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 推动经济的发展
周叔莲 桂世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改进了干部作风，初步改革了经济管理体制，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应该看到，现在我国近一亿职工的积极性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相当一部分单位里，职工出勤率不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况相当普遍；许多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也没有得到发挥。其结果，必然是经营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各种浪费严重，大量设备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
为了把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必须研究影响积极性发挥的各种因素，尤其要求找到那些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制订相应的对策。
从经济上说，当前影响职工积极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有些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不能充分开工，因此有相当一部分职工闲置或者半闲置起来。这种状况不仅使得这些企业的职工无用武之地，而且造成纪律松弛，精神不振，并影响其他单位职工的积极性。
一部分企业任务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国家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样，一些原来为基本建设特别是为重工业基本建设服务的企业，就出现了开工不足的问题。从稳定经济的全局来说，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设法尽快的使那些应当保留的企业能够有新的生产任务，把生产能力充分开动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也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方面，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各地方各部门也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把一部分原来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转为直接生产市场需要的日用消费品；加强重工业对农业、轻工业的服务，为发展农业轻工业提供更多的适用的技术装备和其他生产资料；增加建筑材料特别是农村建筑材料的生产和供应；扩大机电产品的出口，减少国内能够制造的质量合格的机电产品的进口，以增加国内机械工业的生产任务，等等。为了使企业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找到新的生产任务，我们在计划指导下逐步发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上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应当继续实行。
为了解决一部分企业任务不足的问题，看来还要想出一些新的办法，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有计划地加快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我国大多数企业是五十、六十年代建设起来的，许多生产设备已经陈旧落后，需要更新。过去我们长时期忽视原有企业的更新改造，现在正是弥补这种过错的大好时机，在这方面机械工业等部门是大有可为的，要搞活重工业，应当主要从这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老企业不能更新改造，另一方面机械工业有大量生产能力闲置，这种很不合理的现象，表明我国经济管理工作太差，亟待改进。第二，尽可能上一些能源及其相应的运输建设项目。能源、交通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们建设周期又长，如果不及早作准备，势必影响今后经济的顺利发展。现在，我们也有条件适当多搞一些能源建设，例如开发山西等地的煤炭。这样做，还可以给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等部门提出新的任务。第三，对一些现在看得准的、将来需要的大型设备，采取特殊办法，作必要的预安排。现在有生产能力，也有原材料，但是基建投资限制这方面的生产，如果不及时安排，一旦需要，就难以及时满足。在安排时当然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
现在有些产品由于货不对路造成积压，生产愈多，积压愈多。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采取停止生产的办法，而是要使这些企业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同时，国家也要设法创造对这些企业产品的需求，并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使它们的生产能力尽可能得到充分利用。
这里涉及一个资金问题。加快老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需要资金，扩大能源的建设规模也需要资金，在目前财政紧张的状况下，钱从哪里来？我们认为应当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设备更新改造需要的资金，主要应当靠合理运用企业的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和生产发展基金来解决。现在，企业部门和地方的自有资金，数量不少，但是使用分散，不仅效果差，而且往往影响国家计划。如果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联合体，正确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强国家对这些资金使用的计划指导，这方面的资金需要是可以满足的。关于扩大能源和运输建设所需的资金，除了靠调整投资方向，尽可能腾出一部分资金以外，可以通过吸收储蓄、发行国库券等办法，将群众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此外，还可以在对我有利的情况下，合理利用外资。至于大型设备预安排需要的资金，可以考虑通过银行专项贷款来解决。应当说，只要我们改进经济管理，合理调配和使用资金，资金问题也不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
近几年我们优先发展轻工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些同志产生了一些误解，把重工业看成是包袱。这种认识也多少影响了重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过去，我们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过多地为自身服务，这是不对的。但是，纠正这种错误，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重工业的发展。事实上，如果没有重工业的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农业轻工业持久稳定的增长也是不可能的。要把现有的重工业基础，看成是极可宝贵的财富，而决不能有任何轻视，决不应该把它当成包袱。
把广大职工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把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在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下采取多种形式改进和完善生产关系，使劳动者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把劳动热情和创造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把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紧密结合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我们离开生产力状况，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满以为这样可以把生产搞上去，结果事与愿违。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把农民的收入同他们的劳动成果挂起钩来，生产上搞大呼隆，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中全会以来，纠正了这种“左”的政策和做法，肯定和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在研究如何调动工矿企业职工积极性问题时，应该十分重视和认真吸取我国农村这个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取得的宝贵经验。
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企业要认真学习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经验，这是毫无疑义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应不应该学习呢？我们认为也应该学习。当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有所不同，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条件也不一样，如何使经济利益同经济责任制挂起钩来，是会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是，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必须挂钩，则是共同的。现在很多地方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例如实行上缴利润包干、亏损包干、行业包干以及自负盈亏等办法，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关键在于这种“包”的办法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病，把权责利初步结合起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为了调动职工积极性，在企业内部必须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几年，我们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做了很多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应该看到，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支出的奖金不少，但远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这里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平均主义作怪。如何克服平均主义，是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认为，关键也在于如何具体地把企业内部各个环节各个职工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挂起钩来，把劳动报酬和劳动成果挂起钩来。现在，很多企业内部责任制度松弛，有的企业甚至没有明确的责任制，定额、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十分薄弱，工人和干部的考核工作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准确反映和严格监督每个职工的劳动成果和他们应该完成的职责。有些企业虽然基础工作比较健全，也为各类职工规定了岗位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分配中仍然没有很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职工的收入和劳动成果仍然脱节，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搞好企业整顿，加强各项基础工作，同时还要解决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要使每一个职工都认识到，实行不实行按劳分配，关系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能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则是要对劳动的成果进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并且真正按照各人劳动成果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对于积极地诚实地进行劳动的人，是一种物质鼓励，对于好逸恶劳、想靠别人养活的人，则是一种强制，使他们在劳动中养成新的劳动态度和道德品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要的强制是不可少的。
现在，不少企业在贯彻按劳分配方面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它们在建立责任制、考核制和健全定额管理的基础上，因地因时制宜地推行计件工资；实行记分计奖；推广以生产小组或一条龙生产机台为单位的小集体超额计件奖，在小集体内部再把生产指标分配到个人，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等等。这些做法好在根据具体条件，把职工的收入和劳动成果密切结合起来，较好地贯彻了按劳分配。
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决不是名义上大家负责实际上却无人负责，也决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必须有明确的职责，严格的考核，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要对自己完成职责的好坏负责。我们要通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在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的经济关系中，贯彻这个原则，使每个企业和每个职工既有前进的动力，又有前进的压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对思想政治工作有任何忽视。恰恰相反，深入细致的、生动活泼的、强有力的思想工作始终是调动广大职工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调动职工积极性这个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我们只是从经济方面谈了一些既粗浅又不成熟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第5版()
专栏：思想评论
要敢于给自己出难题
张黎洲
报上曾登过一则新闻，报道有个领导机关作出规定：凡下级报批的文件，分别不同情况，限定批复时间；如果逾期不复，下级可以自行其是，出了毛病，概由上级承担责任。这个规定一执行，既促了领导，又带动基层，使上下作风来了个大转变。读了这则新闻，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所反映的那种不是回避问题，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切切实实解决问题的精神状态，非常难能可贵。
这些年来，人们一提起“机关作风”就摇头。“机关作风”，似乎已成了官僚主义的同义语，指的就是普遍盛行的办事拖沓、不负责任、相互扯皮、不讲效率之类的恶习。这当中，最令人头疼的又莫过于公文旅行。一个文件报上去，画圈圈，兜圈子，左研究，右斟酌，只管“照章”行事，毫无时间观念，从登记到传阅、讨论、拟稿、审批、打印、下达，往往非得历经种种周折不可，这还没有包括那些压在抽屉里“待办”的情况。有些公文旅行时间之长，加盖图章之多，创下了惊人的纪录，这怎能不引起广大干部群众以至某些国际友人的非议！如此的“机关作风”，不知道浪费了我们多少宝贵时光，耽误了我们多少重要工作，销蚀了我们多少干部的革命意志。
面对这种状况，大家都承认它是妨碍四化建设的一个大难题。对于这样的大难题，应该怎么办呢？看到弊病，无能为力者有之；望而生畏，回避矛盾者有之；熟视无睹，心安理得者有之……前面说的那个领导机关却不是这样，他们采取的是一种“知难不畏难”的积极态度。一方面，敢于给自己出难题。他们正视当前机关作风不正，给实际工作带来的损失，敢于把它挑出来作为“突破口”，给自己出难题，“将”自己的“军”。另方面，又善于想办法解难题。他们的办法并不复杂，但却有效，那就是发动下级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一齐来“将”自己的“军”。这样，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自觉同下级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结合在一块，就形成一股冲击波和推动力，逼着你非解决问题、转变作风不可。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指示、规定和号召，而是必须立即动手，切切实实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
如果再深入一层想想，这还接触到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党政领导机关要不要有明确的责任制，如何建立和健全这种责任制？这几年，广大农村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业上去了；部分企业开始走经济责任制的路子，工交财贸战线也正在改变。建立责任制的办法，一抓就灵，灵就灵在实行了“权、责、利”的结合。机关和农村、工厂的情况当然很不相同，但是同样需要建立和健全责任制，需要切实解决“权、责、利”结合的问题。现在党政机关恰恰不是这样。从表面上看，任何机关部门都是既对上负责，也对下负责；而实际上，由于职责不明或者有责不负，加以管理不善、考核不严、监督不力，甚至完全没有考核和监督，以致不少单位都出现了对上对下都不负责的状况。对于“权、责、利”，有些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是只要两头，丢掉中间。因为官僚主义作风而贻误工作和损害人民利益的，除了个别触犯刑律者外，谁也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公文旅行所以会成为大难题，往往原因也就在这里。
在某些领导同志看来，下级有责任向上请示，上级有权力对下把关，至于这个关如何把法和迁延多长时日，却是下级无权干预的，把关结果出了问题下级也无权追究上级责任。怪不得干部群众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是“只要权，不要责”。这话听起来很刺耳，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干部的实际情况。某领导机关抓住这个问题作为“突破口”，开始改变了那种领导机关单纯行使权力的“有权无责”的地位，使之同时还要接受下级监督以至于在失职时承担必要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在建立机关责任制方面的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当然，建立机关责任制，涉及上下、左右、内外许多复杂的关系，不是简单地作出一两项规定即可解决的。但是，领导机关工作作风的改革也必须走责任制的路子，这一点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了。
许多单位办事拖沓、不讲效率，有作风问题，有制度问题，归根结底还有个精神状态问题。作风上和制度上的问题，敢于去正视，敢于去解决，没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是不行的。如今我们的面前问题成堆，许多同志不敢动手去解决或者一啃不动就往后退缩，这与其说是难在问题本身，还不如说主要难在缺少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抱着“得过且过，能混即混”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革命工作，那是难以办事成事而只会误事坏事的。因此，对于我们相当一部分同志说来，关键是要敢于给自己出难题，要敢于对自己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将”上一“军”。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重评石达开的是非功过
由四川有关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8月1日至5日在大渡河畔的石棉县举行。这是继南京、苏州和两广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盛会。会议重点讨论了石达开的评价问题。
一、关于石达开的评价
与会者一致指出，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应以1857年6月出走天京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对于石达开前期活动的评价，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石达开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太平天国的军事家、政治家，文武全才，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在对石达开后期活动的评价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是为洪秀全所逼，责任在洪不在石；石达开出走和远征之后，一直把矛头指向清朝封建统治，坚持对清军作战，最后兵败被俘，慷慨就义，有始有终，保持了农民革命英雄的本色。另一种意见认为，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搞分裂活动，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石达开始终打着太平天国旗号，奉太平天国正朔，坚持反清，仍属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最后，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作，受骗被俘，投降乞死，晚节有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在后期走上了分裂主义道路，率部离开老根据地，企图到四川割据一方，从而断送了太平天国革命，最后在大渡河紫打地全军覆没，投降变节，成为农民革命的叛徒。
二、石达开与“诛杨密议”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石达开在“杨韦事变”中的立场是正确的，表现是好的。当他全家被害，自己只身脱险后，仍能以大局为重，率靖难之军驰救天国。后在平定韦氏之乱和总理朝政力挽危局的斗争中都建立了功劳。但在石达开是否参与“诛杨密议”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根据《李秀成自述》，联系石达开事后对杨秀清被杀一事的态度，指出不能完全排除韦石曾密谋杀杨的可能。同时，也主张不应把密议杀杨一事同后来韦昌辉借“密诏杀杨”乘机掀起天京暴乱拉扯在一起；但是也不应因为石达开后来采取了反对韦昌辉的正义立场，就将原来他曾同韦氏有过“诛杨密议”一事加以否定。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参与谋杀东王只有《李秀成自述》中的一条孤证，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材料。而在《石达开自述》等材料中确可以证明石达开事先对杀杨之事一无所知。其实，所谓“诛杨密议”不过是洪秀全事后推卸责任的说法。
三、如何评价石达开出走天京和远征的是非功过
这是本次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和远征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对石达开在这两大事件中的是非功过也应加以区别。在当时形势下，出走天京是石达开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杨韦事变”后，石达开毅然起兵靖难反对韦昌辉，合朝同举石达开主持朝政，迅速扭转了局面。石达开受到普遍的赞扬和拥护。这就招致了洪秀全的猜忌，受到安、福二王的掣肘和排挤，甚至“阴图戕害”石达开。不仅使石达开“提理政务”成为不可能，而且身家性命也受到威胁。因此洪、石交恶，矛盾急剧激化。石达开出走天京，避免同洪秀全兵戎相见，这使太平天国避免了一次危机和内讧。石达开出走天京是积极的办法，舍此一途，别无他路，责任主要应由洪氏兄弟负。石达开的错误，主要在于率部远征，离弃皖赣根据地，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和远征，不仅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是石达开本人的转折点。对此，洪秀全固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由石达开负。特别是在洪秀全削去二洪王爵、用实际行动表示改正错误之后，多次向石达开发出求援呼吁，石达开不仅坐视不救，一兵不发，而且斩杀来使。这就给太平天国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石达开自己走向毁灭。
四、石达开在大渡河是“投降被俘”，“受骗被俘”，还是“投降变节”
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是投降被俘。在被俘前，石达开把“舍命以全军”视为大义所在，并无卖身求荣之心。但由于愿以一死为其部下求降乞生，结果是自入敌人设置的圈套，自己舍了命，三军将士的性命也并没有保全。他虽然死得悲壮，但他的死又蒙上了一层投降的黑纱。对石达开这种舍生取义而又耻辱的错误行动，既不应盲目赞美，也不能指为叛变投敌。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是受骗被俘。石达开是一个有骨气有节操的农民革命将领，为太平天国革命英勇战斗了一生。面对失败，他没有丝毫个人“俎上求生”的侥幸心理，而是想用一己之死，换取部众的生存。他正气凛然地前往清营商讨“善后”，结果为敌所俘。在清朝的法庭和刑场上，他“神色怡然”，视死如归。石达开舍生取义的行为是悲壮的，但又是极端错误的。舍命非但没有“全三军”，反而使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分裂出走，在大渡河紫打地陷入清军重围。在此形势危急关头，他一面命令将士放下武器，一面写信向清四川总督骆秉章乞降。石达开由分裂出走到最后投降变节的这段历史是不容否认的。
（摘自四川《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第5版()
专栏：
党史研究会举行学术讨论会
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8月10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参加这两个会议的有1，300多人，为大会提供的学术论文和材料有230多篇。
在党史学术讨论会上，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为指导，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决议》写得很好，是党史研究的典范。《决议》对党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了科学判断，但它还不能代替党史。在我们党史工作者面前，还有许多课题需要下大力气去研究。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党史研究会会长冯文彬讲了话，谢筱乃、邓力群、廖盖隆、胡华作了报告。谭震林、肖克、李强、曾三等老同志也讲了话。
第5版()
专栏：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将出版
由陈高华、吴泰合著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书，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对宋代以前我国海外贸易发展概况、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盛况、各海外贸易港口的发展沿革、海外贸易对这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及中外人民友好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上海成为海外贸易港，以前日本学者认为是元代的事，作者经过详细考订，确定上海在宋代就已是个有名的贸易港。本书既肯定了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主流，也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艾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