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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宣部等九单位联合通知各地从明年元旦到春节期间
以农村为重点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12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文化部、广播电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国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有效地把明年人口增长的势头控制下来，开创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面，从明年元旦到春节期间，将以农村为重点，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
通知说，要实现十二大确定的控制人口的目标，在今后十八年内，全国每年净增人口数必须控制在1，037万，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不能超过9．5‰，这将是一个十分艰巨而又必须努力完成的任务。所以，计划生育工作千万不能放松，特别是前十年，尤其是近三年。这是关系到我国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事。希望各级宣传教育、计划生育、文化卫生、工、青、妇等部门一定要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宣传月的活动。
宣传月要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以宣传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中心内容，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使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对实行计划生育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真正做到“两种生产一起抓”，“两种责任制”一起建立；使党团员和干部真正做到“三带头”，即带头宣传，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带头破除封建思想；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的每一对育龄夫妇都知道实行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懂得避孕、优生等知识，自觉坚持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落实节育措施；发现和培养计划生育的新老积极分子，建立一支计划生育的骨干队伍和宣传网点，建立必要的经常性工作制度。
通知要求，在宣传月活动期间，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向干部、群众宣讲，报刊、电台、电视台要发表社论、评论、新闻报道以及有关文章，有线广播、电影、电视、幻灯、戏剧、曲艺、音乐等宣传文艺单位，要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宣传计划生育。工、青、妇、卫生、教育、铁路、交通、商业、服务业等有关部门，要动员力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同时大力表彰和宣传实行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要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落实生育计划和节育措施。要保护女婴，保护生女孩的妇女不受歧视、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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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分组审议赵紫阳报告
提出落实六五计划措施和办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3，000多名来自各地各条战线的代表，在分组审议赵紫阳总理关于六五计划报告的过程中，精神振奋，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共商落实六五计划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四川省代表孟东波说，要完成六五计划，关键还在于全面提高经济效益。黑龙江省代表韩行生说，我们哈尔滨锅炉厂是国家的制造火电设备的重点企业之一，理所当然担当着国家能源建设方面的任务，要努力为增产和节约能源作出贡献。天津市代表顾康乐说，城市建设方面煤气供应和集中供热的能力太低，这样大量浪费了煤炭资源，也严重地污染了空气。必须结合城市改造进行，首先考虑充分使用工业余热、余气。这是节约能源的重要措施。河南省代表贺代文说，为了加快煤炭的开发利用，需要把手工操作变为机械化操作，加强安全生产，变单一产品为多种经营，搞好综合利用，还要解决好运输问题。现在运输方式落后，应该采用先进措施。上海市代表孙大光说，根据赵紫阳同志报告所提出的能源是基本建设的重点，今后地质矿产部门的任务，首先要大力做好煤、石油、天然气、铀、水力等的地质勘探，以适应能源建设的需要。其次要加强对金属矿和非金属矿的勘探。
江苏省代表卢良恕说，农业科技工作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抓好现有的农业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经验的扩大运用；二是要组织多部门、多学科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三是要发展农村教育，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四是要增加对农业，特别是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投资。这样，我国的农业将有新的发展。山东省代表朱本正说，流通领域要突出抓好几点：一要彻底清除“左”的影响，克服独家经营的思想；二要在发挥国营商业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三要改革流通体制，真正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四要进一步放宽购销政策，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五要大力开拓新的市场，搞好市场预报，避免盲目生产。
北京市代表吴仲华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开发研究，都要尽可能地面向经济建设，使更多的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江西省代表康克清说，希望各有关部门和妇联，共同抓紧时间，采取措施，扫除文盲。对学龄儿童要保证入学，巩固入学率，逐步实现普及初级教育，杜绝新文盲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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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十二大精神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
中宣部等九单位发出计划生育宣传要点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12月6日，中宣部等9个单位在向全国发出《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的同时，发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的宣传要点》，摘要如下：
一、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我们片面强调人多好，致使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三十二年来全国增长了45，940万人，相当于两个美国或4个日本的人口。这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81年，国民收入比1953年增长4．5倍，但按人口平均，国民收入只增长2．2倍。198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比1953年增长94％，而人均占有粮只增长14％。尽管我国粮食总产量超过美国，但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占有粮800斤的水平。从1953年到1981年的二十八年间，我国消费资金总额（国家用于人民生活的开支）增长了3．9倍，幅度不算小，而人均消费额只增长1．9倍。
现在农村人口增加很多，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年年减少，人多耕地少已成为目前农村中的一个十分尖锐的矛盾。农村中人均口粮和收入的水平也都是比较低的。
在城市，居民在住房、交通、教育、就业、卫生等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按照最近这九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超过13亿。而当前我国人口又正值生育高峰，并将持续十五年之久。所以实行计划生育，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党和政府把它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
二、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
到本世纪末要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把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把人口增长控制住，那么工农业增产的成果就会被人口增加过快而抵消掉，直接影响到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给“翻两番”增加困难。据全国人口普查的材料，1964年以来的十八年间，我国增产的消费资料中，有30％是用于新增加人口；在每年增产的粮食中，有52．7％是用于新增加人口。
到本世纪末要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在今后的十八年内，年人口增长率必须下降到9．5‰以下。而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口基数大，特别是年轻人的比例大，二十一岁以下的占50％，即有5亿。今后平均每年有1，100多万对青年男女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普遍提倡和推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一些。
《婚姻法》规定的婚龄，是指结婚的最低年龄。为了使青年能够更好地工作和学习，以及减慢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人口的素质，仍然要提倡晚婚和晚育、少生、优生。实行计划生育要以避孕为主。避孕是男女双方共同的责任，那种把避孕看成只是妇女的事是片面的。近亲结婚害处多，应当坚决避免。要注意对遗传性疾病的检查，使孩子生得好，养得壮、养成才。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事
实行计划生育，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是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观念，与旧思想、旧习惯、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同时，不断地提高文化水平，普及科学知识和人口理论，才能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克服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克服“有儿才有后”的陈腐观念。现在有的地方妇女因生了女孩而受到全家的冷遇，个别的甚至受到迫害。这是不能容许的。在我们国家，男女都是平等的。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应该懂得“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道理，如果生了女孩，同样要把她抚养好。
有的人说，现在是“种自己的田，吃自己的粮，多生孩子自己养”。这种把生孩子只看成是个人的事也是不对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抚养一个孩子，不能不依靠国家和集体。比如，孩子的上学、医疗、生活日用品供应，孩子长大以后的劳动就业，等等，都不是靠自己能解决的，多生孩子，就必然会增加国家和集体的负担。
现在农村中有些地方有“要想富起来，就得多生孩”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一个孩子出生后，最少要到十五六岁才能成为生产者。在这之前主要是消费者。因此，靠多生孩子来致富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前我们国家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如果人数再多，每人的平均份额就更少，所以，依靠人口多来致富是不可能的。
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各级干部必须带头实行计划生育
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婚姻、生育观，坚决执行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并且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亲属做到晚婚、节育。同时，要主动了解周围群众的思想，积极地耐心地向群众做宣传，做动员，带领群众共同来实行好计划生育。这是党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各级干部的严肃要求，也是我们能否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所在。只要全国上下认识一致，共同努力，坚决执行十二大确定的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就一定能实现到本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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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侯赛因国王结束对我国的访问
赵紫阳到宾馆为贵宾送行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约旦国王侯赛因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
赵紫阳总理到钓鱼台宾馆为贵宾们送行。
赵紫阳祝贺侯赛因国王对我国进行了十分成功的访问。他说，这次访问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对发展中国同约旦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侯赛因对他们在中国访问期间受到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他说，几天来我一直生活在朋友当中。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说，约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有着坚实的基础，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同时希望整个阿拉伯世界同中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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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匈科技合作委员会第21届会议议定书签字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中国和匈牙利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委员会中方主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烈初，委员会匈方主席、工业部副部长加博尔·安德拉什，分别在议定书上签字。
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在仪式举行前会见了由安德拉什副部长率领的匈牙利科技合作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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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部部长会见美国宇航员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航天工业部部长张钧今晚会见并宴请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代表团。
代表团成员中有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第三次试飞的指令长杰克·洛斯马，驾驶员查尔斯·富勒顿和他们的夫人。“哥伦比亚”号是在今年3月22日发射上天的。
代表团是应中国宇航学会的邀请，于12月2日抵京的。美国宇航员将于明天离京前往西安、上海和杭州进行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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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教授桔区传技术
章文才教授在湖北省柑桔技术培训班上讲学，为学员们放映有关柑桔生产方面的幻灯片。这些幻灯片是他近年来拍摄和搜集到的。
新华社记者 张申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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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党要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
——访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
本报记者 金凤 余焕春
陆定一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从1945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领导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横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为残酷的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已年过七旬，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我们听说他最近在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很重要讲话，特地访问了他。
一见面，他风趣地说：“我主管过的中宣部曾经被说成是‘阎王殿’，你们敢到‘阎王殿’来见我？”
我们笑着说：“我们都是‘阎王殿’里的‘小鬼’，早已解放了，当然敢来看你。”
从定一同志的秘书那里，了解到定一同志现在仍保持着紧张的工作习惯，每天除了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就是看文件、看书、看材料，常常到深夜十二点才休息。有时写文章，到清晨三点才睡觉。现在，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发言的内容。
他说：“党外有些朋友对我们党有个误解，认为共产党不大重视知识分子，是否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共产党员。其实，我们党内有些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遭遇也不好。前几天我去看了孙冶方同志，他是很早入党的经济学家，学有专长，但一生很不得志。他在苏联学习时曾被王明打成‘托派嫌疑’。全国解放后，他又一直被说成‘右倾’和‘修正主义’，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才平反。他的经济学说，现在才得到胜利，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赵紫阳同志关于六五计划的报告中不是特别提到他了吗？
“被孙冶方同志驳倒的，是苏联经济学中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学说：‘基数越大，发展的速度越慢’。这种学说在我国也曾流行，表现为所谓‘挖潜’，即在旧机器上不断挖掘潜力。挖潜可以，但能挖出的潜力究竟有限。只有不断采用新技术，搞技术革新，生产才能加速前进。要搞技术革新，一则要尊重和信用知识分子，二则干部和党员要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二者缺一不可。”
陆定一同志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六中全会解决了历史问题，十二大解决了纲领和党章。这次五届五次人大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和第六个五年计划。要顺利实现第六个五年计划，就要重视技术革新和知识分子。新宪法的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序言中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并列为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这些都使他感到兴奋、鼓舞。
陆定一同志是1926年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大学生，早在大革命时期入党，长期领导知识分子工作，因此，对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深刻的体会。
他从党的历史的角度，谈了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不同的态度和主张，谈了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和建设的作用。
他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们主要是在城市做群众工作，在学生、工人和城市贫民中工作。当时，对于国共合作问题，党内有斗争。先是反对张国焘（他反对国共合作）的斗争，后来是反对陈独秀、彭述之（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的斗争。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战争对于我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他甚至不同意富有军事经验的朱德同志入党。所以，他不能成功，只能失败。”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农村。革命的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党从城市到农村，党内就有三种人出现了。一种人是红军和苏区的创立者，这几乎无例外的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毅、刘志丹、方志敏、彭湃、邓子恢、张鼎丞、许继慎等同志。他们与农民结合，建立了农会、农民武装和工农政权。他们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功劳的。可惜，其中很多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杀害了或者打倒过。最后一个是刘志丹，被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救了出来。如果不把他救出来，中央红军连最后立足地也不会有。一种人是王明教条主义集团。他们认为，农民是落后的，政治上是动摇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党应该去攻打大城市，那里有工人，应在工人中发展党和发展军队。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别人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种人，动摇于两者之间。遵义会议打倒了王明集团，纠正了‘左’倾路线，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解放后的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了。党的八大规定全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要搞好建设，需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党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后，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之类反革命分子，他们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倒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主管中宣部，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1956年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林彪、江青的反革命危害，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他们终于被全国人民打倒了。但他们的许多‘左’的流毒，至今尚未肃清。”
“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很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采取很多措施，改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邓小平同志明确宣布，从总体上说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人就说：‘知识分子上天了’，‘知识分子翘尾巴了’。不少同志还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是很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党内有大批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同工农结合容易，同知识分子结合就比较困难，自己知识化更不容易。但是，没有知识分子，不懂科学技术，不可能搞好建设，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就困难。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就是真正重视建设。而社会上所以会有‘知识分子上天’的说法，不少地方所以没有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原因还是党内干部中程度不同的还有这种看法。因此，需要在全党进行教育，统一认识。”
陆定一同志十分兴奋地说：“要使我们党内的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真正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起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是不大相同的。”
他又谈起一段不寻常的历史：“早在1927—1937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法西斯政策和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白区的党组织被破坏殆尽。1935年，李竹声、盛宗亮叛变，上海党从中央局到支部完全被破坏。这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宋庆龄、鲁迅、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对中国革命是立了大功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止是共产党员）的优秀部分，那时已觉悟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十月革命时俄国的知识分子不同，很少有人逃到外国去。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李四光、钱学森、吴仲华等著名科学家都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千方百计回到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知识分子，包括小学教员，几乎都受到打击和冤屈。他们平反之后，绝大多数毫无怨言，继续在清苦的条件下，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最近，报纸上不是介绍了罗健夫、蒋筑英的先进事迹吗？”
“中国这样好的知识分子，全世界是少有的。他们应该受到信任和尊重，不应再受到歧视。”
“现在，对知识分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少了。但是，对于他们提出的正确的意见不理不睬的情况还是很多的。据说，有的地方，当知识分子提意见的时候，领导者就问他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还要，就要‘听我的’。这是把‘党等同于我’，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来说都是不能允许的。”
“至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改造世界观，这是全党、全国人民都要做的事，并非单独强调知识分子要这样。当然，知识分子要注意学习，做到又红又专。”
最后，陆定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全党，我们全体干部，如能吸取历史教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必定成功，我国的富强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