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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据自然条件和实际可能调整生产结构
宁夏农垦系统发展多种经营效果显著
本报讯 记者马玉琦报道：宁夏农垦系统经过调整生产结构以后，多种经营得到有力发展，经济效果十分显著。今年，各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长势很好，以春麦为主的夏粮总产比大丰收的去年增长一成多。农牧副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增多了，鲜牛奶已满足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需要；食糖不仅在全区敞开供应，还支援兄弟省。在自治区一些城镇、矿区和交通沿线，都有农垦系统兴办的饭馆和副食品销售点。去年，以农牧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发展到18个，产值1，660多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6％。今年以农牧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产值又大幅度增长，到6月底，产值达到1，100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4％，占今年同期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9．2％。
宁夏农垦系统所属的14个国营农牧场，分布在沿贺兰山东麓的银川平原广大地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还有一百多万亩草原和相当数量的水面，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劳动力多，机械化水平较高，具有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优越条件。但过去由于片面强调抓粮食，多种经营长期发展不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夏农垦系统各级党委根据自然条件和实际可能，把14个国营农牧场划分为3个经济区。位于银川平原南部灌区的农场地势平坦，适宜种植水稻、小麦和杂粮，重点发展商品粮生产及油料生产；位于北部灌区的几个农场，宜农宜牧，又有众多的天然湖泊，主要发展农业和以名贵滩羊为主的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位于灌区西部沿贺兰山麓的农场为林牧区，宜于发展奶牛、肉牛、滩羊和兔子等食草动物。去年，各农场根据经济区划，着重抓了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当年就取得了效果。
为了进一步加快多种经营的发展，今年宁夏农垦系统又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稳定粮食面积，实行科学种田，充分利用各农场的荒地、“十边地”，种植甜菜、西瓜、向日葵等经济作物；拿出33万元的资金扶持临近沙漠地区的几个农场的农田防护林、用材林和经济林建设，还拨出专款支持发展啤酒花和肉牛、长毛兔生产；调进和推广家禽、家畜等优良品种；帮助各农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多种经营项目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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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生在生米公社的两件新事
“隔着的河填平了”
江西新建县生米公社摄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学发，今年向生产队承包了17亩水田和二亩旱地。从浸种育秧，到犁田耙地，从插秧到田管、收割，项项农活都亲自参加。双抢大忙时节，他和社员一样劳动，晒得一身黑，还挤时间完成大队工作任务。社员见了翘起大拇指说：“黑脚杆不吃黑脚杆了。”
过去却不是这样。去年，他在生产队参加分配，全家分得7，000斤稻谷，27斤食油和一些稻草，年终结算，把他的补助工分同他爱人的劳动工分全抵进去，还拿出家庭副业收入300多元，才把这些东西拿回来。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比今年少，社员还说这是“黑脚杆吃黑脚杆”，因为那时候他很少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
今年，他和社员一样承包土地。早、晚两季，预计比去年要多得稻谷5，000斤；菜油、豆子已经收入各50多斤；地里芝麻和红薯还没有收上来。丰收的成果不仅这一些，徐学发说：“过去参加劳动少，老觉得和群众象隔着一条河，群众在背后骂‘吃冤枉’，自己心里也不好受。今年，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和群众一样干，自己做，自己吃，心里踏实，群众反映也很好，隔着的河终于填平了。”
“老挪”不再挪欠
生米公社有个脱产干部，名叫罗时质，家里有4个人在外工作，留下不参加劳动的家属小孩在朱岗大队吃农业粮。多年来，他买手表，盖新屋，一家从队里分得口粮，却拖着队里的口粮钱不交。年复一年，越欠越多，最多欠到1，300多元。一个小小的生产队要白白养着这么一户人家，群众很气愤。因为他姓罗，又老超支挪用，在背后人家就叫他“老挪”。
今年，朱岗大队搞起了联产责任制，罗时质不能再向集体超支欠款了。他家里和社员一样包田，大忙季节，他不仅自己劳动，还把在外的几个儿女都叫回来帮忙干活。他家共承包田地16亩，早稻除去交公粮和留种子，还余有粮食上万斤。另外，还收回了菜油200斤，花生450斤，西瓜籽200斤。“老挪”再也不挪了。
罗时质所在的十一生产队的社员评论联产责任制时说：“田字出了头，工字落了脚”。田字出了头是个“由”字，指的是农民种田有了自主权，能够自由支配，不再捆在一起受穷了；工字落了脚，是个“干”字，指的是搞工作的干部真正在群众中站住脚了；他们象罗时质那样，参加劳动，与群众同甘苦，不再多吃多占，侵犯群众利益，受到群众的欢迎。
本报记者 金凯 沁源 秋生
编后
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以后，农民要求一项项审查各种负担，合理的，他们就点头，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不合理的，他们就摇头，不肯在合同上签字盖章。讨论落实负担问题时，社员对完成征购粮任务不说二话，他们说：“要打不打爹娘，要欠不欠公粮，国家的征购任务我们一粒不能少！”在讨论量力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时，也比较顺利。唯独讨论那些过多的非生产性开支，包括干部的补助时，社员们要求削减。他们说，搞联产责任制不是不要干部了，搞集体生产哪能不要干部带领，他们误工应该补助，但不能滥补。干部的人数也过多了，应该少而精。
在农村，过去为了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超支欠款等等问题，历经多次运动，都没有收到多大成效。现在，联产责任制一实行，社员运用了自主权，这些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就有迎刃而解的希望了。上面介绍的发生在江西新建县生米公社的两个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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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场关心社队 社队体贴农场
西双版纳各农场和社队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本报讯 云南省西双版纳各国营农场对职工加强民族政策的教育，正确处理场社之间的矛盾，热情帮助周围社队发展生产，改善了农场和群众的关系。
西双版纳场社之间以往因土地纠纷、燃料和木材矛盾、牲畜的相互干扰损坏等原因，常常发生争议，场社的关系搞的比较紧张。现在各农场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并设立了专门机构抓民族工作，情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东风农场三分场在1970年建队时，占用了生产队社员的一块菠菜地，当时社员群众要求赔偿300多元，农场只给了几十元，这事一直拖着没解决，这次农场主动补偿了欠款。农场医院有条污水沟流经漫金湾寨子，影响了当地群众用水卫生。最近农场安了水管，妥善解决了污水排放问题。景洪农场五分场1977年选了一块有2，000亩的植胶地，计划建个生产队，并且有一半已经砍了坝，种了两年的农作物了。前不久景洪县景洪公社说要在那里建立种植场。农场从照顾民族利益出发，欣然把地让了出来。橄榄坝三分场前不久帮助附近的曼章架设了3公里长的高压线，使社员用上了电灯。
农场的一举一动，周围社队的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农场关心社队，社队更体贴农场。城子大队曼庄间生产队，过去把牛分到户放牧，经常啃了农场的橡胶树，现在这个队又把牛集中起来统一放牧，减少了牛害。不少社队还发动群众开展爱护国家财产的活动。景洪县景洪公社的曼醒生产队，一次就收交失散在村寨内外的胶碗1，1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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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省西峡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段聪仁（右一），为促进山区油桐生产，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是他正在观察引进的湖南葡萄桐优良品种。新华社记者 樊鸣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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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唐庆中秋
中秋节到了。多年没见过的丰收年，给高唐人带来了节日的喜庆。
高唐本是山东省的老棉区，素有“金高唐”之称。五十年代全县50万亩棉田平均亩产达到过52斤皮棉，对国家很有贡献，群众也乐得丰衣足食。不想后来被一条“左”的绳索捆住了手脚，到1977年一亩棉花只有20来斤的收成，一个全劳力的日工值，不及一只母鸡下一个蛋。从1980年开始，恢复了种棉花的优势，又实行生产责任制，真是立竿见影，棉花亩产一下子超过了百斤皮棉。今年呢，地肥了，人也更勤了，大旱之年小麦大幅度增产，棉花更是空前丰收，全县37万亩棉田预计总产可超过40万担。
如今，在高唐，你留心看吧，群众的精神状态可大变样了，连说话的声调，走路的姿势都跟过去不一样。人们望着那肥桃累累的棉海，丰收在握的玉米、谷子、大豆，心情分外舒展。大家准备着好好过个中秋节后，就投入秋收秋种的紧张战斗。
中秋节前夕，高唐县城集市格外热闹。大清早人们就搭棚设摊，生火起灶。通向县城的条条大路上，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人们源源不断涌入市场。高唐县城从城关到街心，国营的，集体的，以及个体工商户，一家比一家，一行赛一行，商品从没有这般丰富多采。中秋月饼更是家家媲美，处处飘香，花样品种比往年增添了十多种。
人们忙活着过节，心里惦记着收秋，想着明年的生产，所以电影院前面的农业技术询问处就大受欢迎了。县农业技术部门摸到了群众的心思，重点介绍明年扩大棉田以后，如何实行粮棉合理间作套种，提高栽培技术等问题。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一个中年妇女，听完了介绍，买了几份科技资料，满意地挤出人丛，来到商业摊。小伙子利落地买一条上海弹力呢裤，两瓶禹城大曲；中年妇女选来选去买了三斤十个头的酥皮月饼。小伙子开口挖苦她了：“三斤月饼够谁吃的呀！几千块钱存着干吗？”中年妇女也不饶他：“快回家吃了月饼，收好你的花，种好你的麦，秋后娶你的好媳妇吧；要是耍贫嘴把个媳妇贫跑了，叫你一边哭去！”
“哈……！”人们发出一阵欢笑声。
本报记者 吕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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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沙洲县的每个公社都建立业余文艺宣传队
据新华社南京9月9日电 江苏省沙洲县的25个公社、小镇，都建立了一支既会做工，又会演戏的业余文艺宣传队。一些有文艺才能的知识青年集中在一起，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办起了小工厂，边生产，边演出。去年，全县各宣传队共演出974场。今年上半年，又创作了几十个小戏、3台大戏和一些曲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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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乐山市一些农业科技人员在市委关怀下
过去跳“农门” 今天回“农门”
本报讯 中共四川省乐山市委重视和关怀农业科技人员，使已经跳出“农门”的一些农技人员，也纷纷要求归队，重返“农门”。
乐山市委在政治上坚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及时为他们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并把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现已有5人光荣入党，同时，认真做好评定职称和晋升工作。在工作上，市委大胆使用、提拔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现任副市长、农艺师杨成全，是1949年农学系毕业的大学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但他仍兢兢业业长期从事基层农技工作，在育种和作物栽培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1978年，市委及时改正了他的错案，为他恢复了名誉，并先后任命他担任了市农科站长和所长，今年5月，他被选为乐山市副市长，参加全市，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领导工作，更好地发挥了他的才干。乐山市委还拨款修建宿舍，基本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又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他们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党的温暖送到了农技人员的心坎上，使他们的劲头更足，事业心更强。原来已经跳出“农门”的不少农技人员，如张俊秀、任昭惠、李向东、万永春等都多次要求回到农科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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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澎波农场采取措施
培养藏族科技人员
新华社拉萨九月九日电 西藏自治区澎波农场党委，积极采取措施培养藏族科技人员。现在，全场共有科技人员二百一十七名，其中藏族一百九十名，占百分之八十七以上。
这个农场从一九六○年建立以来，采取长短期训练班、现场经验交流会、汉族技术人员带徒弟等各种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藏族科学技术人才。现在全场有藏族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七十三名。畜牧兽医助理医师扎西拉旺，原来对畜牧兽医一窍不通，现在已熟练地掌握了牲畜人工授精、一般疫病防治等畜牧兽医技术。农场的农机手和修理技工革新制造了多种农机具，并做到大中小修不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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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与编者
是三个人，还是一个人？
我家住山东肥城县汶阳公社胡庄大队。有一次我回家，有的社员就问我：“你说报纸上登的都是真事吗？”我说怎么不真，都是记者亲自采访，甚至找本人座谈的。社员又说：“我说，有时叫人不全信。比如说报上登的咱大队明传功的自留地收入吧，别说数字是不是准确，连名也没有弄准。大众日报上是胡传功，人民日报上是明全更（编者注：见本报7月5日第二版：《从六户社员的收入看自留地的作用》）这到底是三个人，还是一个人呢？”当时我听了，感到社员说的有道理，建议今后报纸上的人名一定要核对准。
山东肥城县边院供销社 张茂翰
我们接受读者的批评。今后在采访编辑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核实有关人名、事实等，在写稿、编稿时，把人名、地名等写清楚。——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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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与编者
枣树二次结果是正常的
你报7月26日第2版农业珍闻专栏转载《工人日报》报道《四川凉山发现一棵双季枣树》一文，我认为有必要把有关技术知识介绍一下。枣树二次结果是正常的一般现象，并非新发现。但在有关书籍文献中介绍不多；而在安徽群众中是家喻户晓的。由于无人介绍这方面的实践知识，所以当作“新发现”也就难免了。
安徽凤阳红心林场 李冀成
我们将请人专门写文章介绍这方面的知识。——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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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骑车千里看丰收
——安徽农村见闻
不久前，我们改变采访方法，舍弃了大路和汽车，带着蚊帐、毯子、席子，骑着自行车，专走小道下乡采访。这样可以深入到农村的偏僻角落，看到过去不容易看到的东西。
我们这次骑车采访整整走了一个月，穿越了肥东、定远、凤阳、嘉山、来安、滁县、全椒、巢县等八个县的农村，全部行程1，200里，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物。
没有遇到过的新矛盾
来到肥东县的乡下，只见在公路上，满装粮食的大板车，东来西往，络绎不绝。我们多次询问，才知道肥东县北部的农村，从去年春天起就包干到户了，只干了一年，就家家粮食满仓，吃了一年，还剩有许多余粮，现在他们是去粮站出卖陈粮，以便把粮囤、粮仓腾出来，迎装新的油菜籽和小麦。这种情景，后来我们在定远、凤阳、嘉山等县，也都看到。
农民要清仓，把陈粮卖给国家。可是国家的仓库也要腾空，不然新油、新粮往哪里收贮！于是这里到处发生了从来没有过的新矛盾：农民与国家抢仓贮粮，使粮仓发生了涨库问题。
去年有许多粮站停止了收购，他们担不起粮食露天堆放容易霉变的风险。但是群众不依，你不收购，他们没地方可卖。有的地方就发生了群众打粮站站长的事件。今年问题更大。群众中流传一首顺口溜：“没粮要讨饭，有粮又困难，问题在粮站，眼光看不远。”
一出合肥市，我们就闻到冲鼻的油香。有人说，这油香弥漫了整个江淮平原。菜油有强烈的挥发性，一村有油坊，三里之内可以随风闻到油香。肥东县是安徽省出产油脂的重要基地，今年，仅油菜籽一项，总产量就要超过2，000万斤，国家至少可收购到1，700万斤，与去年全年相等（秋天的花生油不计在内），因此肥东县的油脂产量，今年仍可稳居全省第一。
现在的问题也在仓库和容器不足。肥东县委书记张正炳对记者说：“夏季大丰收，愁得我头发都白了。”他说的发愁，不仅是没油桶，还包括一时筹措不到二三千万元油菜籽和小麦的收购款在内。
收购粮油的款项，本来不归县委筹措，是由银行系统负责的。但是当县银行一时拿不出大笔款子来，卖了菜籽的农民排队在银行门前等候领钱的时候，就迫着县委书记要过问这件事情了。这些事，都是作了二十多年的县委书记从来没有想过和干过的。
“高老爷”的变化
6月3日，我们骑车路过定远县的范岗公社，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叫“高老爷”的农民。
“高老爷”的真名叫高金良，是范岗公社范岗大队高庄生产队的社员，今年才四十岁，前几年是三十出头的好劳动力，家里有夫妻俩和五个小孩。夫妇两个都不肯劳动；做得少，工分少，分得也少，困难自然就大。
那时他天天到公社，今天找主任，明天找书记，转着圈圈要救济。公社怕他缠，生产队也怕他缠。因为大家怕他，所以给他取了个外号：“高老爷”。可是到了1979年一包产，他家七口人包了20亩地，这个人就完全变了，他大队不去，公社不到，亲戚不走，市场不串，许多人看不到他了。有人奇怪地问：“莫非‘高老爷’在城里找到事情干了？”不是，原来他一天到晚泡在20亩地里了！
公社在包田时曾对他说过，象他这样的老救济户不要交公粮，也不给购粮任务，能自种自吃，不再要国家救济就可以了。但是“高老爷”一包到地，就公开宣言：“自古种地纳皇粮，土地既然包给了我，我非交农业税不可。”果然，他去年未要国家一粒救济粮，还交纳了300斤公粮，家里至今还有余粮，与过去比完全成了两个不同的人。
与“高老爷”相映成趣的另一个人物，是凤阳县里的“冒尖户”吴凤启。
“冒尖户”吴凤启
我们骑车到了吴凤启家，家里竟空无一人。我们在打麦场上找到了吴凤启，原来他一家十口人（其中只有三个整劳动力）都正在打麦，已打了一个星期，绝大部分小麦已晒干扬净，堆放到场边的三个大囤里，总产量在18，000斤以上，比去年夏粮增产二成；去年他卖给国家粮食2万多斤，比过去全队卖的都多。
他忙得不得了，我们就帮他在场上做些杂活，插空跟他聊几句闲话。堆草垛的时候，吴凤启站在草垛上，我们问他：“你养了多少只鸡？”他摇摇头说：“说不清楚”。这时，他老婆刚好走来，替吴凤启作了回答：
“大大小小约有七八十只”。
晚上，我们睡在他的新屋子里。新屋是四大单间，水泥地，水泥墙，十分宽敞和牢固。在我们正在铺床入睡的时候，吴凤启又来看了我们一次。我们对他的新屋赞赏了一番。这引起了吴凤启无限感慨，他说：“是啊，能盖上这样的屋子，我梦里都曾笑醒过几次。不瞒你们三位说，三年前，我母亲还带着两个小的出外讨饭。我在这十多年里一直是民兵营长，我在队里处处带头，活没有少干，苦没有少吃，队里的生产就是上不去；去年，把地包到户，整个农村就都活了。就以养鸡来说吧，过去我们连两三只鸡都没东西喂；如今只要有地方，办个养鸡场都有它们吃的。”
本报记者 尤淇 王礼贶 徐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