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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汨罗江畔的烽火
——平江秋收起义纪事
方强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打响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枪。接着，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组织湖南、江西边界举行秋收起义。为此，在安源张家湾召集会议，部署了起义的军事行动。会后，派专人到平江县传达了会议的决定。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指示，平江成立了暴动委员会，计划在9月16日组织农军暴动，直取平江城。
这时，中共党员罗纳川同志秘密回到了献钟。原先，他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和几个同志去浏阳县工作。“马日事变”后，浏阳反动派悬赏五百大洋捉拿他和潘心源同志。因为浏阳工农义勇军会合平江工农义勇军已经开赴南昌，他迫不得已，便在群众掩护下，化装潜回平江。他机智地找到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同志，又从省委派来的夏明翰、李六如同志那里得到指示，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部署，回到献钟，筹划武装起义。
8月的一个夜晚，我来到罗家洞罗纳川同志的家里，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双手，劈头就问道：“有办法搞到枪不？”以后，他又找来张警予、钟期光同志一起商议。罗纳川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临时省委和县委的指示，他说：“刀对刀，枪对枪，武装对武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动派举起刀了，我们就同他对砍。眼下最当紧的是搞到枪。”
罗纳川同志从浏阳带回了一支短枪。在县民团干过事的罗昌云家里，也藏着一支枪。北伐战争时吴佩孚的溃兵的枪，还有一支留在献钟。献钟镇边一个茭瓜氹里还埋有一支枪。罗纳川同志和我们趁着黑夜，车干了氹水，装着挖摘茭瓜，在泥塘中找到了那支枪。这支枪没有退子钩，只能装装样子，但我们总算有了三支半枪。我们一串十，十串百，秘密成立了暴动队，加紧赶制梭标、大刀；用土法熬硝，配制炸药，装在洋铁罐头盒里，做成土炸弹。
1927年的9月9日，正好是中秋节的前夕，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毛泽东同志直接组织下，浏阳的铜鼓的暴动队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安源等地工人武装一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起义暴动。消息飞快地传到平江，我们都按捺不住了。
9月中旬的一天清早，平江县献钟党组织集合了我们上千名暴动队员，涌到献钟镇的“厘金局”，要求核减税金。随后，群众越围越多，吼声鼎沸，引诱得警察所全部七名警察荷枪实弹赶至“厘金局”，企图驱散群众。这时，罗纳川同志举手鸣枪，这是预定的起义信号。随着清脆的枪响，万众一声吼：“暴动，暴动！”反动分子吓得面如土色。按照计划，一个暴动队对付一个警察，把他们的枪全缴了，随即扭住平素作恶多端的厘金局长、警察所巡官，押赴献钟河滩的沙洲上，召开了几千人的大会，镇压了这两个家伙。
献钟暴动胜利，揭开了平江县农民起义的序幕，紧接着，县委组织四乡暴动队直扑平江县城。
9月16日深夜，各路队伍直奔县城。我和献钟的暴动队一起，到达平江县城郊的三阳街，原先约好县城里秘密的工人纠察队员，敲响城中善惠庵的钟声为号，里应外合，夺取县城。
由于没有经验，没有统一号令，各乡距县城远近不一，到下半夜，到达城边的只有献钟、思村、安定等地暴动队员300多人。
天将破晓了，城中仍无动静，善惠庵方向寂然无声。暴动委员会怕生意外，下令撤退，我们只好退回献钟。
平江县城虽然没有被起义群众攻下来，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四乡积极开展了群众武装斗争。吴钦民、方浩然同志领导农民火烧长寿街警察所，趁势夺枪；邱平川同志智取沙塅挨户团，镇压了血债累累的挨户团头子孔谷选，一下子夺得了20多条枪；李宗白同志组织虹桥暴动，大煞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邱训民同志组织青年农民夜袭思村挨户团，迫使敌人释放被捕农民；胡筠同志背叛地主家庭，大义灭亲，买枪起义……。节令已经入冬，落叶萧萧，群众斗争却象阳春三月的映山红，漫山遍野旺发滋长。
平江多高山大谷，山山连绵，谷大沟深。东、南两乡，高山夹峙，一条山谷长几十里，山高林密，幽谷深沟，象一个山洞，因此许多地方就以洞命名。从东乡长寿街再往东南20多里，有一个黄金洞。黄金洞里产黄金，从清朝光绪年间，反动政府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就在这里开矿采金。矿主为了镇压工人，成立了矿警队，一共有40多条枪。矿警队长侯金武，掌管人枪。早在1926年，黄金洞就办起了农会。1927年初，农会势力大张，打倒了土豪劣绅。昔日威风凛凛的金矿矿长，也不得不去拜见农会负责人。全矿几百名工人，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马日事变”以后，由于黄金洞地处偏远，山高洞深，反动派的魔爪一时伸不进来，这里的革命形势很好，农会说话仍然“飞灵”。党组织决定策动侯金武带领矿警队起义。
侯金武年岁不大，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没有当时一般带兵人的恶习，倒是挺信服自己的妻子。党组织先是同他妻子接触，启以大义，晓以利害。他妻子是个很开通的妇女，应承劝说侯金武，并安排共产党的代表同侯金武见面。
12月的一个晚上，侯金武回到黄金洞斗角尖的家里。我方代表突然出面，侯金武见我方代表十分诚恳，又感到黄金洞已是农民的天下，再加上他妻子的规劝，终于答应参加起义。后来，他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在黄金洞工人、农民配合下，矿警队宣布起义，封闭了金矿，驱逐了矿长、工头。黄金洞有了革命的武装，为以后我党开创以黄金洞为中心的平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斗争发展了，武装扩大了，平江各游击队共有了500多人，300多条枪。为了统一领导武装斗争，平江党组织决定在嘉义岭召开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1928年2月，农历正月新春，平江四乡八镇，人们悄悄转告：去嘉义岭“扽杆子”，立队伍！我们要亮出埋藏的枪支，竖起我们的队伍！
这时，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秋收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进军井冈山，已经立住脚根，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平江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路径：集中全县所有武装，成立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江、浏阳、醴陵、湘阴、岳阳游击总队。余本健同志为总队长，罗纳川同志为总党代表。下设四个大队，开始时集中行动，后分住四乡。同时，整顿、加强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各区特委。
随着武装力量的发展，人民群众要求打开平江县城。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以罗纳川同志为首的中共平江县委，决定攻城。3月16日，农历2月25日，四乡20万农民队伍，用稻草扎成的草龙作为战斗旗帜，规定了“犁庭”、“扫穴”为进退号令，化装成游神、耍龙队伍，浩浩荡荡向平江城扑去。但是，这一行动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招致敌人大规模的清剿。
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三个师的重兵，进驻平江，大肆摧残革命人民。由于力量悬殊，更由于缺乏经验，各游击队队伍一再化小，变得分散弱小，力单势孤，不能互相支援作战，不能统一行动配合，更错误地使一些领导人离开武装队伍。罗纳川等同志被叛徒出卖，相继被捕，壮烈牺牲。革命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人民在摸索一条致胜的道路。近在咫尺的井冈山上，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竖起的红旗，不但不倒，而且越发鲜艳。1928年5月，游击队在钟绍秋、邱训民等同志领导下，同吴钦民、李华英同志组织的武装队伍汇合一起，转入黄金洞山区，消灭挨户团，利用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打垮进攻的敌人，肃清了山区反动势力，在县委领导下，开始创建以黄金洞为中心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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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城镇问题
早在土地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研究城市问题。他曾尖锐地批评一些同志调查工作只偏重农村，不注重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同志说的“山头”指井冈山，“平地”指赣南、闽西。1929年1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茨坪小行州出发，开始向赣南、闽西的伟大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就是这时期胜利斗争的写照。经过一年多的征战，1930年5月初，红四军从会昌筠门岭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帮助寻乌地方武装一举攻克了寻乌县城，整个山城沸腾起来了。反动武装望风披靡，很快全县便赤化了。在寻乌，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这时，闽西、赣南根据地相继建成，并逐步发展、壮大。可是，党内存在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新的“左”倾机会主义开始冒头。在农村，对富农实行“分坏田”、派款；在城市，对中小商人和工商业兼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实行没收等错误政策。反动派利用我们的一些过左政策，曾经散布什么共产党“只看重作田人，对做生意的不容情”，一度弄得某些地方商人人心惶惶，商店、圩场关闭。毛泽东同志针对这种情况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
为了批判和纠正左的错误，及时解决党在土地革命中对商业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政策问题，推动土地革命，进一步巩固发展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寻乌县马蹄岗开了十多天调查会，作了二十天的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
为什么选择寻乌作调查？因为寻乌县介于闽、粤、赣三省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另外，更重要的是在寻乌找到了能充分供给材料的人。毛泽东同志说：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当年的老红军战士回忆了这样一段故事：大约是红军到寻乌的第三、四天，毛委员在马蹄河畔召开过一次宣传会。参加这次宣传会的有支队党支部书记、宣传干部、宣传员三十多人。毛委员劈头一句话就问：“同志们，你们来寻乌作调查没有？”大家回答：
“调查了！”毛委员说：“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中间，哪一类最多？”这一下把大家问住了，停顿了片刻，有人根据自己观察到的寻乌县城人最爱吃豆腐、喝水酒（糯米甜酒）的特点，不大有把握地回答：“大概是做豆腐、水酒的多。”毛委员笑笑说：“就算说对了，那么再说说，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这一问把这位同志也给难住了。毛委员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大家，然后说：“大家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走马看花，到处只问一下，是了解不了问题深处的。”
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就是通过深入调查和解剖寻乌的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来进行的。因为毛泽东同志自己“对商业状况完全是门外汉”，对寻乌县城和寻乌的商业的调查更花费了大的精力。他详细调查了寻乌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经营商品的来源、种类、销售和竞争，以及彼此盛衰荣枯的情况，来解剖寻乌这个县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1931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宁都小布圩整理出《寻乌调查》，除序言分五章39节104个纲目，共七万多字。寻乌的商业和手工业等占三万二千多字。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对商业的重视和对商业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拚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他自己对寻乌县城、对寻乌的商业问题，确实是进行了非常详尽和透彻的调查研究。
主要调查方式是开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都是深切了解社会情况的人。除全部工作上帮助毛泽东同志组织调查的古柏同志（当时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外，关于商业情况，上面提到的郭友梅，59岁，“郭怡和”杂货店店主，曾做过几任商会会长；范大明，51岁，县苏维埃职员；赵镜清，30岁，做过铸铁工、小商贩，在陈炯明部下当过排长，县苏维埃委员；刘亮凡，27岁，曾任知县衙门钱粮兼征柜办事员，城区苏维埃主席。这几个人经常到会，提供的材料最多。此外，参加调查会的还有木匠、裁缝、理发工人、店员、医生、农民，以及开过赌场的人等。毛泽东同志还特意请了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的郭清如老先生参加调查会，向他求教寻乌的社会沿革、风土人情、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每次调查会，都有调查纲目。毛泽东同志亲自口问手写，并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他认为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辩论，是不能搞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来的。
除开调查会，毛泽东同志还多次到县苏维埃政府，找干部了解情况；深入工会、木工合作社、商会、圩场，广泛找工人、商人、手工业者、小贩、甚至流氓谈话，了解他们生产、生意、生活情况；还多次卷起裤腿，同农民一起一边犁田，一边拉家常。
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把调查得来的大量的丰富材料，写成了十分生动的调查报告。其中，“寻乌城”这一节是调查的重点，叙述最为详细和完备。这一节分寻乌城是什么、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娼妓、同善社、人口成份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共25个纲目来阐述。而“杂货”一项，又列举牙粉、牙刷、胶底鞋、洋火、洋油等131种来写，指出其中118种是从梅县和兴宁来的“洋货”。
对寻乌商业的“透彻”研究，更重要表现在分析了各种现象之后，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寻乌城内杂货店有十六七家。最大的杂货店只有本钱三千元（自己的千把元，借来的二千元），每年利息900元；最小的“郭怡和”，只百把元本，生意赚项仅够夫妻二人开销。但“郭怡和”商店经历一百多年历史，过去曾做到二万元左右生意，是寻乌第一家大商店。“郭怡和”和其他中小商店为什么衰败？总的是“世界不好”。《寻乌调查》这样写道：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要大约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的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
按人口成份解剖，2，700人中，农民、手工业者占71％，失业群众（包括游民、娼妓）占16％，商人占5％，旧政府机关人员占4％。失业群众之多令人吃惊。这些城市贫民，地位极其低下，是我们应该争取的。
“手工业者”包括手工工人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寻乌的商店和手工业店铺，多数不雇人或只雇少数几个店员（徒工），都是中小工商业者。经济状况决定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寻乌商会没有多大权力。商人中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接受地主的领导，帮助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县城的商业不但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缘故。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同志对城市，对商业和商人的状况有了这样比较透彻的了解和分析，制订城市和商人政策，就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了。毛泽东同志指出：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必须争取和保护。1930年红军第一军团总政治部发布的《告商人书》指出：红军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用累进法（资本多的多捐、资本少的少捐），请大商人捐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资本在2，000元以下的小商人身上。红军的这一正确的政策，正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调查研究制订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纠正了左倾错误，当时对打破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活跃根据地城乡经济，解决红军给养和人民必需品供应，起了很好的作用。群众称这一政策为“及时雨”。
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距今51年了，我们现在的经济，从规模到复杂程度，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法比拟。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得好一点，中国的事情就会办得好一点。 本报记者 高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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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陕西省军区一批离休退休老干部被评为优秀党员
据新华社西安9月8日电 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一批离休退休的军队老干部，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最近，有13人被评为优秀党员。
陕西省军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从6月中旬开始，在所属部队和离休退休老干部中，普遍开展了一次评选优秀党员的活动。经过群众广泛酝酿和评比，有13名离休退休老干部被评选为优秀党员。他们中有经过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考验的老红军，也有在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的老八路，还有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离休退休后，有的长期到生产队当普通社员，参加义务劳动；有的自告奋勇协助地方维护社会治安，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有的多年如一日坚持当义务清洁工、修理工。1939年参军的老八路陈俊伟，从1967年离休后，不顾体弱多病，自备了修理工具，一直坚持为驻地部队、工厂、学校、生产队和群众义务修理汽车、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收音机等。多年来，经他修理过的汽车就有100多台次，还摸索出一种新的汽车电瓶封存法，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有关业务部门肯定，并在许多部队推广使用。
这些离休退休老干部还以自觉执行《准则》，反对和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钦佩和赞扬。原陕西省潼关县人武部部长申耀星，1974年离休以后，把背包搬到三堡大队，长期参加义务劳动，事事处处以普通公民自束，广大干部群众称赞他是“真正合格的模范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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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徐楼大队共产党员
带头为军烈属种好责任田
据新华社郑州9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孙凤让报道，河南省郸城县宁平公社三双徐楼大队的党员带头帮助军烈属种责任田，受到了群众称赞。
三双徐楼大队有17户军烈属。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后，部分军烈属家里劳力少，生产上遇到困难。今年初春，大队党支部针对这一新情况，号召全体党员帮助军烈属种好责任田。
党支部把党员编成12个小组，对17户军烈属实行包干，分工负责，并把这一活动情况作为年终评选优秀党员的条件。这样一来，党员们都扎扎实实地帮助军烈属种好责任田。
在党员的带动下，全大队团员、民兵、青年和群众，自觉为军烈属做好事已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夏收夏种、秋田管理到目前小麦备播，全大队就有600多人次帮助军烈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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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外汉”到“门门通”
——记湖北汽车灯具厂副厂长、共产党员施维华
湖北汽车灯具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共产党员施维华，是1972年从福州部队转业的，在部队是汽车修理所所长。虽说他在部队干了20年，和汽车打过不少交道，但对制造汽车灯具却是个“门外汉”。面对生疏的工作，他决心从学徒工干起，从“门外”挤进“门里”去。
为了尽快掌握生产知识，老施经常翻阅有关资料，向老工人、技术人员和一切懂行的人请教。报刊杂志上有关生产管理的经验介绍，他都认真学习，重要的还抄下或剪下夹在自己本子里。中央电视台开办企业管理讲座，他都收看。厂里举办业务技术课，他再忙也挤时间参加，还经常找教员“开小灶”。有时为钻通一个问题，常常和技术人员学习讨论到深夜。
他还把参加生产劳动作为学习的重要途径。他天天在车间跟班作业，不论多脏多累的活，都要亲自干一干。厂里工人是两班制，他跟完早班跟晚班，经常要干到12小时以上。
1975年，厂里改革设备，自建烘漆流水线，老施认为这是学习的极好机会，就把铺盖卷搬到车间，日夜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奋战。他家距厂仅一江之隔，为了节省时间，也不回去。会战100天，他一天也没离开过烘漆车间。工人们给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每个工作日8小时计算，他平均每年要干430多个工作日，等于一年干了一年半的活。他进厂近九个年头，年年被评为市里和厂里的劳动模范，多次出席省、地召开的劳模大会和荣复军人先代会。
酸洗技术难度大，要求高，危险性也大，为了学会这门技术，他整天和酸洗工一样同各种化工毒品打交道。两套衣服都被化工毒品腐蚀、损坏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象破鱼网似的，他不在意。为了学冲压技术，有时手被铁皮割破，鲜血直流，他不在乎。学焊接技术时，他的双眼被电弧光刺伤，仍照常工作。就这样，通过实践，老施逐步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全厂的“门门通”，取得了领导生产的主动权。这样，他就能调度得当，有条不紊地指挥生产，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总是季季提前，月月超额。全厂55道工序，几十个工种，19种产品，他都能和岗位工人一样顶班生产。
赵荣强 熊龙发 王学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