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喝道、清园之外
赵牧
读了隋喜文同志的《喝道、清园与车让人先》（见7月22日本报）之后，颇有感慨。喝道、清园，可能已经或者即将“销声匿迹”了，但是，那种存心要使领导同志和群众隔离的“规格”、“制度”，直到今天，仍未绝迹，有些人习以为常，不以为怪。
拿开会来作个例子吧。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大会，领导人上主席台，这是无可非议的，奇怪的是上主席台的人一定要另辟警卫森严的休息室，而一般代表和委员，则只能在大厅休息，要进入主席团的休息室，就得经过盘问，经过“上级批准”。当然，领导人主动离开特定的休息室，到大厅去和代表们交谈，听取意见，是可以的。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过周恩来同志在休息大厅和代表、委员乃至久别的旧友握手言欢的情景。
人大、政协开会，有警卫、保密等方面的问题，做得适当，大家也是赞成的。可是，一切会议都按照这种形式办理，那就会引起与会者的不满和反感了。现在，不论开哪一级的会，从部一级起到人民团体，乃至学术性集会，都要设一个主席台，高高在上，同一般出席者的座位，离开四五米之远，主席团的休息室和参加者休息场地也要分开，由于这种已经成了习惯的“规格”，往往一个会开了十几天，外地来京的参加者只能向台上的老朋友、老上级点点头致意，而得不到一次面谈的机会。论资排辈，等级差别，迫使公仆“高高在上”，迫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减少他们接触群众的机会。
这种人为地把领导干部和群众隔离的做法，过去解放区没有，地下党更不可能。它开始于何时，也很难考证，似乎五十年代初期还不严重。记得1960年，笔者正在海南岛海口市，有一天，当地党委为到海南岛来视察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举行文艺晚会。当地领导同志陪同总理进入会场，当恩来同志看到前排摆着一排沙发、茶几上摆满糖果、汽水……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地在后排的观众席坐下，弄得那位书记和陪同人员惶惑不解。这时，恩来同志严肃地说：“听汇报谈工作的时候，我是你们的上级，可是看戏的时候，我和你们一样是一般的观众，坐在这里很好。”最后，安排晚会的人只得把前排的沙发糖果之类统统撤掉。这时，恩来同志才勉强地在第三排就坐。可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在第一、二排入座。我还记得那晚上演出的是海南剧《红叶题诗》，恩来同志看了很高兴。那次，布置会场的人很狼狈，在场的观众却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现在，三中全会，特别是六中全会之后，公仆和人民群众一律平等，公仆要和群众保持经常联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作风，应该进一步恢复了！一切人为地使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隔离的规章制度，应该赶快废止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上梁正了，报刊上不是看不到“标准像”，看不到吹捧个人的文章了么？下梁也会逐步跟着正起来的。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将那些有碍于正梁的种种规章制度迅速改革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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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跑旱船 丁仃
第8版()
专栏：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黄既
每当想起我们的朝鲜战友方禹镛老医生，我就联想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1975年冬我在朝鲜作客的时候，曾向朝鲜保健部门的同志打听方禹镛老医生的消息。他们告诉我，方老医生曾在一个疗养院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因为他住的地方距离平壤还很远，所以我没有机会见到他。当时我不禁心想，方老医生该是八十五岁了。
方禹镛同志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位朝鲜医生。他从1939年担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主任，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才回到他的祖国。我们一起终日相处，大约六年。在医院的工作人员中间，他是最年长的一个，也可以说是老前辈，大家都很尊敬他。他看病认真仔细，在病人面前老是面带笑容，从不怕烦。他说话不多，但爽直亲切。他的性情非常和蔼，年轻的女护士们有时故意称呼他“妈妈”。他不愿意接受组织对他的特殊照顾。中国同志怎样过，他就怎样过。他在自己门前的山坡山上种了一块菜地，工作之余，常常和他的勤劳的夫人一起劳动。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叼着他那一支铜管烟袋，不停地吸烟，那烟丝，也是用他自己栽种的烟叶，自己动手炮制的。每到初冬，他们夫妇俩总要特别忙一阵子，用萝卜、白菜、辣椒加上肉丝，腌制朝鲜泡菜，一腌就是两缸。腌好之后，他也分一些给医院的同志们吃。我初次尝到这个香鲜可口的美味，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和方老医生一起站在病床两旁诊视病人，一起围坐在炭火盆边讨论问题的情景，是常常象美好的梦境一样在我的记忆中出现的。然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给他祝寿。那是1940年，他五十岁。为了给这位朝鲜战友祝寿，大家建议，最好请毛主席写句祝词。报告上去之后，这个愿望果然实现了，毛主席写来了一张条幅，写的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我清楚地记得，当方老医生把这一张条幅接到手的时候，他两眼含着泪水，嘴角挂着笑容，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我们还请江丰同志给方老医生画了一幅像。他画的是“今日扁鹊”——看面孔，是方禹镛，看头发和服装，是扁鹊，身背一个药葫芦，有飘飘若仙之姿。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当时我们都认为，毛主席用这句古语题词，恐怕有两层用意：一层是称赞方老医生的革命骨气；另一层是祝贺他年老体健，或者说，老当益壮。在那时，年到半百，在人们的心目中确实已经是一位老人，如果身体犹健，也确实可以比做岁寒的松柏。然而现在不同了，对于五十岁的人，我们是做为中年来看待的。如果面对一位五十岁的人说他是“老当益壮”，他会感到很不敢当，不如说他是“年富力强”，更为合适。今昔对比，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可喜的变化。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变化，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认为三四十岁的人还很不成熟，难挑重担。
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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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后的答卷
——寄语参加高考的年轻朋友
高瑞明十年学校生涯铺满锦绣，昨日告别考场不知是喜是愁？生活如同浩瀚的海洋，命运的航帆不知驶向哪个港口？往日令人眷恋的松软绣枕，犹如厚厚考卷把心扉轻叩；理想的鲜花，何处把你觅求？也许迎面扑来的是风狂雨骤！同舟共济的同窗好友，今日团聚却不能把贴心话儿讲透；无言的微笑胜于有言，岂能瞒得住哪怕是一丝的忧愁！我凝望老师新添的几绺白发，感激的泪花悄悄浸湿了衣袖；啊，羽毛丰满的雏燕即将飞去，何日再欢聚在母亲的膝头……眼前又现出考场外一列高擎的雨伞，老师啊，您们在淅沥沥雨声中伫候；用平静的微笑把学生交给祖国，滚滚的心潮和考生同一节奏！耳边蓦然响起您那亲切的嘱托：“你可知道一张报考书的分量多深厚？她是你向祖国递交的终身誓言，正是千千万万誓言谱写明日江山更壮秀！”一阵轻风驱散令人窒息的闷热，茫茫海面显现出搏浪飞翔的海鸥！我激动地脱口喊出：“一次成败说明不了每个人的学习成就！”年轻的朋友，抹去你心上的忧愁，理想的鲜花在向我们招手，老师的心血终会结出硕果，让人民最后来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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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诗人丛书》
龙汉山
据说不少出版社对出新诗集的兴趣远不如出惊险小说、武侠小说的大，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许多读者和诗歌爱好者为之不满。因此，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坚持陆续出版印数并不多的《四川诗丛》之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诗刊》社主编的一套《诗人丛书》，就很使人注意并且高兴了。
这套丛书一共十二本，有艾青的《彩色的诗》，白桦的《情思》，李瑛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严辰的《玫瑰与石竹》，邹荻帆的《如果没有花朵》，邵燕祥的《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张志民的《边区的山》，黄永玉的《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梁南的《野百合》，程光锐的《不朽的琴弦》，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蔡其矫的《祈求》。这十二本诗集，都是诗人近年来创作的优秀诗歌，共约四百首。这些诗作，内容丰富，时代感强，形式多样，风格各一。这套丛书，是一次诗歌艺术的百花争妍，是我国近年来诗歌创作的集锦。
特别使人喜爱的，是这套丛书设计讲究，装帧精美，封底有作者小像及简介。在不少文艺出版物中，这些常是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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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多设一些阅览室
袁震
出差在外的人因赶车、办事，常常多少天看不到报纸，有时为了等车，一等就是二、三个小时，时间又白白浪费了。
在南京火车站候车室旁，抬头偶然看见楼上有旅客阅览室，只要凭当天有效车次车票就可阅览。上楼一看，阅览室宽敞整洁、光源明亮，有报纸，有小说，有靠背椅，有书桌，服务项目还有代售信纸、信封、邮票，代售茶叶，代借茶杯等。
在这样一个喧闹地方，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场所，那天虽因候车时间不长，只是翻阅了一下几天的报纸，也感到很高兴。据阅览室同志介绍，南京新站是一九六八年建成的，阅览室也设立好几年了。
我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汽车站、火车站、招待所、旅社，应尽可能办一点旅客阅览室，让旅客挤时间休息一下，趁机阅读一些报纸和杂志。尤其是旅社、招待所，旅客在外面忙了一天，晚上能坐下来看书看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文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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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有感于评画》的有感
邹悠悠
读了关健同志《有感于评画》一文（载《人民日报》7月7日八版），不由得想起了流传于美术界的又一趣事来。
据说被称为世界十大名画家之一程十发的一位学生画的一幅画，在一次展览中竟无人问津，受到冷落，这使程老夫子大为光火，马上索笔，在这幅画上添了“十发合作”四个字，于是，这幅画顿时受到青睐，很快被人高价买去。
这种以名作价，重名不重画（文何尝不是如此）的可悲风气，不仅古已有之，今也有之，外国更有之。据说毕加索的画稿都是被人不惜重金觅求的宝贝，甚至丢入纸篓的只有几根线条的草稿，也可以代替一张面额很大的纸币。艺术的本质在于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作品的本身。名人的作品并不一定都是名作。历史上名人败笔、败作的事并不罕见。“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现在也应该是到了给艺术（作品）以真正价值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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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拾零
卢梭否定拉封丹
方明
十七世纪以来，拉封丹寓言一问世，立即就受到法国文坛的好评。几乎没有一个同代作家，不看重拉封丹寓言的。但到启蒙运动狂飙的时期，启蒙思想家、反封建战士卢梭却偏偏唱了反调，他在著名的《爱弥儿》一书中，几乎完全否定了拉封丹寓言的思想和艺术。
卢梭认为：拉封丹的寓言“既虚妄，又无技巧趣味”，把他的寓言当作儿童的道德教育教材，“那真可奇怪”哩！卢梭认为：寓言中的道德观念，儿童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而寓言的诗的形式，又妨碍了寓言的明确程度。他逐字逐句地分析了《乌鸦和狐狸》的故事，认为儿童不但不可能理解此则寓言的真谛，而且还会去学习狐狸的坏样子。因此，他坚决反对儿童读拉封丹的寓言。
这种对拉封丹寓言的全盘否定，出自一位启蒙运动的著名作家、学者之口，是不免使人惊奇的。当然，这桩公案并不能阻挠学校里讲授拉封丹的寓言。拉封丹的寓言照样在法国一版再版，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称道、传颂，成了法兰西民族的光荣。正象卢梭自己估计的那样：“可能我对寓言的异议倒反提供了保存它们的理由。”
卢梭评拉封丹一事告诉我们：名人和大人物对一部作品判处死刑是着实不容易的。作品存在的价值，关键在于人民群众对它喜爱的程度。法国文坛虽然也会有个别人附和卢梭，但想从学校读本中砍掉拉封丹寓言，已经是办不到了。
第8版()
专栏：
新书（木雕）
刘焕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