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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围湖造田 后果严重
中国农业科学院 戴松恩
前些年主要由于围湖造田，使我国的湖泊面积日益缩小，有的已完全毁灭，后果极为严重。为了子孙后代，亟需拯救湖泊。
素称“千湖之省”的湖北，湖泊面积已被围垦掉四分之三，著名的洪湖也不例外。湖南省的洞庭湖湖面1954年有3，915平方公里，到1978年湖面只剩2，740平方公里。云南省有大小高原湖泊三十多个，其中以滇池、洱海、抚仙湖等十二个为最大。这些较大的湖泊流域，一般都是云南的重要粮食产区。
围湖造田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普遍行动，各地情况大致相同。其结果生态失掉平衡，造成恶性循环，少数事例就可以说明它的极端严重性。1980年8月16日《人民日报》载：澧水、沅水、资水流域相继降暴雨，造成洞庭湖区渍水成灾，桃江、麻阳两个县城进水，损失很大。再如贵州威宁县草海是一个高原淡水湖，面积45平方公里。七十年代初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提出“向草海要粮”的错误口号，将湖水全部放干后，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小气候，也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下降，还破坏了许多珍贵水禽等野生动物和鱼虾的栖息环境。
湖泊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全国江河上游的植被（包括森林和草地等）遭到严重破坏，使水土大量流失，造成中下游河流和湖泊泥沙淤积。现提出一些不成熟意见，供讨论。
（1）治理湖泊的根本问题，是要充分认识到湖泊在生态平衡中的重要性。在干旱期湖泊可以调节雨量和气温，在多雨时节可以蓄洪以防水灾。要大力宣传湖泊在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性，使珍爱山水田土成为一种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在对各级领导进行农业科技训练时，要大讲湖泊的作用以及生态平衡的科学道理。
（2）建议成立全国水利资源委员会，把全国江河湖泊等水利资源统管起来，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制订《水利资源法》，以逐步贯彻法治精神。
（3）建议国家农委象召开葛洲坝过鱼设施技术论证会那样，召开有各地有关领导参加的全国范围的湖泊问题技术论证会，研究如何合理利用湖泊问题。
（4）建议报刊对全国湖泊的泥沙淤积、天然动植物资源的破坏、湖泊的污染以及围湖造田等问题展开讨论，以谋求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湖泊的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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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工作者对发展多种经营的建议
发展鹅鸭 出口肥肝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陈育新
肥肝是肥鹅肝和肥鸭肝的总称。肥肝味道鲜美，肝质细嫩，营养价值很高，是国际市场上十分珍贵的食品。从1972年到1978年，全世界的消费量增加了一倍。
肥肝是通过对幼龄的鹅、鸭强制填饲高淀粉饲料——玉米获得的。一般生产肥肝的鸭为三月龄，鹅为四月龄。填饲三周左右，每天填饲二至三次，每只共需填饲玉米500—1，500克，所得的肥肝比正常情况下的鹅、鸭肝重十倍左右。在国际市场上一公斤一级肥肝价格在20美元以上。
我国农民有丰富的养鸭养鹅经验，四川西昌地区农民有填饲鸭肥肝的传统经验。近年来中国农科院畜牧所等科研单位还分别在北京、上海、四川等地，进行了生产肥肝的科研试验。我国鸭、鹅数量之多，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及的。现在北京填鸭饲养场每年可以生产近千万只填鸭，如果将某一部分稍加改造，用以生产肥肝，技术上不难办到，设备上也较容易解决。
肥肝生产是一种劳动密集生产，填饲鹅、鸭需要大量手工劳动，要求操作细致。发展这项生产有利于安排使用我国城乡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为了组织开辟这项生产，建议抓好以下几点：
一、请外贸部门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切实了解国际市场上鹅鸭肝、鹅肉、羽绒的贸易额、销路、价格与今后产销的趋势。
二、由农业部门组织科研单位，开展肥肝生产技术的试验研究，并进行小规模生产试验，为正式生产提供依据；同时调查有条件发展肥肝生产的鹅、鸭产区，掌握发展该项生产的品种、人力和设备的基本条件。
三、由农业部门组织有关外贸、商业、科技、饲料、经济等方面的人员，分析研究前面两项调查研究结果，切实核算清楚生产肥肝的利润水平与换取外汇率的高低，以及生产肥肝中饲养、收购、运输、屠宰加工与冷藏等各个环节中需要认真解决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四、根据上述三方面的分析研究，在得出肯定结果的情况下，制订兼顾外贸、内销两方面的肥肝生产规划，饲养技术和屠宰工艺规程、肥肝评定标准、以及在遗传育种、饲料营养、生产技术和产品分析等方面的研究计划。并委托有关农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负责培训生产肥肝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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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为什么鲁迅研究和其他学术著作出版难？
近几年，鲁迅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鲁迅研究著作的出版也有较大的进展。但是，鲁迅研究界和各地的读者对出版部门仍有很多意见，主要是鲁迅研究著作出版难，已有的科研成果，不能公开出版，不少同志研究多年，写成专著，常苦于找不到出版的地方；已出版的若干种书，印数很少，有的不过一、二千册，读者想买也买不到。如湖南人民出版社近两年出版了十多种鲁迅研究著作，各地普遍反映买不到。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印数比较多些，达七、八千册，但很多同志仍买不到。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上册印了12，000册，并没有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而天津市的书店却将部分书用搭配发售的办法处理掉了；下册付印时，书店订数只有1，800册，远不能满足配套需要。陕西师大一位七十四岁高龄的老教授买了上册，为了配套，从陕西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天津，跑了好多家书店，也没有买到下册，最后找到出版社才得以解决。《鲁迅研究资料》是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书，从第四辑起改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但一辑比一辑印数少，第六辑只印了1，800册，名义上是全国发行，实际上在天津市也很难买到。
其他学术著作的出版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势下，有的搞了二十多年编辑工作的同志，竟不得不脱离自己的专业，去搞中西餐菜谱、现代家具、国外编织之类应时的“赚钱生意”。这不能不是令人痛惜的事。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利润问题。近两年来，有的单位减缩图书购置费用，改为向职工发书报费，使书店减少了预订数。鲁迅研究等学术著作属于常销书，书店为了赚钱，盲目地增加所谓畅销书的预订数，不愿经营常销书。前一时期，有的书店对推理小说不管内容怎样，让出版社放手印，有的已印了几十万册，还要再版、三版，而对鲁迅研究等学术著作却不问价值如何，不顾读者的需要，一再压低印数。《鲁迅年谱》上下册印数悬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的财政部门以逐年按比例增长的原则，对出版发行部门下达利润指标，并规定完成指标的单位，每年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一个半月的标准发奖金，如利润指标再超额20％，则可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个月的金额发奖。奖金的多寡牵涉到出版发行人员的利益，这就更加刺激了出版发行部门赚钱的势头。
二、体制问题。自各地先后成立出版局以来，出版社分家，出版社、印刷厂、书店各顾各。出版社有时还能考虑印一些赔钱而有学术价值的书，印刷厂却不欢迎。他们认为，学术著作排版麻烦，印数不大，不愿干；勉强接受了，也是一拖再拖。几十万字的推理小说可以几个月成书，同等规模的学术著作一年也印不出来。书店按国家规定享受书价30％的优待，畅销书利润唾手可得，学术著作则不然，即使能陆续销出，也是赚头有限，所以不愿经营。
三、管理机构问题。在旧社会，鲁迅的《呐喊》算畅销书，印数最多不过3，000册，有的印几百本，也还有利可图。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教学初探》，印数56，000册，仍然赔了四千多元。管理费用高是一个重要原因。
全国出版社原来不过几十家，各地出版社陆续分家以后，目前也不过百来家，并不算多。然而各社机构庞大，行政人员比重相当大，编辑人员比重有愈来愈小的趋势。人浮于事的现象日益严重。过去曾经批判过“因人设事”，现在却是“无事设人”。
学术著作不同于一般书籍，作者往往要经过长期积累，多年研究，才能出成果，出版部门不能有效地支持科研工作，好的成果不能及时反映出来，这对我国的精神财富不能不是一种浪费。
改变出版部门的企业性质，减低出版发行部门的利润指标，改革出版发行的体制，并使发行渠道畅通，是非常必要的。 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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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农村集体所有制医疗体制
衡南县卫协加强卫生院管理工作
湖南省衡南县1979年恢复卫生工作者协会以后，把全县集体所有制的卫生院管了起来，卫生机构有了自主权，卫生事业越来越兴旺。1980年，全县51个公社卫生院业务收入比1979年增加了五十多万元，除正常开支，节余了十万零八千多元。这是多年来未有的好现象。
早在1953年，衡南县就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当时，在这个协会的组织管理下，集体卫生人员没有要国家的补助，就把农村集体卫生事业发展了起来。到1957年，全县每个乡都有联合诊所，区有乡村医院，县有中医院。后来，卫生协会被取消了，公社卫生院的大批资金被挪作他用，大批业务人员被下放或调离，进来的是大批非业务人员，加上管理混乱，多数公社卫生院年年亏损。
县卫生工作者协会是全县集体卫生人员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种组织形式，由集体卫生人员选举有业务水平、有经营管理经验、有威望的人参加领导班子。目前，县卫生工作者协会收回了全县公社卫生院的人事、财务和经营管理权，明确了公社卫生院受区、社与县卫生局双重领导，而县卫生局的主要任务是，掌握集体卫生单位的方针、政策，审批县卫生协会呈报的干部任免、人事调配和人员奖惩事项；并审查卫生协会和公社卫生院的工作计划和财务收入情况等，至于日常大量具体工作则都由卫生协会去做。这就改变了过去集体卫生单位“都管都不管”的状况。
县卫生工作者协会成立以来，已经协助卫生局调整加强了27个卫生院的领导班子，合理调整了一批业务技术骨干和医疗器械。对前些年安排进来的非医药人员也进行了清理，动员57人到别的部门工作。
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对公社卫生院实行了“五定”（定人员、定任务、定收支、定基金、定奖罚），对每个人也实行了“五定”（定岗位、定任务、定质量、定收入、定奖罚），很快扭转了过去少数人忙，多数人闲的现象。由于每个人有明确分工，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防疫工作也较过去扎实了。此外，卫生协会还协助县卫生局对个体户开业医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本报通讯员 周光优 本报记者 刘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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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力争尽快做到校校无危房
宜城县已整修中小学危房一半以上
本报讯 湖北省宜城县有中小学218所，校舍8，828间，其中有危房2，206间，占校舍总数的25％。有些危房已经危及师生的安全。今年，他们把解决中小学危房问题当做一件大事来抓，现已整修危房1，226间，尚有980间危房也已由县、社、队做出计划，将分期分批整修。
宜城县解决中小学危房问题的具体做法是：
一、县、社、队都优先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认真讨论了整修学校危房的要求，并决定县区学校危房由县教育局负责督促整修；公社中学危房由教育局和公社共同负责整修，大队学校和教育点危房由公社和大队负责整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及部分常委还深入到县一中和李垱公社检查学校危房情况，及时提出处理危房的具体意见。
二、县、社、队都组织力量对校舍进行了普遍检查，一边检查，一边研究整修危房的措施。对校舍维修搞得好的单位提出表扬，对危房问题突出而又未引起重视的单位提出批评。
三、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全县各社队为整修危房献出大量砖、瓦、木料，并筹集现金十多万元，投工三万六千多个。宜城县教育局 吉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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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研制成功自动数字远程精密激光测距仪
国家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即原武汉地震大队）研制成功的JCY—3型精密激光测距仪，经过四个多月的野外测试后，通过了技术鉴定。
精确的距离测量，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以及判断地壳变形移位等科研和工程测量中，有着重要广泛的用途。地震研究所研制的这台自动数字远程精密激光测距仪，具有体积小、测程远（50公里）、精度高、自动测量等特点，是测量精密距离不可少的仪器。例如，在地震形变方面，地壳于震前震后都会发生不同的形变，通过这种仪器随时都知道震区固定各点之间的距离发生的变化，可供地震预报参考。这种仪器的使用范围广，需用量大。
我国研制成功的这部仪器经国家测绘局、地震部门等五十多位专家、教授鉴定后认为，仪器性能良好，应当尽快组织批量生产。
于凤 正峰（附图片）
图为测距仪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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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信技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本报讯 北京第一条激光光导纤维电话通信试验系统从今年2月23日开始承担日常通话业务。五个月来，每天24小时连续运转，未发生过系统中断，通话声音清晰响亮，用户满意。
激光光导纤维电话通信是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通信技术。激光光导纤维电话是以光波代替电波在玻璃纤维中传递信息。一根比头发丝细的玻璃纤维可以代替上千万条一般电话线通话，具有性能可靠、抗干扰能力强、音质好、保密性强、节省铜材等特点。近年来，国际上竞相研究发展这项新技术，但目前只有少数国家达到实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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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访
“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精”
——访四川大学历史系缪钺教授
缪钺教授今年七十七岁了，解放前曾在国内好几个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解放后到四川大学任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至今。现在，他除讲中国古代史外，仍经常讲中国古代文学课，是一位文学、史学兼通而尤精于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缪钺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多年，至今不论是治学，还是教书，仍然孜孜不倦，一丝不苟。近十年来，他患眼疾，视力很差，不能看字，但教学仍未中辍。在访问他之前，很多人向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前年，缪钺给学生讲专题课《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那时，他双目失明，备课、讲授全凭记忆。他讲了二十多个学时，整首整首的诗，大量的引文，都随口背出。丰富而生动的内容，独到的见解，紧紧地吸引着三百多名听众。事后，人们将他讲课录音所引的史料和诗、词、文章跟原文核对，除个别字句以外，竟完全一样。
当我们来到简朴的公寓楼里访问缪钺教授时，他正在跟助手研究工作。他站起来热情地欢迎我们。“您的眼睛好些了吗？”我们关切地问。“右眼经过手术已略有好转，左眼还是看不见。”他回答说。我们请他谈谈对培养文科人才的看法，他稍一思索，随即就说：“我国的文化教育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精。古代有成就的学者，都是知识很广博的。就文史方面来说，都是先有文学、音韵、训诂的基本训练，然后读经、史，既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又有文学修养，还有哲学思想。如司马迁，既是伟大的史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张衡，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又通史学。”缪老一口气列举了十多个古代和近代的学者，最后一个是陈寅恪，然后说：“过去，文科各系的学生，可以选修或旁听别的系的课，我在浙江大学讲中国文学史、诗选、词选诸课的时候，史地系和工学院的学生也来听。这样，学生视野开阔，知识面较广，毕业后工作适应性强。现在，听课限制得很死，历史专业学生只能听本专业的课，文、史、哲之间不沟通，象在很窄的胡同里走，眼睛放不开。”
谈到这里，缪老不无遗憾地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感到还是应该发扬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拿学历史来说，我以为要注意三点：一，“论”与“史”结合。就是要在掌握广博而又经过考核的史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分析、论断；二、古与今结合。就是要通古今之变，研究历史，联系今天的实际，阐述数千年中我们国家民族兴衰治乱之迹，学术文化的变迁，以供借鉴；三、文与史结合。用文学作品与历史资料互相印证，互相补充，有利于发掘问题，树立新义。这三点又是互相联系的，一是指导思想，二是纵的关系，三是横的关系。总的要求是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精。”
缪钺很反对这样的治学方法：看到一点史料，就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东一点、西一点地去找些资料作证据，敷衍成文。他说：“现
在有个风气，就是热衷于写一两篇论文。这种论文也许能很快地写出来，但缺乏科学性，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有些青年人很早就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希图取得成就。他们也许能写一两篇文章，但知识不广，不能取得多大成就。”
缪钺的主张是他数十年治学的经验之谈。他治学用的是文史结合的方法，借文研史，借史论文。比如，因讲授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与骈文，就进而深入钻研这一段的历史；因讲授杜甫诗，就对唐代前期历史下了一番功夫；因研究杜牧，而博览中晚唐的史书；因研究元好问的诗文而熟习金、元间的史事。在讲授与研究历史时，缪钺又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对史实常能提出新的看法。他的一些专著、论文，常是这样酝酿撰写成的。
缪钺说：“我常对中青年教师说：‘你们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不能误人子弟。’”他对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要求很严格。不久前，教研室一位青年教师备好了课，准备第一次上讲台。缪老亲自对他进行考核，发现他对要讲授的那段历史知识不广，古汉语知识也较差，便对这位教师说：“你现在准备还不充分，希望你不忙上课。”教研室很多教师，在缪老的指导和影响下，知识都比较广博。缪钺培养的研究生，基础比较扎实，毕业后能立即发挥作用。他指导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进行的研究工作，力戒空疏之论，目前正在编著的《北朝会要》，是补史书的空白，《三国志选注》，是会集、考核、补充前人的注释，都是切实有用的项目。
本报记者 林平兰 毕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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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技战线上的先锋战士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归国华侨、助理研究员何慧英，自1962年从印尼回国后，积极投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近荣获院直属单位党委授予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副研究员张乐惠，在晶体生长的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最近荣获院直属单位党委授予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助理研究员韦梓楚（右），负责组织和实施把整套系列软件由12／机移到TQ—16机上取得成功，最近荣获院直属单位党委授予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