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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革命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
——记共产党人郭亮
赵清学
郭亮是湖南省长沙县铜官镇文家坝人，生于1901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他幼时就善于观察和思考。他上小学时，看到农民把刚打下的谷子全挑进地主的仓里去，然后带上妻子儿女去讨饭，他问这是为什么，农民回答：“命苦！”
“什么是命？”郭亮终日思索。他就带着这个问题闯入了社会。1916年至1918年，郭亮在长郡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毛泽东和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当毛泽东组织湖南学生勤工俭学时，郭亮欲与长郡同学李富春一起赴欧。但因家遭兵灾，父母和兄嫂又染病卧床，他只好回家照料，即失去了赴欧机会。
1918年秋后，他被推举到郭家祠堂族学教书。他将地主剥削农民的实情编成故事和歌谣，当作课文，教学生们朗读说唱。豪绅们听了极为恼怒，说“郭亮教书，凶多吉少，必误人子弟。”开学十天，财主子弟退去一半，不到一个月，全退光了。富人退去了，他把穷人请进来。读不起书的，他不收钱。第二年春天，长沙县的督学员来视察，以“年幼无知，不堪为人师表”为由革除了他的教职。
1920年秋，郭亮进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先后加入了毛泽东在长沙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俄罗斯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经毛泽东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初上工人运动的战场，就表现出善于组织群众开展斗争的才能。1922年8月，他师范毕业，有个中学聘他教书，每月40多元的薪水。然而，郭亮毅然退掉这个“饭碗”，来到了粤汉铁路工人中间。当时的粤汉路由英帝国主义控制，工人们受着帝国主义、资本家和监工重重压迫。郭亮一到岳州，就和工人住在一起，与工人拉家常，给工人讲课。他利用工人夜校出版了《工人之路》周刊，用通俗生动的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他担任俱乐部秘书。
铁路局长王世堉，指使监工张恩荣等拿工人的工资贩运鸦片。有一次，张恩荣因要工人阮康成为其看守鸦片不从，他就和英国总管的翻译苗凤鸣打了阮康成和另一个工人吴青山，并反诬阮、吴偷煤，将他们开除。郭亮以俱乐部名义提出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增高人格，惩办凶手等八项条件，限王世堉三天内答复。三天过去了，王世堉拒不答复。9月9日，粤汉路北段汽笛齐鸣，罢工了！10日，郭亮率罢工队伍，涌向岳州车站游行示威。王世堉来到车站，指着工人喊道：“罢工阻运违背军法国法，你们有几个脑袋？”郭亮从人群里闪出来，指着王世堉道：“好个‘军法国法’！工人们拚阳寿，挣下血汗钱，你们拿去贩运鸦片，牟利肥己，弄得工友们食不饱腹，衣不遮身，他们一不抢劫偷盗，二不讹诈诳骗，只是要求点正当的权利，犯的是哪一家的国法？”王世堉张口结舌地指着郭亮问道：“你是什么人？”郭亮说：“我是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的秘书。要问我的名字，郭亮！”
这时，一列火车由北向岳州站开来。原来，王世堉利用同乡关系成立了“工人研究所”。“研究所”的工人没有参加罢工。王世堉奸笑一声：“你们罢工，全开除你们！”郭亮想：火车若开过去，罢工就失败了，还会有更多的人被开除。他高呼一声：“挡住它！”即跳下站台，带头卧在轨道上，工人们都跟着卧下去。王世堉指着车头：“快开！快开！轧死这班王八蛋！”火车头吐着浓雾，慢慢逼近卧轨工人。火车头的排障器已触到郭亮的脊背，郭亮用手顶着排障器，喊道：“开车的工友！天下工人是一家！不要替资本家杀害自己的阶级兄弟呀！”火车立即向后退了。郭亮和工人们跃起来，一声欢呼，涌向车头。司机和“研究所”的一百多人，从车上跳下来，和他们拥抱、握手、淌泪，决心团结战斗。王世堉见势不妙，边跑边喊：“你们等着！”
不多时，王世堉带着两连士兵，荷枪实弹，冲入车站，逼着郭亮下令“上工”。郭亮说：“不答应八条，誓不上工！”王世堉下令开枪。顿时，七十多名工人受伤，郭亮等三十多人被捕。
郭亮等被押至武昌，关进陆军监狱。他鼓励同志们说：“唐僧取一部经书，还要过九妖十八洞哩，我们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能不坐几次牢房，上几次刑场吗？！”同志们都决心斗争到底！肖耀南妄图软化他，各地工人纷纷通电，敦促军阀政府答应粤汉路工人要求，否则即行全国大罢工！军阀政府在广大工人压力下，答应了罢工工人的条件，革除了王世堉，郭亮等被释放，粤汉路罢工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郭亮是“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1924年，湖南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大联盟，郭亮以大联盟主席的身份，登上群众大会讲台，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反帝大联盟在长沙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郭亮上台讲演，号召罢工、罢课、罢市三天，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帝国主义走狗赵恒惕布告“宣传过激者斩”，加紧捉拿郭亮。郭亮在军警跟踪追捕之中，秘密组织长沙工人和学生烧毁了停在湘江的日本趸船，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1926年3月，国民革命军即将北伐，赵恒惕与吴佩孚狼狈为奸，力图阻止北伐进军。郭亮参加湖南讨吴委员会，发动了驱赵运动。3月赶走赵恒惕，6月又赶走叶开鑫。郭亮组织工人用土炸弹、梭标、鸟铳和麻叶子刀，从军阀溃军和散兵中缴枪一千余条，组成工人保安团，维持长沙秩序。北伐军进长沙后，郭亮又组织四千多人的工人运输队，随军输送军火，直至武昌城下。
湖南工农运动支援了北伐，北伐促进了湖南工农运动。郭亮和易礼容于12月1日主持召开了全省工农代表大会，训练了工农运动骨干，成立了工人纠察队。
郭亮光明磊落，不徇私情。1927年1月，成立了惩治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选郭亮担任主席。他的岳叔父李石卿破坏工农运动，铜官群众把他送到特别法庭，要求惩办。李石卿家里人托郭亮的岳母来求情。这位老人家一见郭亮就说：“靖笳！你是我的半边崽，赏我一点面子，随便给他什么处罚都好，无论如何要留他一条命回去！”郭亮说：“妈妈！不是我不给你老争面子。群众把他捉来，是因为他犯了反革命谋杀罪，他要杀一二百人哩！将来判什么刑，只能由法庭根据他的罪行决定，不能凭我个人说了算。”后来，郭亮主持开庭，依法判了李石卿死刑。铜官群众见郭亮铁面无私斩了岳叔父，都称赞道：“郭矮公到底是我们的郭矮公！”
1925年至1927年，郭亮先后三次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8月1日，郭亮参加了南昌暴动，被任命为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广东受挫后，郭亮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普宁会议，决定与柳直荀等七人去香港。不幸被海盗施药毒昏，抢走全部东西，只留下一件短裤。他们在海上飘了三天三夜，幸遇一艘外国商船得救。
11月，郭亮和柳直荀从香港回到上海，会见了周恩来。散而复聚，倍感亲切。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分配郭亮任湖北省委书记，并说明那里情况十分恶劣。郭亮说：“不怕，死过一回的人了，再死不惧！”
郭亮到武汉，那里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不绝于耳，杀害革命者的布告举目皆是。在白色恐怖下，他迅速而巧妙地把工作秘密开展起来。不久，郭亮到了岳州，党中央任命他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在岳州开了个煤栈，以煤栈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建立了特委机关，并很快与湘鄂赣边十余县的领导同志接上关系，布置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任务。但是，由于叛徒出卖，1928年3月26日夜，郭亮不幸被捕。
第二天下午，郭亮被押至长沙。郭亮带着手铐脚镣，站在人力车上，在一营重兵护拥下，通过长沙大街。长沙人民看见郭亮落入魔掌，奔走相告，痛哭失声。郭亮举着戴锁链的双手，对人们说：“亲爱的工友们！同志们！不要为我难过！我虽不能与大家一起庆贺我们的胜利，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一定要到来的！乡亲们！多多保重！准备迎接我们的胜利吧！”有位白发老人听了郭亮的话，双手擎天，放声大哭。有些工人擦拳摩掌，欲动手搭救郭亮。反动派如临大敌，慌忙实行全城戒严。
是日深夜，郭亮被带进“铲共法院”的“法庭”。他环顾四周，满面含笑。“铲共委员”们个个毛骨悚然。反动派妄想让郭亮供出党的组织和其他共产党人。郭亮笑道：“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不必多问，我是共产党人，杀吧！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敌人决定立即斩决郭亮。
临刑前，郭亮给他妻子留下了激励后人的遗嘱：“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郭亮”。
3月28日凌晨两点多钟，反动派偷偷从“铲共法院”后门出去，将郭亮杀害于司门口。日出后，八角亭上高高挂起一颗头颅。就这样，一个共产党员短暂的生命结束了。但是，革命没有停止。二十一年后，新中国成立，烈士的夙愿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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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党的忠诚战士李人凤同志
黎玉 霍士廉 景晓村 王毅之
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李人凤同志长期遭受极左路线的迫害，于1973年6月8日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为李人凤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并对他的一生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作为李人凤同志的战友，我们感到欣慰，同时激起了对人凤同志的深切怀念。
李人凤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临淄，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及
“左翼作家联盟”等革命组织，曾任我党领导下的山东第四师范“左联”学校支部书记，积极从事学运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政府丧师失地。党号召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人凤同志就与地下党派来的李希晨、陈梅川等同志经过精心筹划，组织了以当地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志愿军训团”。同年10月日寇侵入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人凤同志毅然带领从未打过仗的“学生志愿军训团”奔赴胶济路沿线迎击日寇。在矮槐树村附近伏击了沿胶济路东进的日寇先遣分队，击毙日寇小队长等日军数名，缴获军旗、枪枝、望远镜等许多战利品。这次战斗是日寇侵入山东境内后在胶济线上遭到的第一次打击，揭开了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人凤同志带领这支部队转战清河平原，经常英勇机智地深夜袭击反动地主武装，缴获武器，与敌伪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复杂的斗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战斗里，人凤同志领导的这支队伍在战斗中逐步发展壮大，由两个中队很快扩大为九个中队、一个特务连和一个炮兵连。1938年7月人凤同志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团长。这个团是三支队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力团之一。1939年人凤同志参加当地著名的刘家井战斗，不久，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副司令员，同司令员杨国夫同志、政治委员霍士廉等同志一起，战斗在广阔的清河平原上。
1940年下半年以后，人凤同志参加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他是创建渤海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渤海地区北及沧、津，东临渤海，西接津浦线，南靠胶济路，幅员辽阔，人口1，300万，是我党当时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人凤同志任渤海行署主任期间，收编改造了“绿叶子”等土匪武装，带领部队消灭了长期盘据在沿海一带残害人民的匪患，并建设了海防部队。人凤同志领导各级政府，组织广大民兵和群众，在一望无际的渤海平原上，建成了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便利于我区军民的转移和出击，使敌人的摩托化快速部队无法活动。在敌人疯狂地进行扫荡抢掠时，就动员群众埋粮、填井，实行“坚壁清野”，使扫荡的鬼子没粮吃，没水喝，有力地配合部队粉碎了日寇残酷的“三光政策”，赢得了渤海抗日根据地历次反“扫荡”的胜利。
人凤同志还组织了短小精悍的队伍，派他们深入敌占区开展“两面政权”的斗争，使一些伪乡、村政权公开应付敌人，暗中为我军送公粮、掩护我伤病员等。这一工作开展后，在敌占区打开了局面，对消灭敌人，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8月，在全国大反攻的总形势下，我军在渤海平原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李人凤同志同当时渤海区党委和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共同指挥渤海子弟兵纵横驰骋，很快就歼灭了渤海地区的敌伪军。
解放战争时期，李人凤同志积极执行党中央关于“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方针，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土改政策，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持续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时通过各条渠道开展工、商业工作，在经济战线上与国民党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进一步促进了渤海解放区的经济发展。
黄河泛滥和蝗虫之害，是当时渤海区人民经常遭受的灾难。人凤同志对治黄、灭蝗都极为重视，他同河务局的同志们一起，为治黄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为了克服蝗灾，人凤同志亲自调查蝗情，研究战术，发动群众，及时就地灭蝗，克服了灾荒，争取了好收成。
解放战争初期，渤海军区主力军七师开赴东北前线，李人凤同志在渤海区党委、军区统一部署下，领导各级政府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很快地补充了兵源，为粉碎国民党进攻作好了准备。1947年国民党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鲁中南成为主要战区，渤海区成了华东的总后方，在人力、物力上积极支援华东战场。为此，曾受到陈毅同志的鼓励和嘉奖。1947年冬，康生窜到了山东渤海，他给许多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领导同志戴上了“富农路线”的帽子，大搞所谓“搬石头”运动，罢了一些同志的官。人凤同志也因此遭受到打击。但人凤同志仍以大局为重，带病随军南下，积极参加了解放和接管上海市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李人凤同志先后在农林、水产、工业部门工作。人凤同志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努力当经济工作的内行。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理论和技术书籍，进行了许多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写了大量的业务笔记，为经济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李人凤同志在担任轻工业部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期间，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跋山涉水，进行艰苦实地考察，还亲自动手搞设计，作规划。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为精通业务的好干部。作为一名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老同志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人凤同志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在加速农林和水产事业的发展，在恢复和发扬我国日用陶瓷的传统，在建立造纸原料基地等方面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加速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为我国农林水产事业、地方工业和轻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然而，就在人凤同志一心一意搞经济工作的时候，却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又一次遭到诬陷迫害，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所谓轻工业部“反党宗派集团副首领”。“文化大革命”中，人凤同志又被扣上“翻案”、“特务”等罪名，再一次被撤职，被非法关押，受到残酷的人身折磨，直至被迫害致死。人凤同志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虽然遭受了多次迫害，但始终坚信党的事业一定胜利，坚持同错误倾向进行持久的斗争。人凤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但无论在撤职降级期间或是下放劳动期间，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能上能下，继续刻苦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他常说：“受到冤枉，仍应振奋精神为党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有时间学习些科学知识，这样工作起来才能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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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格达活佛
史占扬 朱小南
为西藏人民和平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格达·呼图克图，今年已经遇难三十一年了。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以及为祖国的革命事业而捐躯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在川西北各族人民中传颂着。
格达·呼图克图1903年诞生在一个贫苦农家，后为四川省甘孜县白利喇嘛寺的活佛。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从红军长征过川西北时开始的。1936年4月，工农红军到达甘孜，他目睹了红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热爱人民的种种事迹，深受感动。从此，他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援红军。为了戳穿反动派的谣言，他热情地向藏民宣讲我党的政策，动员外逃的藏民回乡，并以身作则地带头向红军捐送粮草，仅白利寺就拿出青稞和豌豆一百五十多石。
不久，在朱德总司令的主持下，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即藏族人民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被推选为博巴政府副主席。在此期间，他与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交往甚密，并受到很多教诲，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感情日益深厚。当年红军离开甘孜北上，在炉霍、道孚和甘孜等地留下了两千多名伤病员。为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格达挺身而出，组织藏族群众保护红军伤病员，并将他们安置到白利寺内。格达亲自为伤病员调理医治，不久，这批伤员在他的精心照护下病愈，有的留在藏区，有的经格达周密安排，被安全地护送出了川西北，走上了抗日前线。
格达的政治立场和对工农红军的全力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反动派采取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和利诱，但他全然不顾，日夜想念着红军。他写了四十多首诗，借以抒发他的思念之情。红军的每一个胜利，都牵动着他的心。当有人秘密地给他搞到一张“山西八路军奋战图”时，他如获至宝，兴奋地到处向群众宣传抗日的辉煌胜利。
当曙光即将普照祖国大地的时候，格达立即派出代表绕道青海到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意，表达川藏藏族同胞急盼解放的心情。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格达任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虽身兼数职，但只要是为党、为人民有益的事，他就欣然接受，奋力完成。当时，全国政协已邀请格达去北京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就要亲眼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他多年日思夜想的宿愿就要实现，由衷的激奋使他坐卧不安；但是，西藏即将解放，有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他强忍住自己内心的渴望，于1950年7月
4日踏上了去拉萨的征途。在昌都，他深入藏民和喇嘛中宣讲《共同纲领》和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法令，以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揭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造谣中伤，消除西藏各界人士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种种疑虑，为进军西藏扫除了障碍。可是，反动派对格达的言行早已怀恨在心，他们暗中施用种种伎俩，最后终于对格达下了毒手。1950年8月22日，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福特用毒药害死了格达，事后并焚尸灭迹。格达牺牲时年仅四十七岁。
格达不幸遇难后，广大藏族同胞万分悲愤，誓以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实际行动悼念格达。昌都很快解放，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福特被捉拿法办。党中央、毛主席派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了格达的家乡——甘孜，向白利寺赠送了毛主席的亲笔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万岁”的锦旗。
（原载《民族团结》杂志，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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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冯光灌同志二十年祭
林立
冯光灌同志是我在中学时同学，她是高材生，每个学期考试成绩，总是班里第一名。她在班里和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个小刊物《萤光》，这是这个学校从未有过的新事儿。
过了几年，我们又一起在南京的一个学校里当小学教员。1932年，我的弟弟因参加革命被捕。在那镇压革命的年月，学校里的大多数人都回避我。这时，只有光灌同志非常同情我。我出去奔波，托人营救，她主动替我代课；我忙不过来，她代我批改学生的作业本；我心神不宁，她耐心地鼓励安慰我。……在那样的环境里，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可她全然不顾，她说她是为维护正义，同情革命。
经过这件事情，我们之间得到进一步了解。我们接触更多了，常常披着月光，迎着夜风漫步，谈爱好，谈志向，谈革命……。在学校里，她掩护我，我们成了好朋友。
1934年，光灌同志去上海教书。随后，我也到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12月21日，在北京“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上海妇女界成立抗日救国会，她团结了一大批女教师出席参加成立大会。光灌同志一直以教师身份，在妇女界救国会中组成一股力量——女教师救国会，参加多次的示威游行。
1938年，我们先后到了武汉，她帮助曹孟君同志做儿童保育工作。不久，光灌同志和一批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人士一起，进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这是蒋介石、宋美龄搞的一个组织。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光灌同志随妇女指导委员会先后撤退到长沙、重庆。当时蒋介石真反共假抗战的面目日益暴露，一次一次地掀起反共逆流，对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的进步人士，进行排挤和打击。光灌同志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期间，一直由党的领导同志和她单线联系。从此，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这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不断成熟，更加坚强。当时，妇女指导委员会已经成为宋美龄统治国统区妇女运动的御用机关。光灌同志在那里担任机要工作，但她善于把隐蔽工作和公开活动结合起来，事无巨细，深思熟虑，排除个人的爱好欢乐，取得了信任。她利用自己工作的方便条件，为党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并使一些同志避免了国民党的逮捕。直到她离开该会后，国民党的一个女要员在拆阅光灌同志留给她的信时，惊骇地说：“在我身边十一年，我竟想不到她是共产党人！”
全国解放后，在全国妇联，她始终坚持不懈地带病工作，一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我祭你，没有鲜花，没有美酒，只是把二十年来对你的沉痛悼念，写出文字，敬献给你，并作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