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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首先要搞好党风
目前，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没有根本好转，是同我们党风没有根本好转分不开的。从王守信贪污案，到于天章诈骗案，再次说明这个问题。
凡诈骗案，都有一个共同点：案犯吹牛拍马，装腔作势，处事多变，招摇撞骗，混迹社会，饱填私囊。人们不禁要问，在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在我们这个到处都有共产党员和干部的社会里，为什么于天章之流居然能在一些地区、单位，在一些人面前为所欲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有些人的党风不正。
有的同志满脑子的“权贵”思想。办事不是根据党的原则、政策，而是看权势，看上司的眼色。只要领导一句话，管他合乎不合乎原则，都百依百顺，尽力而为。可是老百姓求他办点事，那可难啦，高兴时打几句官腔，不高兴拂袖而去；
有的同志利欲熏心，见了钱财物就眉开眼笑。管他什么不义之财，攫为己有，心安理得；
有的同志党性不纯，宗派、地方观念甚浓。办事不问是非曲直，只要是“熟人”、“老乡”、“亲属”相求，想方设法，照办不误；……
正因为这样，诈骗犯就有空可钻。当你想攀大干部时，他就冒充大干部或他的亲属，乱吹一气，吹得你非巴结他不可；当你想要东西时，他就行贿送礼塞“黑拐”，塞得你眉飞色舞；当你想托他办事时，他可以不负责任的满口许诺，弄得你感激涕零。总之，案犯千方百计地投你所好，拉你下水，最后同流合污。大量事实说明，凡是诈骗犯得手的地方，大都同我们一些党员、干部有牵连。问题越是严重，越说明有些干部相当腐败。有些干部干坏事，自己不出面，而是暗中指使，坐地分赃或使自己的亲属参加，暗中使劲；或放纵一些坏分子领头去干，接受贿赂。真正正派的、敢于斗争的党员、干部在那里也有，但往往被孤立，有人把他们当作傻瓜，甚至遭到排斥打击。
于天章诈骗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执政党的党风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要看到，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于天章这类诈骗犯决不会一下子绝迹。对我们全体党员来说，首先要把我们的党风搞好，把我们的党组织、党的队伍搞好。搞好党风，一定要从党员和党的干部自己做起，从每一件事做起。不这样，搞好党风就是一句空话。党风搞好了，党员起了先锋模范作用，干部确实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原则得到坚持，党的组织坚强有力，各种不正当的关系都被割断，象于天章这样的诈骗犯就丧失了赖以进行活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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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 维护灾区社会秩序
四川广大公安干警战斗在抗洪救灾第一线
本报讯 四川省受灾地区的广大公安干警，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全力以赴参加抗洪救灾，加强治安保卫工作，努力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涌现出大批的好人好事，有的同志还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水灾一发生，不少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抢险救灾。受灾严重的南充市，下半城全部被淹，地区公安处长孙贵、副处长朱元琨、梁久明、张景龙和干警一起，参加抢运档案，自始至终在第一线抢险。
成都、重庆、绵阳、温江、万县、涪陵、南充、内江、永川等市、地公安局、处的领导同志，都同广大公安干警一起，积极投入抗洪救灾斗争。南充县公安局长赵伦清、副局长敬瑞祥、副教导员刘加胜，在最险要的地区参加抢险，连续战斗近50个小时，从即将垮塌和淹没的房屋中救出了受害群众。新都县公安局长高庆丰，在全县受灾最严重的石板滩公社指挥抢险，通宵战斗。
抗洪救灾中，广大公安干警全力以赴投入战斗。重庆市公安局有三千二百多名公安干警和一千三百多名治安联防执勤队员参加了抢险救灾工作，组织被洪水威胁的居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协助受灾单位抢运物资。南充地区受灾县的公安机关，组织了628名干警参加抗洪救灾。南充县98名干警全部出动，在波浪急流中同洪水搏斗，抢救出一大批物资，保障了两万多受灾人民群众的安全。三台县公安局将全局一百七十多名干警分成6个组，前往受灾严重的南门、南桥、东门、涪江大桥等地，查探水情，组织搬迁。金堂县武装民警中队和成都市武装民警处直属四、五中队的干部战士，在金堂县的抗洪救灾中，连续奋战四十多个小时，先后救出群众一千五百多人，抢救国家物资价值近10万元。
在抗洪救灾中，广大公安干警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持战斗在第一线。7月13日下午，三台县会仙桥洪水倒灌，北坝公社一大队一千多名社员被洪水包围，正在身患重病的公安特派员廖祖栋同志，带病在倾盆大雨中组织群众脱离险区。三台县消防中队战士李大照手指受伤感染，上了绷带。罗中南同志在训练中手指粉碎性骨折，上着夹板。他们也都带伤投入了抢险战斗，在风雨中战斗了五、六个钟头，抢救出了六十多名群众。万县市二所四段五百多户居民被洪水淹了四百多户，管段女民警张永琦同志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拿起话筒挨门挨户动员群众搬迁，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嗓子都喊哑了，眼睛也熬红了，仍然顽强坚持战斗。7月17日江水猛涨，她发现一栋被淹房内还有一老人和一重病人，立即扎起木排划过去抢救，途中木排被洪水冲翻，张永琦同志落入水中，呛了几口浑水，在非常危急的时候，被别的同志救起。但她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再次划着木排把两人救出。重庆市北碚区黄桷派出所指导员邓端甫同志带领两位民兵，在抗洪抢险中为抢救落水群众，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广大公安干警抢险救灾的英勇事迹，受到了群众好评。
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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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 防范和打击流窜犯
徐州市社会秩序日趋好转
本报讯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根据地区特点，建起了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联防网，严密防范和有力打击流窜犯。今年上半年，重大案件破案率达到84％左右，6、7月份发案率下降，社会秩序日趋好转，过往旅客的安全有了保障。
徐州市位于苏、鲁、豫、皖四省接界处，是津浦、陇海铁路枢纽，也是贸易中心。由于地理渊源，历来是流窜犯作案和藏身之地。因此，徐州市公安局一直把打击流窜犯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针对流窜犯的活动规律、特点和手法，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在流窜犯经常涉足的车站、广场、商店、风景区等公共场所建立了以26个联防点为主的联防网，对发案多的重点地带进行定点守候，及时发现和抓获罪犯。他们还组织了五支巡逻堵卡队伍，昼夜巡查，每逢节假日，驻徐州警备部队还派出小分队配合巡查，使流窜犯难以藏身。同时，他们还注意对犯罪分子进行政策教育，促使其坦白交代罪行，对罪行严重、屡教不改的，依法进行惩罚。 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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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公检法机关就于天章诈骗案联合发出通报
公安司法干部要秉公办案执法如山
本报讯 7月21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就诈骗犯于天章骗取保外就医和边境通行证的问题，向全省各级公安司法干部发出通报。
通报指出，于犯能够从法院和公安机关骗得保外就医和边境通行证，说明我们公安司法机关内确实存在着思想上麻痹，政治上警惕性不高；工作上不负责任，不按规章制度办事，不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办事不讲原则，不按党的政策处理问题，只凭人情关系，给坏人以可乘之机；重大问题不经集体讨论决定，缺乏严格把关等问题。
为了加强公安司法工作，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通报要求全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切实做到：加强对干警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增强法的观念和严守法纪观念，工作不徇私情，秉公办案，执法如山。要教育干警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乘机破坏。要明确职责，严格依法办事，检察部门发现刑事判决、裁定和执行有违法情况的，应当及时检查处理。发现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有违法情况时，立即通知主管机关进行纠正。对现有保外就医的罪犯，要逐人进行病情复查。进一步加强对边境通行证的管理。对已办理的取保候审、保外就医和发放边境通行证的情况，要组织力量认真地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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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饶国模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面前放着一张照片，那是1950年母亲饶国模同志来京时，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和二十多位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我们母子几人的合影。在这之前，母亲曾告诉我，她已在重庆解放前一年多通过正式入党手续，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次接见时，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周总理。在吃饭时，周总理举杯祝酒，兴奋地说：“为祝贺饶国模同志加入我们的党，干杯！”可是，我母亲的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转到她应转的地方，原因是：1948年母亲入党以后不久，当时领导她的胡启芬（即胡南）同志被捕，以后就牺牲在重庆渣滓洞。胡的上级又遭到一系列的变故没能和当时的党组织接上头。她老人家一直为此忐忑不安，多年打听，未得解决。
1960年她在北京医院弥留之时，还老泪纵横地谈到此事，并感到愧对总理当年对她的祝贺，我们姊弟和她生前的亲友、同志们都感到很大的遗憾。
《人民日报》1981年4月14日刊载钱之光、童小鹏等同志写的怀念黄花岗烈士饶国梁之妹饶国模同志一文中说：“……重庆的党组织处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最为可贵的是，饶国模却在这个时候要求参加共产党。从她对党的热爱，对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来说，她不愧为一个共产党人。由于当时地下党联系的困难和介绍人被捕牺牲，她的宏愿没有实现”。此文刊登后，当年和胡启芬同志一起坐牢的李玉钿同志和当时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同志为母亲的入党问题提出有力的证明。四川省委组织部据此作出了《关于恢复饶国模同志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饶国模同志确于1948年3月经地下党重庆市委批准为中共党员，其入党前后表现是好的，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根据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1979年6月19日所发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决定恢复饶国模同志的党籍，其党龄从1948年3月起计算。
我觉得有义务将这个喜讯告诉所有关心此事的同志和亲友们。
刘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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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站在人民的角度想问题
——记佳木斯市党政领导干部转变作风
本报记者 景博 段存章
去年10月，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人代会上，代表们的六百三十多件提案中，有关“吃饭难”、“住房难”、“行路难”、“吃水难”等人民生活问题占到三分之一。其中“上厕所难”的提案有63件，占总提案数的10％。
群众要求解决“上厕所难”的呼声是强烈的。早在1979年10月30日，《合江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请领导过问一下佳木斯市的厕所问题》。佳木斯市区35万人口，公共厕所只有44个。不少厕所年久失修，有的厕所粪便外溢，破坏了环境卫生。前进区十四居委会有近二百户居民，没有一个厕所。上厕所时，有的骑自行车，有的跑步，群众说：“现在是上吃容易，下泄难。”
市人大常委会成立不久，就对厕所问题进行了调查。开始，有人讥笑说：“人大没事干，当厕所主任了！”人大常委会认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而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他们走街串巷，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向市委和政府写出一份《关于佳木斯城市居民厕所情况的调查报告》，对当前厕所修、建、管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市委书记余弘达同志说：“对厕所问题，多年来我们常常议论，但从没有象这样深入系统的调查过。”
市长刘华同志看到调查报告，当天晚上找人商量。第二天，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厕所问题，组成了由两名副市长和市政府秘书长为主的领导小组，还抽调五名局级干部成立了修建厕所办公室，具体组织各项措施的落实。他对在座的同志们说：“咱们这一届政府解决不了厕所问题，就自动关‘衙’！”会后，筹集资金82万元，已经落实新建厕所116座、维修厕所110座的计划。目前已建成新厕所37座交付使用，完成维修厕所106座。
佳木斯市的领导同志们从解决厕所问题中看到，“说十句空话不如干一件实事”，“七分说，十分做，多为老百姓办称心事。”
他们对劳动就业工作也抓得不错。1979、1980两年兴办了一千五百多个生产、生活服务项目，使六万二千多名待业青年走上了工作岗位，但仍有10％左右的待业青年没有安置，这说明佳木斯安置待业青年的工作还有不足之处。市委书记和市长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假如自己的子女还在待业，自己是什么感情？今年初，余弘达同志来到向阳区社会服务社刺绣车间调查安置盲聋哑残青年工作问题。这个车间六名职工中有四个是聋哑残青年，余弘达同志用多种办法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使他们十分感动。
余弘达同志回到机关，主持会议研究安置盲聋哑残青年工作问题。会后的一个大雪天，新选的副市长崔世文同志来到东风、先进、永红三个区，一天走访了37个盲聋哑残青年的家庭，并同居委会干部商量安置办法。从这以后，市政府把安排好盲聋哑残青年摆上了重要位置。现在有1，097人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就是说10个盲聋哑残青年中有9个开始了新的生活。
“脚板底下知民情”，这是副市长康增同志的体会。他分管城建工作，哪里路难行，有他的脚印；哪里污染严重，他前去过问；哪里居民吃水困难，也听到他的声音。今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康增同志收到前进区十三居委会向市政府的告急：附近传染病医院的地下管道堵塞，污水流进三十多个居民家里。老康立即带干部赶到现场，居民们不知道他是市长，围过来问：“你们来参观，还是来解决问题？”康增同志笑笑说：“我们不是白吃饭的。”他一家一家查看灾情，找地下管道多年来失修的原因。第二天，市政府召开了工人、居民座谈会，共同商量制订了安装地下管道的方案。在国家的帮助下，发动群众集资，花13万元，安装了1，200米的地下污水管道。老康谈起这件事时说：“市长是人民生活的事务长，想的干的应该和人民合拍。”
分管财贸工作的副市长刘佐卿同志刚调到佳木斯市的时候，他的工作态度有两种选择：一是不惹事，把人与人关系处好，这是站在自己利害的角度想问题；二是在困难情况下，如何为人民办好事，为提高党的威信多出力。他选择了后一种态度。“市长天天看市场，一天不看心发慌”，老刘从早到晚观察市场。他看见饭馆里的“长蛇阵”，就想法摆“满天星”（增设食品供应网点）。先在几个粮食门市部试行“前店后厂（加工熟食）外加饭馆”的经验。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群众，安排青年，增加盈利，一举数得”。但是，上级业务部门不允许，说这是“不务正业”。方便群众的事敢不敢干？刘佐卿同志拍板说：“干！只要群众满意，咱担点风险！”从去年开始，全市45个粮店办起了44个熟食加工厂，生产面包、麻花、烧饼、油条、切面条、粘米面饼、玉米面条、大尖饼、黄米面粘豆包等20个品种。粮店既卖生，又卖熟，既零售，还对个体户批发。有8个粮店还办起了便餐部，每个粮店还有一二台熟食售货车，从早到晚走街串巷，给居民大院送货。去年全市粮店办的熟食加工厂为国家上缴利润39万元，安排青年就业480人。
现在为群众办成一件好事，会议好开，决议好做，落实却很难。有一个时期，佳木斯市委的文件上也是你画圈，我画圈，他画圈，圈来圈去，好事落空。从三中全会后，市委办公室下设了一个“催办”，还编发了一个“催办简报”。他们还层层建立催办网，总结出
“五催”工作法：围绕中心重点催、紧急事项及时催、刊出名细逐项催、针对难点反复催、时间长的定期催。群众反映说：“催办网治好了拖拉病。”今年5月，市委收到永红区32户居民一封来信，反映他们那里因自来水管问题发生争执，已经两个月吃水不方便了。负责同志批给建委调查处理。一周以后，这件事还是没有着落。“催办”的工作人员亲自到永红区看现场，弄清自来水管发生矛盾的前因后果，只用一天时间就妥善地解决了这起民事纠纷，居民们吃自来水又方便了。
群众是很喜欢干实事的干部的。可是，有些干部“不干事，不惹人，不点头，不摇头。”群众焦急地问：“上边有精神，下边有呼声，中间堵塞怎么办？”余弘达同志的主意是：“选拔重用实干家”。市城建局副局长王林同志年过半百，吃苦的事站排头。为了改变市内的环境卫生，他要求清洁工白天扫大街改为夜间扫大街。他想：咱号召群众夜间干，领导睡大觉，没有说服力。几天后，夜扫的清洁工中增加了一名王局长，他手上磨起一层厚厚的老茧子。原市收获机械厂党委书记潘华同志，胃病住院动手术四个月后就要求上班，他被派到群众意见最大的市交通局担任党委书记。潘华同志在职工大会上表态：“我是支持干的，帮助看的，批评捣乱的。”一位监理科长拒收司机以私情送来的五袋白面，就及时表扬他；一位青年领导干部为自己多分房子吵闹，就当场给予批评。象潘华、王林这样的实干家，被评选为全市优秀的共产党员。
反之，对一些不好好为人民办事、又欺压人民而教育不改的干部，是不能迁就的。市佳东商店一位党支部书记，他领导的这个商店走后门严重，卖东西短斤缺两，好果子留下自己吃，菜店不见菜，卫生也不好。市委和政府听取群众的意见，决定撤了他的职。
想人民、为人民。近两年多，佳木斯市为群众办了二十多件方便事。以前缺电，居民照明困难，市发电厂增加了20万千瓦热电，多年“电愁”的帽子甩掉了；以前有不少路“晴天尘土扬，雨天烂泥塘”，市城建部门先后改修了八万多平方米的路面，现在街道面貌基本改观；以前住房十分紧张，两年修了28万平方米的住宅，等于1966年到1976年建宅面积的总和；以前市内商业网点少，1979年为560处，每千人有1．6个网点，到今年5月底已经发展到1，229个，每千人有2．7个网点，加上几百辆流动菜车、豆腐车、酱油醋车、熟食车，早市夜市十分活跃。
更吸引人的是，在近两年多时间里新建了中西医院门诊部、中医院住院处、浴池、人民商场、影剧院、少年宫。还新建了一座佳木斯从来没有过的“教师住宿楼”，规定30年以上工龄的老教师享受这种待遇。可是，有几位老市长的家仍住在工人新村和居民区。市委机关至今仍在一座破旧的楼里办公。
还人民的欠账要紧。这就是佳木斯党政领导干部转变作风，振奋精神，求实工作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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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四化奋斗的共产党员
为四化奋斗的共产党员
北京市交通民警标兵、共产党员臧仲元，认真钻研业务，对工作高度负责，在纠正几千起违章中，没有同群众发生过争吵纠纷。
本报记者 田永有摄
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北京市第三无线电器材厂三车间工人陈伦芬，三年时间完成五年的生产任务，连续五年被评为厂里的模范党员和优质高产能手。
北京市四中共产党员、青年教师丁榕，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这是她利用课间向学生介绍课外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