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牛·牛尾·牛毛
傅书松
解放前在文艺界召开的一次集会上，郭沫若同志说：“鲁迅愿意作一匹为人民服务的‘牛’，我呢？我愿做这匹牛的‘尾巴’。为人民服务的‘尾巴’。”茅盾接下去说：“那我就做牛尾巴上的‘毛’吧！它可以帮助牛把吸血的‘无头苍蝇’和‘蚊子’扫除。”
这是一则发人深思的轶事，十分感人。
曹丕曾断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其实这是很不确的。古代的文人如何且不说，就以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三位文学巨匠来说吧，他们之间有的虽曾有过文艺问题上的某些争论，却并没有由此影响到革命感情和革命立场的一致。上面一席话生动地表明，郭沫若、茅盾对鲁迅先生无比景仰，真心服膺。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他是第二小提琴手，并且表示甘心情愿地做好第二小提琴手的工作。郭沫若、茅盾表示愿意做鲁迅这匹“牛”的“尾巴”、尾巴上的“毛”，这与恩格斯愿意做“第二小提琴手”的精神是一致的。
多么谦虚诚恳的品质呵！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是牛的风格。鲁迅一生勤劳无私，替青年看稿、改稿、校对耗费了毕生的精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用自己的血一滴滴的“以饲别人”而自感到快乐；郭沫若、茅盾为中国文学作出巨大贡献，逝世前又立下遗言：把他们生前积蓄下来的一笔可观的稿费献出来作为奖学金和文学奖金，这不都是牛的风格的体现么！
牛尾、牛毛是牛整体中的一部分。甘心做“牛尾”、“牛毛”，这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的另一种形象化说法。
牛是伟大的，牛尾，牛毛也不渺小。在四化建设中，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该做一匹为人民服务的“牛”，或者是这匹牛的“尾巴”、“毛”及其它，埋头苦干，鞠躬尽瘁，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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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舟（绍兴） 陈复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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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重回上海忆童年
周海婴
编者按：周海婴同志去年重访上海，事后写下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三期。本报从今天起选载其中若干章节。
阿花和许妈
我只有从一张陈旧而尚未褪色的六吋照片中认识阿花。从照片上看来，她约莫二十五、六左右。清秀的面孔，明亮的眼睛，瓜子脸，端正的鼻梁，乌黑而又匀整的“刘海”覆额齐眉。衣着整洁合身，神态端庄文静，双手扶抱着我坐在她的膝上。其时，我仅一岁。如果不是留下这张照片，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位阿姨曾经扶我学步，带领我迈开了走向生活的第一步。
听母亲说，父亲初到上海以后，家里并不起火，只和叔叔一家搭火开饭。到我出世以后，因为家庭事务繁重，母亲照顾不过来，所以才聘请阿花来帮忙。她是绍兴人，娘家不知还有什么人，丈夫是章家埠的农民，患有“大脚疯”（俗称象皮腿，许是一种丝虫寄生病吧），失去了劳动力，生计无法维持，经常虐待和毒打阿花，还想把她卖去。阿花得知，设法逃脱，来上海独自谋生。先在景云里某家帮工，后经人介绍，来我家帮忙。工作十分得力，做起活来，干净利落，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干着事体，心情似乎也比较愉快。但是过不多久，发现她却有点异常，有人敲门，常常被吓得丧魂落魄。上海弄堂房屋，前门正对着别人的后门。有一天对面人家厨房里人影绰绰，阿花一见，面色发白，惊恐之情，莫可名状。仔细一问，她才对我母亲说，是她丈夫带人从乡下赶来，准备要劫她回去。严重的局面，一直僵持了几天，空气相当紧张，眼看着祥林嫂被人绑架的一幕惨剧又要重演。后来父亲花钱请来一位律师，向他们传过话去，有事大家商谈，不要动手。不知是谁，找来一位绅士，从中调停。这位绅士来到景云里，一见父亲，大吃一惊，连忙说：“原来阿花在先生格里（这里），好说好说。”原来这位绅士名叫魏福绵，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曾请父亲做过他的保证人，并且汇划学费，可以说相当熟稔。父亲请叔叔出面与他协商，结果说定，由父亲拿出150元代阿花“赎身”，准其自由，一场风波，才算平息。而这件事情，在父亲1930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却只有寥寥二十一个字：“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由魏福绵经手。”
阿花在我家有一段时间。毕竟由于她比较年轻，带领幼儿缺少经验，每在清晨抱我在北窗下与人谈天，或去汽车修理间与人说话，以致我受到风寒，由气管炎转成支气管哮喘。长期治疗，反复不愈，父母为此也劳累不堪。最后还是和叔叔商量，不如改请一位年老的妈妈妥当，阿花这才离我而去。阿花走后，未见来过，也许是因为我们搬家，她寻不到地方。
在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命运一般都很悲惨，不知她最后下落如何？如果她还健在，计算起来，年纪当在七十五岁左右。世事变迁，几经沧桑，也许她早已离开人间，结束了坎坷一生的命运吧！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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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美呵，北京
意西泽仁（藏族）
最近几年，我有了好几次到北京的机会，但是，在前几次来北京时，我始终对赶公共汽车存在一种畏惧的心理。这倒不是我怕晕车，而是对纵横交错的街道感到眼花缭乱，对一路路公共汽车和一个个站台感到极为陌生，再加上我这个南方的少数民族，对北方的口音听不大懂，因此，赶错公共汽车的事，经常发生。
记得1976年冬天，那是我第一次来首都。在办完事准备返回四川的那天，我提着旅行包从和平里赶汽车到火车站。由于我对街道的方向根本搞不清楚，因此，我乘上了一辆去相反方向的公共汽车。上车后，我主动去买票。售票的女同志有气无力地问我：“到哪儿？”
“北京站！”我忙答道。
她有些嘲弄地看了看我：“一毛！”然后撕了一张车票给我。可是，汽车没有走几站，乘客们就都下完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和平里。
最近，我又来到了北京。那天，我准备到陶然亭去。我从雅宝路乘上了一辆44路环行公共汽车。上车后，根本听不清车上小喇叭里报站名的声音，我有些犯愁了，怎样去打听我该下车的站呢？正在这时，售票的姑娘热情地问我：“同志，你上哪去？”
“陶然亭！”我忙说。
她笑了笑。“去陶然亭，中途要转车，你知道路吗？”
我为难地摇了摇头。
“不要紧。”姑娘从身后挂着的小本子上撕了一张给我。
我接过纸条一看，原来，只要你在上面填上要去的地方，售票员就会在下面空白里给你填写上在什么地方下车。并转乘哪路车。
公共汽车在东便门停车时，走上来一位提着布包的老大娘，她用河南口音问售票员：“我要到前门，该什么时候下车？”
姑娘亲切地说：“大娘，你先找个位子坐下，到时候我叫你。”说着，又从售票台下，取出一只“S”形铁丝钩，交给大娘：“你把东西挂在窗口上吧，手要抓住扶手，当心待会儿汽车拐弯。”
在44环行路的宣武门站，我目送着这辆公共汽车远去，心情不能平静。那张方便条还握在我的手里，这虽是一张很小的纸条，但通过它，我却看到了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美好心灵……
于是，我在心里喊道：“美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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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愿笛声更嘹亮
我爱读人民日报副刊上的“晨光短笛”。这一曲曲“短笛”，象是一支支清新动听的抒情乐曲，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它又象一幅幅形象鲜明、生动活泼的速写画，画出了人民群众丰富多采的生活画面。
我爱读《爸爸和落花》。它把一个感人的老干部形象描绘出来了。我爱读《夜明珠》。它形象地说明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也爱读《大森林的乐章》、《秋夜》、《晚霞》……。我期待着在“晨光短笛”专栏上能读到更多的作品。
浙江师范学院 田大梓
我爱看人民日报的“晨光短笛”，甚至想用美丽的词汇编成一个花篮献给它。我希望“晨光短笛”的面再宽些，让它成为群芳争艳的美丽图景。在内容上，不仅要歌颂农村，部队，也要歌颂工厂，学校，商店，等等。祝愿今后的曲曲“短笛”更加嘹亮！
安庆市经济委员会 张桂生
《晨光短笛》这一栏，在读者和作者的支持下，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的确也有缺点和不足。例如：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还不够宽，写法上未能避免雷同化现象，都需要进一步改进。我们从许多类似的来信中选登两封，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更多同志的支持和监督。 副刊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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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屠格涅夫散文诗集
锷权
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伟经同志翻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集《爱之路》，是屠氏一本完整的散文诗。它收入了作家的全部散文诗82
首。1915年，我国翻译家刘半农先生曾在《中华小说界》杂志首先向我国读者介绍了屠格涅夫的几篇散文诗。三十年代，著名作家巴金根据31篇屠氏散文诗集的法文本转译成中文出版。
蜚声十九世纪世界文坛的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的作品以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精雕细刻的笔墨为世人称颂。列宁曾把他与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齐名等观，称他为伟大、有力的俄罗斯语言的杰出代表之一。苏联文学奠基人高尔基把屠格涅夫称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认为屠氏的众多著作和散文诗，是他留给俄罗斯文学的一份值得珍视的遗产。虽然散文诗在作品洋洋数百万言的巨著中所占比重颇小，但是，这些脍炙人口，文笔优美，格调清新的散文诗却深刻反映了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沙皇制度日薄西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萌发，孕育着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到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最旺盛、最成熟的时期。散文诗是他写完最后一个长篇《处女地》后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绝大部分写于多病、衰老、侨居法国的晚年。即使他晚年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在痛苦和失望中挣扎的最后日子里，他始终还在向往、追求着光明、进步、爱情和美好的未来。他在题为《大高脚杯》的诗中写道：“……我力求使我的感情焕发起来，变得美好起来……”
在诗人的《鸫鸟》、《唔……唔……》诗中，往往把回忆、记事与抒情融为一体，真实感人地抒发了对永恒的自然界，对新的生命，对生活的赞美、追求、热爱之情。
在屠格涅夫相当一部分散文诗里，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展示了人生的某些哲理。透过它们，可以看到作家对人生怀抱着信心，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乐观的思想闪光，对黑暗和专制满怀愤慨和不平。这些思想强烈地反映在《两个富翁》、《作粗活和不爱作粗活的人》、《上帝的宴会》、《施舍》、《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等佳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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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独具特色的笔记
徐建中
老作家王西彦不仅创作丰富，而且在研究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方面取得了可贵的成就。《书和生活》（花城出版社出版）就是他数十年间阅读和欣赏俄罗斯文学随手写下的部分笔记。这些笔记，大多篇幅短小，文字通俗，所写的也不外“有时是一些感想，有时是一段情节，有时则只是一点启示或一个警句”。对比起来，这和我们通常读到的某些刻板冗长、堆砌概念、动辄洋洋万言的评论文章，似乎显得渺小。然而，只要你捧读下去，就不难发现其中丰富的蕴积：既有对人物性格和情节结构的分析，也有对作品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的阐发，乃至对作家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的探讨。作者还结合本人的生活体验和创作实践，从中直接披露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文学见解，读来格外亲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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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城抒情
郭欣
嘉陵江上江上的雾，淡蓝淡蓝，雾中的江，一闪一闪。汽笛声挂在远远的青山，航标灯还缠着梦儿一片。是谁悄悄爬上桅杆，抹上猩红一点？一个湿漉漉的早晨，轻轻凫出水面……
解放碑前花的山，花的谷，花的海，一条条缤纷喧腾的大街！人们的心都鼓满了帆，从坡脚小巷奔涌而来。橱窗前，欢语象浪涛四溅，柜台旁，笑声象榴花盛开。呵，解放碑在静静矗立，托住高高的蓝天、云彩。
朝天门两条大江挽起臂膀，脉脉情深卷着激浪。雨骤、滩险、风狂，都曾在拚搏中奔突冲撞。那九曲十八湾哟，谁没有泣血的心伤！如今，朝天之门洞开，早霞把座座浪峰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