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学习《刘少奇选集》上卷
姚力文 吴智棠
《刘少奇选集》上卷问世了。上卷包括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38篇文章。通读《选集》，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刘少奇同志之所以能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对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不朽功绩，能对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最主要之点，在于他一贯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各种实际问题，重视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努力用适当方式反对“左”的或右的倾向，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少奇同志高尚的政治品格和优良学风的体现，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和发扬的好传统。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夕，列宁曾经对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提出必须把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一个特别崇高而困难的任务。在我国，列宁所说的这个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民主革命，已经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创造性地胜利地完成了。
少奇同志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一贯恪守列宁的上述教导。他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2页。以下引文均引自该书，只注页码）少奇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克服这种困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何时，他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比如1936年春到1938年，少奇同志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奔赴抗日前线的平津和山西，把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任务与华北地区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出色地领导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的转变和抗日斗争的猛烈发展，就是一个范例。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对变化了的客观形势作了科学分析，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动员千百万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国内战争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在我国革命和我党的发展进程中，确是一个极重要的历史转变。少奇同志是怎样推动这一转变，怎样把党的总任务、总策略变为华北人民的实际行动的呢？
少奇同志刚到北方局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向华北腹地侵略，企图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华北和全国各阶层人民，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浪潮，阶级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动。我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获得各阶层人民的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成为广大群众的呼声。另一方面，红军及陕甘边区同全国其他地区还处于隔离状态，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白区还未得到很好的贯彻；由于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也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白区党组织遭受极大的摧残；华北地区保留下来的若干党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还被左倾错误思想严重统治着。
针对上述情况，少奇同志首先集中力量做好党的工作的转变。他尖锐地指出，决不能“以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为满足”，“必须在党内提出彻底转变全般工作的问题”。（第58页）他进一步阐明，目前党的工作的转变，“是有两重性质的：（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第56页）实行党与群众工作的彻底的转变，特别是使许多同志改变多年来所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传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过去在党与群众工作中所熟悉的那一套是错误的，“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第57页）
在少奇同志看来，清除“左”的传统影响，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是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动员千百万群众走上抗日战场，夺取抗战胜利的“唯一的保障”。为此，他通过办好党内指导刊物，写信、写文章，发表宣言，利用有影响的公开报刊讨论问题等多种方式，深刻解释政治形势的变动和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性和重要性，系统地揭露了多年的左倾错误及其严重危害，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地实行党的新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
少奇同志在组织华北党的全盘工作的转变中，特别注意抓好对干部的选拔、考查和思想教育这一中心环节。他严肃批评了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对付党的决议以及宣传上的形式化与文件的八股化，并教育干部坚持革命精神和务实精神的结合，实行工作作风和领导方式的转变，以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号召全党同志必须进行艰苦的工作与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必须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以实现党和群众工作的彻底转变。
少奇同志向党员和干部阐明，“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第24页）他在实践中紧紧抓住这一主要关键，并指导北方局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一方面，他和北方局通过各种方式号召广大群众为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并以共产党员和在“一二九”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为骨干，以各界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学生救国会等爱国团体为主要形式，发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斗争中进一步壮大这些进步的群众性组织。另一方面，他又正确估计了宋哲元、阎锡山等华北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上层人物在形势逼迫和群众推动下有转向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可能。他果断地决策，派出得力的干部和党员，通过多种形式和关系同他们进行接洽和联络，开展建立上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所有这些，对团结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势力，进而推动全面抗战的实现，起了重大作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在太原沦陷和国民党正规军溃退的情况下，少奇同志依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时地向华北党组织和全区军民指出，独立自主地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和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他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地把工作重点转到领导敌后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创建上来，并指导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建立。这样，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迅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实事求是地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是少奇同志领导华北党组织实行正确转变的重要经验之一。在1936年11月，他就指出：“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 （第47页）教条主义者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犯的先左倾后右倾的严重错误，证明了少奇同志这一预见的准确性。少奇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主要反对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恶劣传统，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直至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主要反对了王明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倾投降主义，为实现和捍卫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推动党对抗日战争各项领导工作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少奇同志以自己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第116页），“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第409页）这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贡献
少奇同志重视概括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了杰出的贡献。因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的某些方面略加介绍。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少奇同志在1926年5月通过总结早期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科学分析，明确肯定：“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第1页）到了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后，少奇同志更加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完成，而要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来完成”。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第48、49页）同时，对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所必须解决的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军、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倒主要的敌人的问题，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改变战略和策略、采取相应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等问题，都在理论上政策上作了阐述。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少奇同志既注意原则的坚定性，又注意策略的灵活性；一贯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十分讲究斗争艺术。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力量，才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坚。他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战略任务与策略转变的关系，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与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警惕和必要批评等问题。在建国前夕，他还强调指出，经过人民政协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分子的大团结，不仅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需要，而且也是将来实行社会主义的需要。
在民主革命时期，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斗争是配合农村武装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少奇同志在同“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的左倾错误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的理论、方针和策略原则。其基本点是：第一、党的组织荫蔽精干，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农村去，以配合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第二、白区工作的策略指导应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恰当组织防御或进攻，反对盲目和莽撞。第三、领导群众的斗争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尽量运用合法斗争手段，但不搞合法主义；重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严格区别及其联系，并使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战争初期，少奇同志就主张，把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权结合起来。他认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意义。（第225页）少奇同志富有特色的贡献之一，是在政权建设中阐明了民主法制问题的重要性。他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强调必须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民主教育，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工作同志和领导同志要加紧对民主的学习、修养和锻炼。他还具体提出应有专人研究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主义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研究各国的宪法，并写出教材，制订出关于民主的法律，规定制裁那些侵犯民权的官员的办法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现象。
二、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
少奇同志对党的建设理论有突出建树。他指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做起。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我们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他深刻阐明了理论建设是思想建设最重要的一环，强调学习理论与加强思想意识修养的一致性，共产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增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性。由于我们党员大量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来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便成了最主要的任务。少奇同志还着重指出提高理论水平，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保证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是我们党的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经验。1948年冬少奇同志就预见到，在党随着革命的胜利而变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之后，“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而且“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在提高纪律性的同时，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基础，而组织建设又是思想建设的保证。少奇同志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组织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因为它正确地决定了和反映了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他深刻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第365页）鉴于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容易出现称王称霸的个人专制主义现象，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第66页）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应倾听同志的意见，接受下面的批评，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但实行高度的民主又“必须保证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的方向进行”。（第366页）所以，既要反对反映特权阶级思想的个人专制主义，又要反对主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散漫性的无政府倾向。
正确进行党内的批评和斗争，是克服错误倾向、加强党的建设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少奇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搞过火斗争的痛苦经验，批评了他那种机械地理解列宁原则、把党内斗争绝对化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党内斗争的性质、内容、来源，指明了对党内斗争应采取的正确的态度、方式和方法。在我们党内，必须着重解决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因此，必须采取对党负责的严肃的态度和说理的方法，既要反对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又要反对机械的、过火的斗争和无原则纠纷。少奇同志反复强调，要禁止一切违犯党章党纪的斗争方式，要纠正“对什么小缺点也要加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并“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争的手段来惩罚同志”（第156页）等恶劣做法；坚决主张要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党内斗争和党外斗争的界限，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少奇同志在许多文章中阐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必须在自己的先锋队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解放；同时，无产阶级先锋队又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和领导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就有被敌人扼杀的危险。少奇同志在阐明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人民革命事业需要很多有威信的领袖的同时，指出党的领袖必须模范地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内党外都要实行彻底的群众路线，一切按人民的意志去办事；领袖不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不是站在党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是站在党组织之内服从党，受党的支配，对于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应该完全肃清它”。
三、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原则
少奇同志一贯应用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来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和其他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因而把群众路线的理论原则推进到新的高度。他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第342页）；所谓走群众路线，就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制订政策、考虑问题、决定办法时，都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他阐明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
少奇同志还指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有纯洁的党性，有革命精神，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并实行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彻底实行群众路线。他说，干部的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的好坏，以及联系群众是否密切，应该是鉴定干部的最重要的一项标准。
实行群众路线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少奇同志指出，在发动和组织群众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群众自愿和自动要求的原则；要把关心群众的经济利益和加强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努力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要注意在斗争实践中培养成千上万的群众领袖。他深刻阐明：“没有秩序、没有纪律的群众运动，不算真正的群众运动。”（第241页）
在延安整风时期，包括少奇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作了探讨和酝酿，在这个基础上，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我党在长期的艰苦的奋斗中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概括。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主要内容、科学价值、指导作用和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我们对它应持的态度等等，作了系统的深刻的论述。少奇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第333页），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结果，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少奇同志的上述论述，获得党的“七大”的批准，因而有力地帮助了全党正确认识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促进了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空前的团结。
少奇同志的理论是来自革命实践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他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少奇同志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必须以正确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看成是同客观事物无关、无须接受革命实践检验、无须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的僵化的条文。“他们虽然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但是，不能把这些书籍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他们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然而他们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第106页）少奇同志把这种人描绘为“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多次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善于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调查和分析现实的事物，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活泼地指导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也改造自己。这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少奇同志堪称为我们的表率。特别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当国际工人运动和我们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时，少奇同志曾在白区群众斗争的策略和方针问题上，对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甚至在遭受压制、打击和撤职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毫不气馁，还写了《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文章。这充分表现了他为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坚韧地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经验主义者不重视学习革命理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把某些零碎的、一时的、片面性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种人或者以为斗争勇敢、革命坚决就行，用不着有马列主义理论的修养；或者以怕犯教条主义为借口，厌恶理论学习，甚至以为学不学马列主义也一样当干部。少奇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指出：“不学习就要犯经验主义，而且已经犯了”。（第413、414页）他还说那些经验主义者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第416页）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防止和克服经验主义的错误，少奇同志曾经用了很大精力来办党校、办训练班、办党报党刊，亲自写文章、讲党课、做报告，坚持用马列主义的理论，用关于历史的和现状的知识来教育党员和干部。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答宋亮同志》、《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和《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等文中，少奇同志反复阐明加强理论修养的极端重要性、经验主义的危险性和克服它的必要性。当然，少奇同志反对经验主义并不是否定革命实践经验的重要意义。他多次指出：“没有经验，没有理论上、方法上的修养，就没法判断”；（第405页）对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外国革命的经验“必须都学，废弃一面是不对的”；“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验、历史经验”。（第415页）同时，少奇同志又强调，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把它“提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才能避免犯经验主义错误。
少奇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的，他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同任何站在历史潮流前头指导历史前进的伟大人物一样，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曾经出现过失误。但是，他一贯严于律己，勇于进行自我批评，这种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也在《选集》中体现出来了。这部《选集》中的个别观点，今天看来也许欠完善，然而总的说来，《选集》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人民、为民族呕心沥血、英勇奋斗的见证。它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