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
——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
孙冶方
翻两番最直接的技术经济保证，在于我们已经找到迅速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正确道路。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一样，最根本的，还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当前最重要最现实的，就是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基数大，速度低”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若干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财政体制不合理，把原有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改造卡死了，使绝大多数老企业技术发展缓慢。如果我们系统地改革经济体制，扩大再生产主要靠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就一定能够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为此，应该逐步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并且原则上把折旧基金归企业掌握和使用，再连同财政上的其他措施，使企业有进行技术改造的必要财力。同时，还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企业具有进行技术改造的动力和压力。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党的十二大一致通过的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鼓舞着全国人民奋勇前进，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而加倍努力。但是也有人对二十年翻两番是信心不足的。他们想，我们不久前的口号还是“保四争五”，而二十年翻两番，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7.2％，这岂不是又要犯浮夸、冒进的老毛病了吗？而且多少年来，“基数大，速度低”这个框框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认为既然我们“六五”计划的速度是“保四争五”，那么按着这个“规律”以后的速度就只可能是更低而不是更高。
我们应该明确指出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二十年翻两番既有政治保证，也有技术经济保证。诚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宏伟目标是党实事求是地确定了的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我认为，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之下，不仅有充分把握按期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而且一定能象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这个目标。下面我试图说明我的意见。请读者，特别是经济学者和经济实际工作者指正！
（一）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根据我们建国三十三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7.2％的速度并不算高。我们把建国初期三年恢复时期的特殊情况排除不算（那三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1.08％），从1953年到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为8.1％。我在1981年9月14日第50期《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调整改革与速度》一文中说过：
“在解放后最初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工业的年发展速度达到过20％—30％，如果说恢复时期有它的特殊性，不足为凭，那么，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发展速度是年平均18％，那时并没有浮夸风和瞎指挥。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总结了三年大困难的经验教训以后，直到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为止，我们的工业又以每年17.9％的速度稳步上升。那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是没有浮夸风和瞎指挥的。”
“我们的速度上不去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调整、改革还没有做好，而调整、改革之所以没有做好，则在于人心没有那时候齐；就在于某些领导班子因十年动乱搞得不很纯了，例如有些人在那里顶着党中央的方针不办。因此，要做好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必须做好思想政治上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自由主义。对那些顶着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不办或消极怠工的人，要进行教育以至进行组织调整。”
现在情况比去年我写《调整改革与速度》一文时有进一步的好转。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并且日益巩固。十二大报告又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提出来，认为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同时，把“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个专门的方面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述，认为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十二大还规定从明年下半年起用三年的时间认真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并以此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重要政治保证。回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所以会发生几次重大的曲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缺乏党内民主。因此，我认为，今后我们只要坚决贯彻十二大提出的上述决策和方针，把我们的党风整顿好了，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大大提高，从而有力地推进我们的生产建设事业。
（二）
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最直接的技术经济保证，就在于我们已经找到迅速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正确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逐步清算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放宽政策，推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倡科学种田，我国农业发展形势很好。农业总产值继1978年比1977年增长9％的基础上，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8.6％，超过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粮食、棉花、油料均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1980年和1981年，尽管我国不少地区遭受到严重水旱灾害，但是，由于政策对头，调动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减轻了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提高了生产自救能力。这两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分别增长2.7％和5.7％，其中经济作物如棉、油、糖继续大幅度增长，林、牧、渔业和社队企业都有新的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发展更快。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重要性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农业形势的迅速好转，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形势迅速好转的最重要的表现和标志。农业的发展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今后，只要我们按照十二大的精神，真正把农业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继续贯彻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农业的大好形势一定能够继续下去，农业发展速度可以显著高于1953—1980年平均每年增长3.4％的速度。农业发展了，农民富裕了，对工业、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方面就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促进工业交通运输事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
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最重要的还是靠工业本身的迅速发展。因为工业是大头，其总产值一般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
发展工业决不能采取按部门、按地区层层摊派指标，统统要求翻两番的办法。如果这样做，就会继续片面追求总产值，必然带来某些“水分”。实现工业本身的迅速发展，要做好许多方面的工作，比如建立合理的部门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实行专业化协作，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加强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等等。但是，我认为，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一样，最根本的，还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当前最重要和最现实的，就是要坚决实行赵紫阳总理去年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的第四条，即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他说：“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许多企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说明，这样做比新建企业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这是使我国经济走向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
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现有工交企业40万个，其中工业企业38万多个。而每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主要是工交项目）只有一千多个，其中，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每年只不过一百个左右（1976年以来建设项目投产率只有10％左右），虽然这些项目都是比较先进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但是，它们相对于原有几十万个企业来说，只占少数的少数。原有企业才是汪洋大海。我们增加工业产值，提高发展速度，当然也要靠新建企业，特别是其中作为骨干的大中型项目，但是重点应该放在原有的几十万个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应该主要依靠这几十万个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改善经营管理。
苏联三十年代曾认为有个规律，叫做“基数大，速度低”。持这种意见的人，一般援引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的一些话为依据。斯大林说：“在研究产值增长速度时不能只限于考察增长的总的百分数，还必须知道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内容和全年产值增长的总数。”（《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71页）斯大林在这里还讲了苏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比恢复时期低，但是从增长的绝对数来看，则比恢复时期大。总的说，苏联几十年工业发展的历史，我国三十年来工业发展的历史，都是发展速度减慢而不是递增。这就更使“基数大，速度低”成为人们为经济发展速度降低辩护的理由。实际上，这个辩护是无力的，站不住脚的。苏联工业发展速度下降，我国工业发展速度也曾出现降低的趋势，两国具体历史条件不同，现象上有点相似，但这不是规律。苏联和中国发展速度减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财政体制把原有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改造卡死了，结果占绝大多数的老企业很少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生产增长很慢，甚至踏步不前，只能靠新建扩建一些企业来增加生产能力，争取发展速度，而新建扩建企业每年就那么一点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作为分母，新建扩建企业的生产能力作为分子，那末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就取决于分数值的大小及其动态。而随着老企业越来越多，作为分母的数字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不管你怎样扩大基本建设战线，由于它归根到底要受国力的限制，不可能有奇迹般的增加，每年只能增加百把个大中型企业和几千个小企业，即作为分子的数字很难有多少增加，或者说分子的数字很难比分母的数字增加得更快，这样下去，分数值越来越小，发展速度当然慢了。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今后一个长时期要抓紧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也提出了有系统地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这说明，我们不能满足于对旧的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体制修修补补，而要进行重大改革，以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改变原来的经济体制，走发展工业生产的新路子，即象赵紫阳总理提出的，今后扩大再生产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那末，生产的增长就不是只靠新建的那么一点点企业，而是同时也依靠占绝大多数的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样，既抓了小头，又抓了大头，发展速度自然就快了。即使是进行新的投资，如果采取对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办法，也能做到花钱小，见效快，收效大。一般说来，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比新建企业，投资省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建成时间缩短一半以上，设备材料只要60％。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所以，抓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是使我们保持高速度发展工业、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一条重要技术经济保证。
“基数大，速度低”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从人类社会的几个经济形态来看，生产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已故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院士对人类社会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速度曾作过粗略测算。他认为，石器时代技术进步的速度平均每一万年只提高1—2％；进入铁器时代，反映技术进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平均每一百年提高4％弱；到蒸汽时代和电器时代，以美国为例，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从1870年到1949年，平均每年增长1.5—3％。①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其工业发展速度也是加快而不是减慢的。有人估算过，英国在1700—1780年的80年间，其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0.9％；而在1781—1917年的136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2.2—2.5％②“基数大，速度低”的论断，不符合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规律，无视现代科学技术处于高速运动的现实。
为了加速发展我国工业，我们首先要打破一个老框框：一说增加生产，就想进行基本建设，建新企业，铺新摊子，企求在原有技术、设备、材料、工艺和产品基础上扩大生产能力。特别是不能只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利益出发，无视国家规定，继续兴建那些与设备先进的大企业争原材料和能源的小企业，诸如小烟厂、小酒厂、小纺织厂之类。因为这样做不但不能带来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可能使原有企业更加吃不饱，设备能力利用率下降，从而造成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经济效果下降。应当看到，我们除了需要集中必要的资金，加强能源开发，发展交通运输业以及一些新兴产业部门以外，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上，并从资金、物资等方面加以保证。只要我们不再“喜新厌旧”，不把象汪洋大海一样的旧企业拖垮，不冻结技术进步，不把经济发展的宝只押在新建企业上面，而是改为下大力量认真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生产发展的速度就一定会快起来。
（四）
随着经济建设方针的改变，要象赵紫阳总理说的那样，“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出符合我国情况，有利经济发展的设备更新政策。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率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情况逐步提高，以利于合理地缩短企业设备更新的周期。”
关于提高折旧率问题，我国经济界历来存在不同意见。我在《红旗》1979年第6期发表的《从必须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谈起》一文中曾经说过，“要使现有的几十万个旧企业能够完成这个重大任务，即在短时期内以不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所已经达到的速度发展生产，从而在较短时期内使人民生活有显著提高，那么……在工业方面就必须彻底改变仍在实行的那种‘复制古董’、‘冻结技术’的设备管理制度。为此，首先必须提高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如果不能象工业先进国家那样一下缩短到四五年左右，也不能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已经达到的更新周期，即是说折旧年限不能超过十年。”我说的关于目前折旧率偏低的问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最近，周冠五同志在介绍首钢经验时讲了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他说：“过去，企业折旧费按固定资产总额的3.3％提取，还要上交50％，实际上企业只能拿到1.65％的折旧费。首钢有许多老旧设备，象1918年福特公司出产的锅炉，清朝时代留下的老式汽轮机，现在都还在用着。我们算了一下，按照这样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来更新改造全部老旧设备，就需要六十年。过去的办法还规定，设备、厂房大修理，一不能易地，二不能增加面积，三不能加层，实际上只能照原样复制‘古董’。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技术进步。”③
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现在的折旧率并不低，比如柳标、田椿生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据1978年全年决算统计，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为4.1％，折旧年限为二十四年，如果加上国家用拨款和贷款方式用于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的资金，那么我国工业企业的实际折旧率就是6％以上。还说：“现在有些同志主张提高折旧率，却很少甚至根本不考虑物质、技术条件，似乎折旧率提高了，‘古董’就变成了‘时髦货’，陈旧设备就可以淘汰了，先进的设备就有了，这是不切实际的。”为了替自己的论点辩护，他们还举例说，美国平均折旧率也只有8％左右。④
应该说，他们文中批驳的“有些同志”就包括我在内。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根据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他们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倒退的了。谁都知道，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写的《资本论》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概每十年爆发一次，其物质基础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固定资本更新大约每十年一次。马克思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⑤这就是说，在一百多年前，资本主义社会固定资本的折旧率为10％。此后，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近几十年世界科学技术又处于高速发展状态。与此相适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为了加强竞争，纷纷搞快速折旧，进一步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三至五年、五至七年更新一次固定资本者屡见不鲜。这也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缩短到四五年一次的一个原因和物质基础。可是，柳标、田椿生同志却不顾这些事实，硬说资本主义社会折旧率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如果象他们说的固定资本折旧率为8％，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本更新周期就是十二三年，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就不是比过去缩短而是延长了。这既同客观实际不符，也不合乎理论逻辑。
我国当前折旧率太低，已是公认事实，也是制约我国生产技术发展的因素。我曾一再主张，应该逐步把折旧率提高到10％。这是考虑到目前我国财力不足，老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改造任务很重，三十年来这方面欠帐太多，一下子还不清。10％是一种过渡性的折旧率。到了九十年代，当我国经济进入新的振兴时期以后，还要逐步提高折旧率。
为了逐步实现对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原则上还必须把折旧基金归企业掌握和使用，当然，对于需要关闭的企业，对于那些需要限制发展的企业，其折旧基金应上缴国家统一掌握和使用。一般企业的技术改造主要靠折旧基金。
固定资产折旧问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日本经济新闻》1982年10月20、21日连载该报社论副主编鲛岛敬治写的题为《探索多样化的中国经济》评论说：在中国，“折旧的意义和必要性，无论是有关经济各部委还是企业的管理者，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机器设备陈旧老化了，可以从国家得到资金进行更新。在上述这种想法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认为折旧率的大小无所谓，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在长春、沈阳等东北工业基地，也听到了如下意见：如果至少承认全部折旧费都由企业保留的话，将会朝着改善目前状况迈出第一步。”
提高折旧率，把折旧基金留给企业掌握使用，连同财政上的其他措施，将给企业以进行技术改造的必要财力。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企业有必要的财力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正如赵紫阳总理最近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所说，要增强企业对技术进步的努力，不仅要使他们有进行技术改造的实力，还要使他们有动力和压力。企业技术改造的动力和压力问题，涉及经济管理体制。我们的旧管理体制使企业重数量，轻品质；追求产值增加，忽视劳动生产率、产品性能和盈利率的提高；热心于新建扩建，忽视技术更新和改造。如果对这种妨碍技术进步的管理体制不作重大的根本的改革，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企业手里有了钱，但是不用来进行旧设备的更新改造，还是继续走老路子，搞新建扩建。与此同时，国家对老企业的改造，要有指导，有统一管理和监督。第一，指定用于老设备技术改造的钱不得挪用，特别不能用来建楼堂馆所，用来建新企业，铺新摊子。由于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包括财权，一般说，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钱的来源有了。问题在于，这笔钱有时被挪作他用，这就需要进行严格的财政监督。不仅如此，整个C、V、M三部分资金要划分清楚，C中属于折旧基金部分主要用于更新改造设备，M部分则除少数利润留成外，90％要上缴国家，用于进行新的投资和非生产性开支等。新产品、新设备试制，新技术试验，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开支，即从剩余产品（M）中支付，企业利润留成中建立的新产品试制基金，也属于这种性质。第二，对各行各业的包括从清王朝一直到现在的各种型号设备的技术改造，业务部门必须邀请专家开会研究，作出统一的规划，制定统一的政策，使技术改造既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又能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不把一切都卡得很死。
前不久，日本《读卖新闻》编委田川五郎采访日本有相当影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时，松下说“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是什么概念呢？那是相当于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实现现代化的时期。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改变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制度，我们就只能在外国人后面爬行，很难赶上他们。但是，只要我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党的十二大报告的精神，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坚决贯彻执行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充分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和阻力，能够为中华民族争气，为社会主义争气，不仅能够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本世纪末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加速现代化的进程，用比一个世纪短得多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
1982年11月
注：①见苏联《新时代》1959年第47期。
②见诺特京：《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速度和比例》第2页。
③《人民日报》1982年10月30日。
④柳标、田椿生：《关于我国固定资产折旧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0年第9期。
⑤《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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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集》第二辑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二辑，最近已出版。
本集共收文章18篇。其中引人注意的有戴逸的《汉学探析》一文，对清代“汉学”的基本内容、思想倾向和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郭成康、刘建新的《努尔哈赤“计丁授田”谕考实》一文，认为现行的汉文译文未能忠实地再现满文谕文的原意。作者说，“计丁授田”谕的直接对象是辽东汉民而不是旗人，也不包括旗下人。这一看法，对于长期争论的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问题关系极大。杨东梁的《试论左宗棠收复新疆》一文，认为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为祖国保住了一片大好河山，给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左宗棠不愧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当然，也应正视他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及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中的罪责。
此外，秦宝琦的《台湾学者对天地会小刀会源流研究述评》，对近年来台湾学者所发表的有关文章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 （石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