它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葬法。其实，火葬在我国是古已有之的。据《墨子·节葬下》记载：“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仪渠也作义渠，地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南，可见先秦时代的义渠人是实行火葬的。但这还不算最早。一九四五年在发掘甘肃临洮县寺洼山的史前遗址时，出土了一个盛有人类骨灰的灰色大陶罐，可知，我国的火葬可溯源于原始社会时期。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我国，依照教规，和尚死了是要火葬的，于是南梁僧人慧皎所撰的《高僧传》中，便有了佛教僧徒焚身的记载。后来，实行火葬的已不限于和尚，而且扩大到民间，甚至皇室成员也有实行火葬的。《新五代史》卷十七载：“儿皇帝”石敬瑭建立的后晋王朝灭亡后，他的老婆李氏和儿子出帝都当了契丹的俘虏，被迁到建州软禁，李氏病死，出帝只好“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宋、元时期实行火葬的人更多，地域也更广泛了。据《宋史·礼志》的记载，河东（今山西地区）因“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江南水乡则此风更甚，“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清波杂志》卷十二）。十三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记录了当时我国北至宁夏，西到四川，东达山东，南到浙江的广大地区内实行火葬的情况。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火葬墓虽然各代均有，但以宋、辽、金、元时期为最多，遍布各省。洛阳西区出土的北宋骨灰瓦罐，福州的北宋元丰年间火葬砖墓，山西的宋、辽、金火葬墓，云南西部的宋、元火葬墓，便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完全证明了古代文献记载的真实性，而且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禁止，火葬在明、清时代逐渐衰落，但从未绝迹。《明史·礼志》即有“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的记载。就是在严禁火葬的清代，高邮、苏州、松江、太仓一带也还盛行火葬（《再续高邮州志》卷八“禁火葬”条）。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儒家伦理观念，是反对火葬的。儒家向来主张厚葬，认为自己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火葬就是大逆不道。宋、元、明、清，均有禁止火葬的诏书、典章，甚至法律。
今天，我们提倡与实行火葬，是移风易俗的一项有益的措施。
（摘自《文史知识》今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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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这边来（中国画）
石庭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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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益智游戏 八二年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