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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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必须反对
冯悦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
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人的言论和作品中,存在着一种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倾向。
坚持四项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考验而形成的。党和人民群众建立的血肉关系,是任何力量也不可能改变的。只有我们党,才能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美好未来而奋斗。我们党犯过错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过严重的失误。但是,错误毕竟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决克服我们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的一些缺点。然而,这决不是说,可以以此作为削弱、摆脱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理由。任何企图削弱、摆脱以至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十分错误的,都是应该反对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倾向,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对于这种倾向,如果不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而任其泛滥,发展下去,就会造成离心离德,向后倒退;就会危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危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自由化同解放思想根本不是一回事。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的方针,是要从“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中解放出来,从“左”的指导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自由化主张不要任何领导、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就必然同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同三中全会的方针相背离。反对自由化,不会妨碍解放思想,相反地,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思想解放一定要坚持,自由化一定要反对。
“有一点自由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对。具有自由化倾向的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对其影响不可低估。自由化倾向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十年动乱的后遗症,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都是它得以滋生蔓延的原因。如果思想战线上普遍存在的涣散软弱状态得不到改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得不到恢复,那么,这种错误倾向严重泛滥,并不是不可能的。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自由化是一种思想倾向,反对自由化倾向是严肃的思想批评和思想斗争。不能把什么缺点错误都说成是“自由化”,不能在群众中去搞什么反对自由化,更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做法,借着反对自由化去整什么人。这一点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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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经济预测
方生 陈德华 王瑞荪 苏崇德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经济预测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我国,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重视和搞好经济预测,也日益突出地提到了经济工作的日程上来。
经济预测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效果及其发展趋势,事先提出的一种有根据的预见。为什么要对经济活动进行预测呢?这是因为,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其运动和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具有未来的性质,存在着不确定性,人们需要借助于各种必要的手段,对经济活动中的这种不确定的或未知的事件,做出科学的预测,才能为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以便决定当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趋利避害,争取达到良好的结果。
经济预测并不神秘。它作为一种预见,是任何一个生产者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做出决策的必要前提。最初的经济预测,可以说在小生产者的经济活动中就已出现。不过这种预测,往往只是一种直观的、经验的、简单的预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商品联系范围的扩大,这种简单的预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要求。到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愈加深刻,垄断资本迫切需要了解本部门及有关方面经济的未来前景,以便对自己的生产经营作出决策。随着经济统计资料的积累和统计方法的进步,也为经济预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由于经济预测理论、经济计量学的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计算体系的建立以及计算技术的进步,经济预测广泛采用计量模型,使它向科学性迈进了一大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这就更加要求对经济过程进行预测。预测是计划的重要依据。没有科学的经济预测,就没有真正的计划,经济的发展就会陷于盲目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对经济效果进行认真的预测。那种不问效果,不计收益,盲目生产,乱上项目,置人民需要于不顾的搞法,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容许的。
社会主义社会不但需要对微观经济效果进行预测,而且更需要对全社会的宏观经济效果进行预测。这种对宏观经济效果的预测,包括对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和重大比例关系变化的预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以及政治等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影响的预测,等等。宏观经济预测影响全局,带有根本的性质,比起微观预测更为重要,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有长远经济效果的预测,又要有目前经济效果的预测。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弊端,恰恰就在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片面强调长远的经济效果,而对当前生产、建设的经济效果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注意不够。今后,我们在注意长远经济效果预测的同时,要注意适当强调目前经济效果的预测,真正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大量事实表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国家的经济决策、特别是宏观经济决策是否正确。而有无正确的经济决策,和领导机关对经济发展是否有科学的经济预测有着密切关系。就我国的情况看,经济建设所以几经折腾,往往是由于经济决策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决策失误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就是经济预测没有搞好,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惊人的。鉴于过去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十分重视经济预测工作。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就是一条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立足于当前又富有远见的方针。
有的同志认为,经济调整只是一项暂时性措施,不搞预测也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经济调整是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任务,搞好经济调整的预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们应当预测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后将会取得的积极效果。如果对此能事先进行科学预测,做到心中有数,将会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搞好调整工作,努力实现调整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面对现实,不掩盖矛盾,预测调整过程中将会出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要认真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不能只讲经济发展中会带来好的效果的一面,而不讲甚至根本否认还会带来问题的一面,否则一旦发生某些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因此,只有预测调整经济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科学地确定可供采用的对策和措施及其会产生的后果。
例如,在经济调整中,重工业首当其冲。长期以来,我国重工业发展过快,投资太多,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经过两年多的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已超过重工业。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所占的比重开始超过重工业。这是调整所取得的成果。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重工业的一定的发展速度。目前我国大批重工业企业任务不足,并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产品不对路。调整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个问题。从长远来看,没有重工业的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也就不能发展,生产就会萎缩,速度就会下降,现代化建设将是一句空话。对此,今天我们就应有清醒的认识,正确的预计。
经济预测在我国还是一项新的工作,目前还处于开拓和新创的阶段,有许多事情要做。为了使经济预测逐步开展起来,不断提高经济预测的水平,我们认为以下几件事情,是从现在起就应当立即着手进行的。
一、开展经济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经济预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它需要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和一套具体进行测算的方法。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把经济预测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开展起来,逐步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经济预测学。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经济预测,经济预测的任务和作用,经济预测的原则,经济预测与经济计划、经济目标、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经济预测这一门学科的性质和内容,等等。并且要逐步创造出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经济预测的方法。
二、建立经济预测基础资料的档案。经济活动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从主观方面来讲,如劳动者的人数和状况、技术队伍的人数和水平、经营管理的状况等等;从客观方面来讲,如生产手段(包括流通手段)的数量和质量、自然条件特别是自然资源的状况等等。在进行经济预测时,必须先掌握这些基本的情况,否则,不可能对经济活动进行正确的预测。因此,建立起经济预测的基础资料档案,很有必要。这里需要特别提到自然资源问题。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常常由于资源状况不清,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当然无法进行科学的预测。
三、抓好市场预测。目前,我们一些部门和企业做了一些市场预测,但是,这些预测还嫌过粗(有的只不过是大致估计),与经济的发展很不适应。为了搞好市场预测,需要对各类人员的收入水平,吃、穿、用、住、行等消费构成及其构成变化趋势,进行认真的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市场预测才会有比较切实的依据。
四、宣传经济预测的必要性,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经济预测是一项新的工作,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做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还不熟悉、不重视。一些同志习惯于干起来再说,走一步看一步,不计后果、不讲效益的现象还较普遍地存在。因此,结合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生动的切合实际的关于经济预测的宣传教育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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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辛亥革命前的一场争论
吕涛
二十世纪初,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是维护帝制,搞君主立宪,还是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国呢?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保皇”,实行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样,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次论战从1900年开始,1905年达到高峰,至1907年冬以革命派胜利、改良派惨败而告一段落。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到日本不久,他们立即着手创办《清议报》,《清议报》因报馆失火停刊后,于1902年2月又办起《新民丛报》。他们在海外还成立“保皇会”。梁启超当时充当反对革命的主将,他写文章攻击革命说:“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智”未开,如果鼓
“民气”,其结果势必引起“暴民骚动”,或帝国主义的干涉,那就会亡国灭种。他们从维护清王朝的立场出发,始终认为光绪皇帝是千年不遇的“圣主”。这个“皇”是非保不可的。梁启超在《尊皇论》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梁启超又鼓吹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那么,实行君主立宪是刻不容缓的了?不。梁启超又狡辩说,由于中国“民智”未开,还不能马上实行君主立宪制,至少要等到十年、十五年之后。
革命派以《中国旬报》、《苏报》、《民报》等为阵地,针对改良派死心“保皇”和“革命亡国”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首先,革命派对清王朝进行了揭露。1903年5月,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正式出版,它用大量的事实揭露清王朝已经是反动透顶的政府:
“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清政府已成为“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洋奴朝廷。因此,他得出与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说:“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邹容坚决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邹容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如“定名中华民国”等等。陈天华在他写的通俗作品《猛回头》和《警世钟》中,明确地提出,清王朝实际上已是“洋人的朝廷”,“想要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陈天华针对梁启超诬蔑革命,而歌颂革命说:“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章太炎于1903年6月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痛斥康有为散布的“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并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孙中山在1904年发表的《敬告同乡书》和《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等文章,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他说:“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不能易位。”他大声疾呼:“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为了缓和矛盾,于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又宣布所谓“预备立宪”。这一来,改良派喜出望外。康有为喊什么“此一诏也,即将数千年来国为君有之私产,一旦尽舍而捐出,公于国之臣民共有也。”梁启超高兴地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在他们看来,立宪诏书一下,所等待解决的只是预备立宪的条理、程序等问题了。接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狂呼什么“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等等。
革命派针对改良派所谓中国人“民智”未开,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谰言,进行了严正的批驳。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一文中指出:“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此为西人所不及。”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中说:“吾民之聪与明,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在发布宣言时,斩钉截铁地说:“敢为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革命派在论战中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大家能够把“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就可以“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
对于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也进行了论战。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到1906年7月,改良派感到有点招架不住了,《新民丛报》刊登了一篇《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向《民报》提出“求和”,被革命派拒绝了。同年12月,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说:
“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忽,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心腹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
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的影响,靠拢或加入了革命党。很多改良派分子纷纷宣布退出“保皇会”,作为改良派喉舌的《新民丛报》,也不得不于1907年冬在日本横滨宣布停刊。经过这场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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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数据和企业管理
张云
数据,是企业管理基础工作之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大都表现为数量关系。企业管理,要对企业经济活动中的数量关系进行计算、分析、比较、研究和处理,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数据,对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数学的发展,运筹学、系统工程学、价值工程学的产生,以及由于计算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这种作用更加重要。
数据是现代化大生产正常进行的条件。现代化企业管理,在生产技术经济指标方面,要求提高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要求减少物资消耗(包括能耗),降低成本;要求增加产量、品种、利润。而要实现上述要求,企业不仅要把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各个要素(人财物)、各个环节(供产销)组织得有条不紊,更重要的是,善于运用各种数据,对企业的前途,产品发展方向,经济活动成果,进行测算,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经济效果。许多企业管理不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忽视通过数据进行管理。
如何利用数据?
一是占有数据。为要占有数据,首先要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原始记录和统计,要求准确、全面、及时、清楚。其次做好定额工作。定额要求先进合理。再次做好计量工作。计量要求一准二灵。
二是处理、传递、储存数据。处理要去伪存真,传递要迅速、准确,储存要完整。为此,企业要建立数据中心——数据库,同时建立数据网,建立数据管理制度。
三是运用数据。占有、处理、储存数据,目的在于运用。运用方法,十分广泛。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运用,但如何用现代数学新原理(诸如运筹学、系统工程学)、现代化企业管理新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数据,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如何加强数据管理?
要在健全岗位责任制基础上,通过现有的计量手段,整顿数据的基础工作(原始记录、统计、定额等),把已有的数据搞准并加以运用。同时要把仪器、仪表、衡器、检测手段按期进行检定和校验,保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有些数据,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频度、数量、方法,进行取样、化验分析和检测。要逐步扩大计量范围和充实检测设施,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数据搞全。为此,必须建立和健全责任制,培养一批专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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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哲学思想研究》评介
梦阳
张琢著《鲁迅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已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前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作为中国哲学史丛书之一出版。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在他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早在延安时期,艾思奇就写过一篇题为《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的论文,以后出版过不少论述鲁迅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但是,张琢的《鲁迅哲学思想研究》则是研究鲁迅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部专门著作。它从鲁迅的著作和活动的时代条件——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鲁迅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它吸取了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于学术界一些有争论的重要问题,如关于鲁迅世界观问题的争论等,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全书共分十四章。前十一章讲鲁迅的哲学思想,论述了鲁迅前期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介绍了他前期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着重分析了鲁迅前期的思想矛盾及其世界观的转变,以及鲁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其特点,并分专章介绍鲁迅的阶级观、群众观,以及鲁迅后期杂文的辩证法,他的战斗精神和战术。后三章集中论述了鲁迅的伦理思想,包括他对封建虚伪旧道德的揭露和批判,尤其是对奴才主义的批判等。
由于鲁迅的思想遗产十分渊博和精深,鲁迅研究这门学科的范围应该是很广阔的。文学工作者要研究鲁迅,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的学者也应该共同来进行鲁迅研究的工作。张琢同志的这部专著是对哲学、历史等学者研究鲁迅的一个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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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学通论》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陈春龙、肖贤富编著的《法学通论》,已于六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通俗地论述了法学各科的基本原理,资料比较丰富,可以使读者了解我国法学概貌。全书二十八万字,包括法学、法律、法制和宪法、组织法、选举法、刑法、民法、婚姻家庭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内容。
(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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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学基本理论概述》即将出版
中央政法干校唐琮瑶编写的《法学基本理论概述》,即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政法工作的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作用、制定、适用、遵守及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该书适合于作培训政法干部的补充教材,大专院校政法专业学生的参考书籍,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辅导材料。
(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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