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诗六首
胡乔木
凤凰
谁曾经看见凤凰飞翔？
谁曾经听见凤凰歌唱？
没有谁。惟有驾驶幻想，
能追寻长生不老的鸟王。
他衔着幸福和光明的希望，
殷勤地来往在人间天上。
谁最早画出凤凰的形象？
谁最早唱出凤凰的诗章？
不知道。多谢往古的巨匠，
让多情的仙鸟歌舞在穹苍。
飞下去，你五彩缤纷的翅膀！
向天高地远，地久天长。
茑萝
莫要对微贱的茑萝轻藐：
它不能独立，到处缠绕；
它茎软，再说叶也细，花也小；
等不了冬天，就全身枯槁。
人不用操劳，地不用拣选，
一粒子生成个富庶的家园。
纷纭的手臂多珍惜空间，
玲珑的口唇多珍惜语言！
我们人谁能免互相依靠？
谁能够无挂牵独升云表？
最强的心脏缠绕得最牢，
最广的支持是最高的荣耀。
比茑萝耐老的人生，你绵延，
请倾泻更多的葱翠光鲜；
请热烈地开花把人间装点，
象暗夜照耀着繁星满天。
秋叶
树林喧闹地打扮着霜降，
满眼的绿叶变出了红黄。
风来了，一些停留在树上，
一些仓卒地四散飞扬。
旋转，低回，依依地眷顾，
秋叶落下来，夹着些絮语；
在乡间人迹稀疏的去处，
随雨雪消融，化成了沃土。
在城市的公园和人行道上，
秋带来清洁工人的繁忙。
顾不上对落叶的容光鉴赏，
他们得打扫，聚集，埋葬。
不幸有姐妹在火里捐躯，
青烟默默地把残灰守护，
直到它们也投入慈母
大地的胸怀，去酿造新绿。
车队
无穷的圆圈，不停地旋转。
生命在奔驰，生活在追赶。
城市在滚动，街道在缩短。
希望在燃烧，未来在召唤。
朝阳啊上班，夕阳啊下班，
忠实的潮汐，汹涌而庄严。
前面是绿灯，车跑得腾欢；
前面是红灯，车停成一片。
紧张的工厂，班组在倒换；
繁忙的商场，人众在交穿；
温暖的家庭，窗灯在明暗：——
车队在聚散，血液在循环。
陆上的河流，时代的风帆，
民族的象征，自力地向前。
生活的阳光，守护着地面！
生命的花朵，铺设着花园。
给歌者
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
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
酸甜苦辣，为美的追求，
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
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
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
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
要畅饮清风，畅浴阳光，
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
直到呕出心，象临末的天鹅。
金子
一颗心不知丢失了多久，
好容易才又跳动在胸口。
谁想要拿金子把它换走，
你能让？能换？一万个否！否！
倘若这金子是自己所有，
心却说：送它给需要的手。
祖国的未曾相识的弟妹！
你们的幸福比金子更贵。
真想送你们金子，惭愧，
这只三十元，是眼泪和汗水。
收下吧，请共享我们头一回
用劳动得来的报酬的甜味。
一夏天我们在烈日下拔草，
十七个都汗透，腰酸，口燥。
半夜里雷雨，一翻身就跑，
把草堆垛高，拿帆布苫牢；
再摊开，晒干，装好，运到……
光荣啊，给农民贡献了饲料。
人性的奇珍，埋没到如今，
发亮了，象迷途的飞鸟投林。
别了，黑暗的一切招引！
我们还贫穷，又富有千金。
请收下这石头变化的金心：
人民的创造，归属于人民。
（1981年11月至1982年2月）
第三首第四节：“不幸”指焚烧落叶破坏肥效，污染空气。
第五首末行：呕出心是李贺的母亲责怪他太用心写诗的话。临末的天鹅：据欧洲传说，天鹅将死时鸣声特美。
第六首：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工读学校初一（1）班十七位同学写给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的信，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6日第三版。
第7版()
专栏：
生活从这里开始〔油画〕 李小明
第7版()
专栏：
忆聂耳〔文艺回忆录〕
许幸之
今天，1982年2月15日，是我国人民音乐家聂耳诞生七十周年纪念日。
我和聂耳同志是在祖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危岌存亡的时刻，结成了战斗友谊与难忘的合作关系的。那是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正以长驱直入之势，侵占了我国东北，并将进犯华北大片领土。国民党反动派节节退让，步步投降，而一切爱国志士和人民，无不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共同奋起浴血抗战，抵御侵略的时刻已经到来。文学艺术界也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担负起宣传抗日救亡的神圣使命。影片《风云儿女》，就是以鲜明的抗日救亡为主题，出现在中国影坛上。
当时，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周扬和夏衍同志仍在上海坚持文艺领导工作。1935年初，夏衍同志参观了我和吴印咸联合举办的绘画、摄影展览之后，约我谈话，建议我们从天一影片公司，转移到电通影片公司，接受《风云儿女》的拍片任务。
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交代给我时说：“田汉和华汉（即阳翰笙）被捕，大概你已经知道了。《风云儿女》是田汉入狱以前写好的剧本，是以号召文艺青年起来抗战为题材的，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推动和鼓舞作用，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以配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又说：“为了和反动派作斗争，就得拍好这部影片，这是我们在外面的同志们应尽的责任。”最后，他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司徒慧敏、孙师毅商定，请你担负起导演的责任。”我不是党员，组织上对我这样信任，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把作曲任务分配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来找我，热情地对我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
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那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因此，我们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似的谈笑风生了。
聂耳不仅有音乐家的天禀，还具有演员的表演才能。初次见面，我就发现他和剧本里的一个角色的气质有共通之处，因而，直截了当地问他：
“聂耳，除了作曲任务之外，还有一个任务要分配给你，你干不干？”
“什么任务？你说吧！”
我介绍了《风云儿女》剧本里，主角辛白华和阿凤，已经由袁牧之和王人美分别担任，重要配角辛白华的好友梁质甫，是一个富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还没找到人。我说：
“我一眼看中了你。因为无论从气质上、性格上、体态外形上，这个角色由你老兄来扮演最为理想。怎么样？”
“行！”他爽直干脆地答道。
此后，我们之间的接触渐渐多起来。聂耳身上那热情、勇敢、乐观、富于朝气的劲头，如象野火一般，吹到哪儿，哪儿便燃烧起来。他幽默风趣，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阵阵嘹亮的歌声和开怀的欢笑。他领导了一个歌咏队。歌咏队里有当时影剧界的明星，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电通公司来练唱。平时，他和大家一起总是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但等到他一拿起指挥棒指挥，却极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在创作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过程中，他曾经告诉我说：
“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餐，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没有把你赶走，或者把你送进疯人医院去，总算便宜你了。”我俏皮地说。
“是啊！”他半开玩笑地说：“可惜的是，我练琴的时间被耽误了啊！”
“等以后挤出点儿时间补补课就行啦！”我安慰他说。
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睡梦中，听到重重的扣门声。打开宿舍门一看，原来是聂耳。他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
“好极啦！”我高兴地说：“你能不能试唱一下？”
他便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我的书桌上打着沉重的拍子，连续唱了好几遍。曲调激昂、轻快，仿佛催人跨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似的。它打动了我的心灵。我沉浸在他的嘹亮的歌声里，忘记一切。突然，他停下打拍子，问我对他所谱的歌曲有什么意见？
“对音乐我可是一窍不通啊！”我支吾其词。
“你就干脆把你的意见说出来，我好修改啊！老兄！”
我这才消除了顾虑，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
聂耳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修改起来。修改后，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合唱。起句比原先激昂得多了。末尾原句式是：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由于增加了叠句，最后三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那坚决、勇敢、跨着轻快的步伐挺身前进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明快、强烈。这就是日后成为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国解放以后，成为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的曲子。
随后，我把刚写好的影片《风云儿女》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的诗稿交给他看。聂耳读了一遍，很感兴趣。他要我朗诵给他听，我朗诵了一遍，他不满意。
“不，”他说：“我要你用歌谣的调子唱给我听！”
“一般的歌谣我不会唱。”我说：“我只能用家乡的山歌加上我平素唱诗的调子唱给你听，行不行？”
“行！”他说：“你唱吧！我来记。”
我拿起诗稿，按照山歌和唱诗的调子唱起来。他边听边用铅笔在纸上记下了许多音符。他要我连唱三遍，然后把诗稿连同他当时记下的乐谱一起拿走了。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他把《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谱带来试唱给我听。哦，是那么一首哀婉动人的歌曲啊！这首歌词，没有进行任何修改，但谱了曲后，比原诗更哀婉、更悲怆、更有色彩、更抒情和富有诗意。我仅仅听了他初次试唱，就被感动得流下泪来。而且，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用山歌和唱诗的调子吟唱了；只要一起唱，便唱出聂耳所谱写的曲调，可见这首歌曲的魅力是多么深刻感人了。
聂耳把两首歌的作曲任务完成并灌了唱片之后不久，便向我提出他想东渡日本，在音乐上进一步提高和深造的愿望，并且告诉我，由于要出国进修，原来商定担任梁质甫那个角色的初议作罢，要我换别人来担任。他诚恳、谦虚地对我说：“我总感到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基础不足，所以急于想出国去进修。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现在总算时机已经成熟了。”其实，聂耳出国以前，已经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革命和抗战歌曲，如《大路歌》、《开路先锋》、《苦力歌》、《码头工人歌》、《新女性》、《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等等。在《风云儿女》影片放映以前，《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也已广泛流传，而且，通过爱国华侨的传播，已流传到国外。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已经成为鼓舞士气、推动全民抗战的嘹亮战歌。在敌占区，已成为革命烈士们从容就义时的正义歌。
“能到国外去深造，那当然很好罗！”我劝他说：“你是不是等把戏拍完了再走呢？”
“不行，等把戏拍完，势必拖到秋天，那就要打乱我预定的进修计划了。”
“那末，后期录音呢？”我想尽力挽留他：“你把音乐合成搞完了再走不行吗？”
“后期录音和音乐合成部分，我已经交给吕骥全权负责。”他安慰我说：“你尽管放心好了。”
我想起过去在日本勤工俭学期间所遭受到的歧视，以及日本便衣警察和宪兵们监视与追踪的痛苦经历，建议他：“与其到日本去进修，还不如到欧洲去，例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或奥地利等音乐的故乡去深造。”
“很难筹划那么一笔庞大的路费啊！老兄！”
“当然，路费是要比去日本贵得多，但是，你可以向联华、电通或百代公司预支一笔工资和酬劳，不足之数，再由朋友们来凑足不行吗？”
“谈何容易啊！老兄！工资和稿酬该支付的早就支付掉了，朋友之间也都是一批无产者，从哪儿能筹划到那么一大笔路费呢？”
我看他出国深造的意志如此坚决，就不再劝阻他了。我关心地问他：“是你一个人去，还是和别人一起结伴同行呢？”
他回答说：“我已经约好和一位朝鲜朋友一起去。”
聂耳同志临走前，我因为忙于拍片工作，没有到码头去送行，只在电通公司摄影厂前的空场上和他紧紧地握手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握手，竟成了难以忘怀的永别了。
聂耳在逝世前十天，即1935年7月7日，还给孙师毅写过一封信，信上得意地说：“……老兄！你应该庆祝我第一个三月计划二月成功！”又说：“我决定9日和一个灯光专家往游富士山，住在他家里，17日起赴京都、大阪、神户参加‘新协’的旅行公演，并参观剧场及摄影场，26日起赴西国
（四国）松山洗温泉，7月底返东京，8月初和云南同乡赴房州海滨，约9月初回东京……”
这是一个多么生龙活虎、多么自信、多么乐观的令人难忘的形象啊！怎能想到，十天后的一瞬之间，被那万恶的“海龙王”吞没了他年轻的生命呢？亲爱的聂耳呀！在你逝世的当时我不敢相信，甚至到如今我还不能相信这样不幸的事会降临在你那生动活泼、无忧无虑、精力充沛、仅仅活了二十三岁的、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身上啊！
在聂耳逝世后不久，我曾写过一首题名《悼聂耳》的诗。今天我要续写三节，聊表追念之情：
聂耳呀！虽然大海夺去了你年轻的生命，巨浪吞灭了你那风华正茂的青春，但你的理想已经实现，红旗已在祖国的上空飘扬。
激扬轻快的《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国歌，曾经鼓舞过抗日救亡的歌曲，而今已成为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绝唱。
这歌声不仅响遍了中国，并已响遍了东方，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将用自己的斗志筑成新的长城，高唱你那雄壮的歌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