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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往事
党自强
光阴如矢，世事沧桑。历史的发展，有时会出现意外的曲折。36年前，在河内巴亭广场，胡志明主席庄严宣告越南独立。从此，越南人民在血火中又经历了几许难忘的岁月。确实，他们有过胜利的欢欣，但转瞬之间，却又抑制不住失望的叹息和痛苦的泪水。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变化！时逢一年一度的越南国庆节，灾难深重的越南人民作何感想？如今，越南当局猖狂反华，中越友谊横遭破坏，作为越南人民的真诚朋友，每当我回顾同越南人民共同度过的那些年月，能不感慨万千！这时候，一件往事，禁不住又涌上心头。
那是1955年秋天，越南北方刚解放不久，我国党和政府立即派出一个大型艺术团，满载中国人民对越南兄弟的深情厚谊，赶赴越南进行慰问演出。艺术团精彩的表演和热情的慰问，轰动了整个越南北方。首都河内，彩旗林立，“欢迎中国人民使者”的大幅红布标语，挂满街头。中越两国国旗并悬在河内最高的旗塔上，迎风飘扬。胡志明主席极其亲切地接见了艺术团全体成员，他老人家慈祥地抚摸着年轻的中国演员的头，问他们：“想不想家呀？”
“不想！”演员们兴奋地回答。
胡主席咯咯地笑了。他说：“好，好！这里也是你们的家，咱们是一家人嘛！”
多么温暖、充满激情而又诚挚的语言啊！是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努力维护和发展越中友谊，正是他老人家毕生革命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完全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呀！
和平恢复初期的越南北方，还很不安宁。潜伏的敌特到处伺机破坏。但是，中国艺术团不避艰险，深入新解放的地区进行演出和慰问活动。这期间接连发生了几起意外不幸事件。一次，途中遭敌特暗算，汽车被炸，副团长张伯华、艺术指导章一鸣两位同志不幸牺牲。不久，艺术团在游览河内西湖时，突然袭来的旋风又使团员们纷纷覆舟落水，以致四位团员罹难。噩耗传开，整个河内市顿时浸沉在一片悲痛的阴霾中。有线广播的乐曲停播了，横挂在主要街道上的欢迎艺术团的巨幅标语上，加上了黑边和白花。是的，越南人民深知，在漫长的革命斗争风雨中，正是中国人民，始终全力支持他们，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在为烈士治丧的日子里，中国大使馆每天都要接待一批批专程前来吊唁的越南各界朋友。从海防、南定和边远的山萝等许多城市寄来的吊唁信，一封接着一封。那是一些普通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倾注泪水写来的悼念文字，表达着他们深沉的哀思和维护越中友谊的坚强决心。
烈士的灵柩停放在“统一”大会堂。越南朋友和中国同志一起默立守灵。灵堂里香烟缭绕，哀乐低回。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灵堂内外不闻人语，但闻一片啜泣声。追悼会开始了，一位越南诗人用悲痛、激昂的声音，哽咽地朗诵了他即席的诗作：
“越南的大地，紧紧将中华儿女拥抱……。”
当烈士遗体被抬上灵车时，人们仿佛突然意识到这是与亲人的最后诀别，几位执绋的越南朋友嚎啕大哭起来，顿时引起全场一片哭声。那禁不住的泪雨，仿佛使亚热带的初秋骄阳也顿失威力。真是情深意挚，感天动地，撼人心弦啊！灵车缓缓驶向“白梅”陵园，沿途的群众自动奔向公路两侧，肃立致哀，在炎炎烈日下，脱帽致敬。
自那以后，直到1960年我离开越南时为止，每逢清明节，我们几个在河内工作的同志都结伴去为烈士扫墓。而每次，都发现墓上有人培过新土，看到墓边放着几束野花；三三两两的越南朋友，正在那儿徘徊流连。此情此景，总是那样使我们激动。这不仅是对几位中国艺术团团员的怀念，这也是中越两国人民革命情谊的生动体现啊！
时光流逝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如今，烈士墓前的苍松翠柏，该是郁郁葱葱的吧？曾与我们共过悲欢的越南朋友，你们此刻又在哪儿？
今天，河内一小撮当权者背叛了胡志明主席的革命事业，也背叛了他老人家毕生珍视和培育的越中友谊。他们妄想用镇压和造谣的伎俩把中越友谊之花连根铲除。然而，他们这种卑鄙的企图绝不会得逞。因为，历史的车轮毕竟是前进的，中越人民的友谊花朵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和汗水共同浇灌成长的，已深深扎根在亿万人民的心中。“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寄语越南友人：多自珍重！严冬过后，必将是繁花盛开的春天！（附图片）
“这里也是你们的家，咱们是一家人嘛！” 傅旭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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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斯德哥尔摩拾零
蒋元椿
很不凑巧，在斯德哥尔摩的几天里，晴朗日子不多。阴雨天，站在南岛向北眺望，蒙蒙细雨使这个由14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北欧名城，更增加了几分“北方威尼斯”的情调。
在我们左前方，是斯德哥尔摩的核心岛屿——老城，灰色的王宫沉甸甸地卧伏在它南面古老的狭窄小巷和北面陆地上商业区的现代建筑之间，显出一种历史衔接者的特有庄严。在老城东面，是一个过去造船的小岛，称为造船岛。现在岛上是东亚博物馆等的所在地。在造船岛的东面，是另一个大岛，称为斯堪森，这是一个绿荫覆盖的休息游乐场所。它南面连着一个很小的岛，过去是狩猎的地方，称为猎岛。远远可以看到在它西岸有一座没有窗户的长方形巨大建筑物，那就是展览不久前打捞起来的一艘十七世纪战舰“瓦萨”号的地方。在老城的西面还有一个大岛，称为国王岛。以老城附近的水闸为界，它的西面是梅拉伦湖的淡水，东面则是波罗的海的咸水。在咸水区岛屿的岸边，停泊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白色游艇，有的正在岛屿间的水道上行驶。在雨雾里，色彩斑斓的各种建筑仿佛都陷入了沉思，只有那些高耸在它们之上的许多教堂尖顶似乎还在警惕地注视着这人间。
一到晴天，这个由50座桥梁联结起来的岛屿城市，在明亮的阳光下就显出古老与现代、幽静与繁华相结合的特色。梅拉伦湖和波罗的海的流动的水，给它带来了粼粼波光和无限活力。乘坐游艇去到海外岛屿丛中游览固然乐趣无穷，就是在市内，也可以看到有人把钓绳系在桥栏杆上，下钩钓鱼，或者从桥上放下小小的圆兜网，捞起小鱼，引以为乐。它的50来个博物馆，也是人们消磨时间、增长知识的地方。一到夏天，因为靠近北极圈，这里的白天特别长，而大西洋的暖流又使它温暖如春，因此，斯德哥尔摩成为北欧的旅游胜地。
我们在雨中来到东岛东南角上的市政厅。这是一座现代化建筑，但是内部装修得古色古香，仿佛是一座古堡。它既是市政府的办公处，也是一个游览地。它那看来朴实无华的大厅，是每年颁发诺贝尔奖金时举行盛大宴会的地方。大厅一侧楼上就是厨房。瑞典朋友为我们有声有色地描绘在宴会举行时，上菜的服务员们如何秩序井然地从厨房鱼贯走下楼来，又如何回到厨房。
市政厅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的金厅。这个大厅纵深约25米，四壁用1，800万块约1厘米见方的金的和各种彩色玻璃的小块，镶嵌成一幅幅壁画。左壁是从瑞典海盗时代直到近代工业化的历史画卷，右壁则是瑞典历史上各方面的著名人物。正中墙上，端坐着一位女神。她秀眼圆睁，鬈发飞拂，神态俊逸，右手执着权杖，左手握一束鲜花，这就是梅拉伦湖女王。在她脚下，两队人从左右两边向她走来。右边一望而知是欧洲人，左边则是亚洲人，其中也有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戴着一顶白色三角形的尖顶帽，高颧骨，留着两撇往下挂着的长胡子，穿着一身类似清朝官员的服装。这大概是从李鸿章那里“拷贝”来的中国人的形象，使我们看了不禁大笑。然而形象毕竟是次要的。这幅镶嵌壁画象征着梅拉伦湖与波罗的海结合而诞生的斯德哥尔摩，是全世界向往的地方，确实可以说是一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
事实上，瑞典朋友心目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象这幅画上的中国人那么可怕。造船岛上东亚博物馆里精心收藏和展出的从仰韶彩陶到明清瓷器和绘画，表明瑞典人民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有着高度的尊敬和喜爱。瑞典有不少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汉语说得很不错的人。东亚博物馆馆长、东亚文化和考古学权威余博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今年10月份就要退休，继任者是魏尔京先生。也许由于他们同东方文化接触太久，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充满着一种东方人特有的温文尔雅的气质。这里的陈列品中有一批明清时代按照瑞典提供的图案定制的瓷品。其中有为纪念瑞典植物学家林奈而制作的、绘有以林奈的名字命名的忍冬类植物图样的乾隆瓷盘。还有一个瓷盘，图案下方有一片象阴云似的晕。他们笑着解释说，这是因为原图在从瑞典运往中国的途中受潮，图上的色彩洇开成晕。中国工匠为了忠实于原图，把这一片晕也照画不误，成了中瑞交往史上的佳话。
几天匆匆过去，别了，斯德哥尔摩。我们一到这里就得到一张黄色卡片，上面绘有一个斯德哥尔摩城的钥匙，表明持有者是受欢迎的客人。凭着这张卡片，可以免费游览博物馆，乘坐市内专供旅游者用的车辆和游艇。可惜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利用它去领略一番斯德哥尔摩的水上风光，这未免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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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电影明星到摄影艺术家
梁丽娟 张德真
“她是《巴黎圣母院》中那个吉卜赛女郎艾丝美拉达！”9月3日，意大利著名演员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在北京首都机场一下飞机，就有人一眼认出了她。
是的，凡是看过意大利、法国合拍影片《巴黎圣母院》的人，莫不称赞影片女主人公艾丝美拉达扮演者的精湛演技。正是由于扮演者的出色表演，雨果笔下这个美丽纯洁、心地善良的吉卜赛少女的艺术形象，在银幕上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也在中国观众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扮演艾丝美拉达的演员吉娜·劳洛勃丽吉达，是在国际影坛享有盛誉的意大利电影明星。如今，她以“意大利知名人士访华团”成员的身份，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在凉爽宜人的初秋之夜，我们在北京燕京饭店访问了她。
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出生在罗马郊外的苏比亚科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居罗马。那时，她全家六口，包括吉娜姐妹四人，只能挤住在一个房间里，家庭境况，可想而知。美丽的吉娜，童年和少女时代就喜爱艺术，在绘画、音乐和舞蹈等方面表现了相当的才华。但后来她蜚声影坛，却是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的。一天，她从学校出来，有人在路上拦住问她：“你要不要拍电影？”吉娜本不想去，但为了挣钱上音乐课，就答应了。开始时她只是扮演小角色，一天挣的钱不过相当一美元。1946年，19岁的吉娜在影片《黑色的阿吉拉》中担任配角，开始引起人们注意。不久后就有人找她担任电影主角。1952年，她同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力浦合演《马兰花·芳芳》（后来中文译名《勇士的奇遇》），从此一举成名。此后，意大利、法国、美国、西班牙的影片公司纷纷邀请她去拍片。她主演的著名影片还有《面包、爱情与幻想》、《夜美人》、《外省女人》、《所罗门和谢巴女王》、《宫廷爱神》等。1972年，她最后一次参加拍摄意大利影片《国王、王后和杰克》，随即告别了银幕。
在26年的电影生涯中，吉娜一共拍了约60部影片。在这些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影片中，她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她戏路极广，善于把握感情，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宫廷贵妇到乡村姑娘，从妙龄女郎到迟暮佳人，她都演得传神入化。艺术上的成就，使她在影坛久享盛誉，甚至有时当她在某些城市出现时，观众涌来，竟使途为之塞。
卓越的表演才华，是同她对待艺术的严肃态度分不开的。成名后，她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首先，我意识到巨大的责任感，应该使我以后的每一个角色，都要演得胜过前一个角色……与其去拍富丽堂皇的商业性消遣片，我宁肯参加无名导演的摄制工作，只要这些影片有所探求，能力图从银幕上向观众说出真理”。吉娜也是谦虚的，她说过：“没有一部我的影片是百分之百成功的。我仍做得很不够，只不过是观众对我过于宽容罢了。”
当了电影演员以后，她没能再从事自己喜爱的绘画。但是，她逐渐找到了与绘画相近而又能够发挥她的专长的艺术——摄影。象画家那样细致观察事物和象演员那样深入体验感情，为她从事摄影准备了最好的条件。起初，摄影只是她拍片之余的爱好。一些杂志发表了她的影作并获得好评后，人们鼓励她出版一本影集。于是她花了两年多时间跑遍意大利的城镇乡村，拍了无数照片。经过精心编选，1974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影集《我的意大利》。立即，这部影集荣获意大利最佳书籍一等奖，在国内外评价很高，并用不同文字在日本、美国、苏联、西德、东德、匈牙利等许多国家出版。是的，此刻的吉娜，已经从银幕走向摄影艺术园地。她以同样严谨的态度，孜孜不倦地从事这一事业。她指出，她要编的不是仅有风光照片的旅游影册，而是“一本献给祖国的永不衰老的书”。因此，她的影集中几乎都是饶有情趣的人民生活小景，而衬以油画般优美又富于诗意的意大利景色。可以说，这本影集成了吉娜艺术生涯的转折点。“生命是美好的，要严肃地用摄影表现生命中美好的东西”；“我喜欢质朴、自然，不喜欢那些古怪愚蠢的事物”；“摄影犹如诗歌，一个形象能够说明许多东西。它能够描述经历、刻画感情。摄影是我的第一生命。”吉娜把自己的生活同摄影密不可分地结合了。最近几年，她在法国等一些国家举行过影展；还准备出版两本关于菲律宾的影集。她还成功地开始从事服装设计；还导演了两部纪录片……。她总是那么忙碌，那么精力充沛。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崭新的生活……中国大地上美好的一切，对从事艺术生涯的吉娜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她是向往中国的。她说，来中国之前，她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担任首席评奖委员。知道有机会来华访问，她赶回罗马后，只用6个小时收拾行装，就匆匆动身来北京了。而到达中国的第二天早上，她就到故宫摄影，第三天早上五点钟又上街拍摄北京晨景，曙光中学习的人们，进行体育锻炼的男女，保持着青春活力的老人……都摄入了她的镜头。
吉娜说：“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工作是美好的。”她把自己称为“只是个献身于工作的人”。在北京，她以同样的热忱进行摄影工作，对中国的兴趣也随工作而加深……
“我叫吉娜（Gina），和意大利文的‘中国（Cina）’这个字在发音上只差一点……”，她在和中国朋友会见时热情地说。在中国期间，她不仅要抓紧时间拍摄中国人民生活中的美好的事物，回去后举办有关中国的影展，而且还希望有机会再来中国拍电影。
吉娜在接受采访时一再提到“希望中国人民了解我的另一面”。确实，吉娜不仅是位载誉世界的电影演员，也是在世界摄影艺术领域不倦地探索、开拓和前进的摄影艺术家……（附图片）
意大利著名演员、摄影艺术家吉娜·劳洛勃丽吉达来华前自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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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达尔文的植物笔记
吴德融
进化论的奠基人查理·达尔文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六年乘“小猎兔犬”号船环球旅行时，曾到达南美洲和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收集了大量的动物和植物标本，以便回到英国后加以整理和鉴定。有关动物方面的笔记和清单一直保存在剑桥大学和英国自然史博物馆。但是，有关植物方面的笔记，一百多年来却查找无着，不知去向。最近，英国《自然》杂志报道，一位名叫丽塔·依昂丝的女助教在剑桥大学植物标本室的一个硬纸盒里发现了两册笔记本，笔记本上的标题是：《达尔文的南美洲植物》。
据报道，这两册笔记中有达尔文的老师和赞助者、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亨斯洛的手笔。亨斯洛教授原想自己来鉴定各种植物的，为此作了一份清单。但是后来他因有其他任务而未能实现他的计划。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亨斯洛把他的笔记寄给在凯夫的胡克，并请他继续完成鉴定工作。胡克同样地也只能对一小部分植物作出鉴定。在这以后，这两册笔记本就失去了影踪。
现在这个重要的发现主要是由于第二册笔记本封底上用线装订着的十一页以《植物》为标题的笔记。这些笔记是达尔文的秘书瑟姆·柯文顿的手迹，是在“小猎兔犬”号船航行期间直到一八三八年书写的。显然，这是柯文顿在航行途中根据达尔文的陈述所作记录的原本。在笔记上的某些地方，达尔文还亲自作了修改，并对大多数植物补充了简要的注解。笔记中亨斯洛也作了一些说明。
令人最感兴趣的是一条达尔文写的较长注解，即关于在原始森林的有限空间里生物形态世界的千变万化。达尔文认为它“是在我们人间也发生作用的相同的自然法则造成的”。这个思想，达尔文后来在他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中再一次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