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有情胜无情
殷国安
俗话说：“水火无情”，这话一点不假，最近的报纸上就登载了这样两条消息，一是7月中旬，四川省普降暴雨，发生空前水灾，灾区城市被淹，农田受灾，房屋倒塌，物资冲走，群众伤亡。一是6月中旬，西藏自治区米林县发生森林火灾，火势乘风蔓延，国家财产蒙受损失。
细读报纸，却又令人感奋。四川水灾后十几天，到7月底，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危险，重建家园。农村开展生产自救，在庄稼冲倒的田里洗苗扶苗，在绝收的田里补种秋红薯、秋菜，迅速恢复了生产生活，被迫停产的工交企业也迅速恢复生产；电报、电话、铁路、水运、公路全部恢复正常。西藏米林县的森林火灾，虽如一片火海，但十几个小时后也就基本扑灭。
水火之灾为什么这么快就被克服？答曰：水火无情人有情。四川省水灾一发生，党和政府极为关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亲自听汇报，对救灾工作作部署，国务院各部门努力调集各种物资支援和帮助灾区；四川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驻川部队带领群众抗灾，抢救生命财产，组织生产自救；全国各地派去医护人员，送去汽油、粮食、衣服、肥皂、煤炭、玻璃、水泥等救灾物资。在西藏扑灭森林火灾时，西藏军区某团干部战士主动参战，12名战士壮烈牺牲。透过抗灾斗争，我们看到了党和群众的骨肉之情，军队和人民的鱼水之情，人民群众的阶级之情，抗灾得胜利，有情胜无情。
“水火无情”，不同的时代，其结果却大不相同。1905年长江一次大水灾，清朝统治者连死亡人数也无法统计，只能约略估计死亡“数十万人”。所以古人叹道：“宣歙万千人，同时葬鱼腹”，“人命轻鸿毛，不及豕与鹿”，结果“鸡犬杳不闻，村空但鬼哭”，好一派惨景！至于国民党反动派时期，黄河决堤死亡竟达370万人。难怪外电评论，赞扬新中国抗洪德政，认为，如果不是生当人民的世纪是不能想象的。去年春天，美国洛杉矶的一幢大楼失火，楼上有人喊救命，下边人却无动于衷，他们说，“又不给钱，谁去玩命！”
有比较，才有鉴别。一位经历了两次大洪水的85岁的老太太这样回答说：“这次水灾，连我这个孤老婆子也免于遭难，还是新社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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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毛主席像前
刘国萍走进天安门广场，在毛主席像前，我的心潮起起伏伏。欢欣吗？欢欣！我仿佛见到他的体魄和
那曾包容智慧的头颅；哀伤吗？哀伤！他已永远离开我们我没能献上衷心的祝福……仿佛是跨过时间的门槛，在另一个世界里默默凝视，就象高山望着江河，就象太阳望着草木……我只觉得他的目光是活的，感情异样的丰富，仿佛在说，在说：“小鬼，你走那么远的路来看我” ……我是谁？领袖并不知道，或许他知道，我并不听话曾经为了遥远山村的插队生活，我有过牢骚满腹……或许他也知道，我对他的教导并不句句背熟，对现实也有冷漠的思索……呵，那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他有辉煌的成功，也有过失误，历史曲曲折折，教训也是财富，如今，十月秋高。新风扑面，前方依然是他开拓的长征路！我告别北京时，他微微一笑，象是问我：回去，走哪一条路，我告诉他：我将长途跋涉……迢迢千里，匆匆一面，没有鲜花，没有枫叶，没有珊瑚……把一颗心留在这里吧，五湖四海的脚印，正是承先继后，走向未来的队伍，这一切，他都看见了，他能看到飘荡的风筝，也能看到飞翔的和平鸽，还有，那线一样的云丝，把天空，缝得图案新奇，光彩夺目……国旗，燃烧着火一样的希望，早晨象太阳，傍晚象红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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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启事”的启示
闻憾
翻阅杂志，偶然看到《数学通讯》1955年1月号（总第45期）上的一条编辑部“启事”：“本刊44期，由于承印的武汉印刷厂转变工作程序，出版期推延了两天，特向读者致歉。”
这家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肃然起敬。仔细一想，被点了名的“武汉印刷厂”的风格也很值得赞扬。因为“启事”是要由印刷厂排印的，排印时印刷厂的同志会怎么想呢？凭了某些人的经验，他们很可能会想：好家伙，因故迟出刊一两天你就在全国的读者面前抓我的脸？！这可真不够意思。于是可能向编辑部暗示收回那个“启事”，不然就随便捡出几篇潦草零乱的稿件请你们编辑部重抄，那就不止两天的工夫了。——然而，这些与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的“关系学”，好象与我们这些杂志编辑部和印刷厂无缘。事实是这家印刷厂严肃地承担了责任，它排印了这条启事就是明证。
“守时”、“不失信”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或企业的基本品德之一；对于“失信”或“不守时”者，人们向来并无好感。我国春秋时齐国主将田禳苴就把迟到的监军依法斩了。美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当他的秘书几次迟到都推故说表不准时，他说：“或者是你换一只表；或者是我换一个秘书！”
我决无对不守时者必须予以严惩的主张。但我的确认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或企业，在“守时”、“不失信”方面，应该比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要高些。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单位和个人在这方面却是很差的。期刊不按时出版，上、下班不守时，集会随便就推延一个半个钟头才开始是司空见惯的小事。事情过了就算了，是不需要作什么交代或检讨的。不言而喻，这对我们的“四化”，对人们的品德都是有腐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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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赤水楠竹
谭智勇
黔北高原的赤水县，是我国西南地区楠竹种植面积最大、品质优良的一个县，素有“楠竹之乡”的美称。赤水过去不产楠竹，是在两百多年前由福建人黎理泰移植来的，说起来还有个生动的故事哩：黎理泰原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张芬乡人。由于家境贫寒，他在十五岁时，就独自出走“挑担担”做小生意糊口。约在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他从福建来到贵州的仁怀厅（今赤水县），在街上摆了一个水烟摊。一天，距厅城几十里地的后槽有一个姓周的，见黎理泰年轻聪明，东西飘流不是长远之计，便收留了他。黎理泰随周氏来到后槽。由于黎理泰吃苦耐劳，周氏就将女儿嫁给他。几年后，黎理泰有了土地与积蓄，去信福建叫全家搬来。那时黎理泰父亲已去世，只有三位兄弟相继而来。在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黎理泰返回故乡接母亲，但母亲执意不愿离家。上杭一带盛产楠竹，临别时，她挖取了四根竹母送给儿子，要四个儿子象竹根一样在异乡安家。四乡民众见黎氏引来的楠竹生长快，成材早，伐期短，产量高，而且竹竿粗直，材质坚韧，用途广泛，就纷纷登门拜访，索取竹母。黎氏兄弟十分好客，每年春都要相赠竹母与络绎不绝的来求者。户户移植，年年栽种。百年后方圆几十里山坡竹林无边，成了绿色的海洋……
1935年春，党在遵义召开了我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扭转了危局。从此，赤水县流传开了一则优美的故事。为了掩护主力胜利渡河，红军派出一支小部队诱敌深入，凭借楠竹林这一天然屏障牵制敌人。敌人果然上当，重兵包围着竹林。一天，两天……。几天过去了，敌人只在外乱打枪，不敢妄进竹林。突然一阵大风，林涛翻滚，茂密的竹林里红军帽徽闪闪发光，犹如埋伏着千军万马。敌人一个个吓得抱头鼠窜，滚下了山坡。其实，红军早就离开了竹林，临走时，他们将几顶军帽挂在竹丫上，吓得敌人几天不敢向前半步。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楠竹的生产与发展。如今，楠竹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亩，全县平均每人一亩，比解放前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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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题有感
金字塔有多高，两千五百多年前谁也不知道。古希腊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退利斯告诉尼罗河畔的人：当你自己的影子和你本身一般长的时候，你去丈量金字塔影的高度。这个道理想来十分简单，可在这以前，就是没有哪一个想到它。
站在前人的肩上，连小孩也高过巨人。
面对着北大荒开垦的土地，诗人郭小川发出了这样的忠告：
“是的，一切有志气的后代，历来尊重开拓者的苦心。
而不是只从他们的身上——挑剔微不足道的灰尘。”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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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华夏正气篇》
我国诗词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古往今来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民族英雄、仁人志士，为了抒发他们爱国家、爱人民、讲风骨、重气节，向往未来、追求光明的豪情壮志，写下了无数感人至深的光辉诗篇。这是我国灿烂文化的精华，它闪烁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安徽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华夏正气篇》，专收这类慷慨激烈、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瑰丽诗篇。把历代这类诗词汇集起来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全书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选中国古代诗词，下篇选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建国以后的诗词。书中既有古代仁人志士的昂首长啸，又有当代英雄谱写的光荣乐章。该书配有语词注释、作者简介、有关背景、掌故的介绍。这一组聚珍集桂的正气长歌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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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重回上海忆童年
周海婴
一枚“生病”图章
父亲的印章，现存四十九枚。有名章、号章及笔名章，还存有判别古籍真伪的“完”、“伪”、“善”、“翻”的单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团章。
遗憾的是，1941年12月，母亲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后，父亲的手稿、日记和图章，都被当作“罪证”而抄没。待到母亲获释，东西发还时，才发现丢失了“十几个图章”。这十几个图章，连同1922年父亲的一册亲笔《日记》，虽经母亲当面追寻，但均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审问者名叫奥谷，如尚在世，能够提供线索，使这些东西得以发现，这是我的一线希望，也是广大鲁迅研究者和一切维护中日友好人士的愿望。
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着一枚白色木质图章（见附图）。式样极其普通，呈长方形，印面为3．7×1．0厘米，刻有阳文“生病”二字，字体正方，刀力平平，质地一般，并非精选，刻工无名，也非名家。没有边款标记，不明作何用途。母亲生前，纪念馆同志似乎也未问及，因而使一些研究者不得其解。
这块“生病”图章，我倒是一个“知情人”。当年上海虹口大陆新村一楼客室的里间，有一张我们平日吃饭的“八仙”桌，桌上有四只小抽屉，这只图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门方位的那只抽屉中，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小圆匣印泥。我小时候，曾经拿这只图章往纸上盖着玩，弄得手指油腻腻地尽是猩红色，这只图章也被我弄得遍身印泥，满是朱砂。
三十年代的上海，邮递员送信往往爱投后门，因为弄堂房子的结构，厨房紧接在后门旁边，这样，信件送到时，住户经常有人接应，可省等候时间，而前门却往往难以叫应。当时，邮递员骑自行车，技术都很高超，在弄堂里，不用下车，车速稍一减慢，扬手一掷，信件就能投入窗户以内。然后飞车就走，毫不延误。如果是挂号邮件，就得停车取章。那时挂号信件又分单挂和双挂两种。单挂号盖章后，就算收件人向邮局负责；双挂号则还有一纸回执，需要回递寄件人。这一枚“生病”图章，是父亲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请人刻制的。当时，他已病得很重（据《日记》，从1936年6月5日—6月30日，就“艰于起坐”），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因而也就不能象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时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牵挂，所以想出此法，在回执条上盖上“生病”二字的图章，使寄件人见此回执，就能明白情况，不致再着急催促。这也是父亲对识与不识的朋友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那时，我已经六岁多了，有时在楼下玩耍，遇到来信要盖此章时，往往不许旁人插手，不论邮件缓急，抢着完成自以为非常荣耀的任务。后来，很多熟人知道父亲病重，除了问候以外，一般都不愿以事务相烦，但有些人不很了解情况，所以有时偶然也见有送稿件前来请教的，碰到这种情况，母亲估计短期不及阅读，便婉言谢绝，如有持介绍信件送稿者，便在来信后面盖以“生病”二字图章，取得对方谅解，由送信人带回。这种情况记得次数不多。父亲去世后，这枚图章，连同其他什物，一并搬到霞飞坊（现称淮海坊）64号，再也没有使用过，想不到于今却成了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文物了。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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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拒霜〔中国画〕 吴玉梅
选自《上海中国画院、北京画院中国画联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