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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六中全会文件体会
充分相信群众，搞好农村生产责任制
山西省五台县委书记 郭培荣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农村经济的政策与措施，有效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农村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回顾我们五台县委在农村经济改革中走过的道路，我深深体会到，要搞好这项工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清除“左”的思想影响。
去年春天，我县的一些“三靠队”提出要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我不敢大开口子，只是在口头上赞成和允许，而在实际工作中不敢大胆支持。有时虽然同意和支持了，心里又感到不踏实。为什么呢？根本的一条，就是“左”的框框还束缚着手足。粉碎“四人帮”以来，“左”的东西虽然受到了批判，自己的认识水平有所提高，但“左”的影响并没有从头脑中彻底挖掉。因此，对农村的管理制度实行改革，建立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在一段时间里看不准，总怕出了“格”，“向右转”。因此，表现在行动上“‘左’中求稳”，迈不开大步。后来，通过下去搞调查研究，从实际经济效果的对比中我才打开了眼界，解放了思想，认识到农村生产责任制是同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群众思想觉悟相适应的比较科学的管理形式。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对那些偏僻山区和生产水平很低、困难较大的“三靠队”来说，更为适合。以铜钱沟公社为例，这个公社是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加之前些年我们一味强调“大、公、平”和单一经营，把群众的手足捆得死死的，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全公社长期处于贫穷状态，连续二十多年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去年，这个公社的西沟大队实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后，一下子把各家各户的一切力量都调动起来了，由过去的少数人操心变成了多数人操心，仅一年的工夫，生产、生活面貌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虽然大旱，但同没有实行包干到户前相比，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人均分配收入增长了一倍多。据基层干部讲，这种景象是合作化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在实行了这两种生产责任制的其它社队，也是如此。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对我的教育是非常具体、也是非常深刻的。它使我的“左”的指导思想受到了一次有力的冲刷，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道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从而提高了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进行农村经济改革的自觉性。
清除“左”的影响，搞好农村生产责任制，还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去年，我县的另一些社队因地制宜实行了“两田制”。起初，我有点不放心，怕群众集中精力作务口粮田，使责任田变成“后娘田”。下到这些社队一调查，全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回事。事实是，责任田实行超奖欠罚的制度，同群众的个人利益紧紧地联在一起，它和口粮田一样得到了承包者的精心经营。这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很适合一些规模小的中间队推行。事实说明，原来自己害怕出现“后娘田”的思想，说到底是不相信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创造力。过去我们在领导方法上习惯于上边说话，下边照办，久而久之便以为领导高明，凡事按照领导说的办才保险。其实，这是把事情弄颠倒了。看来，不抛弃这种“领导高明”的框框，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生产队的自主权就会受到干扰，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充分推开。随着认识的提高，思想的解放，胆子也就比较大了，我们在全县大力提倡不同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核算单位，因地制宜选择责任制形式。去年，包产到户和包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虽然没有在全县普遍推开，但已经显示出它的威力，与同样气候条件的1978年相比，全县粮食总产增长了7．3％，加上多种经营的发展，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4％，人均银行存款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今年，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已在全县农村普遍推开，农村经济生机勃勃，前程似锦。这里需要补充说明，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并不是要领导机关放弃正确的领导。当前进行的农村经济改革，同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是一项新的工作，还处在摸索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领导机关在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同时，还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精神进行正确引导。要加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具体帮助基层完善改革的措施。如果借口相信和依靠群众而放弃领导，撒手不管，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是一种失职行为。
经过两年来的实践教育，我的“左”的指导思想有所克服，但这种“左”的症结还具有顽固性，要彻底清除它，还须在今后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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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待业青年自办集体小店阻力重重
——记西安市北大街青年稠酒店的遭遇
要安置好待业青年，要发展城镇民办集体经济，在目前仍然困难很多，阻力重重。西安市北大街的青年稠酒店，近两年来被两次“接管”，颇有典型性。
1979年7月，西安市青年路有位七十岁老大娘王信心，说自己能做好稠酒，想找几个待业女青年做稠酒。随后又把自己酿制的稠酒端来让街道干部品尝。她这一行动，立即得到街道办事处，特别是居委会的支持。在居委会副主任魏志坚的帮助下，吸收了陈淑琴、赵宜英等四个待业女青年，借了68元开办费，办了个“青年稠酒组”。作坊就暂用王大娘灶房。为便于走街串巷，他们花了十几元钱买了个旧架子车。就这样于7月11日开业了。大家热情高，没有米，就大家凑；没有曲，就四处找，托人捎。在魏志坚协助下，他们订了章程，在质量、价格、服务态度上都有明确规定。因此，一起首，生意就很好，从一天卖五、六元，到半月后卖到五、六十元。
在稠酒店开业的第二十五天，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西安市委书记陈元方等省、市领导同志走访了这个稠酒组，尝了酒，参观了作坊，了解了他们的经营情况，并鼓励了他们。
酒摊生意，日益红火，挣来的利润，七成开工资，三成留做积累，交管理费。每人月收入稳定到六十元左右。到年底，原来流动在北大街头的“组”固定门面变“组”为“店”。
市委、市革委陈元方等领导得知“组变为店”，特意在开张之日——1980年元旦这天来店，恭贺新禧。他们各买稠酒一碗，并祝贺她们把这个集体事业办好。
不久，街道办事处就先后给店里派人来“接管”，有的当主任，有的做会计、出纳、保管、采购。他们一上手，扩增了各种酒菜熟食。从此，做下的酒老卖不够数，店里有几个人却你喝他喝，有的把亲朋引来白喝，还有的往回拿。王大娘和姑娘们渐渐不满，新老之间开始对立了，逼得陈淑琴她们拉上架子车，重新走上街头。
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市里。市革委副主任王真同志亲手批示，要各方支持办好这个店。市委书记陈元方同志还向区委领导作了面示。区上领导当面也作了“指示”。可是紧跟着在4月中旬，有四位退休职工和两名待业青年以区公安局的名义又进驻店里。他们一到，把里外两摊全部接管。新主任施政的头一条，是废除了酒店原先民主议定的分配制度，给原来的青年固定减发工资，给四名退休职工增发了生活补贴。新主任要陈淑琴交出账本、章子，逼得小陈跑到市革委办公厅和待业青年安置办公室哭诉。
7月1日陈元方又作了批示：“稠酒店要彻底整顿，恢复原状，仍由王信心、陈淑琴等人办。任何机关单位不许去占领，不要去干扰。……”
随后，市革委办、市劳动服务公司和待青办的同志依据领导意见，与区和街道办事处协商，帮助他们新找了个门面，让他们独立经营。
为了这个小店，市委书记陈元方同志等曾先后六次过问。即使这样，困难、干扰问题仍然很多。如原料渠道不通，买的是高价米，今年4月份竟无米为酒。在人事上，除两次被“接管”外，先后由一些领导硬塞来一些人，有的一来就附加有条件，如要当会计，工资要与老手一样，等等。本来这民办集体困难就不少，加上种种外界干扰，更加剧了内部矛盾。看来要大开就业之门，要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不端正思想、转变作风，不制定相应的措施是不行的。
《陕西日报》记者 王嵛昆 薛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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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梁星三夫妇包庇犯强奸罪的儿子被判刑
新华社郑州8月8日电 梁星三、孙俊英夫妇因包庇犯了强奸罪的儿子，最近分别被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梁星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其妻孙俊英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梁星三原为新乡市文委副主任，孙俊英原系新乡市饮食公司干部。5月28日晚，其子梁红光伙同崔继革冒充治保人员，将一女青年诱骗到梁家，采取野蛮手段强行奸污。梁星三夫妇知道后，不仅不向公安机关报案，反而采取多种恶劣手段，阻止受害人告发，企图使其子逃脱法律制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认真审理，认定他们犯了包庇罪，按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了刑。
在判处梁星三夫妇的同时，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以强奸罪判处梁红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从犯崔继革有期徒刑五年。
在此之前，中共新乡市委已开除了梁星三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新乡市饮食公司党委也已将孙俊英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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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里会见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龟冈高夫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下午会见了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龟冈高夫及其一行。双方就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农业科技合作问题进行了交谈。万里说，我国农业的发展，采取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一政策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们争取在不长的时期内，使我国农业生态平衡。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吸收各个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好经验。
龟冈高夫说，我们认为日中农业交流是加强两国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政府愿为促进日中两国政府间的农业合作继续努力。
农业部长林乎加，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等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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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举行中国国际残废人年文体义演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今晚，首都举行“中国国际残废人年文体义演”。东方歌舞团、中央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中国京剧院、中央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国家技巧集训队等单位在首都体育馆联合演出了文艺体育节目。
这次活动是中国国际残废人年组织委员会、文化部、国家体委、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演出的门票收入将全部捐献给中国国际残废人年组织委员会，作为兴办残废人福利事业的基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艾克特和夫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临时代理代表道斯，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康永和、吴雪、李梦华、顾锦心等，观看了今晚的演出。演出明晚将继续进行。（附图片）
图为中央歌舞团在表演红绸舞。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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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之角
中国男女排归来总结记
何慧娴
中国男女排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归来之后，我走访了男排教练戴廷斌和女排教练袁伟民，参加了他们的总结会。总结会着重从两场失利球赛找差距。
男排的失败令人惋惜。失败原因是什么，需要弄个明白。
4月香港之战，中国男排在与南朝鲜队争夺出线权时，先败两局，连扳三局；这次前两局又重蹈覆辙，但却未能象上次那样转败为胜。这是因为“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南朝鲜队的实力显著增强了吗？不是。
那么，“故障”主要出在哪里呢？
“你们把球输在了意志上。”“你们骄傲了，曾几何时，你们被人们抛起来，抛得轻飘飘了！”多少关心男排的观众，在来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症结所在。男排在总结中，首先检查了意志作风方面的问题。赛前，他们把自己估计高了，认为在香港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都顶过来了，接着又在国际精英排球邀请赛中以3∶0再胜南朝鲜队，这次问题不大。对困难估计不足，遇到逆境措手不及，关键时刻缺乏自信，想赢怕输，拚劲不足，两名主要副攻手发挥得不理想。每局的前10分，我们的各项技术并没有明显低于对方，进攻和拦网还高于对方。但是，打到10分以后，我们就顶不住了，突出表现在一传连续失误。在这场比赛中，因一传失掉的12分中，有9分是在打到10以后丢失的。第二局打到17∶16，我们领先。由于我们接连丢失了两个一传，而被人家拿走了关键性的一局。
中国女排对古巴先以0∶3败北，又以3∶0赢回，这个戏剧性的结果，既显示了她们不馁不挠精神，又暴露了她们打遭遇战意志品质不顽强的弱点。她们与古巴女排自1977年世界杯交锋之后，四年未遇，双方都不摸底。但是，从半决赛前的准备活动中，袁伟民就预感到“凶多吉少”。因为古巴队员十分活跃，不断伸出三个指头示意3∶0，向我们挑战。而我们队员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中：想打好，又心虚；既不承认她们比我们强，又不很自信，加上这场比赛的胜负不影响决冠亚军，大家的求战心情也不够迫切。所以赛后，袁伟民说，这场球是真输，不是假输，而且首先输在意志品质上。
打不好遭遇战，是中国女排多年来存在的问题。1978年世界锦标赛上，以0比3败于苏联队，就是吃了这个亏。现在怎样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打好11月份世界杯决赛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届时，女排要与多年未遇的苏联队交锋，美国女排补充了新人，也一年未见了。而且比赛将采取单循环制，没有半决赛、决赛，八个强队各碰一次，按总积分计名次。
除意志作风方面的问题外，这两场失利的球，也暴露了技术战术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攻是中国男排“三把刀”中的一把。以往，一次攻命中率达到60％以上，如其他技术不失常，一般能胜球。而这次迎战南朝鲜，一次攻命中率达到64％，却没有获胜。原因又何在？主要是我们防反太差。全场比赛，对方防反得17分，我们仅得8分。虽然双方发球权易手180多次，但是由于我们防反差，得机不得分。南朝鲜队的攻、防转换能力则比我们高一筹。
防反中，尤其差的是后排防守。当今世界男子一流强队后防起球率一般在40％以上，我们这次对南朝鲜队防守起球率只有25％。从世界排坛的动向来看，不但网上争夺日趋激烈，地面防守也正在引起重视。日本男排为扭转后防不好的情况，特聘请以训练防守著称的女排总教练小岛孝治为男排的防守教练。这次中国男排也表示要向女排学习，练好防守。
拦网，也是我们与世界强队抗衡的一大差距。苏联男排为什么强，拦网全面、有实力就是一条。中国男排拦网力量不均匀，缺乏高度，技巧也不够娴熟。南朝鲜队著名二传手金浩哲，虽然身高只有1．76米，拦网却也有一手。这次比赛，开局第二个球，就是他直接拦死汪嘉伟的进攻而得分的。我国男排二传手的拦网还需加强，因为二传手的位置，往往处于对方主要进攻手的炮口下。古巴男排二传手身高2米，恐怕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加强拦发球训练，也是中国男排面临的新课题之一。目前，这项新技术已被普遍采用。现在不是只拦越网而过的低球了，就连高出网四五十厘米的飘球也被直接拦回来。这次南朝鲜队与古巴队比赛，南朝鲜队3号张允昌发高飘球，竟被古巴队1号在网上1米的高处直接把球拦死。这种拦网带有相当的攻击性。
中国女排的教练和队员，也从对古巴的两次交锋中，进一步看清楚了技术战术上的问题。过去，女排打亚洲强队，一传到位率在60—70％左右，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快速多变战术的发挥。这次输给古巴队，接不好她们发的上手平冲球也是一个原因。这种发球运行的弧线非同一般，过网后还会起伏，大多落在后区
（日本称之为“网球式发球”，我国还很少有人采用）。由于不适应这种发球，一传到位率刚到50％，这就直接影响了战术的组织。现在，无论女排还是男排，掌握好接平冲发球的规律，是我们迎战欧美强队需要逾越的第一道障碍。
另外，在进攻上，我国女排要进一步发挥快速、多变的优势。因为与欧美强队相比，我们还是小个儿打大个儿。与她们拚高度，我们要吃亏。我们的进攻手如何提高技巧，加强配合，避实击虚，是值得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附图片）
中国女子排球队队员郎平（左三）、周晓兰（左二）在首都机场接受新闻记者的访问。
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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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之角 小资料
老将的新飞跃
7月22日，我国优秀三级跳远运动员邹振先，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奋力一跃，跨过了17．32米，刷新了三届奥运会冠军、苏联沙涅耶夫保持的17．27米的大会纪录，并把自己保持的17．05米的亚洲纪录一下子提高27厘米，创造了三级跳史上第六个好成绩。
邹振先取得这样突出的好成绩，是偶然的吗？不是。熟悉内情的人说，这是他在经过整整两年刻苦训练，不畏艰难，不断地勇敢地向高峰攀登的结果。
1979年6月，邹振先取得了17．02米的好成绩，振奋了处于落后状态的亚洲田径界。以后，他又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比赛中，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赢得荣誉。因此，他接连两次被评为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之一。但是，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因为已有的成绩而满足，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认识到田径是国际上影响较大的运动项目，是一个国家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田径水平还比较落后，急需尽快提高。他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锻炼更加刻苦。
近年来邹振先血压偏高，不少人建议调整运动量，他却说：“没有时间了，最近几年是关键时期，自己有一定条件，应该尽量往前赶。”他把精力全部集中到训练方面。今年很长一个时期，他甚至放弃一切文娱活动。去年冬训中，他的右脚跟脂肪垫挫伤；今年6月初，他在日本创17．05米的亚洲新纪录后，左腿膑骨肌腱又拉伤，影响了正常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他依旧与教练密切配合，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制订以控制伤势、发展能力为目标的训练。与别的世界强手比较，邹振先较瘦，力量较差。为此，冬训以来，他进行了大量负重与各种专门跳练习，提高下肢支撑能力。有伤不能多跳，他就加强助跑训练，使他在速度快的前提下，跑得更加熟练、自然。赴布加勒斯特前夕，小邹100米（站立式起跑）达9秒94，短距离五级跳达24．60米。这使小邹极其振奋。他与教练制订了周密的赛前计划，力争在这次“小奥运”比赛中出现最佳竞技状态。当时，国家体委一位领导同志问他：“准备得怎么样？”小邹满怀信心地回答：“情况正常。赛时如伤势不重，我有信心超过17．05米。”事实上，他与教练早就定了具体目标：争取过17．20米，进前三名。
邹振先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国际田联主席鲍伦亲自给他授奖，鼓励他说：“你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运动员，希望你再接再厉，在1984年23届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祖国人民也在期待着他取得更大的飞跃。
黄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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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三级跳远历史上的六个好成绩
17．89米 奥利维拉（巴西） 1975年 （世界纪录）
17．56米 班克斯（美国） 1981年 （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17．44米 沙涅耶夫（苏联） 1972年
17．40米 佩列斯（古巴） 1971年
17．35米 乌德米亚埃（苏联） 1980年 （22届奥运会冠军）
17．32米 邹振先（中国）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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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0比3”
马萧萧
在第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夺得了十块金牌、六块银牌、五块铜牌，我国女子排球队先以0比3败于古巴队，决赛中以3比0回敬古巴队而取得桂冠，显示了攀登世界运动技术高峰的能力和潜力。他们的战绩赢得国际体坛人士的称誉，也受到祖国人民的赞扬。
面对一枚枚闪光的奖牌，人们都不由得心头涌上一阵阵胜利的喜悦。可是就在这时候，我国女子排球队的教练和队员却没有在胜利的祝贺声中自我陶醉，而是在互相劝勉：“我们要更多地想到0比3”。
“多想0比3”，意味着我国女排严肃认真地思考和接受挫折与失败的教训；意味着勇于正视自己的差距，不因胜利而掩盖实际存在着的弱点和不足之处，表现了奋进不息、攀登不止的精神。
在世界高水平的比赛中，“常胜将军”是少有的。但是，失败，总有失败的原因，即使是偶然的失败也存在着必然的因素。那种只津津乐道“过五关斩六将”，避而不谈“走麦城”的人，最后难免要落入“华容道”的悲剧下场。惟头脑清醒，不骄不躁，善于一分为二对待自己，并且能够扎扎实实、发愤进取者，才能取得更多的胜利，乃至立于不败之地。
今年以来，体育战线的确形势喜人，一派丰收年景。看待好形势，要有一副冷静的头脑，降降温是有好处的。要知道，我们不少项目水平还很低，就是那些较为先进的项目也存在着薄弱环节。我们参加国际比赛的任务还很繁重，今年，男女排要参加世界杯赛，足球面临亚大区出线的严峻考验，前面还有亚运会、奥运会等待着我们。我们既要看到成绩和进步，增强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更要提倡女排“多想0比3”的精神，把训练、比赛的各项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女排也好，其他项目的运动队也好，现在“多想0比3”，日后比赛中才有可能赢得一个个“3比0”，为祖国争取更多更大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