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菲律宾的“新共和国”
本报记者 周毅之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最近向国民议会发表国情咨文时谈到,在他今年6月30日宣誓就职后成立的“新共和国”政府,既不是仅仅返回一般的“旧民主程序与制度”,也不同于菲律宾独立以来35年历史中任何一届政府。根据现行宪法,“就政府的形式而言,是议会制的”。宪法“授予国民议会立法权力”,又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菲律宾共和国行政总长”,因而,政府的“结构与性质都是新的”。这就是她被称为“新共和”的理由。
马科斯总统对这种“新共和”制度满怀信心。一个月来,他发布了一系列命令,改革政府各种机构,以便克服过去严重阻碍菲律宾前进的政府官员贪污与无能,并为这个国家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经济计划,主要目的是提高全国,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他提出一个“给予新共和国长期活力”的方案,包括减少人口增长、消灭失业、提高工业生产、调节地区发展不平衡、提高国内能源供应、改变过于依靠进口石油和解决各方面生活问题等“七项挑战”任务。
他宣布政府由25个部减为18个部,除去冗员、减轻繁文缛节及贪污,以便节省经费,用来发展生产。他对新内阁总理和一些部长的选择,是为实现发展经济计划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人事措施。新任总理比拉塔现年51岁,是国际上有名的财政经济专家,曾任菲律宾政府财政部长、工业部长、总统经济顾问等要职,还担任过世界银行与国家货币基金会联合发展委员会主席和发展中国家24国集团的主席。比拉塔向记者说,他上任后即优先处理经济问题,首先是粮食生产、能源和劳工密集的出口业三项,以期迅速改善人民的生活。新内阁中还有三名“专家治国论者”,即工商和投资部长翁平、经济策划部长希卡和农业部长丹拜。社会事务部长蒙迪斯夫人和天然资源部长毕纳,是新入阁的具有一方面专长的部长。
新内阁成立后第一个会议讨论通过的1982年预算草案,充分说明他们把发展国家经济放在首位。这个600亿比索的预算草案,42%用于经济活动,23%用于社会服务,15%用于公共服务。以上三项共占80%。
马科斯总统7月27日正式宣布,成立一个七人执行委员会,以便在他不能执行任务时,集体继承他的遗缺。
马科斯总统号召人民,提高警觉,防止殖民地观念卷土重来。他呼吁菲律宾社会各阶层团结一致,摒弃分裂、隔离和猜疑,消除宗教及文化的歧异对国家团结所形成的“幻想隔膜”。他指出,菲律宾人民想要摆脱剥削的桎梏,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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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菲新闻界友谊的一段史话
张结
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有不少外国记者来中国进行报道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象史沫特莱、斯诺、路易·艾黎等,已经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熟悉。但当时还未赢得独立的菲律宾,也曾派一个记者团来报道中国的抗战。事过四十多年,虽然当时来华的菲律宾记者大多都已亡故,但这件事仍然为一些菲律宾朋友所忆及,成为中菲两国人民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友谊的一个例证。现任菲律宾《时代日报》主编、菲律宾亚洲新闻学院院长何塞·卡斯特罗,便是当时代表团的一个成员。
我曾几次见到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请他谈一谈当年菲律宾新闻代表团访华的情况。卡斯特罗十分高兴地回忆起那时候的情景。虽然已事隔多年,他手头又没有必要的资料,但他对这次访问的过程以至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深深埋藏在人们心底的感情是不会随着岁月而消逝的,有时候,反而会更加清晰。
大约在1937年底和1938年初,菲律宾的保卫民主同盟和中国之友社就考虑派出一个记者团,报道刚刚开始不久的中国抗日战争。不久,记者团就正式组成了,由曾任奎松总统传记作者、在菲律宾为人们所熟悉的卡巴利埃罗担任团长,团员中有一个工会工作者和两位华人,当时才23岁的何塞·卡斯特罗是刚刚从学校出来,到《菲律宾先驱报》工作不久的新记者,也是团里最年青的成员。1938年3月,记者团经过香港到达了广州。
在广州,菲律宾朋友被安排住在爱群大厦,这里也是当时市内最高的建筑之一。年青的卡斯特罗常常跑到大楼的顶端,俯瞰遭受日机轰炸后广州市的景象,有时也到街头找一些伤员和居民采访。对这一切,他都在自己的报道里作了描述。不久,记者团由广州乘车去长沙,住在一个部队医院里。在这里菲律宾朋友们经历了一个令他们长期不能忘怀的事件,那就是和周恩来同志的会晤。一天,周恩来同志到医院来,和记者团团员们一一握手,并且作了简单的交谈,感谢他们带来了菲律宾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支持。卡斯特罗回忆说,当时周恩来穿的是绿褐色军装,打着绑腿,和国民党军官的衣着相比,显得十分简朴。他虽然留有胡子,但神态很年青,充满活力。卡斯特罗在来以前曾看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对中国的抗日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看到周恩来同志以后,他渴望自己能到这些根据地去看一看的心情更强烈了。
不久记者团到达武汉,在这里,卡斯特罗见到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女士。当时史沫特莱住在原日租界的一个旅馆里,房子里堆满了书籍和她的手稿。卡斯特罗悄悄向史沫特莱提出,能不能帮助他去延安,史也答应为他作一些尝试。由于当时的困难条件,他去延安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中国期间,卡斯特罗还遇见了路易·艾黎、爱泼斯坦等,同他们交换了对中国抗战的看法。记者团大约在中国停留了四个月,回到菲律宾后,卡斯特罗先后写了十多篇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分别刊登在菲律宾的一些报刊上。
何塞·卡斯特罗从中国回到菲律宾不久,就提出再次到中国去,继续报道中国的抗战。但直到1975年中菲建交后,他才实现了在中国长住的宿愿,担任菲律宾驻华使馆的新闻、文化参赞。现在他虽然已回菲律宾工作,但仍多次到中国去,他的夫人、儿子也多次到中国。他说:“象整个菲律宾人民一样,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附图片)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新建的住宅区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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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的大米
从前在非洲,大米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会在餐桌上出现,但如今大米却日益成了人们喜爱的主食。
在塞内加尔、冈比亚和象牙海岸,每人每年平均消费50—80公斤大米。几内亚人、几内亚比绍人和利比里亚人每人每年要吃大米100公斤,大米似已成为人们的主食。至于塞拉利昂人,他们可算是大米消费的新纪录创造者,每人每年要吃大米125公斤。非洲最大的大米消费者,恐怕要算马达加斯加人,他们一日三餐全是大米。
马里人和毛里塔尼亚人每人每年吃大米25—28公斤,上沃尔特、尼日尔、尼日利亚、加纳和贝宁人每人每年吃大米3—4公斤,他们的主食仍是小米、高粱、木薯或豆类。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设宴时都用鱼浇大米饭,否则就算不上招待客人。在马里的干旱城市加奥,待客已不用传统的主食小米,而用雪白的大米,人们认为只有大米才能博得客人的青睐。在尼日利亚,人们以前都爱吃油煎猪耳草,现在大米饭成了人们的美食。
非洲不少国家,大米已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有的国家新上台的政府,为了稳定局势,曾经宣称要为“权力和大米”而斗争。有的国家发生的政变,被人们称之谓“大米政变”。有的国家的政府宁肯不进口石油,也不使大米的供应短缺。
在盛产小米、高粱的非洲,人们为什么日益喜爱大米呢?一位马里妇女说:“大米容易保存,而且只要稍加挑拣就可作出多种花样的美味饭食。”与此相反,要将小米做成其它花样,那就要妇女花费很多时间和力气。
虽然非洲人如此喜爱大米,但非洲的大米产量并不高,大米的自给率相当低。
1980年,全世界产大米3.8亿吨,非洲只生产570万吨,而西非的大米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0.6%。
自1960年以来,塞内加尔进口的大米数量占整个西非大米进口总量的40%。
象牙海岸虽是一个大米生产国,但它每年也要大量进口大米,1978年它进口了14.1万吨,1980年进口了23万吨。1979年整个非洲从国际市场进口了200万吨大米,单是西非就进口了74.4万吨,花费了2亿美元。据西非水稻发展联盟估计,西非的大米消费年增长率是5%,如果按此速度发展下去,1990年西非要进口大米128.5万吨。
现在非洲不少国家在为大米的前景忧虑。但是,只要措施得当,实现大米自给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杨贵兰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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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
吴永恒 姚春涛
7月31日,巴拿马前政府首脑、国民警卫队司令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因飞机事故不幸身亡。消息传出,巴拿马全国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
8月4日,巴拿马各界为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人们举着国旗、标语和将军的肖像,用各种方式表示他们对死者的崇敬和哀伤……
读着一则则来自巴拿马的消息,我们眼前不断浮现出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朴实、庄重的形象。
回忆过去访问巴拿马期间,我们曾经几次在不同的场合见到过这位将军,听说过有关这位将军为巴拿马的独立、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种种传说。
奥马尔·托里霍斯1929年2月13日出生在巴拿马西部维拉瓜斯省的圣地亚哥镇,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清贫的出身,使他同劳动阶层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中学毕业后,他考入萨尔瓦多的一所军事学校,1952年以少尉军衔加入国民警卫队,1968年晋升到准将军衔。他为人坦率、耿直,曾经毫不隐晦地承认,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曾为国内最反动的阶层效过劳。他追忆说,有一次他奉命去镇压一支游击队,但是当他读了游击队的宣言和同起义青年谈话之后曾这样想:“如果我不是身着军装的话,我会投身到他们的行列中去共同战斗的”,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使他立下誓言:“假如有朝一日我能支配我们武装部队的命运,我将使他们同祖国的最好利益结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1968年10月11日,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领导国民警卫队中的部分官兵发动政变成功。执政后,他就在巴拿马着手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本人则用大量时间巡视全国各地,跑遍了每一个城市和村落,同工人、农民、学生广泛接触,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四季,这位巴拿马领导人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几乎没有改变过这样的装束:穿紧身军服、戴宽边军帽、腰间挂水壶、口里衔雪茄。人们都亲热地称他为“我们的将军”。
从执政第一天起,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最关心的就是祖国的独立和主权。他认为,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的斗争,是巴拿马新政府团结人民进行工作的指南。1977年9月7日,托里霍斯将军代表巴拿马同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在华盛顿签署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这是巴拿马政府在托里霍斯将军主持下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在历史的激流中,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既能勇进也会急退。大家都不会忘记,1969年12月,一批军官趁他在周末到墨西哥看赛马之机发动了政变,并打电话通知他,国内政权已经易手,让他留在国外。然而,将军坚定地表示:“我宁肯为祖国战斗而死,也不愿耻辱地活在国外”,并宣布要立即回去平息政变。当晚,他同几位知己租了一架小飞机,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将军的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大大鼓舞了忠于他的官兵,政变迅速平息,将军的威望从此也大为提高。托里霍斯将军在巴拿马担任政府首脑整整10年。1978年,正当运河条约生效、将军的个人荣誉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却出乎人们意料地隐退了。他说:“无论我还是谁,都不是少不得的,现在轮到年轻人了。”他希望大家选举38岁的教育部长罗约担任总统。他的这一行为,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对新中国、毛主席一直怀着友好的感情。1975年,他亲自邀请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到巴拿马展出。我们记得,展览会开幕那天,他兴致勃勃地带领政府官员们来到展览馆。他亲自为展览会开幕剪采,给展览会送了花篮。他还同展览团的团长进行了亲切的交谈,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托里霍斯将军为增进中国和巴拿马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巴拿马朋友曾经告诉我们,访问中国曾是将军生前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可惜的是没有来得及实现他就与世长辞了。
托里霍斯将军以身殉职,使我们想起他曾说过的话:“我是不会死在床上的……,我所关心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请你们举起祖国的旗帜,亲吻他,继续前进吧!”我们相信,巴拿马人民一定会记取将军的这个遗愿。(附图片)
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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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西试验用棕榈油代替柴油
巴西不产石油,能源主要依靠进口石油。去年它为进口石油花去了几乎一半的硬通货收入——一百多亿美元,使国内迫切需要的发展资金大受影响。因此,巴西一直在努力寻找能源的代用品。
在七十年代中期,巴西从甘蔗渣提炼纯酒精以代替汽油,获得成功。目前,巴西的汽车已使用本国生产的酒精汽油,预料到今年年底以酒精汽油作燃料的汽车将有六十万辆。
近来,巴西正试验用棕榈油来开动以柴油作动力的大轿车和大卡车。根据试验,豆油、花生油和棕榈油等能发动柴油机,只是油耗量要增加大约百分之十,而且费用也大。棕榈油的出厂价格每桶为四十六美元到五十五美元,而柴油每桶约为四十二美元。
但是,油棕榈适于在巴西浩瀚的亚马孙森林中贫瘠的土地上生长。棕榈油产量很高,大豆每公顷产油四百五十公斤,花生每公顷产油一千一百公斤,而油棕榈树每公顷产油一万公斤。
油棕榈原产于非洲。栽种三年后开始结果产油,八年后产油达到顶点,可生长二十五年。果实象小杏,成串挂在树的复叶和树干之间。剪摘下来的果实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油榨出,否则就要变质。油棕榈一年四季可收获,一人可照管五公顷。
巴西的一位能源专家说,目前用棕榈油代替柴油在经济上还不合算,但是在三、四年之后情况会改变。(王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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