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铮铮硬骨几人同
——回忆欧阳钦同志
张向凌 武长华
寻求真理 走向革命
欧阳钦同志1900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农村。1919年3月，他中学还没有毕业，便作为第一批勤工俭学生去法国。在法国期间，他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他跟工人群众有了接触，并有了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体验。不久，他参加了“工学世界社”，结识了蔡和森、聂荣臻、李维汉、李富春等进步青年，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感到要改造中国社会，“除了马列主义以外，什么都不行”。1924年2月，他由林蔚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了比映古支部的训练干事。同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国内爆发“五卅”运动。中共旅法支部为了声援这一运动，组织在法进步华侨向驻法大使馆示威请愿。欧阳钦同志参与组织并参加了这次活动，结果和许多同志一起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欧阳钦同志受党派遣，去莫斯科学习军事。在莫斯科近郊，他与朱德等同志一起，在共产国际举办的一个军事训练班里学习了一段时间。
在血与火面前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这时，欧阳钦同志从苏联回国，当即由中央派往北伐军进驻浏阳的叶挺独立团见习。在这里，他参加了著名的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的战斗。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欧阳钦同志先任湖北省军委秘书、后任中央军委组织科长。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惨遭杀害，党的组织受到破坏。在此严重关头，欧阳钦同志留在武汉地区，冒着极大危险，夜以继日地寻找失掉联系的同志，帮助他们同组织接上关系，转移已经暴露的同志，输送干部去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并妥善处理被害同志的后事，完成军委的收容工作。
“八七”会议后，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同志来到上海，负责主持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特委工作。欧阳钦同志也随之调来上海，先后在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工作。那时的上海，敌情复杂，特务如麻。欧阳钦同志又按照党的指示，不顾危险，在上海到处帮助寻找失散的同志找到组织，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活动方式作了相应改变。欧阳钦同志的家那时就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办事机关。各方面的同志要看文件，要谈工作，甚至找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要到他家联系。周恩来等同志有时就在他家会见同志，或者由他联系到指定地点会面。1928年6月，欧阳钦等同志又承担起秘密护送“六大”代表由上海经哈尔滨赴莫斯科开会的任务。由于他们的周密布置和认真负责，全体代表都安全到达苏联，保证了“六大”的顺利召开。
1930年，欧阳钦同志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秘书长。7月，苏区中央局派欧阳钦同志带着党的活动经费、密电码和文件，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报告中，他热情地称赞苏区人民的斗争，歌颂了第一、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汇报了毛泽东等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正确意见。不久，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毛泽东同志被排挤，欧阳钦同志也从中央局被调到红军学校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又调任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和红六师政治部主任，并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途中的千辛万苦和日夜操劳，特别是在云南的小镇被敌机炸伤后，欧阳钦同志的健康受到影响，但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指挥战斗和忘我地工作着。无论在血与火面前，还是在疾病与困苦面前，他都表现出高贵的无产阶级坚强战士的品德。
为巩固和壮大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不久，党即派欧阳钦同志担任陕甘工委书记，负责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成立，欧阳钦同志先任省委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后又任省委书记。他为巩固和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欧阳钦同志经常深入到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中间去，同他们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启发他们的觉悟，帮助他们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欧阳钦同志亲自创办和担任《西北》周刊主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指导救亡运动。
1938年2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13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了这些组织中的三名领导人。在此严重事件发生之后，欧阳钦同志代表陕西省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恢复被解散的抗日团体的合法地位。欧阳钦同志及陕西省委领导陕西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汉奸托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西北是汉、回、蒙等民族杂居地区，因此，欧阳钦同志特别注意民族团结问题，一再告诫地下党的同志们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克服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断揭露日寇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团结少数民族，争取抗战的胜利。
欧阳钦等同志来西安以前，陕西党组织基本上被破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各地恢复和建立起了党组织，党的力量不断壮大。这一时期，是陕西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这是与欧阳钦等同志认真贯彻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分不开的。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欧阳钦同志离开西北局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任秘书长。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根据地的创立上。1946年，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设在林西。那年冬天特别冷，气温经常在零下四十度，而屋里只烧些干牛粪取暖。那时，欧阳钦同志身上只有一件从延安带来的皮袄，他就靠了这件破皮袄，来抵御塞外的风寒。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他为帮助千千万万劳苦农民从封建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更加忘我地工作着。那时热东一带土匪较多，需要一边土改，一边剿匪。经常白天打仗、侦察匪情，晚上还要开会、找人谈话、写报告，一忙就是一个通宵。当时分局所有同志中，欧阳钦同志身体比较瘦弱。可是他很少顾及自己，仍然坚持起早贪晚地工作。在土改阶段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总是同老百姓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1948年欧阳钦同志调任旅大市委书记以后，分析了旅大市当时所处的特殊情况，和市委同志们一起，制定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方针。那时解放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旅大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克服种种困难，建立军工生产事业，大力地支援了华东战场上解放济南和淮海战役的进行。1959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和黑龙江粮食都很困难，他提出“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的思想，得到省委的一致赞同。他说：“中央调粮给粮，留下困难自己解决。”欧阳钦同志这种为全国分担困难的精神，得到周总理的多次赞扬。
欧阳钦同志党性坚强，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他在任何地方工作，总是爱护干部，全力维护党的团结，但在缺点错误面前，他也从不沉默。他批评人很尖锐，有时很严厉，但是只要你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就照样信任。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欧阳钦同志的批评是其势汹汹，其心融融”。平时，他关怀爱护干部，在党内斗争的严重关头，他尤其注意保护干部。他有这样一个基本信念：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犯错误干部的大多数经过批评是可以改正的。他一贯主张“算零帐，不算总帐”，发现干部有了毛病就及时批评，而不是等来了什么运动一块儿算。他说：“今年一个百分之五，明年一个百分之五，加起来就不是百分之五了。”因此，在历次运动中他总是力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立足于教育，少伤害同志。1952年“五反”时，有人便说旅大“山高，林密，虎多”，并要把当时的旅大商业局长打成“大老虎”。欧阳钦同志顶了这股风，他说：“他是老红军，经过长征，十个人才剩下一个啊！怎么能随便乱打”。保护了这个同志没有遭受打击。十年内乱期间，他身患重病，又连续受到无数恶意攻击和肉体折磨，但是，当让他写黑龙江某个人的所谓“错误”证明材料时，他总是说：“我是第一书记，有错误我负责，他们是执行者，不要找他们。”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欧阳钦同志关心干部胜过自己的亲属。1930年当他调往中央苏区时，他已有两个三岁以下的孩子（一男一女），在那样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只好寄养在亲友家。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本可派人把孩子找回来，但他那时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待全国解放后派人去找，已无法找到了。以后当他看到《达吉和她的父亲》等一类电影时，往往触景生情掉下泪来，不等电影终场就离去，但这一段内心的隐痛却从不肯告人。
建设繁荣、幸福、美丽的黑龙江
1954年8月，原黑龙江省、松江省合并成立了新的黑龙江省。省委第一书记由欧阳钦同志担任。解放前的黑龙江，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素有“北大荒”之称。解放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加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这里的落后面貌已有所改变，但要摘掉“北大荒”这顶帽子，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欧阳钦同志一踏上这块土地，就立下了“建设繁荣、幸福、美丽的黑龙江”的志愿，并与全省人民一起，为实现这一志愿躬身奋斗了十二个春秋。到黑龙江后，他首先和同志们一起，认真研究了黑龙江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措施，指出：黑龙江的特点是新兴的工业地区和重要的农业、林业地区。黑龙江的一切工作，都应从这个特点出发。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指出：“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谁不抓紧这一条，谁就会失掉一切，谁对这一点动摇，谁也就会失掉一切”。
随着黑龙江省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欧阳钦同志指出要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与副业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并指出农业、轻工业和副业是三条短腿。他代表省委提出了“保证重点，补长短腿”的方针。由于这个方针的实施，黑龙江省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有所改善。
1956年，党中央决定大规模开发北大荒，把这里建设成为一个商品粮基地。1958年，王震同志率十万转业官兵开进了一望无际的荒原。欧阳钦同志对垦荒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高兴地说：“‘北大荒’要变‘北大仓’了，让千年沉睡土地翻身的人应该立碑。”经过农垦战士和全省人民的长期努力，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北大荒”真的变成了“北大仓”！
五十年代末，中央决定在黑龙江省开发油田。为了确保油田开发高速度、高质量地进行，欧阳钦和省委同志一致决定“全力以赴，全力支援”。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各种物资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节衣缩食，把油田急需的粮食、蔬菜、帐篷、汽车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油田，动员了大批医务人员和筑路、机修、电力工人到油区支援。在建国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第一口油井出油了。欧阳钦同志亲临祝贺。那时油田还没有正式命名。欧阳钦同志在省委会上说：“我们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大庆的时候开辟了这么个大油田，是大喜事，就叫它‘大庆’吧！”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从此大庆这个名字传遍了全国，传遍了全世界。
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
“文化大革命”浊浪掀起时，欧阳钦同志正在养病。他斥责一些人胡闹，“把老革命家都打倒不是要孤立毛主席吗？”不久他病重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转到北京住院。1969年，林彪下达了那个“一号通令”，欧阳钦同志被迫离开北京，回到黑龙江并被软禁起来。各种各样的折磨使他病情加重了，经医护人员一再要求，才被允许就地住院治疗，以后又转到北京治疗。但是住院也不得安宁，“专案组”时时缠着他。但是，他们虽然可以在肉体上折磨欧阳钦同志，可在原则问题上，却无法使这位病弱的老人屈服。他们逼他承认是“走资派”，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哪一条证明我是走资派？把别的书记打成走资派我也不同意。黑龙江的工作是黑龙江的干部和人民干的，黑龙江省委是好的，我如果说黑龙江资本主义复辟了，是给黑龙江的历史抹黑，那就对不起广大干部和人民！”整整十年，欧阳钦同志一直坚持进行着斗争，始终没有屈服。
“十大”就要召开了，好心的同志们为他着急。为了欧阳钦同志能不受折磨，早日“解放”并得到工作，苦苦地劝说他：“你就认了吧！”但是，坏人的威逼不能使他骨软，好心的劝告也不能使他心动。他说：“我不是为了做官，我是来革命的！”
是的，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然而不正因为如此他才横遭迫害吗？那些伤天害理的家伙百般陷害欧阳钦同志还嫌不够，竟然对他唯一的儿子下毒手。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他的儿子欧阳湘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同“四人帮”一伙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法西斯酷刑面前，他威武不屈，为真理和正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儿子的牺牲，在他久经磨难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是，这位可敬的老人挺住了，终于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覆亡。熟悉欧阳钦同志的人都知道，他是不轻易动感情的。但是，当“四人帮”垮台的喜讯传来时，他无法自制了：双手剧烈地颤抖，露出笑意的脸上老泪纵横。在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上，他被选为人大常委和政协副主席。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锻炼和考验了欧阳钦同志。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在逆境之中，都没有丝毫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一生追求真理，并为真理而斗争了一生。他无限忠于党，并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他无限热爱祖国和人民，并为祖国和人民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事情。在祖国的大地上，从南到北都有他战斗的足迹。笔者走访过的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的人民，以及同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都深深怀念着这个忠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的一位老战友在他逝世后含悲赋诗：哀君难抑泪沾胸，踵接征尘西复东。荦荦大端侪辈少，铮铮硬骨几人同。
延河宝塔知甘苦，黑水白山历雪风。
一声惊雷除四害，忠魂应慰九州红。
这首诗应是欧阳钦同志光辉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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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光辉照闽西
闽西（今福建省龙岩地区），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爆出革命的火花。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处于初创阶段的闽西革命势力遭到严重的挫折。1929年3月，“朱毛红军”跃过汀江，直插闽西，一举歼灭“镇山虎”郭凤鸣部三千余人，郭匪被击毙。首战告捷，震动福建。再度入闽，又重创另两只“镇山虎”陈国辉、张贞。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拼凑“三省会剿”，又扑了个空。
红四军入闽，全闽西革命工农群众，尤其是（暴动）失败后的群众闻此捷报，更加勇气百倍。因此各处斗争便越发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至同年11月底，闽西红色区域已扩展到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六县，方圆几百里，梭镖林立，80万农民奋起冲决几千年的封建罗网，他们欢唱：“打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共产万年打天下，反动势力不久长！”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这片红色区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毛泽东同志在苏家坡——闽西特委驻地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亲自指导闽西特委干部编写教材，为大家讲课。还在苏家坡的“鸿玉堂”，开办三省干部训练班，培养政治、军事和农运骨干。
闽西第一次党代大会开幕时，前敌委员会派出毛泽东、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等同志到会指导。毛主席在会上讲话，强调在斗争中“发展党”。当时闽西六县的党员不上三千，组织比较涣散。大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研究，明确了党的路线、方针和任务，并就加强党的建设采取十点措施。大会还就闽西的土地、政治、武装群众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入侵与工农业破产等专题做出决议。全体代表讨论了毛主席提出的巩固根据地的三条基本方针：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坚决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给闽西乃至整个福建的革命以巨大的推动。第二年三月，闽西革命政府宣布成立，党员人数成倍地增长。革命进入“全盛时期”。
闽西，一个红色堡垒筑起来了，它成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红军主力长征以后，它顶住了国民党八个师的“进剿”，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的红军游击队组成新四军二支队北上，仅留下了党的组织和少量的武装骨干，尽管日寇盘踞厦门，却不敢窥视我“龙门”，不敢向闽西深山密林伸一伸魔爪。
正如当年闽西特委的主要负责人邓子恢、张鼎丞同志后来回忆说的：“在这里，革命的火焰从未熄灭，党的红旗始终不倒；在这里，有存在着二十余年的党的省、地、县领导机关，和1928年武装暴动时就建立起来的党支部；在这里有十余万人口的地区一直保存着土地革命的果实”。党领导人民曾经在这里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首极其壮丽的诗篇！
1929年的一个秋天，毛主席同邓子恢同志在苏家坡散步时，问道：“你说说，一个领导人的责任是什么？”邓子恢一时答不上来，毛主席对他说：照我看，领导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当群众的传达员，及时调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党委去研究，再把党委的方针带到群众中去实行。
1932年夏，周恩来同志到长汀县所属区乡动员民工支前时，就在长桥夹乡亲自做社会调查。1930年至1933年，毛主席三下才溪，写成《才溪乡调查》向全苏区推荐了这个模范乡。在此期间，他到过汀州市。他问市苏维埃主席：“群众有没有盐吃？”“群众得病有没有药吃？”“小孩读书有课本吗？”这位市主席，三问三不知。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群众有困难，你们不关心，不解决，你当市主席的过得去吗？这种官僚作风要改。毛主席拿汀州市同才溪乡、长冈乡、兴国县作对比，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号召大家“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闽西的老同志记得最真切的是闽西第一次党代大会的一幕。那个大会原定是7月11日召开。毛泽东同志发现会议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建议推迟会期，要求代表们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摸清底细。这样会期推迟了一个星期，却开得很有内容，富有成果。这件事给闽西同志触动很大，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连开会的权利也是没有的。
在闽西上杭县境内召开的“古田会议”之前，毛泽东同志和朱德、陈毅同志一起，领导红四军在新泉整训（闽西地区一些同志也参加）召开了有各纵队、支队指挥员、政工人员和士兵、农民参加的几十个座谈会、调查会。毛泽东同志亲自提问题，记笔记，弄清问题的实质，寻求解决的途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会议只开了三天就胜利结束。这次大会通过的著名的“古田决议”，是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正如叶剑英同志说的：“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
毛主席调查研究工作做得过细。他在汀州疗养时，召开了一些调查会，写成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初稿。他用毛笔抄在汀州产的毛边纸上，贴在一间小厅的墙壁上，请来群众、干部发议论，提意见，然后再作修改、定稿。
在调查研究中，他对来自地方同志的经验倍加珍惜。当邓子恢同志汇报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提出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来的基础上“抽多补少”还应加一条“抽肥补瘦”。毛主席听到这里，连声说好，是一个新创造。建议写入《富农问题》的决议案中去，并且向中央苏区做了介绍。
毛主席在闽西调查写成的《才溪乡调查》等著作，至今仍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教材。他亲自倡导的深入实际当群众“小学生”的作风，今后永远是我们党的一个传家宝！红军北上以后，闽西特委翻印的毛主席写的《调查工作》，几经兵燹，由上杭县烈属赖茂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珍藏在屋顶天花板里，1957年献了出来。毛主席看了后非常高兴，稍作修改，重新出版，这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
调查研究，如同布帛菽粟不可须臾离开，这个“传家宝”要永远传下去，传下去！
黄际昌 张帷 李来鉴 蒋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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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勇的共产党人——李白
王谨
凡是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观众，都深深被党的优秀儿子李侠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前些日子，我随着参观的人流，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意外地瞻仰了李侠的真实形象——李白的照片和遗物。
陈列室的同志告诉我：《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侠，就是李白的影子，影片所描写的故事，是李白同志革命活动的真实再现。李白出生在湖南浏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中央苏区学无线电报务。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无线电台台长、政委等职。1937年“八·一三”后，被党派往上海，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长期坚持地下电台工作。他先后化名李侠、李静安，开始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后又打进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救济总署的渔业管理所任职。他利用这些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地下工作，保持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延安的电讯联系，及时用电台向党中央传递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他曾于1942年、1945年和1948年三次被捕。最后的一次被捕是1948年12月29日深夜。当时，李白正在秘密的斗室里向延安发完一份重要情报，这是有关国民党的一份绝密的江防计划，对我军解放上海关系重大。突然，国民党特务闯了进来，李白同志陷入了魔掌。在狱中，李白同志备受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蒋介石亲批：“坚不透实，处以极刑”。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李白惨遭国民党秘密杀害，时年39岁。
就是这样一位被蒋介石亲批“处以极刑”致死的优秀共产党人，在十年动乱期间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说成是假烈士真叛徒，连烈士的墓碑也被捣毁，遭到了“鞭尸”的命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不准放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被颠倒的历史才重新颠倒了过来，党中央为李白恢复了名誉，李白烈士的冤案才大白于天下。