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澳大利亚的红心
宗璞
瑙玛有个小小的习惯，怕下楼；因此当然也不能上楼。我们在阿丽思泉古斯艺术馆的圆厅里走着，见厅中心有一个螺旋形的小楼梯，梯侧有小喷泉，暗红色的灯光照着喷洒的水珠。我请她到厅边小坐，不要陪我上去。她说到上面就可以看见这个艺术馆的主要内容。她用了一个字，我一时想不起那英文的意思。“上去便知。”我想。
跨过暗红的喷泉，缓缓上到梯顶，我不觉吃了一惊。我怎么忽然来到了澳洲中部的荒原上、旷野间？苍凉而豪迈的中澳大利亚景色，扑向我眼前，这样辽阔，这样一望无际；又这样寂静，这样无动于衷，只有远处小小风车给一点动的感觉。似乎时间也被这豪迈苍凉羁留住了。那一直伸展开去的原野，直到天边，看不见了，却又明知它还在继续伸延，简直使人想赶过去看个究竟。在棕褐色，有的地方是暗红色的原野上，铺缀着一丛丛灰白的草，一丛丛暗绿的榛莽。再高一些是那一对称为孪生兄弟的橡树，它们真象彼此的影子。最高的植物是一株尤加利树，它那灰白的树皮下，显示着充满了生命力的筋骨。天地交界处有一段远山，又有一座淡蓝色的平顶山，象一个倒扣的长盒，后来知道它的名字是考诺山。又有一座稍长的，一端扁平的浅棕色的山，后来我知道那便是世界最大的独石，艾耳石。
我循着楼栏走了一圈，才悟出那英文字义是全景画。这画面形成一个圆圈，观画人站在中央。近处20呎的泥土植物全是实物，连接着20呎高的画面。画面不但集中了中澳大利亚的有特点的景物，还画出了那原野的苍郁混沌的神情，使人不觉大有“天地悠悠”之感。
次日我们乘车行驶在真正的澳洲内陆原野上，离艾耳石越来越近，这种“天地悠悠”之感也越来越强烈。车行几个小时，眼前总是莽苍苍一片。忽然远处出现了那淡蓝色的考诺山。以后我发现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它总是保持着那淡淡的蓝，虽然远，却很分明。走着走着，考诺山不见了。太阳没遮拦地照着，蓝天亮得耀眼。地下的草格外灰白，榛莽的绿显得格外干涩。而路呢，不知何时起，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如果不是亲眼得见，实在难以想象土地能红到那样地步。这红色在那全景画中并不突出，大概是要留给人自己捉摸吧。于是天是蓝的，树是绿的，草是白的，路是一味地红。风吹草低，便是原野的活动，便是原野的声音。
我拿出“罗吉的地图”，想看看行程远近。罗吉是气象学家，是瑙玛的儿子。在悉尼那几天，都是他开车。离开悉尼时，他送了我这份地图，还有一个复活节巧克力兔。他对瑙玛极为体贴关心，总是在她需要时及时出现。“这样孝顺儿子不多了。”瑙玛常说。我也为她高兴。
罗吉的地图告诉我们，艾耳石有3．2公里长，2．4公里宽，335米高。艾耳是一个人的名字。1872年最初来到这石山的欧洲人取此名，艾耳本人与这石山并无关系。这里原有土著，现在都迁往别处了。他们有蛇人的传说，山的阴阳两面有两种蛇，后来成为两个部落。我不禁联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龙，其实也是由蛇图腾演变来的。看来在远古时代，蛇的势力不小。
我们到了。艾耳石从近处看如同一匹趴卧的大兽，棕色的纹理好象大象粗糙的皮肤。石山上有好几处洞穴，有的洞中有简单的原始的画，都保存得很好。头一天在阿丽思泉，瑙玛曾请一位研究土著生活的英国朋友来见，他对他们的画很了解，圈圈点点，曲线直线，都有意义，都在诉说一个故事或一种感情。只是有些内容他们不愿人知，他也就闭口不言。在他那里见到一些画，圈、点和线的形状、颜色都很和谐，倒有点象当前抽象派的画。
节目中有一项是观赏艾耳石变换颜色。我们清早出发，登上一个沙丘，东张西望。向东看日出，向西看石山的颜色。石山在黑暗里黑黝黝的，黑夜渐渐淡去，石山逐渐显出棕色的皮肤；朝阳在天边涂抹着彩霞，石山在不知不觉间也涂了一层桔红色。在太阳跃出地平线的一刹那，据说石山会象着火一样通红，但那天不知为什么，没有见到这奇观。又因为东张西望不能兼顾，对两边似乎都无多少心得。从沙丘上下来，瑙玛笑道：“走了几万里路，临了石山不变颜色。”“总得把最奇特的留给想象。”我笑答。其实眼前的景色已经够奇了。在灰白和暗绿相间的原野上，破开一条鲜红的大路，向石山缠绕过去。远处虽有总是那样蓝的考诺山和另一座奥尔加山，近处的艾耳石却显得这样大、这样孤单。不知从什么时候被抛掷在这里，遗忘在这里。它象澳洲一样，终于被发现了，而且成为胜景。我记起T·哈代所著《还乡》的第一章，“一片苍茫，万古如斯”。那描写伊登荒原的文字是多么美——还有那红土贩子。现在科学发达，当不用红土染色了。
“这路，这土，多么红……”我喃喃道。
“这是澳大利亚的红心，”瑙玛说：“澳大利亚的红心欢迎你。”
红心两字并非瑙玛发明，在导游画册里便是这样说的。在辽阔无垠的原野上坦露的红路，真象敞开了赤诚的胸怀，那是人民友好的心愿。我向她感谢地微笑，默默地俯身抓起一把红土。原来在土著的许多美好的传说中，确有红土染身的故事。说是在世界尽头住着一个女人，她的职责是早晨点火照亮世界，晚上熄火让万物安息。在点火与熄火时，她都要用红土装饰自己。红色反照在天上，便成了朝霞和落日的绮辉。
我们沿着红色的路，下午便返回阿丽思泉。在渐渐合拢来的暮色中，西天却逐渐明亮，越来越红，很快就成了一片通红。红云上压着一层层灰黑的云。这里没有别处落照的千百种颜色的变幻，整个天空，只有红与黑两种颜色。红云真象在天上烧着大火，因为天地是这样无边无际，火也烧得透旺，烧得恣意，从天的一端直烧到另一端。偏又有层层黑云，有时在红云上压着，有时在红云下托着，更显出那壮丽的通红来。通红的天连着通红的地面，仿佛从地面上也在升起红云。真使人感到一种浩大、神秘的力量。大概是那世界尽头的女子在撒扬红土所致吧。
车上几个小孩在说儿歌：“彼吉博吉胖墩墩，拉着女孩们不住地亲；一伙男孩来游戏，彼吉博吉跑开去。”在清脆的童音中忽然发出一声赞叹，瑙玛说：“看那边！”和通红的西天遥遥相对，在草莽中升起一轮明月，月轮很大，染着淡淡的金黄，默然俯视着这原野。我忽然想起内蒙古草原上大而圆的月亮。不也就是这一个么？它冷眼观看了亿万年来地球各处人类的发展。不知地球上何人初见月，也不知月亮何时初照人。人的智慧发展到今天，月亮本身的奥秘也已让人探得去了。
日落的壮观持续约一小时，夜幕终于遮盖了一切。路边的地灯告诉我们已走上柏油路，红土的原野越来越远……
“告别了，澳大利亚的红心。”我在心中说。我已从自然景色中苏醒过来，和车上的旅客攀谈着。旅客来自澳大利亚各阶层，也来自世界各地。谈笑间，我也学会了瑙玛小时就在说着的儿歌：“彼吉博吉胖墩墩……”
其实我虽然离开了那红色的原野，却并未离开澳大利亚的红心。牧场上，大学里，繁华的大城和清幽的小镇中，到处都遇到热心朋友。南澳大利亚的库诺本小学特地赠我一把银色的小勺，柄上有校徽，盒底写着：“请冯女士用它的时候记住我们，并请转达对中国小朋友的友谊。”
访问小学校时，我被安置在大沙发上，孩子们围坐在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校长科博狄克先生多才多艺。他手弹吉他，领着孩子们唱欢迎歌。我讲我自己的古老伟大正在建设的国家，讲了我们小学生的一天的生活。应校长之请，我也讲了《露珠儿和蔷薇花》这篇童话。我很怀疑我的自译能否达意，孩子们却专心地听。讲完了，一个孩子举手问：“那朵蔷薇死了？”“骄傲的蔷薇死了。”我不无伤心地答。
校长让孩子们自由发问，空气很是活泼。问题一个接一个：“中国最高的山？”“中国最长的河？”“中国的牙膏是什么颜色？”“你有多少岁？”我也问他们，问他们的志愿。几乎人人都举起小手。有的要做农民，有的要做理发师；有的女孩愿意做护士，愿做家庭妇女；有的男孩要做警察，要开飞机。只有一个孩子要做科学家，没有人愿当教师。
“如果你几年前来，会有许多孩子要做教师。”校长说：“近来教师失业的很多。”原来澳洲人口增长率趋于零，孩子少，需要的教师也少了。
“不管做什么”，校长又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有用的、快活的人。”
临别时，校长从墙上取下两张图画送我。一张是个黄色的小人，那是海盗；一张是用拇指按出来一个个指印，组成一棵树。我想起澳大利亚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一本书名《人类之树》。在人类之树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尽管有种种不同，都该在自己可爱美丽的国土上辛勤劳作，发展兴旺，并且互相友好往来，使这棵大树根深叶茂，绵衍久远。
面对着这张天真的画，不禁又想起罗吉的地图，想起养猪人餐桌上丰盛的糕点，想起明史教授雨中送别，想起每天看着表为我煮鸡蛋的退休老船长……当然，还有代表澳中理事会接待我的瑙玛那充满了关怀、作出细致安排的亲切的声音。虽然我免不了常请她重复一次，奇怪的是，我总不觉得她说的是外国话。
还有那奇特的剖露着红土的原野——澳大利亚的红心。
1981年6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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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
朱子奇
即席书赠澳大利亚《西风》杂志
主编布鲁斯·本内特先生
这边的东风把春天吹送，
那边的“西风”也把春天吹送。
风呵，吹吧！吹吧！
扫荡了那北方的严寒之冬，
吹来温暖和友谊乐融融。
这边的东风把和平唱颂，
那边的“西风”也把和平唱颂。
风呵，唱吧！唱吧！
驱散了那战争的乌云重重，
唱出人间和星际的繁荣。
1981年2月15日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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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渠
——访问西德手记的一页
英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土地面积不到25万平方公里，比我国广东省略大一些，但它拥有的博物馆却有650个之多。
许多重要城市都有规模巨大的博物馆，管理和经费一概由州、市、镇负责。各个地方又有陈列当地历史、工业、贸易等实物资料的博物馆。也有一些专门陈列个人收藏的博物馆。至于更多的小型专题博物馆，则分布在全国各城市、村镇，以及古堡、城寨之中。
博物馆陈列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不涉及。有展览古今各种流派作品的艺术博物馆；有专门研究日耳曼民族历史发展的博物馆；有人种博物馆；有中世纪博物馆；有各时期家庭生活博物馆；有物装博物馆……也有纪念名人如歌德博物馆、贝多芬博物馆、席勒博物馆，等等。自然科学方面又有矿物、动物、植物等博物馆。专门展示科学技术发展的博物馆最是名目繁多，应有尽有，目不暇接。还有各时期钢铁制品博物馆、农具博物馆、船舶博物馆、车辆博物馆、车饰博物馆，甚至细到有皮革博物馆、刀片博物馆、珠宝博物馆……为了保护某些受到现代建设规划威胁的古老建筑和民间房舍，已把这些建筑物有计划地集中搬迁到山坡上，建成露天博物馆。
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博物馆，汇成了知识的渠网，学问的仓库，每年迎接着两千多万人前去参观。
参观者走进这些博物馆的展厅，整洁、宁静的气氛能使你立即专心致志起来。科学的照明设备，光线明亮柔和，不刺目，无反光。声响低微的录音装置，对展品进行解说，或者伴送有关的音响，使参观者如身临其境。展厅宽敞幽雅，座位舒适，可随时小憩。每个展室有本室展品的说明书，所有博物馆都出售有关本馆藏品的各种版本的图书资料、画册画片、幻灯片等。参观者在展厅内，只要不用强烈的闪光，可以对展品拍照。如果残废者去参观，还有专用的手推轮车可供乘坐。总之，博物馆想方设法为参观者提供了种种方便。你如果要求知道更多的资料，那么展厅内附设的电子查询设备可以帮忙，只要照分类程序按一下电钮，所需的文字或形象资料立即映在荧光屏上。有的博物馆还附有餐厅，照顾那些用功钻研的参观者，不必因用餐离开博物馆。餐厅里冷热菜及各种饮料均有，价钱比街道上的还便宜些。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西德博物馆在传播文化知识方面是多么竭尽全力，它们有效地启发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它们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求知的欲望。（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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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俳试作
赵朴初 林林 陈大远
钟敬文 公木 袁鹰
赵朴初 五首
喜大谷武
伉俪来访
明霞看早樱，
春花春月倍多情，
殷勤迓故人。
携手话当年，
难忘前辈历辛艰，
传盏饮春泉。
美意共云浮，
西南处处百花洲，
好作称心游。
一九八一年三月
吉村孙三郎先生
率儿孙来访喜赠*
诗碑结胜缘，
携来花雨自岚山，
盛事忆前年。
此来非等闲，
儿孙兰桂喜联翩，
恩情代代传。
一九八一年五月
*吉村氏为岚山周总理诗碑之创建者：一九七九年四月邓颖超副委员长访日，与吉村共同为诗碑揭幕。
钟敬文 五首
错过
花事到荼?，
又错过赏春时节——
且待来年吧！
文债
还不完的债！
想到学艺的未来，
怎能停笔呢？
赠来访的
松枝茂夫教授
终于见面了！
多年相慕的心情
（都）凝在这一握*！
绿发油油的——
真是我想象中的
老翻译家么？
省我脸发红——你莫再提《荔枝》集**，
（那）幼嫩的习作。
*括弧内的“都”字“那”字，等于过去曲子中的衬字。从格律（字数）上看是超越的，但有了它，语调更完好些，以下同此例。
**前几年，松枝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提到他做学生时，曾从北新书局购读过我的散文集《荔枝小品》。
林林 四首
咏山茶花
小丘绿叶丛，
花落潭中朵朵红，
开谢何匆匆！
花红满绿枝，
不辞落地化为泥，
何必多怜惜！
贤岛即景*
霞色染春晓，
山作欢颜海亦笑，
飞鸟探花娇。
寥廓舒我目，
碧海青天一色图，
浮筏采真珠。
一九八一年四月
*贤岛在三重县志摩郡
公木 三首
别清水正夫
逢君又别君，
桥头执手看流云，
云海染黄昏。
河汉清且浅，
流云轻轻扬白帆，
飘去又飘还。
山与山不见
彩云相连，人与人
相连以思念
一九八○年四月于长崎
陈大远 三首
箱根之行
细雨湿樱花，
平湖翠柏落朝霞，
富士密云遮。
三泽湖畔樱花初放时，
山光水色叹如斯，
湖畔喜闻诗。
樱花之夜柳发弄东风，
春江花月夜无声，
樱花阵阵红。
袁鹰 三首
箱根古道
迢迢箱根路，
石上空留马行处，
俯仰越千古。
能登半岛凭吊
大伴家持遗迹*
海风年年吹，
望断乡关人未归，
诗情似潮水。
*大伴家持是《万叶集》末期的著名诗人，在金泽、能登当过防卫长官。
岚山周总理诗碑
青石有余温，
小别岚山六十春，
花雪伴诗魂。
一九八一年四月于京都
〔编者附记〕汉俳（汉式俳句），是中国诗人近年来在同日本俳句诗人交往中产生的一种新的诗体。《诗刊》今年第六期上发表十五首汉俳时，说明“汉俳参照日本俳句十七音（五、七、五）的形式，加上韵脚，形成一种三行十七字的短诗，近似绝句、小令或民歌。它短小凝炼，可文可白，便于写景抒情，可吟可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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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瓦斯科·波帕同志
贺祥麟
瓦斯科·波帕是当代南斯拉夫的杰出诗人。他青年时在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和布加勒斯特都念过大学，四十年代起开始创作。他的诗思想深邃、感情真挚、意境高雅、语言简洁优美，接触的范围也广：从当代超现实主义的寓言诗到传统的民间故事诗，从个人生活感受到塞尔维亚民族的古代部落神话，他都写。他还有不少诗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触及现实生活及南斯拉夫被法西斯侵略军占领时民族创伤的各个方面。他歌唱自己的祖国，歌唱塞尔维亚人民，歌唱蓝色的多瑙河、“白色之城”贝尔格莱德以及他的家乡维尔莎茨市，浮想联翩，令人心醉。对于这位曾用他那魔术一样的诗歌迷恋了整个东欧一两代人的诗坛宿将，我是多么想会他呀！去年秋天，我去南斯拉夫参加塞尔维亚共和国“10月国际作家会议”，终于见到了他。
当时，他甫从我国访问回来，风尘仆仆，赶来参加会议。此后短短十天里面，会内会后，我们多次接触，一再长谈，竟成莫逆之交。会议期间，他带了各国朋友访问他创办的维尔莎茨文学公社和小月亮村，为我们导游；会议结束时，他在告别宴会上特地邀我和他的老朋友荷兰诗人慕易夫妇与他坐在一起，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会议之后，他在百忙中邀了两位好友为我饯行，之后，又邀我到他家作客，和他那位善良、美丽并且极为贤慧的妻子哈莎见面。哈莎是女歌唱家。这夫妻二位，一个用他那饱蘸了象醇酒一样浓郁的感情、象神话一样富于魅力的幻想之笔，写成诗篇，进行歌唱；另一个用她那优美婉转、动人心弦的歌喉，进行歌唱。从诗里看，波帕同志思想深沉、感情细腻、幻想丰富，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奇异瑰丽、令人神往的广阔的精神世界。可一接触到他本人，又使人敏锐地感到他性格雄浑豪放、热情率直，是一位既有辽阔视野和渊博知识，又善于处理事务、解决问题的实干家。多年来他一直是维尔莎茨文学公社的负责人和南斯拉夫“诺里特”出版社的主持者，同时还担任塞尔维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两年前退休了，仍然忙于各项纷至沓来的社会活动。
作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波帕同志之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由来已久了。他翻译过鲁迅和茅盾的著作，并且非常喜欢我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歌。他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很少象中国有这么多既是杰出的革命家又是优秀诗人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他十分喜爱陈毅同志的诗，嘱我回国后一定要给他找本《陈毅诗词选集》寄去，他要亲自把它译为塞文。
特别使人难忘的，是那晚他们夫妇和我的那一席温暖、亲切、心心相印的谈话。哈莎同志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冰淇凌和点心，我们且吃且谈，谈兴越来越浓。波帕同志说他景仰毛主席，对中国革命有着深厚感情。正因为如此，前不久他到我国时，一定要去延安访问。他去了枣园、杨家岭、南泥湾等许多地方，还会见了一位84岁的老红军。他说：“359旅的战士们当年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这种革命精神，太感动我了。我极爱南泥湾，写了四首诗歌颂它，已全部发表在《政治报》上。”
波帕同志很熟悉毛主席诗词。他说：“在我的故乡维尔莎茨市，十年前就有人翻译了毛主席诗词，是一个非常好的译本。”
波帕同志自四十年代起写诗，先后出版了七部诗集，被译成30几种译本在很多国家出版。他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部英国出版的《瓦斯科·波帕诗选》赠我。特别使我想不到而又至为感动的，是他题词的方式。他以诗人所特有的风格，拿起一支粗粗的红铅笔，把自己左手放在诗集扉页上，一口气把他那只粗壮厚实的手描了下来，然后在他画的手心为我题词：“赠给某某（我的名字），瓦斯科·波帕赠，八○年于贝尔格莱德”。尤其别致的，是他把“瓦斯科”第一个字母“V”写得特别大，特别长，画成一个人的高高鼻子，然后在鼻子顶上两边画上两只眼睛，眼下又加了长长的睫毛，用这种独特方式表达了他的深情至谊。我手捧着这样一本里面跳动着诗人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连诗人音容笑貌都印了下来的诗集，心胸激荡，难以形容。我说，这是真正的波帕呀，亲爱的波帕同志！
回国以后，我不敢爽约，曾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好几个城市新华书店遍觅《陈毅诗词选集》，竟不可得，几处书店的同志们都抱歉地说，此书出版于1977年，早已售罄。最后，还是我回自己工作单位后，一位青年同志听说了，把她自己的一本赠我，我如获至宝，把书寄给了波帕同志。
此刻，在山水秀丽的漓江之滨，望着窗外挺俊矗立的独秀峰，我想起了万里云天以外的多瑙河、萨瓦河两岸的一片沃野，和住在两岸汇流处贝尔格莱德市“革命大街”上那所古老雅致的楼房里的波帕夫妇。我为诗人夫妇祝福，为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祝福，为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