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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今冬明春把十二大精神传达好学习好
围绕农村现行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提要:农村形势确实很好,有把握会越来越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系列适应人民要求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在农村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不能以为农村主流好,就一切都好,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结合农村特点。不能离开现行政策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冬明春,把十二大精神传达好,学习好。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要先做干部的思想工作。要坚持说服教育、表扬先进为主的方法,充分依靠各种群众性的组织。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程,定期讨论,定期检查,切实加强领导。做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个首先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学习的最好办法是向群众调查研究。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11月1日在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
邓力群同志在谈到农村形势确实好,确实有把握会愈来愈好的时候说,农村形势是怎样好起来的,怎样才能更好,根据是什么,这个问题首先要说到对我国广大农民的看法。
他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各方面的成就,归根到底,是由于我们党坚定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党适应人民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使得我们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在农村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同志讲到农民问题时,曾经引证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个体农民的一个判断,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我们在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否定了这个看法。我国农村已经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合作化,消灭了剥削阶级,尽管农民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为整体,不应该再把他们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农民一样看待。三中全会以来的大量事实反复地告诉我们,广大新农民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事物,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巨大动力。
他说,同志们可以回顾一下,这几年农村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各种经营管理形式的改革,大多都是来自农民群众的创造。农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了,经过各级党组织的总结,得到中央的肯定,加以系统化,才逐步推广。他们是先生,我们是学生。这样一个情况,同“大跃进”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农村工作,有很多本质的区别,从程序、方式上来讲完全不一样。那时提倡什么,推广什么,都是自上而下,一级一级往下压,最后压到农民身上,愿意也得办,不愿意也得办,其实是“运动群众”。这种办法,好事也得办糟,更不要说有些主意是上面单凭主观想出来的,本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更办不好了。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完全变了。现在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首先行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我们各级干部一步一步地前进。前进的动力,归根到底是广大农民群众。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合作化初期确实是这样。后来,这种积极性越来越被“左”的指导思想、“左”的领导方法所压抑,即使存在,也很难得到发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地、勇敢地纠正“左”倾错误,彻底改变那套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办法,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束缚,广大农民群众得到很大的解放,他们中间原来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充分地发挥出来。扩大生产队自主权,扩大群众自己决定问题的权力,提高了农民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他们开始真正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主人了。他们能够而且已经在事实上放手地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自己创造,自己选择,自己鉴别,自己推广。这当然只是开始,不能够估计过高,但这个开始非常可贵,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几亿农民自己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了,我们农业的前途,农村的前途,就一定大有希望。现在各地农村创造之多,用百花齐放这个词已经不够了,可以说是万紫千红。
他说,这样说,并不是低估我们党的领导作用,更不是主张放弃党的领导,放任自流,离开国家的总体利益,爱怎么干怎么干。农民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加强党的领导呢?党的领导,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发指示,下命令。张闻天同志说过,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看法很深刻。“运动群众”不是加强党的领导,只能脱离群众。我们所说的领导,应该能够使人民愈来愈充分地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并且团结起来,为之而奋斗,也就是提高人民的觉悟,集中人民的意志,由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导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人民摆脱各种各样的枷锁,包括从剥削阶级那里来的精神枷锁,也包括他们自己由于不觉悟而形成的精神枷锁。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中央领导回到了七大、八大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创造性能够得到发挥,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工作,克服了“左”倾错误,解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束缚,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敢想敢说敢做,放手地进行创造。没有这一项工作,不把农民的手脚放开来,农民的积极性没法发挥,想创造也很难创造。党中央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条件,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样,几亿农民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他说,我们党中央领导的正确,就在于真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于农民群众的每个新创造,党中央从来没有压抑,从来没有泼冷水,相反,总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肯定,加以总结,加以提高,帮助群众使它逐步完善并推广开去。推广的时候,提倡同各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遵循自愿原则,允许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不采取任何强迫的办法。很多东西,都是群众先创造,中央总结、提高,群众再创造,中央再总结、提高,不断反复,这样才使新生事物迅速成长,才使党中央的政策愈来愈完善,愈来愈丰富。党中央支持农民的创造,又领导农民进行创造。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充分说明,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已经恢复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制定和检验、修正、完善政策,使群众和党一起前进,使实践和政策一起前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我们说,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正确高明,这些年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实,应该是最重要的标志、最重要的根据。
他在谈到农村形势时还说,不能因为主流很好,农民的多数很好,就说农村一切都好。我们农村还存在着消极方面。群众和干部头脑中仍然存在着两种影响,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一种是“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干部中,还没有完全消除,相当一些干部还没有从“左”的思想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第二种是,今天的广大农民中有些人还没有摆脱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摆脱小生产、小私有的思想或习气,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对他们还有影响,还发生腐蚀作用,加上其他的条件,确实还有人想回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想搞单干的人虽然不多,但也不能说没有。有些地方,干部和群众一起,盗窃以至抢劫国家的财物,破坏森林等等,情节不能说不严重。至于一般的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在一部分人中就更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应该说有两种老路:一种是搞“左”的那一套的老路,另一种是旧中国的老路。对于农村中想回到这两种老路的人,不能丧失警惕。当然,从大多数事件来说,还是内部问题,主要应采取教育的方法。还要看到,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继续坚持,但是也的确出现了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生活上的严重犯罪活动,在有些地方还相当猖獗。这就证明,阶级斗争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个估计不能够说只适用于城市,不适用于农村。我们不能够只看到农村的主流很好,就放松了应有的警惕。
邓力群同志在谈到今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时说,耀邦同志前些时候讲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一段话:“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这虽然是就军队来说的,但这个道理对各方面的工作都适用。我们这次会要着重研究的,是怎样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般原则和农村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怎样把一般的原则运用到农村中间去。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接受我们的道理,接受我们的政策,不是根据我们讲得多么漂亮,条文定得多么完善,而是根据他们亲身的经验。他们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觉得顺耳、顺心、顺劲,就接受了。他们感觉不顺劲,你讲得尽管头头是道,他无非是不予理睬或者扭头而去,勉强要他坐在那里听,也是一个耳朵进去,另一个耳朵出来。他们是根据切身经验来接受或者拒绝我们党的政策、我们讲的道理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因此,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围绕农村各项工作、围绕现行政策来做,不能离开农村现行政策,不能离开农民切身的利益和经验。思想政治工作要讲道理,看来首先是做什么讲什么,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经济工作中去。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还希望进一步努力。一个政策下来了,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恰恰在这些问题上,过去我们讲得很不够。我们所说就事论事比较多,就事论理比较少,就是指这种情况。往往读一通党中央的政策文件,照本宣科,至于中央为什么要制定这项政策,根据是什么,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应该怎样从农村实际出发来理解,来贯彻执行,就讲得很少了。执行中间,还要根据农民提出的新问题,有针对性地给予回答,讲些农民需要知道和容易接受的道理。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办好也不那么容易。
在谈到今后三年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时,邓力群同志说,准备连续三个冬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农村思想政治状况来个根本好转。今冬明春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结合农村的情况,宣传十二大精神。应该着重讲十二大关于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决定和指导思想,开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要经过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十二大提出的长期坚持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使它逐步完善的任务。今冬明春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员进行教育。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切实改进过去那种包揽日常事务太多,造成党不管党的毛病。
他在谈到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时说,同志们希望我讲一讲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需要认真研究。  毛泽东同志有个论点:“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经过反复考虑,六中全会的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点。那么,这个论点主要意思是什么呢?中央在讨论时指出,就是一切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都要有正确的方向。单是埋头经济工作,埋头业务工作,忽视政治,不问政治,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迷失方向。没有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方向就掌握不稳。所谓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今年4月3日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有四项政治保证。他说的四项,每一项都有大量复杂的工作。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整党,说起来是四句话,做起工作来,事情就多得很。如果这几项工作做不好,或者不做,那确实会发生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究竟走哪个方向、哪条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还有一个论点,“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的经验说明,政策本身有威力,政策本身就是政治,可是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使群众自觉自愿地执行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工作任务的完成,就会得到更好的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不能干扰、妨碍、破坏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把这两个论点联系起来,就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懂得,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同经济工作结合在一起,谁也不能离开谁。过去的问题是“两张皮”,没有结合或者没有很好结合,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使他们能够水乳交融,密切结合。
他在谈到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加强现行政策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时说,关于共产主义思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大家都承认,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那么,究竟这个区别和联系应该怎样理解?从日常生活中间经常遇到的问题说起,就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按劳分配的关系问题。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没有定额、不计报酬、自觉自愿的劳动。按劳分配,按照我们习惯说法,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两者的联系在我们生活里也是常见的。干部也好,工人也好,八小时工作制是定额,也是现行政策。可是,我们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战士,超过八小时工作的人很多,到处可以见到。我们多搞几小时的工作,计较过没有?是不是因为超过了几个小时没有给报酬,我们就心情不愉快,多要几小时的工资?大多数同志是这样想问题的吗?不是的。这叫不叫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符合不符合列宁的要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可是反过来说,能不能因此就改变八小时工作制?当然不行。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个觉悟,我们的生产力还很低。由此看来,坚持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坚持现行政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又是严格区别的。报纸上经常发表一些材料,说一些模范人物走在时间的前面,有些人半年完成了一年的任务,有的人一年完成了几年的工作。这些同志没有斤斤计较报酬,而是照样忘我地辛勤劳动。这当然是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应该加以表扬。可是,反过来,如果因为先进分子半年就完成了一年的定额,因此我们工厂的定额要普遍提高,结果大多数工人都达不到,就会使这些先进的同志孤立了。这里的联系,这里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还有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在战场上,牺牲在敌人监狱里。他们想过自己应该得什么报酬没有?从没有想过。如果念念不忘个人的私利,决当不了烈士。当然,我们也不能反过来,确定一条社会政策,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不考虑个人利益,都必须牺牲个人利益。对于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是应该这样要求的,但是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要求。我们的社会政策,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同按劳分配的政策,在我们生活里既是严格区别的,又是密切联系的,这是大家都理解的。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以此类推,来解释共产主义思想同现行政策的关系,大家比较易于接受。
他在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说,陈云同志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意见,认为农村生产责任制以及工业企业的经济责任制,它的发生,它的成长,逐步打破了吃大锅饭,捧铁饭碗的状况,其意义不下于三大改造。打破“铁饭碗”,是革平均主义的命,可以解决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这个意见涉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中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经过这几年的工作,特别是各种责任制的推行,我国的农村已经开始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到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或者四个要素,即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在生产方面,我们已经摸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不同于我们的过去,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曾经讲到生产的消费、个人的消费,由于生产方面的变革,在消费问题上农村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特别是在分配问题上,我们采取了适合农民需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确是一大创造。现在显得落后的是交换,大家意见最多,问题也最多。这也表明,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发展的趋势看,我们已经开始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会愈走愈宽广,愈走愈扎实。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邓力群同志在谈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步骤时说,这个步骤,概括地说,就是先干部后群众,先党员团员后非党员非团员。先做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理由有如下两条。理由之一是,干部中间对贯彻执行农村现行政策思想问题比较多,再也不能拖了,要力争经过今冬明春的工作,使其中绝大多数同志有个正确认识,丢掉包袱,轻装前进。理由之二是,“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不能离开各级干部,都要通过他们去做,如果他们思想不通,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完满实现。他们通了,心情舒畅了,思想解放了,积极性提高了,不但正确的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而且如果某些政策对当地具体情况来说有某些缺点或不足之处,他们也能够经上级党委同意,在执行中负责地加以补充、完善。所以,现在对各级干部都有一个重新教育的问题。这是我们领导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欠的一笔帐,因为过去“左”的政策归根到底还是上边下去的,他们只不过是执行者。我们首先要承担责任,也要帮助他们提高,帮助他们改正。
 邓力群同志在谈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时说,由于农村的巨大变化,我们再继续执行“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不适宜了。那么,以后我们的工作路线应该怎么提呢?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可以叫做团结、组织和依靠农村的先进分子,向广大农民群众做思想政治工作。我想,在没有更好的提法之前,是不是首先这样做,在实践中去补充和完善我们的看法。这里讲先进分子,不要与首先富裕的人相混淆。我们鼓励农民劳动致富,但是经济上富裕起来和思想上、政治上先进,并不能划等号。先进分子应当包括合格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共青团员,包括干部,农民中间三中全会以来执行党的政策表现好的人,还有复员军人、中小学教员、知识青年。干部、党员、团员、复员军人、中小学教师、知识青年中基本表现好,有的在某些问题上思想还不太通,要帮助他们切实想通,至于表现很坏,当然不能算先进分子。
在谈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时,邓力群同志说,要坚持说服教育、表扬先进为主的方法,再也不能重复过去那种“大批判开路”的方法了。有三个方法,看来是可以普遍推行的。第一,“党员联系户”的制度。第二,制定和实行“乡规民约”。这当然要走群众路线,不是由领导、由干部想几条,而是要由群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几条,大家一致同意了,就共同遵守,互相检查。第三,回忆对比。回忆对比曾经是我们教育农民、教育士兵的一个很好的办法。现在,在旧社会生活过的老人越来越少了,回忆对比旧社会怎么苦,新社会怎么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还有一种回忆对比,回忆三中全会前后的变化,搞过的地方反映是好的。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三中全会前后的回忆对比,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回忆对比,前者是对着敌人的,后者是为了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存在一个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西安和延安的界限问题。三中全会前后的对比,要对事不对人,目的是为了共同取得教训,取得进步。最有效的办法是引导,就是自上而下,干部先回忆自己,我过去怎么样,后来怎么觉悟的,当初以为这还是正确的,所以坚决执行,后来怎么认识到是错误的。干部讲清楚了,农民就会跟着来,气也就消了。
邓力群同志说,要充分发挥农村各种组织,象文化站、广播站、技术推广站、青年之家,农民夜校、农民政治学校,业余体育、文娱组织,以及不断涌现的很多新的组织的作用。特别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电影、书报等宣传工具。
他说,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汇总起来,朝向一个总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有些地方农民自愿开展的文明村、文明户、五好家庭等活动,就是朝着把农村建设成为文明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个方向前进的。
邓力群同志最后谈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问题。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程,定期讨论,定期检查。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思想政治工作。要党政分工,党委不要包揽日常行政事务。新党章总纲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七大时少奇同志在党章修改报告中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段话,至今对于我们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仍然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因为只有做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这一段话是讲得很好的。照着这段话去做,错误就不会产生。过去“左”的东西,除了指导思想以外,命令主义、包办代替也的确不少。
他说,要把这样的观点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就必须认真领会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经验,这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现在有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做任何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一个首先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学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群众调查研究。汇报会时有同志说了两句话,我认为是很好的:谁到群众中间调查研究,谁的思想就解放;谁不到群众中间调查研究,谁的思想就难免僵化。
  邓力群同志在谈到领导要解放思想时说,在全国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中央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实践证明完全是对的。可是对于思想解放,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有的理解确实不那么妥当,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几年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有对思想解放理解错了的经验。要思想解放就必须尊重群众的创造性,不尊重群众创造性的人,思想非走弯路不可。批“左”有利于思想解放,批右也有利于思想解放。有一段时间有个误解,好象批“左”是解放思想,批右一定束缚思想。不能这样看。只有尊重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经常向群众作调查,倾听实践的呼声,才能够使我们的思想解放,走上正确的轨道。只是就书本论书本,照搬外国,或者离群索居,冥思苦想,都不会真正解放思想。其结果不是作这样的奴隶,就是作另样的奴隶。真正的思想解放来自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来自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怎样发展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前者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只是从头脑中臆想出来,靠天才空想出一套自以为全新的完善的救世良方。与此相反,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要如实地研究社会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象恩格斯所说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特别是我们做实际工作、做农村工作的同志,更要经常下去了解、发现农村中到处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创造,这才有助于我们开脑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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