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反映时代脉搏 振奋革命精神
——话剧《金子》、《天山深处》、《理想还是美丽的》、《保尔·柯察金》观后
钟艺兵
入夏以来，首都戏剧舞台上陆续出现了一批取材于青年生活、给青年以革命理想教育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影响的戏剧。其中话剧《金子》、《天山深处》、《理想还是美丽的》和重排上演的《保尔·柯察金》，尤其令人精神振奋，耳目一新。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戏剧工作理应重视青年观众的反应和要求，注意通过戏剧演出给他们以有益的引导和思考。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产生了一大批为广大观众所承认、被青年所喜爱的优秀剧作。但是，近一个时期来，也出现了一些使人忧虑的现象：某些在报刊上被誉为成功的作品，在实际演出中对群众并没有多少吸引力；而一些脱离生活、任意编造、情趣不高的剧目，却争相上演，上座率很高；某些过去在创作上颇有建树的剧团，现在却放弃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大演与当前时代脉搏相去甚远，而艺术上又十分平庸的所谓“赚钱戏”。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对于某些同志来说，恐怕是对戏剧工作的社会责任感有些淡漠了。
我们的面前似乎摆着这样一个问题：反映现实生活、富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新剧作，能不能够使观众发生兴趣，承认它，喜欢它呢？现在《金子》等戏的创作和演出，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
田芬编剧、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三幕话剧《金子》，将待业青年这个当前有着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勇敢地搬上了舞台。它刻画了苏秋华等十一个待业青年的不同境遇和性格；写他们从苦闷、自卑的待业状态，走上欢欣、自豪地自办青年服务联社的工作岗位；歌颂了青年一代发挥聪明才干，承担社会责任，分担祖国困难，象金子一般闪耀光泽的心灵。
李斌奎和唐栋编剧、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话剧团演出的五场话剧《天山深处》，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一个问题：“青年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剧运用对比的手法比较成功。戏中以爱情纠葛为主线，塑造了余海洲、郑志桐等解放军筑路部队青年指战员的光辉形象。这些为了保卫千百万人民的幸福，长期艰苦战斗在天山深处，流汗流血，甚至献出了生命的无名英雄，是我们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与此同时，作者的笔锋又为我们揭开了当前社会现象的另一面，即某些身居城市，受到剥削阶级思想严重腐蚀的青年的生活。他们被金钱、物欲所俘虏，精神空虚，灵魂卑下。在他们看来，天山深处“大兵”们的思想是难以理解的。作者就是这样在广大观众面前，将两者之间作了如此鲜明而又发人深思的对比！当全剧结束在女技术员李倩为自己是否应该继续与副营长、青年干部郑志桐保持恋爱关系，而陷入思考时，实际是将“青年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这一思考题出给了广大观众。
“两代人之间存在的鸿沟能够填平吗？”这是当前广大青年和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这个难题能否入戏，使其在舞台上进行更广泛的探讨呢？刘川编剧、南京部队政治部前线话剧团演出的六场话剧《理想还是美丽的》，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这个剧通过我国某科研部门研制先进雷达“空中猎手”的故事，深刻地概括、揭示了十年内乱及其余波给我们两代人之间造成的隔阂和误解，这隔阂和误解正妨碍着祖国四化的进程。剧本着力歌颂了老一代革命者、研究院院长陶思政的坚定的党性、锐敏的眼光、宽阔的胸襟、求实的作风。有这样的带头人，何愁“鸿沟”不得平！由于塑造陶思政这一关键性人物的成功，两代人的隔阂终于随着剧情的发展而消除，青年技术员赵力文及其同伴们的才华也终于得以贡献给祖国。剧作告诉青年们：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心中的理想是不会被湮没的，理想还是美丽的！
周来根据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同名话剧剧本改编、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十场话剧《保尔·柯察金》，真实、生动地塑造了十月革命后第一代苏维埃青年的杰出代表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描写了他在党的领导下，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同国内外敌人和各种困难进行顽强斗争的光辉一生，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他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保尔的精神曾给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以深刻的教育和影响。现在，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十年浩劫，处于一个“艰难起飞”的阶段，因此这部戏剧在今天上演，引起我国青年强烈反响，是极其自然的。
应该说，《金子》等四部戏剧的创作和演出都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在它们各自的成功之中，是否包含着一些共同经验，值得我们在反映新的现实生活的戏剧创作中加以借鉴呢？我以为这经验是存在的，或许可以概括为这样三条：
一、反映人民的愿望，写出时代的特征。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十亿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应该使戏剧工作者把反映四化进程中的新的生活、新的问题、新的思想、新的人物，鼓舞人们振奋精神，团结向前，作为自己的一项光荣职责。这正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金子》等戏的作者，之所以能够透过纷繁的社会现象，从人们普遍关心的青年问题中开拓题材，提炼出富有现实意义的主题，这首先是由于他们置身在生活的急流中，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自觉地使自己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歌颂者、促进者。
无可否认，我们的戏剧在揭露林彪、“四人帮”和总结历史教训方面，曾经发挥过有力的作用，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发展，人民对戏剧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作家们不能停留在仅仅写“伤痕”，写林彪、“四人帮”迫害下造成的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这样一些题材。应该开拓题材的新生面。如果不是求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与发展，就可能逐渐出现雷同，失掉观众。
《金子》等戏的长处，正是从今天的实际生活出发，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特征，使人民既正视和警惕我们社会的阴暗面，又看到我们社会日益扩大的光明面，从而使人民感奋起来，受到鼓舞，满怀希望，同心同德地为追求美好的未来而奋发前进。这种表达中国人民“多难兴邦”、“振兴中华”精神的戏剧，才是我们时代最需要、人民最渴望的戏剧。
二、积累丰富的生活，塑造真实的人物。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然而在近一个时期中，由于某些脱离生活进行编造的戏剧，得到了某种剧场效果，很有上座率，于是在部分作者中，对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原理也产生了怀疑。
《金子》等戏的创作，走的是一条学习社会、反映生活的正确道路。《金子》的作者曾反复调查、了解待业青年的状况，直到目前连续演出了近七十场之后，仍在继续征求意见，进行修改。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金子”——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或正在待业的青年们，对这出戏非常喜爱，觉得写出了他们的感情和希望，因而在戏剧的某些段落，许多台词都引起了他们欢乐的笑声。《天山深处》的改编者之一李斌奎同志，是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的原作者。小说是他深入天山、长期体验筑路部队生活的成果。这次改编，依然得力于丰富的生活积累，而剧本比之小说原作又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高。《理想还是美丽的》的作者，曾访问过国防科研部门与剧情有关的各方面人物，经过一年之久的思考、酝酿，才确定了剧本的基本构思，开始动笔。这部戏剧的深刻的立意，饱满的激情，证明了它是来自生活的有感之作。《保尔·柯察金》虽是改编之作，但与改编者深刻的生活体验，也是不无关系的。
这四部剧作在人物塑造上的共同特点是比较真实。这些人物，不是根据某种思想、意念编出来的，而是在生活本身提供的无比生动的众多的人物雏形的基础上，进行典型化创造的结果。
三、大胆起用青年演员，演员演出了青年的朝气。
这四部侧重写青年生活的戏剧，由于在角色的安排上大胆启用青年演员，因而演出风格明快、清新，很有青年的朝气。这个做法应该给以肯定。当然，这并不是主张老演员、老表演艺术家退出戏剧舞台。老同志有丰富的艺术经验，他们可以演一些自己年龄条件能够胜任的角色，在艺术实践中搞好“传、帮、带”，而把剧中的青年人物让给青年演员去演，帮助他们演好所担负的角色。
上述四部戏剧并非完美无缺。我觉得《金子》的主题还不够集中，女主人公苏秋华尚未更深地卷入戏剧矛盾的中心；《天山深处》第一、三场戏比较薄弱，个别人物有待进一步推敲；《理想还是美丽的》在人物关系及情节安排上，还有斧凿之痕；《保尔·柯察金》剧本还可精练些。这些不足都是可以改进的。我们期望将有更多的好戏出现在舞台上，因为时代需要这样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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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集自序
孙犁
当我把这几卷文集呈献在亲爱、尊敬的读者面前时，我已经进入七十岁。
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不知所云。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经历，谈得太多了，这些文字，就都编在书里，此外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另外，计算一下，我从事文字工作，已经四十多年，及至白发苍颜，举动迟缓，思想呆滞之期，回头一看，成绩竟是如此单薄贫弱，并且已无补救之力，内心的苦涩滋味，富于同情心的读者，可想而知。
限于习惯和体例，我还是写几句吧。
一、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种种特点。因此，每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作家群，也都有他们特殊的时代标志。读历代大作家的文集，我常常首先注意及此，但因为年代久远，古今差异很大，很难仿佛其大概。
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青年读者，对这一代作家，并不是那么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生平，就很难了解他们的作品。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常常难以引起青年一代的兴味。我简略叙述一下，只能算是给自己的作品，下个注脚。
二、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纪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
三、再加上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激和考验，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又象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
四、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我们要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学。
五、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六、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
七、我是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说法的。即以此文集为证：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我才能写出一些反映这两个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十年动乱，我本人和这些作品同被禁锢，几乎人琴两亡。绝望之余，得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集才能收拾从我，编排出版。文艺本身，哪能有这种回天之力。韩非多才善辩，李斯一言，就“过法诛之。”司马迁自陷不幸，然后叹息地说：“余独悲韩子为
‘说难’，而不能自脱。”有些作家，自托空大之言，以为文艺可以决定政治。如果不是企图以文艺为饵禄之具，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例证。我是不相信的。
八、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和后来接触的山区农民。我写农民的作品最多，包括农民出身的战士，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我不习惯大城市生活，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在嘈杂骚乱无秩序的环境里，我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在这个城市，我害病十年，遇到动乱十年，创作很少。城市郊区的农民，我感到和我们那里的农民，也不一样。关于郊区的农民，我写了一些散文。
九、我的语言，象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母亲的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生前不及言，而死后言之，只能增加我的伤痛。
十、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倾向，虽然不能揭露出来，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虚伪的作品，对这种错误，推波助澜。
十一、我对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十二、古代哲人，著书立说，志在立言；唐宋以来，作家结集，意在传世。有人轻易为之，有人用心良苦。然传世与否，实在难说。司马迁忍发汗沾衣之辱，成一家百代之言，其所传之人，可谓众多。然其自身，赖班固以传。《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亲笔，并非别人的想当然之词。文章与作者，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别人的吹捧或贬抑，不能增减其分毫。
十三、我幼年尪怯，中年值民族危难，别无他技，从事文学之业，以献微薄。近似雕虫，不足称道。今幸遇清明之世，国家不弃樗材，念及老朽，得使文章结集出版，心情十分感激。
十四、很长一个时期，编辑作风粗率，任意删改别人文章。此次编印文集，所收各篇，尽可能根据较早版本，以求接近作品的原始状态。少数删改之作，皆复其原貌。但做起来是困难的，十年动乱，书籍遭焚毁之厄，散失残缺，搜求甚难。幸赖冉淮舟同志奔波多地，复制原始资料多篇，使文集稍为完善充实。淮舟并制有著作年表，附列于后，以便检览。
十五、文集共分七卷。计其篇数：短篇小说38，中篇小说2，长篇小说1，散文79，诗歌12，理论一部又104，杂著57。都150万言。
（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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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观
杨荫隆
高尔基在他一生的创作实践和论文、书信中，为坚持和捍卫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作了不懈的努力。在对文艺真实性问题的深刻论述中，高尔基很鲜明地提出了“两种真实”的观点。
高尔基关于文艺“两种真实”的观点早已形成，明确地提出是在三十年代初。当时苏联正处于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现实中成长着的和衰亡着的事物，美好的和丑恶的现象，都在矛盾中交织在一起。反映在文艺思想和创作上，随之出现了描写积极的和消极的现象之争。高尔基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引导文艺工作者正确地认识和反映现实的新和旧的本质，提出了“两种真实”的观点。对这个观点表述得比较集中的是1932年给格罗斯曼的信。高尔基批评格罗斯曼的中篇小说《格留考夫》，“材料支配了作者”，“作者同事实站在同一角度上去观察事实”，而作者却得意地说“我写了真实”。显然作者不懂得“真实”与“事实”之别，对作者的似是而非的“写真实”的说法，高尔基是不满意的，因此在信中指出：“他应该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是什么真实？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写真实？人所共知，存在着两种真实，在我们的世界中数量上占优势的是过去时代的卑鄙龌龊的真实，而为了摧毁这种真实，又产生了另一种真实，它正在成长着”。又说：“作者真实地和津津有味地描绘了矿工们的糊涂、醉酒、打架以及一切在他的——作者的——视野中大概占优势的东西。当然，这是真实，是十分龌龊的、甚至令人痛苦的真实，必须同这种真实进行斗争，一定要无情地把它消灭掉。”高尔基担心作者被“写真实”搞得头脑不清醒，又强调必须弄清作家“肯定的是什么样的真实？他希望什么样的真实获得胜利？”
从这封信可以归纳两点：一是高尔基指出现实中存在着“两种”真实：一个是旧的、龌龊的、临死的；另一个是新的、健康的、成长的，它是在旧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又否定旧真实的。在一定阶段，龌龊的真实还可能占优势，要善于识别新与旧。这两种真实都是客观存在，并不是“主观意愿”的真实，因为新和旧的事物都有自己本质的规定，不能认为只有光明面是真实的而阴暗面是不真实的，也不能认为只有阴暗面是真实的而光明面是不真实的，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真实。二是高尔基指出这两种真实都可以描写，但需要有作者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格罗斯曼的缺点就在于对龌龊真实的描写过于“津津有味”，在他视野中占据了优势，忽视了对它的批判和斗争。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观点，在《无耻主义》、《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答复知识分子》等文章中都有较详细的论述。
高尔基的“两种真实”是在肯定现实中存在新和旧两种真实的前提下，强调作家不仅仅是旧真实的“裁判者”，更应该是新真实的“建设者”。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多年来在我国确有一种流行的理论，用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来解释“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不是把它看成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而成了仅仅从阶级利益和世界观需要出发，可以随意杜撰和编造的主观产物。它给创作带来的弊病，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的“瞒”和“骗”文艺造成的灾难，已是尽人皆知了。这种理论何止中国有过，早在二十年代末的苏联文艺界也曾横行一时。对那种主观臆造的“真实”论，高尔基是极端反对的，并为清除这种极左影响作了大量工作。在高尔基看来，必须承认，生活真实是客观存在，而且大体上呈现为新和旧的两种趋向。但是能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反映出新和旧的本来面目，则受主观意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倡作家尽可能多地掌握马列主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决不应由此而推演出不同阶级有不同真实的结论，它和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观是建立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完全符合恩格斯关于“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和“正在衰亡的现实”的论述。他从来不把真实性视为抽象的、静止的概念，而是把它看作历史的、发展的、符合生活逻辑的概念。他深信，生活是连绵不断的，人是益臻完善的，人的一切活动也是向前发展的。1934年，在高尔基晚年时，他曾尖锐地批评了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作品，指出编辑们的大脑很象停下来的钟表，老是表示那一个时间，看不到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成长与衰亡、高尚与卑鄙等现象处于矛盾斗争状态的实在内容。所以他总是耐心教导作家们要认真研究一切现象，“它不是正在崩溃的旧世界的一个碎片，就是新世界的一个萌芽”。
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观点，在苏联文艺界也曾经引起过不同凡响，它直接涉及了写什么的问题。高尔基针对所谓只准写好现象的观点又写了一封《致工人通信员》的信，指出对坏现象要“丝毫不讲情面”，但是要注意，“‘良好’的东西愈是被突出地强调出来，鲜明生动地讲述出来，则‘不好’的东西暴露得愈加清楚，愈加可耻。”高尔基对“两种真实”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如何描写好现象与坏现象的问题的阐述，真正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向前看的精神。我们应该理解的是，高尔基怎样引导作家正确地认识和描写新、旧两种真实，怎样去扶持和发扬新真实，抨击和消灭旧真实。如果这种理解符合高尔基的原意，不仅不应视为“过了时”的观点，而且需要认真学习和研究，用以指导我们的创作实践。
那么，怎么才能看清“两种真实”？高尔基强调，作家要有一个“很高的观察点”，高瞻远瞩，“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观察旧时代”。这是高尔基美学观的重要方面。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峰，俯瞰时代前进的巨流怎样冲刷着残渣污泥，或者说，只有站在明天的高度观察今天，又从今天的现实中预见未来的时候，才能正确地描写今天，这就是用“通向未来”的观点来看“两种真实”。正视现实，同时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特征。对未来美好的信念越坚定，越热烈，那么对现实中违背未来的陈旧东西，就看得越清楚，越憎恨。因此，高尔基历来厌恶文学上的悲观主义、厌世主义，以及“过去如此，将来亦然”的论调；反对象检查官那样，“过分地强调了否定的现象”；反对作家成为“不偏不倚的摄影师”。相反地，当有的作者“被生活印象”压抑着灵魂的时候，他就劝告不要作“观察的俘虏”，要把灵魂提高起来；当有的作者在现实面前唉叹的时候，他指出“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
高尔基的这些论述，充分阐明了作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来肯定新的真实，否定旧的真实。他为确立新的真实，让新的真实发出光和热，奋斗了一生。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用诗的语言表达了这样一种心声：“海上的拍岸的浪潮在叫嚣，心灵里产生出新的旋律——心灵燃烧得象篝火一样，当烧成灰烬的时候，我就死掉！——但在死亡以前，我要照亮某些东西，我要给某些人加热——使他们变得暖热起来！”这是一种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我们也应该以这种精神，准确地、深刻地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真实，用高尚的、健康的、美好的东西丰富我们的生活，滋润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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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短一些吧！短篇小说
郑汶
我们的短篇小说，有向长发展的趋势。现在文艺刊物上发表的短篇，5，000字以下的很少见，一般是近万言，万余言，多则两、三万言。我翻阅最近的《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八月号的《小说选刊》共选登十个短篇，最长的16，900多字，最短的5，600多字，平均字数在11，000字以上。同月的《小说月报》共刊出8个短篇，一个中篇，短篇最长的23，500余字，最短的7，000余字。鲁迅的短篇小说，一般只有三五千字，《孔乙己》2，000多字，最短的《一件小事》不过1，200字。契诃夫的短篇翻译过来一般也只有几千字，《小公务员的死》2，000多字，《变色龙》3，000多字。比起契诃夫和鲁迅，我们的短篇小说堪称是“重量级”的。
我无意在这里提倡“字数决定论”，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主要不决定于篇幅。短未必一定就出色，长未必一定就不好。但我总觉得短篇小说还是要尽可能写得短一些。一来人们多在空隙的时间里看短篇，太长了，往往没有时间卒读；二来短篇尤其应当讲究精练，篇幅长往往和不够精练有关系。
人们很欣赏何士光同志的《乡场上》。这篇小说有许多优点，短也是它的优点之一。6，000多字，集中写一个场面，紧凑、洗炼，一气呵成，没有什么“多余的话”。我想，如果换一位作者，很可能就要拉长一点。比如说，在故事展开之前，先介绍一番冯幺爸这个人物的身世经历，或是描绘一番梨花屯的风土人情，等等。而这篇小说开门见山，一开始就进入矛盾冲突。它单薄么？平淡么？一点也不单薄，一点也不平淡。作者紧紧扣住农村中那场意味深长的纠纷的进展，把当事人、仲裁人、证明人、听众的思想感情状态都作了唯肖唯妙的描绘。着墨不多，却入木三分。欣赏这样的小说，所付出的时间甚少，所得到的收获甚多，实在是很划得来的。
我很喜欢陈世旭同志的《小镇上的将军》，他的《吝啬鬼》也写得很出色。前些时候读了他的新作《歌唱吧！桦树林》，立意很新颖，感到不足的是不如过去的作品那么洗炼。特别是小说的第二部分，拖得相当长，精采的内容反而被冲淡了。这一段写连长上路接两位来连队探亲的家属，一路上且走且看且想，共花了7，000字。先是写路上的景物，就花了一两千字，使人感到作者使用笔墨，实在太慷慨了。这篇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如果认真锤炼一下，我以为，可以删去一半以至一大半，从一万多字压成几千字。
人们把艺术典型比作“滴水见太阳”。短篇小说更应当是“滴水见太阳”。它要求用很少的生活素材，表现出很丰富的生活内涵，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这就要靠选材的精粹，语言的洗炼，结构的精巧。欧阳修写《醉翁亭记》越改越精练。原稿开头是“滁州四面有山……”，共几十个字，最后改定，只有“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这件事被传为文坛的美谈，朱熹称赞说：“欧文公亦是多次修改到妙处”。看来，短，也是一种功夫。
鲁迅说：写小说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可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似乎是：“缩”的风气不浓，“拉”的劲头有余，把短篇的材料拉成中篇、准中篇，或者拉成“重量级”短篇、超级短篇。
短一些吧！短篇小说。要凝练，要浓缩，不要拉长再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