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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经验的态度
孙长江
总结历史经验的条件已经成熟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起了强烈的影响。它的巨大作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以决议的形式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经验总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执政以后，则是第一次，而且这一次是直接向世界公布的。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必然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为人们所认识。
我们党执政以后的三十二年，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也走了弯路，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损失。怎样总结这段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人们早已在思索着。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开始恢复正常的民主生活，这种思索和探讨，就成为公开的讨论。这是很自然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总结，以便把全党的认识统一起来。这是党的根本利益的需要。我们要总结的是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的经验，是整个党的历史经验。这样的任务只有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全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
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对于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仅仅依靠主观的努力还是不够的，它需要具备主客观的条件。按照列宁的说法，必须具备总结历史经验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具备足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还有经验本身的成熟。特别是第三个条件，这是完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建国以来，我们已经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党的领导的能动作用就在于及时地抓住已经成熟了的时机，严肃地教育全党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起来，果断而又细致地领导全党实现这个已经成熟了的但仍然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党中央就是这样作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大量工作，可以说都是直接地和间接地为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创造条件。到了六中全会以前，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长时间的反复酝酿和充分讨论，已经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个科学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就诞生了。事实证明，我们的经验已经成熟，我们具备了总结历史经验的主客观条件，我们能够作出科学的总结来。这样的经验总结一旦产生，就必然成为全党统一认识的科学基础，使全党的认识得到普遍的提高，从而促进革命事业飞速发展。我们的信念是建筑在这种科学的基础上的，因而是十分坚实的。
政党的成熟性要由经验和实践来证明
历史经验成熟了，也需要总结经验的政党的成熟。否则，即使是经验教训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了，还是得不到正确的总结。我们党曾经从幼年的党成为成熟的党。我们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又面临了新的问题。在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认识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问题上，不能说，我们一开始就是成熟的。如象恩格斯所说的，在人们“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的情况下，“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普利斯特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555页）恩格斯这里讲的是化学史上的事例。十八世纪末的普利斯特列找出了一种气体——氧，但由于他没有能够冲破当时在化学理论上占支配地位的燃素说的束缚，结果，这种本来可以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的手里“溜掉了”。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能够得到真理。人们对于历史经验的认识，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曾经多次提出，今后工作的着重点应当是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但是，不管历史条件如何变化，实际上，我们遵循的仍然是过去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旧的观念和实践，而忽视了经济建设的规律。曾有多次，实践已经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搞经济建设必须尊重经济规律这个真理。可以说，它已经碰到鼻尖上了。我们根据这个真理纠正过错误，而每一次这样做，生产就上去，全党就团结，形势就好转。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我们并且进行了总结，提高了认识。 1958年冬至1959年春，1962年春，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1975年，都有过这种情况，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可是，紧接着来的，却是不仅让真理从我们的手里溜走，而且把它当作谬误赶走、打走。接着便是走得比原来的起点离开真理更远。历史是无情的，每一次这种背离，都要遭到惩罚；而我们的头脑也是顽强的，每遭到惩罚以后，只要稍稍恢复元气，便再来一次背离。如此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终于概括出来了一个颇具体系的错误的理论，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人深思的是，“四人帮”粉碎以后的一个时期里，我们还在反复地论证这个理论。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只是到了三中全会，这种历史的颠倒才得到真正的扶正。这才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从这个错误的理论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只是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获得了多次得而复失的真理。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6页）今天老少皆知的一些事情，昨天却连最杰出的人物也看不见；过去我们实行过而不能贯彻的一些东西，现在却得到了贯彻而行之有效。怎样看待这种历史现象呢？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前进，看作是昨天的某些东西的简单复归，那就完全错了。如果我们根据今天的认识条件去耻笑昨天的“无知”，那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表现，甚至是一种对历史的轻薄态度。人们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人们的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重要的是，要真正了解造成昨天的认识的那些条件，真正了解并且消除阻碍人们获得真理的种种束缚。列宁说，“获得胜利的阶级，应当是成熟了的阶级，可是成熟性不是由什么证书所能证明，而是要由经验和实践来证明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70页）看来，这种成熟性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过去，我们对于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这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现在我们又对三十二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作出了科学总结，这是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党的成熟性。这个过程是不会停止的，它将随着实践与经验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发展。
“我们不预备做历史学家，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
1920年，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现在还没有到编写苏维埃政权历史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那我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说，并且我想也可以代表中央说，我们不预备做历史学家，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列宁选集》第4卷第158页）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经验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功过，不仅可以使人们对于过去有一个正确的公正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免重复历史的错误，取得事业的成功。因此，我们总结历史，不是为了无休止地清算老账，而是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找出事变的内在联系。在总结和学习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要抛开许多非本质的细节，不让这些东西来干扰我们的视线。例如，人们很容易感到兴趣的是，到个人的品德和个性中去寻找决定历史事件的原因。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对于这种态度，黑格尔把它叫做：“为历史上的大事件搜集小原因”。黑格尔说：“历史上常有人搜集了许多奇闻轶事当作大事件的小‘原因’，——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导因，只是一种外部刺激，事件的内在精神完全可以不需要它”。黑格尔是一位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家，他所说的“事件的内在精神”，是神秘的东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上某些“奇闻轶事”，尽管可能成为某种导因，某种外部刺激，但对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完全可以不需要它。黑格尔认为，搜集奇闻轶事“这样来解释历史是非常肤浅的”。列宁肯定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他摘录上述黑格尔的话，并且加上小注：“历史上的大事件的小原因”。列宁认为，黑格尔对历史的因果性的理解，“要比现在的许许多多‘学者们’深刻和丰富千百倍”。（《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9页）为列宁肯定了的黑格尔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经验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党中央提出的一个指导思想——“宜粗不宜细”，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71页）我们认识了历史的经验，就要见诸于行动。这一点，连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也是了解的。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就说过，总结历史经验，“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他认为，如果对于经验的总结，只是“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读通鉴论》）这段话大意是，对于历史经验，不能停留在对于过去的兴衰治乱进行评论；当时的激动之情一消失，教训也就忘记了，作起事来依然是袭用旧的观点和旧的方法，临事而仍用其故心。如果这样，那末，你知道的事情虽然很多，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也还不过是“玩物丧志”。王夫之所说的历史经验，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他们当然不可能真正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是，他却懂得总结历史经验的意义在于运用。这种批评，即使在今天，我们读起来，也仍然感到值得引起警惕。
我们要从历史经验中学习。要十分珍惜这份宝贵的财富，因为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对于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一旦完成，它就必然要反转过来指导新的实践。但是实践是丰富多采的、不断发展的。我们当然不能停留在历史经验这一点上，我们还有许多新问题要研究。在研究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时刻不忘历史经验，不要再走过去已经走过证明走不通的老路。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还有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而这些是我们过去所没有遇到过的，靠过去的经验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还是列宁说的对：“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争取更多的东西，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过渡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般的进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步。”（《列宁选集》第3卷第613—614页）
我们的经验当然不只是以往的经验，也包括着许多现实的新鲜的经验。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前进。总结历史经验，学习历史经验，统一认识，整齐步伐，同心同德，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地推向前进。这就是对待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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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维护民族尊严的太平天国外交
张帆
当金田起义的烈火蔓延到长江流域，形成反对清朝统治阶级的燎原大火时，清朝江苏地方官吏卑鄙地向英、美、法驻上海的领事乞援。1853年1月15日英国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的社论说：“起义运动的最后成功将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敌对运动的信号。”
“如果外国不进行干涉，大清王朝被推翻，我们的损失将是很大的，我们的所得将是零。”接着，1853年2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给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的几封密信中，建议由英国或英、法、美三国联合起来，派舰队立即占领镇江，封锁长江和运河，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趁皇帝还据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这家报纸，反映了英国政府的企图。文翰采纳了阿礼国的建议，立即下令调集在中国沿海的英国军舰于上海，准备以武力镇压太平军。
然而，革命势力的发展，完全出乎侵略者的意料之外。太平军迅速占领天京（即南京）所显示的革命威力和清朝统治在长江流域的土崩瓦解，迫使外国侵略者暂时停止武装干涉，而打起所谓“中立”的旗子。所谓“中立”，其实是为了观望形势，窥测方向。
1853年4月以后，英、法、美三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四次派公使“访问”天京，摸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底”。
文翰到天京后，把《南京条约》的中文本交给太平天国，企图诱胁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从清政府得到的侵略特权，并且恫吓说，如果不尊重他们的侵略特权，他们就要用武力。但是，太平天国领导断然拒绝，并且警告说：“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同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也相继到天京进行试探。布尔布隆除了重申条约的要求外，还提出了保护天主教的问题。麦莲也提出：“美国国民居留在中国境内的，都有庄严的条约的保证，但是内战的发生，其生命与财产现在大受威胁”，要太平天国尊重他们的特权。麦莲在访问天京后，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这个中华帝国的主人之后，是不是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
太平天国反对侵略，反对外国特权，但并不反对在经济方面与世界各国友好通商。太平天国领导人一再宣布“通商不禁”的方针，但外国人通商必须遵守太平天国的法纪，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不能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对危害国家民族的鸦片贸易，一概严行禁止。
英、法、美三国公使“访问”天京后，看到太平天国极有可能统一全国，因而在一个时期内采取观望态度，表示“中立”。文翰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指太平天国）成功，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因此，“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明的政策”。文翰的主张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正式批准。法国和美国也采取这种“中立”政策。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纷纷撕下了“中立”的面具，公开支持清政府。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
应当指出，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中，在民族的根本利益上，反对了外国侵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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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轻工业靠挖潜
宫景隆 贡发信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要加快轻工业的发展。但是，国家的建设资金有限，又不可能给轻工业增加很多投资。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面对这种情况，怎样才能使轻工业有个较大的发展呢？我们认为，要首先立足于现有企业，挖掘内部潜力，而不能单纯依靠搞基本建设，铺新摊子。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一讲扩大再生产，往往只想到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不注意对现有企业进行挖革改，不注意提高现有企业的经济效果；另一种偏向是，不从我国人口多、资金有限和现有的技术条件出发，一讲更新设备，就要求引进高效率的成套设备。这两种偏向都与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财政经济状况不相适应。
经过三十年的建设，轻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技术基础的比较完整的轻工业体系。这正是我们加快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认为，立足于现有基础，实现内含扩大再生产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理使用资金，重点搞好对现有企业的改进。
在轻工业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三十、四十年代的老企业，或是集体所有制的里弄工厂。解放后的几十年中，这些企业的产值大多翻了几番，但是国家很少给它们以必要的补偿，因而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增长和职工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今后，要改变投资方向，除了对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某些行业，适当搞些新建、扩建项目外，一般不再建设新厂，要把大部分投资和贷款，有计划有目的地投在现有企业的填平补齐、挖潜革新改造上，重点解决厂房改造、设备更新和“三废”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步改变现有企业的落后面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
二、整顿现有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在轻工业系统中，内地与沿海，沿海与上海，各企业之间的管理水平差距很大。一般地说，内地的厂房都比上海的宽敞，设备也比上海的新一些，但是经济效果却远不如上海。这中间有技术基础问题，但管理水平不同也有重要影响。据1980年的统计，轻工业系统每个职工一年为国家创造的税利，全国平均2，112元，上海为9，810元，天津为4，315元，北京为4，105元，全国最低水平为731元，高低之间相差13．4倍。因此，要大力整顿现有企业，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生产责任制，加强企业的各项基础工作，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节约使用各项资金、原材料和动力，杜绝一切人力物力浪费，严格经济核算，搞好集约经营，使企业的经济效果大大提高起来。
三、发挥科学技术作用，推动生产发展。
三十年来，我国轻工业的科技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轻工业的科学技术工作毕竟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一方面，科技工作人员少，条件差，研究工作比较落后，科技人员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科研和生产脱节，已经取得的科技成果，由于体制、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推广应用也不够，这也是我国轻工业发展不够快的一个原因。今后，要把提高科技水平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作用，紧密结合行业规划和生产实际，紧紧围绕节约原材料、动力，改造提高现有设备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等课题，开展科学研究，推广科技成果，使轻工科技真正成为发展轻工业的重大原动力。
四、搞好企业改组，推动经济联合，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
当前，轻工业在组织结构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某些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行业，存在着生产原料的地区加工水平低，不产原料的地区生产能力大，技术水平高，加工效果好的矛盾；二是，日用机械和其他适合大批量生产的行业，各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被行政管理上的条条、块块所隔绝，没能完全按产品、零部件和生产工艺，在行业内和行业之间进行适当分工协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小而全”、“大而全”的现象。为了使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一方面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组织原料集中产区与加工地区，沿海与内地的经济联合；同时，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大力推动以中心城市、名牌优质产品为中心的专业化协作和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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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忆南征》出版
本书是王首道同志回忆在抗日战争后期，三五九旅深入敌后，进行南征，到湖南、广东、江西一带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征，是一次艰难的战斗历程。三五九旅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从延安出发，挺进华南，一九四五年九月北返中原，至一九四六年十月重返延安，历时整整两年。全体指战员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在中国的土地上南征北战，行程二万余里，不畏艰险，所向披靡，象一把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又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抗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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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筹安会“六君子”传》出版
筹安会是为袁世凯做皇帝制造舆论的御用机关，由杨度、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等六人于一九一六年发起组成。袁世凯死后，这些人以帝制祸首，大多数被通缉，时称“筹安六君子”。
孙毓筠曾任安徽都督，胡瑛做过山东都督。李燮和在光复上海时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后又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刘师培曾任《民报》撰述，与章太炎齐名，后脱离同盟会成为革命的叛徒。严复更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方面，起过很大作用。“六君子”的主要人物杨度，经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历程，最后才走上了真正革命的道路。本书原名“六君子传”，现经作者陶菊隐先生重新改写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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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二程集》即将出版
程颐是程朱学派的开创者，程颢则对后来陆王学派的形成有较大影响。
二程著作有一部分混而不分。后人将他们遗留的全部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其中《遗书》和《外书》是二程语录，《粹言》是二程弟子杨时从语录选出一部分用书面语言改写而成，《经说》是二程对一些儒家经典的解释发挥，
《易传》则是程颐个人的著作。此外还有二程的《文集》。中华书局用清代涂宗瀛校刻的《二程全书》做底本，加以校勘校点，改名《二程集》。
（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