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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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第二微电机厂重视市场调查
生产的小马达供不应求
本报讯 记者杨继绳报道:天津第二微电机厂重视市场调查,产品从销不出转向供不应求,企业由衰复兴。
这个厂过去专门为机床生产配套的小马达,前几年机床产量减少,小马达大量积压,企业面临严重困境。这时,该厂派人到农村进行调查,预测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农民对小型农机具的需求量将大大增长。于是,他们生产了一种8公斤重、售价80多元的小马达,夏天可以用来抽水浇地,冬天可以用来铡草、磨豆腐。农民非常欢迎,很快在华北、东北农村打开了销路。这个厂也因此兴旺起来。去年的产量相当于1980年的2.3倍,今年比去年同期又有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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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一个工厂的兴衰谈市场预测
本报评论员
天津第二微电机厂从困境走向兴旺的事实告诉我们,市场预测对于发展经济十分重要。所谓市场预测,就是对市场情况进行广泛调查,对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综合研究,预测出今后一段时间内社会需要的变化,为制订经济计划和搞好经营提供客观依据。我国春秋时代就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见《史记·货殖列传》)的生意经,说明古代商人已经很懂得注意社会需要的变化。资本主义企业更是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种种科技手段,进行市场预测。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也需要市场预测?回答是肯定的。
社会产品成千上万,各种产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之间的相互需要量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又是随着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各种产品按比例的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如果违反了它,必然影响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一定要进行精确的预测,按照社会的需要组织生产和供应。
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需要缺少研究,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不少企业不问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是否适销对路,年复一年地盲目生产,商业部门保证收购,“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有些行业不问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盲目扩大生产能力,花费巨额投资形成的生产力常常被闲置起来。事实证明,脱离社会的需要,生产得越多,社会的浪费就越大。今后要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创出新局面,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就是按照社会的需要组织生产和供应。由于生产力的调整,产量的增减,品种的改变,新产品的研制和投产,都需要一定的周期,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仅仅知道眼前的社会需要还不够,还必须研究今后一段时间的社会需要。正因为如此,工商之间密切协作,共同开展市场预测,就显得十分必要。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有了国家计划,市场预测不是那么重要。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们过去的计划工作有成功,也有失误。成功和失误的经验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计划必须符合经济规律,不能主观武断,闭门造车;而要避免或减少失误,就必须切实了解近期的和远期的社会需要,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可靠的预测基础之上。此外还要向广大农民及时提供市场信息,指导他们发展商品经济,生产更多更好的农副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中可控制因素是比较多的。企业之间有共同的利益,还有计划、统计、商业、银行、财政等各种信息渠道,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我们搞市场预测有特殊的有利条件。问题是需要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扎扎实实地把这项工作做好。当前,各地区、各企业、各经济部门,都在开始注重市场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要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全国的经济信息网络体系,建立全国经济预测中心,及时集中和沟通经济信息,把各单位的微观预测和全国预测中心的宏观预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微观预测作为宏观预测的基础,以宏观预测作为微观预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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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第二印染厂支援宜昌印染厂的事实说明:
有偿的技术支援比无偿的好
上海与兄弟地区的技术协作早就有,过去是不计报酬的,而第二印染厂支援宜昌印染厂要签名盖章订合同、有赏有罚。

宜昌位于长江三峡大门口,这里,有充足的能源,有丰富的原料,有足够的劳力,为了建设一条什色涤棉染色线,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不是别的,正是技术。
“东风”从上海“借”来了。果然,立竿见影。上海第二印染厂要在三个月内,帮助宜昌市印染厂安装12台主要配套设备,每台长达几十米。结果,只用了71天就安装好了,投产时间大大提前。两家紧密协作,创造了“当年投资、当年安装、当年投产”的纪录。试产第一个月就突破了合同规定的各项指标,1981年这条线共生产化纤布1,399万米,入库一等品率达到86.5%,利润加税收共864万元,回收了640万元的全部投资。
移植先进技术比自己从头摸索好——这是人们的第一点体会。

过去,不订合同,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内地工厂某一项产品或技术,在上海师傅指点下,一时搞上去了;可上海师傅一走,又跟着“掉”下来了。现在,一纸合同,把两个厂的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连在一起,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事情有了依靠。
宜昌市印染厂绝大多数工人是青年,没有一个搞过涤棉染色操作的,保全保养工都是第一次看到涤棉染色设备,全厂只有三名印染工艺技术员。厂党委狠抓思想政治工作,反复教育职工不能单纯依赖上海师傅,要真正把上海的技术学到手。为了履行合同,全厂上下齐动员,把分散在11个省市31个工厂的117台配套设备突击调运进厂,组织百人安装队,跟着22名上海师傅边干边学。上海第二印染厂,严格遵守合同,先后派出五批“帮学队”,有工程师、车间主任、技术科长、熟练工人参加,每批有一个重点,从安装设备、制订工艺、指导技术到建立制度、管理生产,一环扣一环,步步有发展,培训的上百名生产技术骨干半年之后都能独立操作了。
订合同比不订合同好——这是人们的第二点体会。

一听说“给报酬”,有人就认为丢了风格,其实报酬和风格并不是对立的。宜昌市印染厂主动提出“有偿支援”,上海第二印染厂接受了。报酬给多少呢?宜昌市印染厂提出:染色线试产后两年内,上海第二印染厂可提取该线实现利润的12%。上海第二印染厂马上表示同意。
上海第二印染厂党委想的是“全国一盘棋”。上海师傅们远离家乡,来到宜昌,他们不当客人做主人,每天“八进八出”(早八点上班,晚八点下班),合同里规定的坚决执行,合同里没有的只要需要也照样干。因为涤棉布降价、限产,宜昌市印染厂急需发展花色、品种,希望上海第二印染厂帮助安装印花机的亚漂机。虽然合同里没有这一项,可上海师傅们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把一台阔幅八色印花机安装完毕。宜昌市印染厂感激上海第二印染厂的支援,而上海的同志却说:“你们也支援了我们。”
这话不假,宜昌市印染厂的创业精神,对上海第二印染厂是一种促进。同时,为了支援宜昌厂,他们又必须克服种种困难,把压力变成动力。因为去宜昌的人多了,留下的人担子更重了,走的人和留的人互相鞭策,集体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无形中成了发展生产的动力。上海第二印染厂产值、利润、创汇三项主要指标在全国印染行业中是最高的。去年,上海第二印染厂从宜昌市印染厂分得支援收入54万元,除按规定上交外,留厂作企业基金17万元,全厂职工每人平均从中得到15元奖金。
有偿的技术支援比无偿的好,但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依然是根本——这是人们的第三点体会。
本报记者 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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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道部做出改进领导作风五条规定
办事要讲求效率;经常调查研究;不搞特殊化;经常参加群众活动;减少会议,改进会风
据新华社北京电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推动下,铁道部最近制订了部机关和部、局领导干部改进作风的五条规定。
《规定》的主要内容是:
一、要求部机关和部、局领导干部办事要讲求效率。对上级的重要紧急文件及部属单位报来的紧急请示,必须当天处理;一般文件不超过3天;答复问题态度要明确,意见要具体。正副部长之间、正副局长之间研究解决问题,要直接会商作出决定,不搞公文旅行。
二、部、局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去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主管运输的副部长和局长,每半年必须乘坐一次硬席客车,到旅客中,到铁路基层单位直接了解情况。其它业务部门的局级领导干部每年不少于两次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抓好典型,推动工作。
三、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外出工作不讲排场。他们到基层单位检查工作,不要组织迎送;除直接有关人员和工作需要外,不要各级派人陪同;不许吃请、受礼,不得违反制度,不能假工作之名游山玩水。乘坐火车时,必须按规定的席别乘车,以普通旅客身份到餐车就餐。
四、领导干部要经常参加群众活动。要积极参加机关组织的劳动、植树、搞清洁卫生等活动。如到远处参加活动,除特殊情况外,部、局领导干部应和群众同车同行。领导干部还要经常找干部谈心。
五、减少会议,改进会风。各业务部门召开会议要经主管部长或副部长批准。部内召开的一些工作会议,不设主席台,除会议主持人外,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要同与会同志坐在一起。领导干部参加各种集会要准时到场,不能让群众等待。
部、局领导干部执行《规定》的情况,将由铁道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机关党委、各局党支部负责监督,每季检查一次。
铁道部机关最近已将上述《规定》印发给部、局领导干部,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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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帽子未变心情变
王树范
有位同志到南京出差,买回一顶草绿色的确良布帽,戴在头上,自我感觉挺神气。回到泰安,见有人也戴着草绿色的确良布帽,可他总觉得自己的帽子是从大城市里买的,质量比当地的要好,依然很神气。有好事者问他:“你的帽子是哪里货?”他说:“南京的。”边说边摘下帽子让别人鉴赏,一看商标,原来也是泰安县汶口制帽厂生产的,不过是到南京做了一次商品旅行。从此,他戴在头上的还是那顶帽子,却不那么神气了。
怪哉,帽子未变心情变。某些人盲目菲薄本地产品,迷信外来货,究竟有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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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航汉申煤炭运输专线拖轮混合船队
实行单船联产计奖经济责任制
据新华社武汉电 长江航运管理局汉申煤炭运输专线拖轮混合船队,实行单船联产计奖经济责任制,收效显著。
今年4月以来,武汉分局对汉口至华东煤炭运输专线的船队,实行单船联产计奖经济责任制,以单船为单位,进行奖惩,把考核的技术指标、船员的岗位责任同物质奖励结合起来。
实行单船联产计奖经济责任制,促进了运输生产的发展,初步克服了奖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第二季度同一季度相比,单船平均月产量和收入都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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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明的厂长
谢怀基 王双全
辽宁省朝阳重型机械厂厂长王亚忱,知人善任,严于律己,治厂有方。他上任三年多,在领导班子成员配合下,把辽宁省出名的一个落后单位,变成了全省乃至全国同行业中出名的先进企业。
辽宁省朝阳重型机械厂(以下简称“朝重”)近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一个出名的落后单位,变成了先进企业,各项工作和多数经济技术指标都走在辽宁省的前列。今年该厂产品虽然大幅度降价,但上半年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9.7%,上缴利润增长2.3倍。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地处偏僻山区的“朝重”来说,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绩。职工们每当提起这些,都首先提到该厂厂长王亚忱,称道他知人善任,严于律己,治厂有方。
王亚忱在用人上表现出很大的雄心和魄力。
这个厂有个干部,是辽宁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他在企业管理上很有办法,对许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这个厂的工厂管理法和一些重要的规章制度,大都是经讨论后由他起草的。在研究使用他的时候,引起了争论,有人提醒王亚忱:此人抗上,包括对王亚忱有时也不放在眼里,抓住一点缺点,挖苦得很厉害。王亚忱听了,哈哈一笑:“我当厂长后,在我面前说好话的太多了,他敢当面批评我,指出我的毛病,这个难得!”王亚忱征求了班子成员的意见,把他从一般干部提为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
王亚忱当厂长后,就象在沙石中寻找珍珠一样,把一个个有才干的“明白人”,从各个角落里选拔上来。光是工程技术人员,就有30名被提拔为中层干部和厂级干部。今天,在“朝重”的各级领导岗位上,都有了“明白人”管事。
王亚忱对干部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有个脾气:我说得不对,你可以提出来;说得对,就必须认真去办,不容许阳奉阴违。“朝重”的澡堂满漂亮,但更衣室雾气腾腾,洗完澡的职工本来舒舒服服的,但笼罩在湿漉漉的雾气中,顿时觉得不好受。王亚忱责成行政科解决。到了日期,他到澡堂一看,并没有解决。行政科长叫苦说,没法解决。王亚忱把工人找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和他们一起,该开窗的开窗,该挂帘的挂帘,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行政科长傻眼了,主动作了检讨,他说:“不是不能做的事领导硬要我去做,我的错误是能够做到的事自己没有尽力去做。”许多被王亚忱批评过的干部,尽管当时有些难受,但过后都觉得痛快。
王亚忱反对做“收发式”的干部。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启发职工:要创造性地劳动,不要墨守成规!
“朝重”有个医院,人浮于事,服务态度也不好。一天,王亚忱把医院院长李洪威找来,劈头盖脑地问道:“这个医院如果是你个人办的,你怎么办?”李洪威老老实实地回答:“如果是我个人办的,我就砍掉一半人,服务态度比现在还要好。”
“好,以后你就按这个精神办。”
李洪威并非平庸之辈。一经领导指点,就启开了智慧的大门。他发动群众,对医院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打破了工厂医院不能对外的陈规陋习,一半人为厂内职工服务,一半的人为社会服务。还增加了镶牙、理疗、透视照像等服务项目。附近的居民看病方便多了,拍手称快。医院也大大增加收入,减少国家的开支。
王亚忱常常听人议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每年要花大量的钱买外国人的技术和设备,我们能不能拿出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钱,奖励我们的技术人员,“买”他们的技术和设备呢?王亚忱觉得很有道理,就依靠大家订出一套奖励办法,及时奖励有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师孔庆波,没花一分钱,从国外学回一套先进技术;如果花钱买,需要600多万元,一时还买不来,经他改进了八孔压砖机,使这个产品达到国内第一流水平,工厂奖励他400元。一些技术人员,最近设计出具有国际水平的提升机和水磨石设备;这些设备原打算从国外引进,需要1,000万元。事实又一次证明,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许多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不久,工厂也将对这些有贡献的技术人员进行奖励。职工们说:“这么干,我们的企业就有希望!”
有人说,王亚忱的点子多。王亚忱的点子在于:把中央和上级的方针政策具体化,灵活变通地制订出符合厂情的具体政策和办法,靠政策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工人爱挑工种,这是领导颇为头痛的问题。王亚忱就责成劳资科订出鼓励工人去干铸工、铆工、锻工等又脏又累活计的措施,初步解决了工人挑工种的问题。上级有关部门规定,节约油、电、木材、稀有金属有奖,节约了其它原材料没奖。结果,钢材、水、氧气、沙子等原材料大量浪费。王亚忱想出一个办法,激励职工全面重视节约,这以后,这个厂的原材料消耗才开始全面下降。社会上和厂子里都流传“先进难当,先进吃亏”的论调。王亚忱就订出一个办法,使得先进人物不仅不吃亏,而且在分房、调资等方面还能得到实惠。全厂因此出现了“争当先进,鞭策后进”的新风气。在“朝重”,什么办法最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他们就采取什么办法;什么措施最能发展生产,他们就采取什么措施。这一类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他们搞了三四十种。在一些厂矿认为办不了的事情,这儿办得有声有色。
王亚忱是个办事公正的人。他当上厂长后,好恭维、说好话、献媚逢迎的人多起来了,还有人给他送去一些礼物。王亚忱严肃地说:“我刚上来你们就这样,是要把我搞臭、搞垮怎么的?”来人看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悄悄地把礼物收了回去。
去年,厂里盖了一栋宿舍,条件较好,管房子的同志提出分给王亚忱三室单独开门的套间,他坚决不要。他说,我目前住二室半串通的套间,已经很不错了,现在还不是“锦上添花”的时候。
前些时候,王亚忱接待了西德一家公司来我国洽谈生意的董事长和经理。不久,该公司拿钱邀请我方回访。上级有关部门指定王亚忱去。出国访问,这是王亚忱盼望已久的事,但他谢绝了,主动提出由本厂的工程师、设计科长温中彦代替他去。因为温中彦对这项技术比他懂得的多。
在私字面前,王亚忱不沾边儿。号召别人做的,他带头做到;禁止别人做的,他带头不做。他懂得,全厂3,000多双眼睛,时刻在瞅着自己。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说:“有的领导说话没人听,不是他说的没有道理,而是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失去了威信。”“朝重”有一套很管用的治厂章法,他们执行这些章法时非常认真。该厂曾有3名副厂长因开会迟到受罚,有的办公室下班后点着灯被通报全厂,几名优秀的中层干部因一时疏忽违反文明生产规定被停职检查,王亚忱说:“制度被个别职工破坏了,领导上比较容易纠正;如果是领导带头破坏的,那局面就难以收拾。”这正是他对自己、对干部在执行制度上更加严格的原因。
“朝重”的变化是了不起的。它给了人们一个启示:一个企业也好,一个机关也好,只要主要班子成员是明白人、公正人、敢于管事的人,这个单位和部门尽管基础较差,也是一定能变好的。(附图片)
王亚忱深入车间向技术人员了解新产品、新工艺试制推广情况。
李志天 张雅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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