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戏剧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
——首都戏剧界人士座谈开创话剧创作新局面问题纪要
近半年多来，首都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戏。形势令人兴奋，令人鼓舞。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人民日报》文艺部，于10月22日联合邀请在首都的戏剧界人士20多人举行座谈，探讨如何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开创话剧创作的新局面，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参加座谈会并发言的有：赵寻、刘厚生、胡可、舒强、夏淳、魏敏、李桦、漠雁、丁一三、陈颙、林毓熙、王正、顾骧、梁秉堃、王景愚、田芬、钟艺兵、成志伟等。与会同志，侧重就话剧如何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现将讨论情况择要报道如下。
积极表现新的历史时代
我们的时代，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以新的姿态，进行着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革命实践。反映我国人民的这一伟大实践，是时代和人民对文艺工作者，包括对戏剧工作者的要求，也是我们戏剧工作者的神圣责任。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转变时期中，我们戏剧工作者的注意力也应当有所转移，要把重点转移到反映新的时代生活，揭示新的矛盾，表现新的人物上来。我国现实生活中已涌现出许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的新人。我们戏剧工作者应该满腔热情地去表现和歌颂他们。
到会同志认为，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胡耀邦同志指出，“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我们全党和全社会的先进分子，一定要不断地传播先进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这些话，对我们戏剧工作者来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同志们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反映我们的时代，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不断地向人民群众传播先进思想。那种冷眼看待我们时代，甚至宣称“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描写新人的“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不愿去赞美新的生活的思想和情绪，是不对的。
赵寻、刘厚生、胡可等同志指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坚持共产主义旗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同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作斗争，敢于带领群众在四化建设中开创新局面的新人。他们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是我们的骄傲，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去歌颂呢？他们用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建立起了丰功伟绩，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去歌颂和赞美呢？
话剧《宋指导员的日记》的作者之一漠雁同志说，我写的指导员，是从生活中来的。在现实生活中，象宋春阳这样的指导员很多。我就访问过三个具有高尚思想境界的指导员。他们有许多事迹值得歌颂。在部队中，许多基层干部都能以身作则，敢于抵制来自各方面的不正之风，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他们使我感动，使我佩服，正因为如此，我要描写他们，歌颂他们。他们是我们部队中的无名英雄。
话剧《金钥匙》的作者田芬同志说，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具有新的思想和新的风格的人，一深入到生活中去，就会看到新人迎面而来。这样的人，我亲自看到过许多。例如有个农民，自费开了“兔子医院”，给全村人的兔子治病。又如有个“银耳大王”，自己培育菌种，到处送给别人，不怕减少自己的收入。这样的人，都有高尚的精神境界，都有为他人着想的风格。在我深入生活的过程中，首先引起我激动的就是这些新人。我们应该努力去写好他们。
同志们认为，戏剧工作者要迅速跟上时代，努力反映时代，才能使戏剧随着时代前进。要把我们这个新时代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的人和事，反映到戏剧创作中来。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在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斗争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我们要用自己的创作，通过艺术形象去向人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社会主义戏剧，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不是通过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提倡戏剧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并不是要重复过去那种“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简单化作法，而是要按照戏剧艺术的特点，靠塑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人物形象。与会同志指出，我们必须防止那种简单化的倾向，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和粗制滥造，必须十分注意塑造有血有肉的、性格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胡可同志说，党的十二大强调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这个意义是很深刻的。话剧要写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才能达到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的目的。部队的话剧创作，这几年强调写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取得比较可喜的成绩，出现了《彭大将军》、《陈毅出山》、《天山深处》、《宋指导员的日记》等比较成功的戏。这些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们或者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或者塑造了感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观众从中看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情操，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形象教育。
魏敏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要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人民树立学习的榜样。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许多战士看了《董存瑞》等电影，增强了杀敌勇气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立下了功勋。因此，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创作，写出感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
刘厚生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首都舞台出现了一批好戏，这些戏有的突破了过去的水平。这中间，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我们的话剧，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要站得比过去更高一些，要服务得更好一些。我们过去有过一些戏，紧密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各个时期都有过，不能笼统地否定它。但是，今天形势变了，条件也不一样了，象过去那样的水平已经不够了，老一套更不行了。我们的作品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提高，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要提高。这就要求我们，要敢于写矛盾，在揭示矛盾中塑造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胡可同志也指出，过去有的作品写英雄，靠做好事去堆砌，现在这样做不行了。要塑造出真实感人的新人形象，才能适应人民的要求。
一些同志认为，话剧创作中那种不重视塑造人物形象的现象值得注意，这种现象不利于话剧创作质量的提高。林毓熙等同志都指出，现在有的作者只注重编故事，只见故事不见人，或者写出来的人物没有性格。所以，许多观众对这类话剧不满，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的话剧要给观众留下印象，要给观众生动感人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要注重把思想性和艺术性紧紧结合起来，要着力塑造个性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敢于和善于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
要表现我们的时代，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必然会遇到如何反映社会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新人，是在现实生活中涌现的，是在同各种旧的、落后的事物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模范、先进战士，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的矛盾斗争中考验出来的。因此，话剧创作要敢于和善于揭示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在揭示矛盾中塑造新人形象，只有这样的人物才是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话剧创作要继续反对无冲突论。参加座谈的许多同志都认为，从去年出现的《谁是强者？》以后，又先后出现了《吉庆有余》、《被控告的人》、《金钥匙》、《可口可笑》、《祸起萧墙》、《宋指导员的日记》等好戏。这些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敢于揭示社会矛盾，甚至比较尖锐的矛盾，并在揭示矛盾中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顾骧、梁秉堃同志回顾说，去年，正当文艺界有些人回避描写现实生活矛盾，主张要创作远离生活矛盾，而争先恐后地去写爱情，写历史，写中外关系等热门题材的时候，根据有关领导的提议，《文艺报》编辑部和《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召开了关于《谁是强者？》的座谈会，正面肯定了这个戏，肯定了话剧要敢于反映现实矛盾这一创作思想，鲜明地提出：要反对创作中的“无冲突论”。近来戏剧创作的这种好势头，是与那次座谈会密切相关的。
同志们认为，今天，我们要开创话剧创作的新局面，还要继续坚持这个原则。我们既要敢于歌颂，歌颂我们新的时代，我们的党，我们时代的新人；又要敢于揭露，揭露生活中的矛盾，种种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但是，怎样揭露生活中的矛盾，这里也有一个分寸问题。陈颙、成志伟等同志都谈到，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把握好歌颂和暴露的关系。陈颙同志说，我们过去往往缺乏辩证法思想，一说要敢于写缺点，揭露阴暗面，就不热心去写美好的东西；一说不能老是写缺点，揭露阴暗的东西，就又回避现实矛盾。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和阴暗的东西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鞭挞丑恶的东西，人民是欢迎的，党也是赞成的。问题是，我们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鞭挞那些现象。成志伟同志说，话剧创作，要把握好几个关系：一是揭露和“展览”。两者不是一回事。有的作品，把丑恶的现象摆出来，这只是展览。我们对这些现象要批判，要愤怒，而不是无动于衷。二是真实性和分寸感。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真实的不等于是成功的。三是理想和现实。理想要在当前的现实矛盾中展现。空洞地展现理想，观众就不爱看。四是共性和个性。成功的作品，是因为写出了人物的个性。《彭大将军》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主人公是个性鲜明的“这一个”。
赵寻同志就《宋指导员的日记》和《哥儿们折腾记》作了比较，他说，这两个戏，都尖锐地揭露了当前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这是它们共同的优点。但是，它们也有所不同。《哥儿们折腾记》的作者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和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哥儿们长期生活在一起，不能对不起他们，不能“忘恩负义”。显然，作者是用同情的态度来描写他的哥儿们的，包括对他们缺点的批评，因而揭露矛盾是尖锐的，解决矛盾是无力的。而《宋指导员的日记》的作者，却是带着愤怒来揭露不正之风的，因而，批评比较准确，态度鲜明。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应该揭露生活中的矛盾，而在于作者对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分寸的准确掌握。
钟艺兵同志说，要写好人物，关键在于从揭示现实矛盾中去展现人物的共产主义理想。《被控告的人》、《可口可笑》、《祸起萧墙》等，都是写现实矛盾的戏，主流都是好的。有的作品之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在揭示矛盾中展示人物的先进理想、信念、道德等方面还不够，所以，还不是很激动人心。雨果说过：“在舞台上，有两种办法激起群众的热情，即通过伟大和通过真实。伟大掌握群众，真实攫住个人。”，“真实的暗疾是渺小，而伟大的暗疾则是虚伪。”这段话，我认为对我们塑造人物是有意义的。三十多年来的话剧创作，有没有写过虚伪的、不够真实的“伟大”的作品？有没有写过渺小的、不够伟大的真实的作品？我认为都有。牺牲真实性，去拔高“伟大”，就只能写出假大空、高大全式的“英雄”。今天，我们强调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要防止在创作中回到写假大空式的人物的老路上去。这六年来的话剧创作，已经恢复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但也有支流。有的人把真实性作为创作的唯一原则，而忽视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教育人民。只片面追求真实或票房价值，不赋予人物以理想，这种真实就是渺小的真实。宣传共产主义，不一定在戏中让人物喊多少共产主义的口号，而是要通过矛盾冲突的描绘，体现出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最近北京上演的一些戏，如《金钥匙》、《哥儿们折腾记》等，都有一个突出人物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革命现实主义，是我们几十年来一直提倡并且实践着的创作方法。我们的话剧创作，应该坚持这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而不能抛弃这个创作方法。许多同志认为，在今天，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尤其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
顾骧同志说，现在有的人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过时了。有的人提出，现在话剧不景气，要现代化，甚至说要走“现代派”的道路；还有人认为现实主义是蒸汽机时代的，而现在已经到了电子时代，需要现代派。对现代派，我们应当认真加以研究，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都是反动的。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我们也可以吸取，经过改造后加以利用。革命现实主义，并不排斥借鉴外国的某些创作手法和技巧。但是，必须看到，西方现代派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所依据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人生观是很庞杂的，不能盲目加以崇拜。把现代派作为我们话剧乃至整个文艺创作的方向，是不对的。我们的方向，还是要坚持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
漠雁同志联系他的创作，谈了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走出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我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有革命的理想主义，革命的内容，民族的形式。他还说，揭示部队矛盾的作品，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要敢于碰它，不敢写，就不真实。但是，要写，又要有分寸。要出于爱护部队，使观众感到部队也是敢于抵制不正之风的，并且从中看到希望，得到力量。《宋指导员的日记》的第一稿，就没有处理好，写得一片黑暗。后来征求意见，修改了。所以，我觉得，把生活中的矛盾写到文艺作品中时，需要审慎对待，掌握分寸是个大问题。不注意分寸，人物也就写不好。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夏淳同志说，我们的话剧创作，应该正确解决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里有个主从关系。我们不能忽视作品的思想性。
深入生活才能开创话剧创作新局面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提高创作质量、开创话剧创作的新局面，就要提倡戏剧工作者深入生活。与会的许多同志，都强调了这一点。
舒强同志以实验话剧院演出的中杰英创作的话剧《哥儿们折腾记》为例，指出：这个戏不是十全十美，它有很多不足，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需要修改和提高。但是，这个作品的生活气息浓，这是应该肯定的。这跟作者熟悉生活很有关系。要创作出正确、生动地反映生活的好作品，关键是作家要深入生活，要非常熟悉生活，非常了解人民的希望和要求，非常熟悉群众的语言。现在有人说话剧有危机，这当然不对。我认为，如果我们的作家们，能够经常到生活中去，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做到非常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在作品中把他们的生活再现出来，那么，任何一个剧种，都不会出现危机，都会兴旺繁荣。
丁一三同志说，我们要使话剧创作繁荣起来，开创话剧创作的新局面，话剧作家就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并且要更广泛地深入生活。最近出现的几个戏，《谁是强者？》、《宋指导员的日记》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光一般地深入生活还不够，还要有满腔的热情，对生活要有强烈感情，要有真情实感，这样才能写出具有强烈感染力量的作品来。
李桦同志结合自己的创作说，《被控告的人》是我较长时间深入生活后写出来的，剧中描写的矛盾也是我根据生活体验引发出来的。我是有真情实感的。剧中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等，由于我在生活中有所体验，比较熟悉，因此写起来比较顺手，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编”剧。他还指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变革，生活在沸腾，不断有新的事物和新的矛盾出现，只要到生活中去，对这些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王正同志指出，要繁荣话剧创作，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抱负，我们应该努力创作能够保留下来，至少能保留几年、十几年的作品。王景愚同志结合《可口可笑》的创作，也强调剧作者应该深入生活，认为这样才能写出为观众所爱看的戏剧作品来。
刘厚生同志说，我们要强调深入生活，与此同时，还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提高。我们要提高思想水平，提高艺术的表现力。思想水平不高，也不能很好地、正确地理解生活。因此，要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当前特别要学习好党的十二大文件。要看到，话剧在五到十年中，是个转变时期，作者在转变中，观众也在转变中。我们要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好的戏来，才能适应今天观众的需要。只要大家都努力，话剧不会有“危机”，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人民戏剧》记者
《剧本》月刊记者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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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焦点对准心灵
——纪录片《美的呼唤》观后有感
斯桐
这是一篇有如行云流水一般夹叙夹议挥洒自如的散文，然而论其洋溢的激情，这又是一首给人以冲击波的抒情诗。纪录片《美的呼唤》（陈光忠编导）讴歌人们心中美好的情操，又鞭笞着人们心中污浊的暗角。影片的编导者始终把摄影镜头的焦点对准人们的心灵，这就显见其构思和立意的高明。
是不是所有摄影镜头的焦点都对准人们的心灵呢？故事影片是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们的心灵为其首要任务的。在这个领域里，摄影镜头的焦点照理应当对准人物的心灵。但是，事实并不尽然。在某些故事影片里，摄影镜头的焦点，有时只对准人物的外表。例如，有些影片不顾人物身份，不顾规定情景，或让女主角换上十八套“行头”，或以服饰之艳丽招徕观众。不论扮演什么角色，那个演员的发型和鬓角都保持固定的形状，甚至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干部居然蓄起西方嬉皮士的长发……这些都是在近几年的某些故事影片里看到的。在这些影片里，摄影镜头的焦点偏偏不对准人物的心灵，丢弃了艺术的真实性，广大观众早就街谈巷议，颇多责备。
在这个背景前面，忽然看到一部纪录影片，叫做《美的呼唤》，自始至终把焦点对准人们的心灵，不免叫人耳目为之一新。
耳目一新，从这个效果看编导的创作意图，艺术家是实现了创作初衷的。把焦点对准人们的心灵，这无疑是影片编导构思的出发点；作为纪录影片的创作者，这是可贵的探索和创新。电影界颇有一些艺术家在探索，在力求创新，这种勇气是应当大大鼓励的。勇于探索之外还必须善于探索，才叫有勇有谋，就大有希望成功了。这也是《美的呼唤》取得成功的秘密之所在吧。
影片的主题有如片名，是探求美，是回答美是什么。
对于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看法有异，归根到底是因为心灵有别。《美的呼唤》锲而不舍地把焦点透进人们的心灵，有时象一把利锋，把灵魂的暗角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时象春风，把心灵深处的芬芳送向四方。影片充满激情地呼唤着人们心灵之美。
美，需要呼唤吗？是的。影片的编导必定痛感十年动乱造成我们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污染，美和丑被颠倒了，所以他才要呼唤，要呐喊。天鹅是美的，读过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的人，听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以及圣·桑的《天鹅之死》这些芭蕾音乐的人，尤其会爱慕天鹅之美。因此在玉渊潭被残杀的天鹅的伤口淌出的血，就会在爱美的人们心中引起剧痛。故宫的铜狮和颐和园的铜牛，因其巧夺天工的艺术美，可以使人流连忘返，然而却有时装仕女横加践踏，这也叫爱美的人于心不忍。令人更为惊叹的是，当镜头的焦点对准这种丑事的时候，当事人却无动于衷不以为羞，这就丑上加丑了。影片捕捉到的诸如此类的镜头，在日常生活中绝非仅见。影片的编导是有心人，具有创作的完整构思，这便用丑把他所要表现的美烘托出来了。听说为了捕捉这些镜头，编导者连饭都顾不上吃，饿着肚子等待着愿者上钩，也够煞费苦心了。
影片热情地歌颂了用辛勤劳动创造了美的普通人：清洁工人、花农、厨师、党的干部、艺术家、护士……是他们在给我们的生活创造花团锦簇的环境，他们的美好心灵在闪耀光辉、在召唤我们，让我们看到生活里毕竟充满着美。“假如我明天死去，我要把今天的笑脸留给人间！”这一句出自患有不治之症的小姑娘心灵的呼声，经过影片编导者对人物大事描写之后，不是起了震撼人心之效，叫人激情荡漾吗！
《美的呼唤》是一部具有一定情节性的纪录影片。它的情节性不象故事影片之存在于人物相互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之中，它存在于画面和解说词浑然一体的结构之中。尽管它的情节是片断的，但起了塑造人物之效。内科护士、退休的老干部、法裔华人艺术家、患不治之症的中学生等等，这些人物都是具有一定情节性的，因而他们的性格——心灵，被深入地揭示出来了。没有这些人物和“情节”，影片的主题是难以深刻揭示的。
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影片的解说词。影片洋溢着激情，除了节奏明快以外，还应归功于解说词。解说词采用了第一人称“我”，这在纪录影片是少见的，也是别开生面的。“我”不是编导者，“我”是画面以外的一个人物。他用解说词这个画外音参与到影片的众多人物之中来，甚至成为主角，成为生活中美与丑的见证人，成为整个影片结构的贯穿线。“我”在呐喊，在呼唤美，在鞭笞丑，其所呐喊和其所呼唤的，一旦被观众接受了，“我”便融化在观众之中，成为观众的呐喊和呼唤。这是影片在观众心中激起强烈共鸣的有力手段。
《美的呼唤》为纪录影片开拓了一个新生面。学其标不如学其本，这就是说，我们要象《美的呼唤》的作者那样，勇于探索、善于探索，有勇有谋，在纪录影片的园地里开出更多奇葩异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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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别具一格清淡高洁
——谈京剧《大明魂》的编导构思
高文澜
中国京剧院四团公演了由齐致翔、吴葆璋、张之雄编剧，王一达导演、郭自勤任副导演的新编历史故事剧《大明魂》。该剧主要通过南朝刘宋大明年间，相县女子张秀姑，为在病疫横行中挽救一方生灵，遵丈夫遗嘱忍痛剖尸查明病源，因而触犯封建伦常，惨遭朝廷杀害的情节，着力塑造了一个为救百姓而慷慨献身的女郎中的形象。它以别具一格的布局，清淡高洁的风格和细秀无华的笔墨，构成清深冷隽的舞台艺术境界，从中渲透出一种强烈感染力量，令人深思。该剧所以能达到这一点，根本在于剧组全体人员，包括音乐、舞美，特别是位居舞台中心的表演，能心谐力合的进行创造；但从创作过程中起到基础和主导作用的角度来看，《大明魂》的编导构思，确有值得注意之点。
该剧虽称故事戏，但主要戏剧行动——遵嘱、剖尸、辨症、遇害，却有简约记载可循。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可谱之歌何止千万，一个弱女子的遭遇为什么能被剧作者选中？据了解，剧作者在构思中几经曲折，由沉湎于对秀姑悲剧命运的同情，升华到对她奇行的崇敬；由对封建统治者的憎恨，深入到对封建制度的批判；由动人心魄的悲剧境界中，触悟到感人至深的正剧光泽，确曾经历了一个过程。这既非凭一时创作冲动苦思冥想所能达到，更非为适应演员特长刻意编排所可见功，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感驱使下，不断深入把握历史生活的一段艰辛创作历程。
好的立意必须通过严谨结构中的人物的鲜明性格来体现。该剧成功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如对反面人物不是从情节需要来简单勾勒脸谱，而是将其放到社会制度的纵深中来揭露。御医樊不韦是个见利思功，遇危卖友的利禄小人，但他的一动一静都是随天颜喜怒而展示的。对宋孝武帝也没有处理成一味残暴，他关心一方病疫的祛除，夸赞秀姑剖尸有胆有识，但为了以纲常维系统治却非把她杀死不可，似乎对立的思想在一心维护统治的封建天子性格中得到了统一，这具有一定的深度。又如对正面人物张秀姑的刻画，剧作通过层层剥笋的细腻手法，让她在每一个矛盾关头逐步地发展性格。初上场只给人以贤淑妻子的印象。到代夫巡医，无计回春，并目睹病人向天祈福时，人物心弦中拨动的只是自恨无能的惭愧并闪烁了一下信科学不信天命的火花。到丈夫身亡看到剖尸遗嘱时，剧本才把她放在伦常束缚和夫妻恩情的双重矛盾下反复挣扎；通过这番大幅度动荡，当她毅然剖尸，被捕入狱并自知难免一死时，为了拯救一方百姓，竟将用丈夫遗体和自己生命换来的“脏腑图”，断然赠给参与迫害自己但能依图治病的樊不韦。这时把个人生死恩仇全然置之度外的崇高思想和献身精神，完全照亮了这个纤弱女子的灵魂，感染力量来得深厚有力，真切动人。
由于剧本是在深入钻研历史生活中写成的，笔触所及方面都有感可抒，因而难免略嫌枝蔓。导演选中剧本后，在珍重剧作精髓的基础上，和作者一起进行修剪杈丫，突出主干，疏导气势的工作。同时，为了使这出戏焕发出自己独特的光彩，导演在帮助演员理解主题、把握人物的基础上，着力于要求节制表演程式的分寸，诱导其向突出人物性格、气质的方面发挥创作才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在作以上工作，以及综合音乐、美术等多方面创作成为舞台艺术整体时，锐意以清淡高洁的色调来统一全剧风格。从《大明魂》整个剧情来看，上到宫廷，下达病区，既有朝臣之间的荣辱升黜，又有朋友间的恩怨翻覆；既有阴森牢狱和血腥刑场，又有悲哭的灵堂、凄绝的送葬、祈天自焚和守义自戕，这一切都有依势发展的很大余地。因此若在构思中缺乏明确主宰，必然会情趣互异，意象杂陈，境界难一。正由于导演在排戏中一再轻宫粉，淡血痕，把刀光火影，切肤之痛，鬼蜮之心，都经过一番净化处理并使之围置于张秀姑崇高形象的周围，和谐有度地突出了烘托和反差作用，这就比较完整的保证了全剧的统一，保证了剧本的积极主题较完满地再现于舞台形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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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动态
△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洁泯的文学论文集《人生的道路》。论文集收有三十八篇文章，共分四辑。其中两辑概括地评析了一九七七年以来近三年优秀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成就、主要经验以及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倾向性问题。另外两辑的文章都写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其中一辑为作家作品评论，包括评析鲁迅散文诗的艺术特色和杨朔散文的艺术功力，论述老作家艾芜的创作道路和《三家巷》、《苦斗》等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一辑为文艺理论文章，从诸如山水诗、艺术风格等当时颇有争议的问题到关于“对话”、含蓄等文艺短论。
（严维）
△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莎士比亚研究文集》，对莎翁的生平、创作道路、悲剧、喜剧、历史剧和十四行诗等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本书共选辑专著十七篇，它反映了我国研究莎士比亚的新成果。
（吴成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美学论丛》第四辑已出版。本辑主要内容有：探讨狄德罗、李渔的戏剧理论的文章三篇，阐述列宁、斯大林的文艺观点的文章两篇，还有讨论《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组文章。本辑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刊载了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提纲》，《提纲》共有十一章，分别论述了美、美感、艺术、美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王仲）
△在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巴人（王任叔）同志逝世十周年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了他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学论稿》（上下册），上册已同读者见面。《文学论稿》五十年代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作者曾多次修订。这次重版，按作者生前的意愿，对原书部分章节中属于“时过境迁”的有关文字，作了必要的删节，其余均未改动。 （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