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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坚贞不屈的战侣
秋福 惠坤
今年4月，一位年近50的黑人妇女，来到一座阴森森的监狱，探望她阔别20年的丈夫。他也是黑人，是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身材魁梧的大汉，年已60开外。妇人睁着一双明澈的大眼睛，长久地注视着她要探望的人。怎么，难道不认识了？不！虽然两人只是有过四个月家庭生活的夫妻，虽然漫长的苦难岁月已使他们苍老了许多，但他们是终生不渝的战侣，是永远心心相印的。半个小时的会见，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珍贵，没有眼泪和悲叹，有的只是互相激励的话语……。
这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南非的开普敦。男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女的叫威妮。由于长期从事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统治、争取非洲民族解放的斗争，这对夫妻已成为南非家喻户晓、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
纳尔逊·曼德拉于1918年生在南非特兰斯凯一个大酋长之家。他先后就读于南非两所大学，获法学士学位，被指定为父亲的继承人。1944年，他放弃继承父亲的酋长地位，参加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他表示“决不愿以酋长身份统治一个受压迫的部族”，而要“以一个战士的名义投身于整个民族的解放事业”。起初，他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现任主席坦博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开办法律事务所，为受歧视的黑人兄弟辩护。1952年，他鉴于统治者法律的虚伪性，遂弃法从政，担任全国志愿队总指挥，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南非当局为此两次发出不准他参加公众集会的禁令。他置禁令于不顾，在全国组织和训练了一支8，000多人的志愿队员的队伍，同南非当局继续斗争。1960年3月，他参加了南非人民在沙佩维尔举行的反对“通行证法”大示威。1961年5月，他参加并领导了抗议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成立“南非共和国”的罢工、罢课、罢市活动。这些活动遭到镇压后，他被任命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军事组织的总司令，转入地下从事武装斗争。1962年8月5日，他被南非当局逮捕，以“颠覆罪”被判刑5年。1964年6月12日，他在狱中又被控“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改判为无期徒刑。他知道敌人是想借此置他于死地，但仍毫不畏惧。他明确告诉敌人：“我的理想是建设一个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机会均等的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我要为此而生，为此而战。如果需要，我情愿为此而献身！”
曼德拉作为“头号政治犯”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罗本岛上严加囚禁，一关就是二十年，这期间，南非当局曾严刑拷打他，千方百计折磨他。他们不准他与其他“犯人”接触，不准他看书报。他们只给他喝玉米糊，强迫他干挖土、采石等繁重劳动。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屈服。他同狱中其他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一起，利用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形式，组织和领导狱中难友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他们还教育、争取刑事犯，甚至白人看守，扩大了自己的战斗同盟军。曼德拉的这些活动，鼓舞了狱内难友、狱外战友的革命斗志，使南非当局十分恐惧。今年3月，南非当局将他同其他三位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转移到开普敦的普尔莫尔监狱。他们宣称，只要他答应“不再参加政治斗争”或“流亡国外”，就可获释。曼德拉断然拒绝了敌人的诱降条件，严正宣告：“我绝不离开南非，也决不投降”，因为“斗争是我的生命”。
同曼德拉一样，他的妻子威妮，在近三十年反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中，也很坚贞而顽强。
威妮1935年生于特兰斯凯的一个高级官宦之家。她在大学学习社会科学，接受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20岁刚出头，她就积极参加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成为曼德拉的得力助手。1957年，他们结了婚。在斗争中，他们各有自己的战斗岗位，很少生活在一起。1962年，曼德拉被捕，威妮和两个小女儿被软禁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黑人聚居地索维托市。南非当局明令禁止她外出、出庭为丈夫辩护，不许她同时与三个以上的人接触。但这些禁令并未能中断威妮同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系。她经常摆脱保安警察的严密监视，为战友们传递消息，散发宣传品，向报刊揭露南非当局的罪行。为此，她多次受到传讯、拘留和监禁。同时，南非当局不断强令她转换居住地，严禁任何报刊引用她的言论，妄图以此隔断她同人民的联系。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人们仍能经常从报刊上听到她的声音。在南非和全世界，要求南非当局释放曼德拉和给威妮以自由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今年4月，南非当局被迫准许她去开普敦监狱探望她的丈夫，给予这对结婚二十五年，在一起生活却只有4个月的夫妻半个小时的会见。久别重逢，百感交集。就在这短暂的时刻，曼德拉向妻子表示了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而威妮则向丈夫保证，一定同他并肩战斗到最后胜利。
曼德拉夫妇是南非人民的优秀儿女，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赢得了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敬佩。方兴未艾的非洲民族解放事业，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现在，曼德拉被囚禁已逾二十周年。一个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释放这位民族解放运动斗士及其战友的斗争正在全世界范围展开。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曼德拉夫妇为之奋斗的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附图片）
上 威妮·曼德拉
左 纳尔逊·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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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行驶在印度的公路上
詹得雄
来印度近三年，我曾有不少机会外出访问，在印度公路上跑了几千公里。透过车窗东看看，西望望，耳闻目睹不少新的事物，颇有感触。
头顶出来的
公路上的车子多种多样，除汽车外，还有“二牛抬杠”的牛车，慢吞吞的。有高大的骆驼车，昂首大步，从容不迫。还有自行车和拖拉机。所以有人形容印度是“拖拉机和牛车并存”的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毛驴车。小毛驴头上装饰着一根类似鸡毛掸似的东西，拉的大木轮车可坐五六个人。车上坐着的妇女身穿鲜艳纱丽，姑娘脖子上围长纱巾，一飘一飘，再配上车上画的大红大绿的图案，颇有异国情趣。
大约在我国战国时期，印度有一个繁荣富强的孔雀王朝。那时的国王就很重视修路，并下诏规定路旁种植榕树、芒果树，挖井，以利过往的旅客和牲畜。这种传统至今还保持着。一棵棵各具美姿的大树——榕树、芒果树、椰子树，在公路上投下层层叠叠的绿荫。
印度现有各种公路515，337公里，平均100平方公里内有46．6公里的公路。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公路分三级：国家公路、邦（相当于我国的省）公路和地方公路。国家公路平坦笔直，路面宽阔，标志醒目，两旁种有各种树木。这样高标准的公路，全国有49条，共长30，885公里，各大城市都包括在这个公路网里。邦公路路面窄一些，质量较好，是国家公路的支线，共有10万公里左右。其余的为地方公路，大部分是土路。
筑路的大部分费用通过税收从公路使用者身上征得，这就是所谓“谁用路谁修路”。另外，还从世界银行等获得发展公路的优惠贷款。筑路速度很快，从1967到1977年，平均每年造路4．9万公里。按计划，到1990年全国凡居民超过1，500人的村庄，都要用全天候的公路连接起来。到公元2000年，将没有一个村庄离公路超过1．6公里。
印度在筑路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据我看，并不是靠什么先进的设备。印度夏天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但柏油路面不软不化，堪称一绝。但是，到筑路工地看看，才知道所使用的压路机、洒油机都是普通机器。倒是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赤脚行走的印度妇女头顶柳条筐搬运碎石，一筐筐地倒在平整好的路基上，翻斗车反不多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公路正是她们用头顶出来的啊！创业是艰难的。
两个“没见过”
在印度公路上行驶几千公里，我没见一辆外国卡车，也没见过一辆空载的卡车。
先说第一个“没见过”吧。印度政府注意保护国内市场，凡是国内能生产而又能满足需要的东西，严禁进口。外国汽车的进口也受到严格控制。这个规定看来颇见成效，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
至于第二个“没见过”，它给我的印象更深。一路上见到的卡车，一辆辆都装得满满的，连司机座的顶上和车尾也装了东西。据统计，全国平均每辆卡车每年完成15．7万吨公里的运货量。由于印度的卡车主有90％是一车一户的个体经营者，他们东奔西跑，全靠拉货谋生，怎么舍得让油白白烧掉呢？而且他们十几户、上百户地自愿组织起来，结成合作社，互相帮助，合理调度，这样就避免了跑空趟。全印度有运输卡车45万辆，每辆车往往有司机和助手二三人，这是一支很大的队伍。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大都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在多次同他们接触中，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公路之王
在公路上见得最多的是塔塔牌重型柴油卡车。它们装满货在公路上呼呼奔跑，真有点威风凛凛，故赢得了“公路之王”的别名。
我曾有机会访问了生产它的工厂——“塔塔机械和火车头有限公司”，它座落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詹谢普尔。这里是一座汽车城，有24，000工人，一年产值达85亿卢比（约合8亿美元）。该厂建于1944年，原生产火车车厢和蒸汽火车头。1950年，印度政府决定禁止外国公司在印度装配汽车，该厂马上就把生产重点转移到汽车上来了。它同西德“奔驰”汽车公司签订了一项为期15年的合作协议，引进技术。到1969年6月合作协议期满，从此印度技术人员全部代替了外国专家。1954年该厂只生产3，000辆汽车，现在年产量已达4．5万辆，国产零件自给率超过98％。所生产的卡车不断改进，开始只产载重量为5吨的卡车，现在已在生产10到20吨的卡车了。产品不但畅销国内，还远销国外。
保佑行车平安
印度是个宗教气氛很浓的国家，几乎人人信教。汽车似乎也受到了这种气氛的感染。卡车车身上都画有不少图案。有的画几朵荷花，有的画一位女神，有的画个特殊符号。这些都是吉祥的象征，保佑人车安全，逢凶化吉。
一登上印度的客车，一眼就可以知道这位司机是信什么教的。如果驾驶室里挂着一张头缠白布、满腮银髯的纳亚克祖师的画像，那么他一定是锡克教徒；如果挂着一张吉祥天女拉克希米女神的画像，那么他一定是位印度教徒。神像周围挂着花环，有的还把红辣椒和柠檬串成环，供在上面。
这些诚然是出于宗教信仰，但大概同交通事故多也有关系。
印度的公路伸长了，汽车增多了，不幸，交通事故也增加了。交通部长帕梯尔不久前说，现在印度每1，000辆汽车的出事率为34．6次，车祸造成死亡是5．5次。1960年死亡约为5，000人，而到1980年已达24，085人。我们乘车一天跑四五百公里，常常可以看到五六辆翻倒的卡车。据说，这多半是由于超重、超速和司机喝酒造成的。
有一次我从西部的果阿乘长途汽车去普那，中途翻越一座大山，汽车开到山脚下时，便在一棵大树旁停下。司机拿了一只椰子和几枝香走到树前。树下有一块不大的黑石头，被认为是有神灵的。司机烧香后，把椰子砸开，将椰汁倒在黑石头上，然后合十默祷，并给守神的小孩一点香资，最后拿了椰子回到车上。乘客们纷纷向司机要椰肉吃，大概是为了分享神的福佑吧。于是汽车朝山上开去，峰回路转，盘旋而上，终于翻过了这座山。只见山脚下又有一棵大树，也供着黑石头。司机又拿了一只椰子和几枝香下去，照样供奉祈祷一番，可能是在向山神谢恩吧。
我回头望望峻峭的高山，心里也感到莫大的宽慰。车又开动了。我坐在司机旁，只见他聚精会神地望着前方，双手紧握方向盘，动作熟练。他发现我在望着他，便转过头来对我笑笑，点点头。我也报以微笑，心里说：“毕竟还是你在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啊！”（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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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城堡·教堂·诗人
——苏联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散记
唐修哲 孙润玉
由里加乘火车南行，穿过绵亘不断的松林和高低起伏的小丘，在靠近维尔尼亚河与涅里斯河的汇合处，火车放慢了速度。山丘蓦地在这里嘎然止步，视野顿觉开阔起来，一座美丽的城市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立陶宛共和国首府维尔纽斯。
抵达维尔纽斯的当天，该市的市政建设负责人送给我们一枚镶着城堡图案的琥珀纪念章，并告诉我们：“这个城堡是维尔纽斯的摇篮，也是城市的标志。”波罗的海沿岸盛产琥珀，素有“琥珀之乡”之称。在商店里我们见到过琥珀加工成的项链和各种饰物，然而琥珀制成的纪念章还是第一次见到。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参观这座城堡。维尔纽斯城堡耸立在皮列斯的山丘上，是全城的制高点，历史上对守卫城市起过重要作用。然而城堡究竟由谁建成的，至今传说不一。有一种说法是：很久以前，立陶宛大公格基明纳斯来到维尔尼亚河与涅里斯河汇合处的原始森林中狩猎，夜宿得梦，随即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攻不破的城堡，之后大公又下令把首府从特拉凯迁到这里。从此维尔纽斯城渐渐发展起来，格基明纳斯大公便成了城市的奠基人。
传说毕竟是传说。实际上公元前这里就有人定居，城市因维尔尼亚河流经这里而得名。只是自十四世纪格基明纳斯大公迁都到这里，维尔纽斯才成为立陶宛的首府。
立陶宛历史上也不断受到异族的入侵。维尔纽斯几经战争破坏，但古城仍基本上保存着原有轮廓。这里有100多座哥特式、古典式的珍贵建筑物。一个个圆形、拱形、尖塔形的屋顶匀称而又和谐地分布在古城的各个角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座落在维尔尼亚河畔的圣安娜教堂（题图）。这座高22米、宽10米的建筑被誉为哥特式建筑艺苑中的一颗明珠。教堂正面由33种不同截面的砖砌成，顶上有3个主塔和若干个小塔，整个教堂象是由线条、图案和角塔组成的一首优美的交响乐。据说当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时曾在维尔纽斯逗留过。他非常欣赏这座玲珑雅致的建筑物，每天晚上都要在教堂前徘徊。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假如我有能力，我要把圣安娜教堂放在手心里带到巴黎去，把它和巴黎圣母院放在一起。”当然，拿破仑的梦想未能实现，教堂仍然屹立在立陶宛的土地上。
在离圣安娜教堂不远的皮列斯街上，我们访问了波兰诗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士密茨凯维奇的旧居。诗人1798年出生在立陶宛诺伏格罗德克附近的一个村庄里。1815—1819年在维尔诺大学（即维尔纽斯大学）学习。1822年曾住在这里。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前有一个整洁的小院，非常幽静。然而，密茨凯维奇在维尔纽斯渡过的岁月却是极不平静的。
诗人呱呱坠地时，正是波兰被俄、普、奥3国瓜分后的第3年。幼年时，他亲眼目睹沙皇对波兰人民的压迫，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在维尔纽斯大学学习时，他参加了秘密爱国团体。沙皇把维尔纽斯的一座修道院改成拘留政治犯的监牢。1823年，密茨凯维奇被捕后就囚禁在这里。当地导游告诉我们，诗人在狱中写了诗剧《先人祭》的部分章节。密茨凯维奇在这首诗里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对波兰人民的野蛮统治和对波兰爱国志士的残酷迫害。
怀着对诗人的崇敬心情，我们访问了他的母校维尔纽斯大学。这是一所古老的大学，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比著名的莫斯科大学还要早175年，是全苏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最早是由修道士与耶稣教徒筹建的，目的是利用学校进行反对宗教改革的宣传。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思想在大学得到传播。1831年学生参加了反对沙皇的起义，大学被沙皇政府下令关闭了80多年，直到1918年才重新开放。1979年纪念建校400周年校庆时，全城鸣钟400下，师生们载歌载舞地上街游行，庆祝活动一共持续了3天。
的确，这所大学是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大学旧址的院墙上，我们看到一排排用金字刻着有名望学者的姓名和画像，他们都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当然，密茨凯维奇的名字也在其中。他当年上过课的课堂现在是语言系学生的教室。学校里还专门成立了密茨凯维奇纪念馆。
如今，诗人当年学习、战斗过的城市也已变成波罗的海之滨的一座现代化城市。我们在维尔纽斯的访问是短暂的，但象里加一样，这里的历史古迹和绚丽景色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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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黎欢迎《北京市民》
熟悉老舍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这位著名作家从未以《北京市民》为题写过任何作品。然而，巴黎葛利玛公司最近却出版了一部名为《北京市民》的老舍遗著，颇受读者欢迎。原来，这是一本老舍的中、短篇小说法译选集，因为所收《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月牙儿》等九篇小说，内容都是刻画北京市民生活的，译者才取了这个别出心裁的书名。
老舍是出生于北京的满族人，他的语汇具有浓重的北京地方色彩，文笔富于幽默感。正如冰心所说：“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达了北京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可是，老舍这些富有特色的语言，却给翻译工作者带来了不少困难。其中有些方言连中国的外省人都很难理解，对于万里之外的异邦人来说，其翻译之难是可以想见的。好在翻译小组中有《红楼梦》法译本译者李治华，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对于老舍小说中涉及的许多北京方言、习俗、掌故都较熟悉，这样，翻译中遇到的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
近十年来，法国已陆续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猫城记》等老舍的名著。此次合集出版的《北京市民》，是由年轻一代的法国汉学家保罗·巴迪、李治华、弗朗索瓦兹·莫勒、阿兰·佩罗伯和马蒂娜·瓦莱特·埃梅里等人合译的。专门从事研究老舍著作多年的保罗·巴迪，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和一篇《作者生平事迹简表》。
·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