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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李义彬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一部威武雄壮的中国革命战争史，几乎每一页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他戎马生涯的起点，从黄埔军校开始。
黄埔军校创建于1924年5月。它是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是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中一再遭受挫折而接受教训的结果。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孙中山说：过去因为“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他说：我们一定要开这样的学校，要造成革命军。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使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看到了前途和光明，他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黄埔军校创办伊始，就以苏联红军为榜样，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机构。在军队里设立政治机关，开展政治工作，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周恩来同志到黄埔军校就任政治部主任，据见到的文字记载是在1924年11月。刚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周恩来，是应孙中山和廖仲恺（时任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邀请，被中共中央派到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工作的。当时他年仅26岁，但他那旺盛的革命斗志，炽热的爱国精神，忘我的工作作风，卓越的领导才能，在师生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他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1925年7、8月间就离开军校，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任职，此后也曾多次来军校讲演），但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拓荒者，有许多创造性的建树。他领导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造就了一批青年革命军人，他们在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当时，黄埔军校成了一面革命的旗帜，是全国青年向往的地方，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地”。
这里谈谈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的主要历史功绩。
第一，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述了军队的性质、作用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周恩来在《军队中政治工作》一文中说：“军队是一种工具——武器，谁也可以用”，“资本家他拿这军队去压迫工农，帝国主义者拿起军队去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逞他的声威，或压迫本国的革命运动”。同样，“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也会从他的本身造出的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周恩来这时已开始认识到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纪念册》）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我党在成立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周恩来就是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军事重要性的代表。
在东征途中，周恩来在东莞一次讲演里，分析新旧军队的根本区别，阐述了政治工作在建设新型革命军队中的重要作用。他说：革命党几十年奋斗没有成功，“因多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而来，即有新招之兵，仍仿前清编制，此种军队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要使革命成功，“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因此，在军队里“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1925年2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
第二，制订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教育。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既可宣传新三民主义，也可以宣传共产主义。军校曾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政治部制定的《政治训练班纲要》规定给学生讲授八门政治课，“帝国主义之解剖”、“社会发展史”列为重要内容。所有这些，都为宣传革命思想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使政治工作坚持经常，军校制订了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定期举行“政治讲演”，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廖仲恺、恽代英、肖楚女、吴玉章等，都应邀在这里作过讲演。在学生中，定期以区队为单位举办“政治讨论会”，主要讨论国内外形势，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等。军校还设有“政治问答箱”，学生可随时把疑难问题投入箱内，由政治教官予以解答。后来，政治部曾把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等解答的问题汇编成《政治问答集》，长达十余万言，是一本针对性很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重要教材。
第三，率领黄埔学生军，参加第一次东征。当时的广东革命政权很不稳固，受到内外敌人的夹击。特别是盘踞在东江一带的陈炯明，对革命的威胁最大。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东征于1925年2月开始。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黄埔学生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的右翼作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支年轻的革命劲旅所向披靡，连战皆捷。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后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两个团（即黄埔学生军——引者），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周恩来选集》第93页）出发前和东征作战中，政治部一再激励官兵为“救国救民”而英勇作战，要“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他们十分重视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出发前专门组织了宣传队，每到一地，便广泛进行宣传工作，着重申明东征的目的，号召各界群众组织起来，与革命军并肩作战。2月6日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周恩来说：“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政治部还注意瓦解敌军，向敌军官兵揭露陈炯明的真面目，在传单中历数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勾结段祺瑞、鱼肉人民的种种罪行，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倒戈反攻陈逆”！
第四，建立左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击国民党右派。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1925年2月1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宣告正式成立。这是以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并联合其他军事学校中的革命军人组成的左派组织。其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它的成立宣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形势，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我国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互相争战，我国因此又成了兵匪、军阀、帝国主义共同捣乱的残局。宣言号召革命的军人们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统治。由于共产党员的积极作用，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会员遍布全国各地，达两万余人。他们在各项革命活动中表现突出，有了颇大的影响。“青年军人联合会”鲜明的立场和革命行动，使得一小撮右派分子感到恐惧。1925年4月24日，黄埔军校中的反共学生纠合起来，正式成立了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他们的头子是贺衷寒、缪斌等人，得到了军校中右派分子王柏龄等的支持。他们发行刊物，散发传单，对“青年军人联合会”肆意攻击和诽谤。周恩来支持“青年军人联合会”针锋相对地反击孙文主义学会的进攻，这样就打击了它的反动气焰，缩小了它的影响，使革命力量占据上风。
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的革命实践，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军校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进行；并且为后来我党直接创建工农红军准备了骨干，提供了经验。他是我党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伟大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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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力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
朱悦宁
大力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当前，正确认识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发展对外贸易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对外贸易怎样为调整国民经济服务等问题，对于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对外贸易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技术还比较落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在当代的国际条件下，关起门来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们必须从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出发，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我国经济得到新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有一种传统观点，把对外贸易仅仅看成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手段。这样认识对外贸易的作用是不全面的。对外贸易不仅是使用价值的交换，同时也是商品价值的交换。我们知道，“商品——货币——商品”，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通过对外贸易仅仅想互通有无，获得使用价值，是小商品生产者思想的一种反映。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虽然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交换，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同时也要获得更多的货币形态的价值，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对外贸易，更应讲求盈利性。在对外贸易中，通过输出我们具有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的产品，输入其他我们处于绝对劣势或相对劣势的产品，可以达到节约社会劳动的目的，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运用对外贸易的这一职能和作用。
对外贸易的开展包含着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先进设备的进口。对外贸易的规模越大，引进和进口才能相应发展。通过引进适用的先进的技术，进口某些必需的设备，可以加快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对外贸易，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密度高、资源比较丰富、基础工业能力较强的优势，开拓更多的生产领域，安排更多的劳动就业，加快经济的发展。通过国际间竞争激烈的商品交换，能够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我国技术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出“抓外贸、促生产、促科技、促内贸”的方针，很好地概括了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这种“催化剂”作用，应当是我们长期贯彻的方针。通过国际范围内的进出口交换，还可以调剂国内供需的不足或过剩，调整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对国内市场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出口贸易是制约利用外国资金额度大小的主要因素，因为出口是形成外汇支付能力的主要手段。目前，我国资金缺乏，许多要干的事不能干。为了适当加快利用外资的步伐，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建设，同样有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发展对外贸易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
发展对外贸易与坚持自力更生有何关系，这是许多同志没有弄清楚的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但是，坚持自力更生同发展对外贸易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历来认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经济建设时期，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崇洋媚外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的。无论是进出口贸易业务，还是利用外资，以及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等，都排除了任何不平等、不合理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一切在我国土地上活动的外国厂商，都必须遵守我国政府有关的法令和规定。这同旧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出卖主权、出卖民族利益、屈辱地忍受一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是截然相反的。
长期以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我们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把自力更生同发展对外贸易对立起来，污蔑发展对外贸易是什么“洋奴哲学”、“买办主义”，似乎拒绝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就是“自力更生”。这是对党的自力更生原则的严重歪曲。自力更生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本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本国群众的努力，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遭受封锁的条件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自力更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也是自力更生。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立足本国的力量，积极开展对外贸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不仅同自力更生原则不矛盾，而且通过对外贸易能够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在经济上强大了，就为更好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看到，我们讲自力更生，从来也没有排斥争取外援。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这样才是全面地理解自力更生方针。
调整时期对外贸易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近几年来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较大增长，对促进生产、活跃经济、稳定国内市场、减少外汇逆差、引进先进技术和进口必需设备和扩大劳动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今后若干年内，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还要不要继续保持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的速度，来一个大发展？我们认为，应当这样，通过努力也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总的来看，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还是狭小的，不宽广的。从出口贸易来看，1980年我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虽然从1977年的0．7％上升到0．9％，但这个数字仅仅相当于1950年和1951年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出口总额所占的比重，这个数字还远远低于历史上的正常年份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我国目前的出口总值仍然低于新加坡、尼日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香港、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甚至也低于台湾省。我们在世界各国出口中只能排在第30位左右。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还比较落后，机械产品出口只占世界机械产品贸易量的1‰。显然，这种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本身也需要对外贸易保持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第一，调整时期，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要逐步合理化，要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如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通讯等的建设，就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吸收一定数量的外资，进口一些关键设备，同时也要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第二，我们要着重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经济效果，就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引进一批先进而适用的技术（包括进口某些关键设备），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大搞进料加工，可以利用调整时期闲置的生产能力，解决某些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使更多的企业和职工继续生产，从而扩大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收入。第四，通过进出口的调剂与交换，可以缓和国内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扩大货币回笼，为多余物资在国际市场上寻找销路。第五，补偿贸易、合作生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灵活贸易的开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总之，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将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促进国民经济在调整时期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
调整时期，对外贸易的较大发展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拿出口贸易来说，农业和轻纺工业在调整中将会有一个较大发展，必然为出口提供更多的货源；经济效果的逐步提高，将使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花色品种、档次也随之提高和丰富，从而出口商品有更大的竞争力，使出口同样数量的商品可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机械工业的调整会使机械产品的出口潜力很快发挥出来；沿海大中城市进料加工再出口的发展，也是扩大出口的一条重要措施。此外，通过改善外贸的经营管理，加强对外推销工作和对国际市场行情的调查研究，加快外贸周转速度，减少外贸流通费用，也都会推动出口贸易的扩大，增加外汇收入。
我们相信，只要积极努力，做好工作，我国对外贸易一定能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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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甲午中日战争
禹冬
甲午中日战争是1894年日本政府在美、英两国支持下发动的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是中国旧历甲午年，故称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原先是一个封建领主割据、闭关自守的国家。1868年，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联合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军阀，发动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明治维新，从此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日益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实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早在明治时代，日本就制定了先征服朝鲜和中国台湾，进而征服中国以至世界的狂妄的“大陆政策”。
1874年，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出兵台湾，接着，又在美国援助下入侵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
1885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规定以后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日本后来利用这个条约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
1894年1月，朝鲜国内发动了“东学党”的农民武装起义。朝鲜国王要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日本认为这是入侵朝鲜和中国的大好机会，一面极力劝诱清政府出兵朝鲜，一面设立大本营，秘密下动员令，准备挑起战争。6月4日，正当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1，500人抵达朝鲜牙山时，日本也派了七八千士兵侵入朝鲜，有意造成战争冲突的紧张局势。
面对日军在朝鲜的优势，清政府建议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但遭到日本的蛮横拒绝。
7月23日，日本海军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牙山口外击沉中国的运兵船。日本陆军又从汉城出发，偷袭牙山清军。清政府被迫于8月1日宣战。
9月15日，日本进攻平壤。
9月17日，即平壤战败后的第二天，发生了黄海海战。这是一场激烈的海上战斗。中国的海军士兵和一些爱国将领如邓世昌等，勇敢奋战了五个小时。虽然北洋舰队损失了5艘战舰，但也打败了日舰多艘。
10月下旬，日本侵略军为了完全消灭北洋舰队，出动舰艇25艘，军队2万人，分两路同时向中国进犯。一路从朝鲜北部渡鸭绿江，另一路从辽东半岛东岸登陆，进犯大连和旅顺。
1895年1月，日本侵略军为了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进犯威海卫。2月，处境危急的北洋舰队广大水兵和部分爱国将领奋力抵抗，达半个月之久。在侵略军海陆夹攻下，舰只多数被击沉。至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朝政府的败局已定。3月，日军又先后侵占了牛庄、营口、田庄台，不到10天工夫，辽东战场6万清军全面溃散。
腐朽的清政府在日本军事进攻和外交压力下，决意屈膝投降。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带着美国顾问科士达，同日本全权代表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
（今下关）进行谈判。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②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③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④允许日本资本家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驶入上述各埠，搭客载货。《马关条约》订立后，由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三千万两“赎还”辽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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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海洋经济座谈会
国家海洋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海洋经济座谈会。
与会者认为，人类在开发陆地资源的同时，将逐步把很大的注意力转向海洋。人类对陆地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但陆地提供植物和动物的承载能力却又受到环境条件和生物本身的制约。因此，向占地球面积71％的海洋索取财富，十分必要。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海洋中有希望找到的油气储量可达2，500亿吨。据估算，大陆上的铜只够人类用40年，而海洋中的铜则够用6，000年。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具有大规模开发海洋的能力。
人类在海洋中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在很早的时候，在海洋捕鱼，利用海水晒盐。近代和现代出现了海洋工业、海洋运输业、海洋旅游业等。所有这些在海洋中和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经济活动，统称为海洋经济。目前全世界海洋经济产值仅占世界总产值的3—4％，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国在海洋经济的许多方面更是一片空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海洋经济有如下特点：第一，海洋资源的公有性。海洋的很大一部分是公海，其中的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与陆地情况很不相同。第二，海洋资源的流动性。许多海洋资源，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向水平方向移动的。第三，海洋经济的立体性。海洋既包括海水水体，也包括海水中的各种漂浮生物和海底矿藏，还包括滨海风光。这些资源往往可以由不同的部门同时利用，经济价值很高。
与会者强调，人类开发海洋的活动也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譬如，尽管海洋资源丰富，现代科学技术也有开发部分资源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就需要开发。一般地说，只有当着开发某些海洋资源比开发陆地资源所需费用更低时，人类才会开发这些资源。这就要求我们除了重视自然科学之外，还要重视经济科学，注重经济分析。与会者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在海洋经济工作中忽视经济规律的危害。一些省区“围海造田”就是一例。长期以来，我们重捕捞轻养殖，盲目追求高指标，使捕捞能力超过鱼种再生能力，许多海域不仅大鱼甚至产卵雌鱼和幼鱼都遭到大量捕捞，至今已难形成鱼汛。
为了使我国海洋经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很有必要加强海洋经济的研究。与会者建议：（一）国务院应成立一个机构，统一管理和解决海洋经济活动中的重大问题；（二）建立健全各种必要的海洋法规；（三）培养海洋经济人才；（四）成立海洋经济研究会。
（董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