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实事求是的典范
——周总理指挥调查沉船“跃进号”的前前后后
“跃进号”沉没原因的调查,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的事情了。参加那次调查的许多人,对当时调查的某些具体情况,也许已经遗忘了。但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调查“跃进号”的生动情景,却随着年月的消逝,更加清晰了。
震撼世界的“SOS”
1963年5月1日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多钟,在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里,电话铃突然响了。周总理听着听着,脸色顿时严峻起来。
周总理听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我国远洋货轮“跃进号”遇难了!刚才,交通部报告说,接到了“跃进号”在下午1点55分发出的“我轮受击,损伤严重”的求救紧急密电。
“跃进号”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远洋货轮。它的载重量为15,930吨。根据中日民间贸易的规定,“跃进号”装载着玉米近万吨、矿产品和其他杂货3,600多吨,于4月30日15时58分从青岛港外锚地启航,首航日本的门司和名古屋西港,开辟中日航线。现在,“跃进号”竟遭到了不幸,周总理的心情十分沉重。
“跃进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它的位置在哪里?现在情况又怎么样了?
周总理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又急促地响起来。传来的消息更坏了:“跃进号”在北京时间下午2点10分第一次发出“SOS”国际求救信号!
整个下午,周总理从各个渠道查问“跃进号”的下落,回答是:没有新的消息!
一直到了晚上,才传来新的消息:“‘跃进号’已经沉没!”
周总理马上拿起电话,呼叫海军:“立即派军舰前往营救!”海军205、206、211、224四艘护卫舰,披夜幕,破巨浪,向“跃进号”沉没海域驶去。
这一夜,周总理没有合过眼。
5月2日,周总理接到由日本日中贸易促进协会发来的通知。通知说,“跃进号”59名遇难船员分乘三艘救生艇在海上浮流时,经日本渔船“壹歧丸”救起,并且转登在这个海域的日本巡视船“甑”。
周总理看完通知,立即命令海军:“派军舰去把遇难船员接回来!”
当天,日本“全亚细亚广播电台”在它的新闻节目里向全世界发布了消息:“中国国产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赴日本途中因腹部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跃进号”被鱼雷击沉的消息,在全世界迅速传开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反映接连不断地向总理办公室报来。周总理果断地决定:组织调查!
党中央和毛主席马上批准了周总理的决定。
飞机从大雾中降落
周总理的命令很快传到了海军东海舰队,传到了上海市海难救助打捞局。一个调查“跃进号”的编队成立了。
整个编队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只等周总理一声命令,立即出航。
5月13日清晨,东海舰队和上海市委的同志,驱车来到虹桥机场。他们不时地仰望天空。天空象是撒满了乳白色的牛奶。他们不时地发出疑问:“这么大的雾,总理能来吗?”开始,大家还为总理的安全担心,后来看看大雾越来越浓,反而放心了:“总理准来不了!”不一会,他们却接到报告说:“由于雾大,飞机改到龙华机场降落!”大家又忧心忡忡地驱车向龙华机场奔去。
来到龙华机场,大家焦急地等待着。飞机的声音早已听到了,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大家的心呀,象是被悬在半空中。直到飞机着地,大家的心还在“怦怦”地跳个不停。大家一见周总理,憋不住就问:“总理,你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你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周总理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认真地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
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在锦江饭店举行。一开始,周总理就激动地告诉大家:“我是从杭州来,从毛主席身边来!毛主席正在写一个文件(即后来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中,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仅要注重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且要注重和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
周总理说完,叫海军参谋把海图拿来。周总理一面看海图,一面听汇报,还不时地询问情况。
当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汇报到几名编队领导干部时,周总理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周总理接着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东海舰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听了,马上向周总理表示:“我们亲自去!”周总理微笑着点点头,说:“好,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周总理又强调说:“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
在关键性的战位上
从12日下午到13日上午,周总理对编队出航的准备情况,进行了检查。周总理走遍了每一艘舰船,对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全部作了检查。周总理检查最细的,是几个带有全局性的关键岗位。
要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首先要找到“跃进号”沉没的地点。寻找“跃进号”的手段,是声纳。周总理首先来到指挥舰的水中探测仪室,认真听取了声纳班长的介绍,亲自摇着声纳回音操纵柄,仔细辨别了过往船只、泥土、港岸的回音,详细地观察了声纳的各个部位。周总理对声纳班长说:“你们这个岗位很重要。能不能找到‘跃进号’,就看你们各个舰艇上的声纳兵了。”
周总理来到观通部门,同报务班的战士们交谈起来。周总理关心地问:“你们军舰一旦受到损坏,没有电,通讯联络怎么办,还能不能跟北京沟通联络?”军士长如实回答:“不能。”周总理没有批评大家,只是讲了一个在战争年代用手摇发电机保证通讯畅通的故事,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在公海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及时报告中央,中央也要及时发布处置的指示,通讯联络搞不好,可要误大事啊!”军士长激动地点点头。军士长送走周总理以后,马上带着战士们去领导机关领了一台手摇发电机。
找到“跃进号”虽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潜水员下去探摸清楚它沉没的真正原因。周总理很重视潜水员的准备工作,用了半天时间检查了潜水员的准备情况。周总理来到海军医学研究所的时候,潜水员正在做加压试验。技术员见周总理来了,马上介绍了高压设备和加压减压情况。加压试验开始了。周总理马上坐到加压仓前,身体微向前倾,面容慈祥,神情专注,右手扶在加压仓,左手握着电话耳机。周总理不断地问:“感觉怎么样?”“感觉好吗?”当加到6个大气压时,周总理又问:“能不能抗得住?还能不能活动?”潜水员回答说:“可以”。潜水员又拿起哑铃做了各种动作。周总理高兴地站了起来,连声说:“很好,很好!”当潜水员走出加压仓时,周总理急忙上前,同大家握手,问候,并拉过一个潜水员,用手轻轻地按着潜水员的脉搏,默默地数着每分钟跳动的次数,然后把它记在本子上。周总理刚往外走,突然止步,转身问几位领导同志:“‘跃进号’装了那么多玉米,船沉以后,船舱已破,玉米会流出来,鲨鱼肯定要去吃,潜水员的安全怎么办?”几个领导同志都承认说:“没有考虑到。”周总理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能不考虑呢?”几位领导同志内心感到一阵惭愧,表示马上就去解决。
大家继续往外走着。东海舰队司令员上前问:“总理,请你给部队做个报告吧?”总理点点头,欣然答应:“可以。”
精辟的科学分析
周总理的报告,是在5月13日下午做的。报告一开始,周总理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跃进号’已经遇难沉没在海底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沉的?……”
周总理的提问,把有些人的思想搞糊涂了。他们清楚地知道,当59名遇难船员从日本渔船接回来的当天,周总理就同他们进行了深入座谈,许多船员说,“跃进号”是受了鱼雷的攻击,日本“全亚细亚广播电台”正是根据他们的反映发布的消息;周总理怎么现在又提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沉的”?
会场内一千多名干部战士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焦急地等待着周总理的回答。
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回答:“根据我们的调查,现在证明‘跃进号’极大的可能是触礁沉没的。”
周总理阐述了可能是触礁的理由:“‘跃进号’沉没的地区有三个礁石,很大的可能是遇到一个浅水,也就是在北纬32度7分,东经125度11分这个地区,有一个苏岩礁区,叫珊瑚礁,这是火山爆发出来的,火山岩上的珊瑚礁,因为它水浅,它在水下有5.4米深,而我们‘跃进号’最大的吃水是9.7米,我们装货装到9.4米的样子,总是要碰到它,如果碰到它,那就触礁了。”
听到这里,有些人心想:按预定航线,“跃进号”距离苏岩礁有7海里,怎么会触礁呢?
“不错”,周总理好象猜到了大家的心思,说:“7海里是很远的一段距离,但是,那是在大海里,是深海区,当时有风,有了风,这就不能照平常的速度前进,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有潮汐,有涨落,就影响快慢;第三件是潮流,从南面来的流,往东北推,就把船往北偏。还有其他因素。‘跃进号’出事前,虽然定了八次船的方位,但是,由于上面说的原因,所以实际位置并不正确,这样,就出了事故。所以,我们判断‘跃进号’极大的可能是触礁。”
“跃进号”有没有受到鱼雷攻击的可能性呢?周总理也进行了详细地分析,然后说:“不能最后排除水下遭到攻击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的判断,极大可能是触礁!”
“最近,毛主席起草一个新的党的文件,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给党内讨论的。”周总理强调说:“它有段讲哲学的,那是不论党内党外,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都可以运用的。他就讲过你没有实践,你就不能够认识,没有实践怎么能够反映到头脑里,把物质变成精神,精神上不断形成概念,这怎么能再去指导这个物质、改变这个物质世界呀!这次调查‘跃进号’,就要我们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了。
“当然,我上面的分析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实际,这就要由你们去现场进行调查,再作最后的判断。”
周总理的讲话,思想性是那么高,针对性是那么的强,科学性又是那么的令人信服,许多政治委员听了大为吃惊,航海业务长听了也感到惭愧。
这天晚上12点,周总理来到机场。周总理临上飞机前,一再嘱咐大家:“再给你们三天准备时间。你们去公海调查,这是第一次,要用毛主席实践论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不管世界舆论怎样,我们是共产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证明‘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不能用‘大概’、‘可能’,一定要找到它,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好!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苏岩礁的秘密
调查“跃进号”的海上编队,又经过3天的深入准备,于5月19日到达调查海域。
编队经过一天的搜索,于5月20日上午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发现苏岩礁!”
电报传到北京,周总理马上打电话给海军和交通部:“告诉他们:向他们祝贺,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一定要把‘跃进号’沉没的真正原因查清楚?”
周总理的指示传到了海上,指战员精神大振,又向总理发来了一份一份报告。
“5月22日下午,发现‘跃进号’沉没位置:苏岩礁方位148度,距离一点二海里,即北纬32度06分,东经125度11分42秒。”
“5月24日下午,潜水员下潜成功,摸到沉船船首‘跃进’两字,锚孔朝上,甲板近似垂直,船体左倾侧卧海底。”
从5月26日开始,编队进入潜水作业阶段。潜水作业进行到6月1日为止。
编队迅速向周总理报告了调查结果:
“对苏岩礁进行了4天18次的摸索,在它的西南角发现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坦岩礁;岩礁上有遭受触撞的显著痕迹,在被撞处的周围有许多岩石碎块(已取回8块),潜水员在水下见到部分礁石上有紫红色漆皮存在。
“‘跃进号’的破损情况:摸到破洞三处,凹陷5次,舭龙骨折裂一次。
“从沉船中和苏岩礁被撞处取出航海日记等物件29种。
“‘跃进号’船体三段合龙的两条焊缝,经多次核查,并无异样。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可以证实‘跃进号’确系触礁而沉没!”
周总理看完最后一份电报,马上命令新华社发表了一项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周总理非常高兴,一连下达了几道迎接调查编队返航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联合发出了嘉奖令;罗瑞卿总长奉命专程赶往上海,率领上海市党政军民一千多人前往吴淞码头。
吴淞码头上,人们热烈地向返航归来的同志们祝贺着。但是,编队的每一个同志首先想到的,是一直在指挥我们夺取胜利的周总理。……
本报记者 陆其明(附图片)
这是周总理在海军医学研究所检查潜水员准备工作时,守候在加压仓旁,用电话询问仓内人员感觉情况时的动人情景。(《人民海军》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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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月湖青松
——记离休老干部赵平
在浙江省宁波月湖畔的一座墙门里,住着一位老人:她1937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宁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备受艰辛;解放后她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一直不得安闲。如今,她已年过七旬,体弱多病。离休后,她仍然每天拄着拐杖穿街巷,终日劳碌,一心一意为群众谋福利,办公益事业。她,就是月湖区居委会主任,原宁波市妇联副主任赵平同志。
1978年秋,赵平同志和居委会其他同志谈到:月湖一带商业网点少,职工吃早点要跑很远路,还要排长队。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一段难忘的往事:1945年秋,她负责宁波市郊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她在一家纱厂门前摆起了卖豆浆的小摊作掩护。她想:只要革命事业需要,我也可用当年做地下工作的精神,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吃早点难的问题。于是,她提出办一个以卖豆浆、粢饭为主的点心店,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一段准备,月湖点心店开张了。从那时起,无论寒冬酷暑,刮风下雨,她每天清早四、五点钟起床,拄着拐杖到点心店当义务服务员,重新操起当年搞地下斗争时的旧业,忙着为顾客舀豆浆、洗碗,有时还和小伙子们一起磨豆浆、搓豆渣。
月湖居民区人口稠密,近几年就业人数大量增加,许多双职工反映孩子进幼儿园太难。听了群众的呼声,赵平同居委会干部商量,决定办一个幼儿园。她捐献了300元私人积蓄作为办园经费。一些爱国人士、居委会干部以及赵平的战友也闻讯解囊相助,共集资1,300元。她和退休的老保育员马凤衍等人用这些钱买了电视机、风琴、玩具等,又从居委会办公用的祠堂让出了几间房。赵平还从自己家里腾出一张五尺宽的棕棚床给孩子们睡,其他居委会干部也纷纷从家里搬来了桌椅等用具。这样,月湖“七一”幼儿园于1979年夏天正式开办了。开始只能收十几个儿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今年已翻建成使用面积400多平方米的新楼房,有工作人员13人,入园儿童达125名。
赵平同志常常和战友们聚在一起,议论得最多的是青年问题。她激愤地说:“十年内乱对青年精神上的摧残比在物质上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我们活着的老同志一定要担负起教育好青年的责任!”
戒珠巷有个失足青年,在外整整流浪行窃了十年,被公安机关强制劳动两年。1979年夏天他被遣送回来后,赵平多次把他找到家里规劝他,给他谈形势、指前途,讲当代青年应负的责任,并且专门安排两个居委会干部负责帮助他,并教育他的父母正确对待他。赵平还与有关部门联系,把他安排进一家街办工厂做工。现在,这个青年有了明显转变。
赵平同志把自己晚年的全部心血献给了人民和革命事业,树立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永葆革命青春的崇高形象,恰如屹立在月湖畔的一棵不老青松!
本报记者 吴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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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敢于同歪风作斗争的人
——记建湖县桥东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永章
在江苏省建湖县近湖公社桥东大队,有一个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名字叫姜永章。
1976年老姜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就碰到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公社一位领导干部对他说:“老姜,我有个亲戚,指名要到桥东,所以,只好求你帮忙了。”这天晚上,姜永章躺在床上想:因为照顾老上级的情面,而不顾广大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徇私情,此事不能办理。后来,老姜直截了当地对那位公社领导干部说:“实在没有办法,这事不好拿出来研究。”
一天下午,老姜正在县党训班学习,有个人送来一封给他的亲收信,打开一看,是一位县委领导成员的请帖,邀他晚饭前到他家有事面谈。
“奇怪,我与这位县委领导人素无往来,他怎么突然请我去作客呢?”老姜刚要向来人问明情况,忽然想起来者是县里某厂职工,厂址就在桥东,此人曾经为了迁户口的问题,三番五次托人来说情,并且声称自己在县委某领导人手下当过兵,关系甚好。
老姜明白了来者的意图。于是,对送信人说:“对不起,今晚有会,不能应约,改日我再去看望他吧。”
去年初春的一个早晨,一位在县某公司工作的老同学来到姜永章家,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是老同学啦,你现在当上了书记,我还是个普通职员。你手里有权,要照顾照顾老同学呀!不瞒你说,我这次特地来,是想跟你要三间屋基墩子的,我已经同一个生产队干部讲好了。他们说只要你点下头就行了。你看怎么样?”
老姜微笑着说:“关于建房用地问题,我们大队有个决定。”他把决定的内容详详细细的给他说了一遍,最后肯定地回答:“这个头我不能点,你我既然是老同学,你就应该体谅我。”
姜永章常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协作是需要的,但不能为了拉关系,而拿原则去送人情。”一次,大队五金厂负责人来找姜永章,说外公社有个采购员要为厂里接洽十万元的业务,条件是接收5个户口。老姜说:“为厂里接洽业务,我们欢迎,费用报销,工资照给;迁户口可不行,不说十万元,就是再多十倍二十倍,半个户口也不能接受。”
建湖服装厂有个职工与姜永章很早就相识。他为将儿子和媳妇迁到桥东大队来,一连找了老姜几次,都碰了壁。一天,他选了一套好料子,送到了姜永章家。
老姜坦率地说:“既然我们是老朋友,就不要搞这一套。你以前谈过迁户口和要宅基地的事,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现在还是那个意见,不能答应你的要求,请你原谅,这衣料你还是带回去吧!”
几年来,为了塞户口和要宅基,不少人送这送那,鸡、鱼、肉、烟、酒、糖,还有砖瓦和木材计划、衣料……,五花八门,都被老姜一一谢绝了。
邵开泉 夏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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