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回忆张秋人同志
钱之光 钱希均
秋人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优秀党员，与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宣中华、肖楚女、沈泽民等革命先烈是同一时代的革命活动家。在他那短暂的生命中，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大量工作。
教会学校的叛逆者
1898年2月17日，秋人同志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水霞张村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秋人考入了免费的越才中学（是教会办的）。他一边读书，一边兼做校工，换得一点微薄的报酬，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在学校里，秋人刻苦地学习，时常手不释卷。在假期里，他除了要参加农田劳动外，时常帮助一些来向他请教的男、女同学复习功课，一块讨论，还研究一些社会问题。他还经常利用寒暑假到工厂、学校、农村进行宣传、演说，自制幻灯影片，揭露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真实面目，宣传新思想。
秋人对教会的叛逆行为，使学校统治者大失所望，眼看一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竟成了教会学校的反叛者，终于老羞成怒，把秋人赶出了校门。
不久，秋人在一些同学的帮助下，又插班考入宁波崇信中学（也是教会办的）。此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到了中国。秋人同许许多多有志青年一样，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他读书范围扩大了，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参加社会活动也更加积极了。
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宁波也同全国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秋人被宁波学生推选为学生领袖之一，他积极地上街演说，发动和组织学生运动。反动当局和教会头子，把秋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企图把他从学校开除出去。但学生们以罢课反对开除张秋人，许多工人和农民也对学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学校迫于这种压力，只好暂时让步，让秋人继续学习到毕业。但毕业时，虽然秋人学习成绩优异，学校却不仅没有按教会的惯例，保送他上大学或出国深造，反而竭力阻挠，连毕业证书也没有发给他。
秋人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既不能升学，也找不到工作。他抱着寻求革命真理和求学、找工作的愿望来到上海，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帝国主义冒险家哈同为在中国传教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的免费生。可是只因他左眼有点斜视，在口试时就被剥夺了录取资格。后来，他加入了“反基督教大同盟”组织；不久，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研究会”，陆续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恽代英、李达、沈泽民、高语罕等人。1920年8月10日，以“中国社会主义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秋人是组织者之一，成为正式团员。1921年下半年，秋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秋人同志不仅自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还引导了很多同学，以及家里的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们就是在他的指引下参加革命的。他对家里给他找童养媳的这种作法，是坚决反对的；但对童养媳本人，他却寄予深切的同情，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教育。1922年春节后，秋人把她带到上海，送进了我们党办的“平民女学校”。
秋人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经常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学习和翻译马列主义的著作；同时，经常为《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编写文章。他写的文章理论性强，马列主义观点很鲜明，对传播马列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出色的革命活动家
1922年，党派秋人到芜湖开展学生运动，公开身份是芜湖师范的教师。到那里后，秋人很快就把芜湖师范的学生发动组织起来，并使学生运动迅速蔓延到芜湖的每个学校。整个芜湖的学潮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当地的军阀政府惊慌失措，对秋人提出了警告。于是，秋人被迫离开芜湖，转到了湖南。
到湖南后，秋人化名张国华，很快和毛泽东同志取得了联系。毛泽东同志介绍他到衡阳第三师范任英文教员，以此为掩护，领导党的地下斗争，主要负责共青团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发动学生运动。这个时期，秋人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帮助和指导。
秋人不仅很快发动了学生，还教育党、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走出学校，深入工矿、农村，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衡阳三师党组织派出了许多党团员到湖南26个县、市去发动群众。秋人同志自己领导了水口山矿区的建党工作，组织成立工人俱乐部，办工人夜校，培养工人骨干。1922年冬天爆发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就是秋人等同志组织和领导的。他组织三师的学生和一些工人积极分子，拟出罢工计划，定出斗争策略，油印了宣传材料。这次罢工，使反动军阀政府和顽固派吓破了胆，省长公署急命镇守使检查三师，侦缉查清“水口山罢工之主谋”。不久，敌人半夜里倾巢出动，包围了三师，要捉拿张秋人。在这样紧急的时刻，秋人镇定自若，毫不惊慌，在女同学们的掩护帮助下，越过城墙，从容脱离了险境。
在衡阳脱险后，秋人同志回到上海，经沈泽民、施存统的介绍，到上海大学教英语，继续负责学生运动和从事党的各项工作，并担任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他一面教书，一面翻译马列主义书籍和写文章，还时常满腔热忱地深入到工人、学生中去调查研究，发表演讲。
作为中央的特派员，他经常到杭州、宁波、绍兴、松江一带指导党团工作，发动、组织工人和学生运动。宁波、绍兴等地的党、团组织经秋人的艰苦努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了。
杰出的宣传鼓动家
秋人同志是位杰出的演说家。他善于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一次，杭州召开反帝、反军阀混战的群众集会，邀请秋人同志出席讲话。在集会上，秋人同志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揭露了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引用德国斯巴达克团的话说：“要想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劳动者只有在他自己的痛苦和经验中，在他忽胜忽败的战斗中，一步一步地挣扎前进，以达到成功的目的！”他强调“我们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必须跟着列宁主义的灯，向着革命的正轨上走啊！”秋人宏亮激昂的演讲，深深地吸引了广大群众，听讲演的人不断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此起彼伏。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秋人同志作为上海学联的代表，不顾个人的安危，往返于沪、杭、甬等地，领导和组织群众的声援运动。
6月初的一天下午，秋人到了宁波，在后乐园召开的学生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站在一张长方桌子上面，向人们悲愤地叙述了血染南京路的惨状，要求宁波学生化悲痛为力量，立即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到民间去，唤醒民众，一致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秋人同志的演说一结束，在慷慨激昂的口号声中，群众立即组织起来，成立了宁波“五卅”惨案后援会，一致通过了以行动抗击帝国主义的决议。
1926年，全国许多省市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北伐的条件逐渐成熟，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当时，广东已实现了统一，广州成了革命的中心。这时，党需要大量的干部到广州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因《政治周报》副总编辑沈雁冰同志准备到上海工作，秋人奉党的指示来到了广州。一下船，他就直奔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政治周报》的秘密通讯处，也是毛泽东同志的寓所。毛泽东同志已和沈雁冰同志商定，要秋人接沈雁冰同志主办《政治周报》工作，秋人到达后，毛泽东同志安排他住在楼下肖楚女同志腾出的屋里，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住在楼上。
《政治周报》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是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底一手组织创刊的，毛泽东同志任总编辑，亲自主办了四期。后来，由于工作繁重，就把《政治周报》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沈雁冰同志。秋人同志接手后，仍然是负责《政治周报》的全部工作。当时人手很少，秋人同志虽然是副总编辑，但他除亲自撰写文章、组稿外，还抓具体工作。后来，秋人还到农民讲习所讲授各国革命史的课程；还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秋人同志对各国革命史非常熟悉，为了使各地的农民领袖能更多地了解世界斗争情况，他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每件大事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和人物都详详细细地讲给他们听。在这个时期，秋人虽身兼多职，但他却不顾自己的疲劳挤出许多时间为《政治周报》和《中国青年》撰写了许多文章，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
秋人同志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他象炽热的火种一样，每经一地，就会在那里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播下更多的革命火种。他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革命的实际情况，写了许多具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文章，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鼓舞了人民群众，鞭挞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在危急关头
1927年3月17日，国民党右派开始在广州“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黄埔军校也下令通缉秋人同志。这时，秋人同志接到党的指示，要他立即离广州去武汉。他和阳翰笙同志一起取道香港转赴武汉，到武汉后，在黄埔分校任教官，还和向警予等同志一起从事党的宣传工作。6月29日，何键发出反共训令。7月15日，汪精卫也撕下了遮丑布，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秋人随中央机关转到上海，和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开始在杭州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同志牺牲了，在杭州的浙江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正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8月，中央派遣秋人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秋人同志肩负着重整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向敌人进行有力斗争的重任到了杭州。
杭州离秋人同志的家乡很近，认识他的人特别多，那里还设有“黄埔军校同学会”，里面大部分是蒋介石的信徒，其中有的人已经成了职业特务。但秋人为了党的事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地到了杭州，住在城站华兴旅馆。
秋人同志到达杭州，与组织接上关系后，第二天就召集了一些同志开会，全面了解了浙江反动势力的情况，以及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思想等情况，分析和估计了浙江的形势，研究制定了整顿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的计划和部署。
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第四天上午，秋人同爱人又约了几位同志去西湖。到达湖滨时，迎面碰上了几个黄埔学生。秋人他们装着游玩的样子，即租船下了西湖。船到西泠印社时，秋人发现这几个黄埔时期的右派学生老跟着他们，便叫船夫用力划桨，向刘庄驶去，想在刘庄甩掉敌人。但那几个学生尾随紧追，他们刚上刘庄岸边，这几个家伙也急忙上了岸，并假惺惺地问秋人：“张先生，什么时刻到杭州的？住在哪里？请到黄埔军校同学会去玩一玩。”秋人意识到这几个学生不怀好意，一边镇静的回答：“好！你们‘同学会’在哪里？我有时间就去看你们。”一边跳上了船，用英语对爱人说：“我们遇着危险了，但不要慌张！”这几个家伙也跳上了自己的船，抢过船夫的桨，紧紧追上，和秋人他们乘的船并行，要秋人去黄埔军校同学会谈话。眼看敌人马上就要跳到秋人的船上揪他了。秋人机警地一面应付敌人，一面仍用英语对爱人说：“快去设法把重要文件毁掉！”随即，纵身一跃，跳进了西湖，潜入湖底，把随身的东西埋入淤泥中。接着奋力前游，引开敌人。秋人水性很好，很快游到了对岸，但因耗尽体力，湖岸离水面较高，一连几次也没有攀上去。跟追的反动学生就大喊大叫：“抓共产党！”秋人终于被包围了。他们把秋人送到了黄埔同学会（旧八旗会馆内），黄埔军校的一百多名反动学生联名控告：张秋人是共产党的要人。随即送秋人到警察局寄押，不久又转送到杭州陆军监狱。
由于秋人同志机智勇敢的行动，保护了党的组织，掩护了同志，使秋人的爱人和其他同志，在敌人集中全力追捕秋人的时刻，安全地脱离了危险，党的重要文件也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处理。
在法庭上的斗争
在敌人的陆军监狱中，秋人坚持同敌人作斗争。他经常给同狱的同志们讲：“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勇士，绝对不能给敌人一点东西，即使牺牲生命也是光荣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敌人的法庭上，因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对于自己是共产党员这点，他没有隐瞒。敌人绞尽脑汁，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想知道党的秘密，并企图劝他投降。但他只是捉弄敌人说：“沈玄庐（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戴季陶、邵力子是我的‘同伙’”。而对别的问题都予以义正词严的驳斥。
在狱中，秋人虽然拖着沉重的镣铐，关在阴暗狭窄的牢房里，但仍然关心外面党组织的工作。他时常通过外面来探监的同志和进步看守，传递纸条，指导监外党组织的工作。他还把监狱里的同志组织起来，读书学习，给他们讲中外革命史，宣传马列主义真理，要同志们相信，黑暗总会过去，曙光总会到来，鼓励同志们与敌人进行坚强的斗争。同志们在他的帮助教育和鼓舞下，读书空气非常浓厚，通过外面的同志悄悄地带进一些“禁书”进行学习。据当年和秋人同狱的薛暮桥同志回忆：“张秋人在狱中每天读书五、六小时，而且要我们跟他一起读书，还天天督促我们。他说：‘共产党员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在牢房里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学习。’我原来初中没有毕业，就是受了张秋人同志的教育后，在敌人的监狱里，读了马列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还学了英文。”“每天晚上灯光很暗，张秋人为我们讲革命史，从法国革命讲到巴黎公社，何人何事，连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秋人虽然身陷囹圄，但他的革命意志和为革命而坚持学习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同狱的难友们，也带动了大家的学习。
在敌人的监牢里，秋人同志丝毫没有改变他那乐观豁达的风度，据当时同牢的江圣堂同志回忆说：“张秋人同志，坐牢还是很乐观，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有时还和同牢的同志一起演《捉放曹》，当作文娱活动。”在他的影响带动下，狱中的生活虽然艰苦，但难友们都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并增强了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增强了同敌人作斗争的决心。
在秋人同志牺牲的前几天，有同志去狱中探望他，在短短的谈话中，他从不提及自己，一心放在工作上。就是在他临牺牲的前一天晚上，还给领导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薛暮桥、钟鼎祥等同志讲解“二·七”大罢工的历史。秋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党为了营救秋人同志，虽多方设法，但都没有成功。1928年2月8日，秋人同志和薛暮桥同志正在下棋，突然听到敌人传呼：“张秋人开庭”。秋人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整了整衣服，从容地迈出了牢门。他轻轻地把近视眼镜取下来送给了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看守，随即大声向牢房里的同志们讲：“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并高呼：“共产党万岁！”难友们含着热泪，跟着秋人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
敌人把秋人押送到法庭上。法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秋人嘲弄地大声回答：“老子张秋人，今年三十大寿！”说罢，即向前抓起法官桌上的朱砂砚台，用力向法官头部打去。法官惊恐躲避，虽未击中，但法庭秩序大乱。随后，被惊呆了的敌警，蜂拥而上，颤抖着把秋人推向刑场。秋人奋力甩开了刑警的手，放声大笑着，昂首阔步朝刑场走去。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必然成功万岁！……”随着雄壮激昂的口号声，党的优秀儿子秋人同志身受几处枪弹而英勇地牺牲了。
秋人同志的牺牲，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1931年深秋，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时，曾对钱希均同志非常惋惜地说：“张秋人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惜他牺牲的太早了。”
秋人同志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在我们党的早期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那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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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布衣元帅赤子心
——忆彭德怀同志（上）
景希珍回忆 李太友整理
彭总功绩卓著，却不居功自傲。他始终严于律己，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这里记叙的几件具体事例，生动地体现了彭总反对特权思想，一切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崇高品质。
“不能私自回去”
抗美援朝期间，刘祥一直给彭总开车。几年的战斗生活，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板门店签字停战后，彭总奉命回京汇报工作，刘祥把彭总送到了丹东，之后，组织上又派了别的司机给彭总开车。当时刘祥的妻子在北京，在丹东我们背着彭总对刘祥讲：“你也悄悄跟着我们去北京吧。”刘祥说：“这能行吗，彭总知道了怎么办？”我说：“试试看。”我们从丹东到了大连，一天，彭总问我：“小景，小刘跟着我们干什么去？”我说：“他去北京，回家一趟。”彭总又问：“志愿军司令部知道不知道？”我说：
“可能不知道。”彭总严肃地对我讲：“那怎么行呢！叫他赶快回去。”我说：“首长，这几年，小刘也够辛苦了，照顾一下嘛。叫他回家看看也好嘛。”彭总生气了，他说：“不行！哪个战士不辛苦呀？如果都照顾一下，这还得了。”我看实在没有通融的余地，只好去找刘祥，我说：“彭总不同意你去北京。我看，你就回去算啦。”
在刘祥回去之前，彭总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彭总说：“小刘，你给我开车多年，的确够辛苦了，我非常感谢。你想回北京可以理解，但你现在的行动没经过司令部的同意，这不合手续。他们叫你回北京不应该。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要有组织性嘛，不能私自回去。”最后，他还问刘祥有什么意见没有。刘祥笑眯眯地说：“首长的意见是对的，我还准备回前线去。”
“我比老百姓住的宽多了”
从朝鲜回国以后，彭总一直住在中南海的永福堂。他平时看文件、办公和会客，就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客人来多了，屋子就显得局促。办公室的对面，是他和他夫人的卧室，也是浦安修同志办公和会客的地方。中间是条不太宽的通道。这条通道，开始隔了一个地方吃饭。后来又隔了一小间作衣帽间。后勤部门几次要给彭总扩建两间房子，彭总都讲，我比老百姓住的宽裕多了。北京市的群众能住上我这样的房子，怕二十年也达不到。后来组织上在北海后边给他找了一座房子。那房子又好，间数又多，环境也很幽静，在我几次催促下彭总也去看了。彭总摇了摇头说：“那么高级的房子，应该给外宾住，咱不住。”
听他一讲，我就凉了半截。我不死心，仍想说服他。我说：“首长，我看还是搬的好，有个好环境，对工作对身体都有利嘛。再说，你如果搬进去，我们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也解决了。”没想到，这一动员不要紧，却惹他发起火来：“你光想自己住好房子，为什么不想想老百姓呢？解放好几年了，有的地方连吃饭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我要是搬进那么高级的楼房里，我能睡得着觉吗？”这时，浦安修同志听彭总向我发脾气，她赶忙走过来说：“你不愿意搬就算啦。”这样，彭总才换了语气说：“小景，你想想，我是国家领导人之一，如果我的住房太特殊了，群众要骂娘的。我们需要的是努力工作，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希望不久的将来，把广大群众、普通干部的住房解决好。”
“你们要深入群众了解人民”
1957年秋，彭总要去海南岛和福建沿海视察国防工事。警卫处长丁敏玉同志决定跟彭总一齐出发。彭总外出，从来不让过多的保卫人员随行，这次丁处长的行动，事先没有告诉彭总知道。
飞机计划是上午十点钟起飞。我跟彭总提前十分钟赶到了机场。车子刚一停下，车门就被拉开了。我往外一瞧，不是别人，正是丁处长。他微笑着向彭总点头，把彭总从车上扶了下来。
“你来啦？”彭总问丁处长。
丁处长说：“我来啦。”
“你们的工作很多，你来这里干什么？”
“首长不是要外出吗。”
他俩说了几句话，彭总就来到了飞机跟前，跟机组的同志谈话去了。
稍呆了一会，彭总快步登上了飞机，他转身一看，见丁处长也跟上来了。
彭总问丁处长：“你上飞机做什么？”
“跟你一块去。我去给你做保卫工作。”
这时彭总对我大声问道，“是不是你告诉他们的”。从彭总语气中，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了，他不愿意外出时警卫人员前呼后拥，几次叮嘱我，不要把他外出行动通知警卫处，这次我又违背了他的规定。
为了帮助我摆脱窘境，丁处长连忙向彭总反复解释说：“首长，这次我跟你去是搞保卫工作。你去的地方……”
没等丁处长说完，彭总就打断了他的话：“哪里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把我打死活该，没有你们的什么事。你不要去了。”
丁处长没有接受彭总的劝阻，继续往飞机上走，彭总指着他说：“我不叫你去，你就不要去了嘛。”说完，彭总就下了飞机。他一边往汽车的方向走，一边说：“好，你们去吧，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见彭总真的生气了，丁处长就跑到彭总跟前说：“首长，我不去了，你们去吧。”这时，彭总停住脚步对丁处长讲：“你们这样做保卫工作，非叫我们脱离群众不可。你们把我们这些人同群众隔离开了，这叫我们怎样搞好调查研究呢？一个人出去，跟那么多的保卫人员，这是相信群众，还是害怕群众？再说，多去一个人，就会给地方上增加更多的负担。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想到国家，想到人民，决不能搞特殊化……”
在飞机上，彭总又把我批评一通：“我外出，不准通知警卫处。这次，你为什么还通知他们。你这样做不对嘛。”我说：“这是保卫部门规定的。”他又说：“你们做保卫工作的，应该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反映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